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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湮灭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以明中都的兴废为切入点，思考和讨论了皇权主义存在的问题。朱元璋靠专制皇权打造出一个堂皇的帝都，又因独裁导致了它的湮灭。“打江山—坐江山—传江山”是中国古代帝王政治的传统，支撑这种传统是家天下的逻辑，但显然不具有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正当性和正义性。从世界范围看，在欧洲已进入文艺复兴，正试图走出中世纪的14世纪，朱元璋却在东方建立一个把皇权主义的糟粕发挥到极致的专制帝国，除了走向王朝政治的死胡同外，别无其他出路。中都的崛起与湮没，实为大明王朝兴亡的预演，体现了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理论的悖论。
[关键词]《湮没的帝都》;皇权的逻辑;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1-0094-03
[作者简介]杨宏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是当代文史学者潘大明先生近期面世的一本大著。出版之后，潘先生笑言：“这是大明说大明！”的确，明中都的崛起与湮没，实为大明王朝兴亡的预演。这是该书思考、讨论的一个重点。
一、皇权的逻辑与中都的兴建
明朝的都城不止一个，与上都北京和下都南京相比，坐落在凤阳的明中都，知晓的人寥寥无几。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王朝，次年决定在自己的家乡凤阳这个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方营建中都。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当了皇帝，想振兴家乡。在家乡营建帝都，既能答谢当年照拂自己的亲戚、邻里，又可以借机衣锦还乡，一举两得。潘大明先生认为这一想法之错在于以今人的思维去揣度古人的心理，以庶人的见识去理解帝王的思想，“乡情与虚荣能左右朱元璋的抉择吗？若止于此，显然低估了这位帝王的智商。”[1]（P53）朱元璋虽然读书不多，但应该晓得“沐猴而冠”这个成语当初是对项羽富贵还乡的讥讽。退一步说，即使朱元璋真不知道这个故事，他的幕僚也不是酒囊饭袋，难道没有一个懂得的吗？因而中都的兴建不是出于虚荣心，其背后必然有皇权的逻辑作支撑。
皇权的逻辑首先是君权神授的迷信。君权神授在古代中国是获得大众普遍认同的政治信仰。从夏朝开始，没有哪一朝的开国故事不带着神迹的传奇，诸如“玄鸟生商”、“凤鸣岐山”、“赤帝子斩白蛇”等。这些传奇经过一代代的添加敷衍，更加丰满，让人深信不疑。朱元璋曾是一个食不果腹、四处云游乞讨的和尚，他在掷珓占卜得上上签后参加了红巾军，经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居然成了一代开国君主！从社会底层到王朝制高点，梦幻般的人生转折使他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被神选中的真命天子。于是“其先帝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其母“梦神馈药如丸，烨烨有光”等故事就浮现出来了。这些故事大多是他人为了讨好朱元璋而编，但正合帝王心思，无论朱元璋内心是否真信，他的皇权需要这些传奇来获取和提升正当性。
皇权的逻辑还包含了万世永传的迷梦。以天下为家业，这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重要特征。几乎每一个开国的君主，都想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让自己依靠无数人的头颅和鲜血夺得的江山能传至子孙万代。朱元璋也不例外。这个识字不多的和尚称帝以后，经常思考的就是如何巩固政权，让朱家的子孙永葆这份家业。中都的兴建，就是朱元璋这一思想的产物。
迷信迷信，越迷越信，越信越迷。朱元璋在南京登基，但南京并不是他理想的国都。除了因为南京地势上“无险可守”，且“偏于东南，与中原地区相距遥远”外，更让他焦虑不安的是，从前定都南京的六七个朝代“国运都不长久”，“与他试图实现的万世朱氏江山相悖”。所以，他把目光投向了龙兴之地凤阳。凤阳有山“势如凤凰，斯飞鸣而朝阳”，在地理上“前江后淮，以险可守，以水可漕”，具备“背山面水，居中天下，便于控制国家的自然条件”。[1]（P52-53）为了朱姓江山永固永昌，朱元璋决意在此建造中都。
二、皇权的煊赫与中都的堂皇
皇权是一种高度的集权，具有无限无上的特征。君主“尊无上矣”（《荀子·正论》），独占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六合之内的一切都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可以由他随意处置。尽管凤阳并不具备作为都城的经济能力，但这难不倒朱元璋，他可以用至尊的皇权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洪武三年，明中都的营造工作正式开始。来自全国的工匠、民夫、移民、罪犯、士兵云集凤阳，一时间此地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热闹异常。为了营建中都，明朝政府在凤阳周围构建窑场，烧制城砖、瓦当，并从全国各地征调各种石料、建材。凤阳周围缺少珍贵的楠木，就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调运。“由于运输营建的木料十分巨大，所以陆运时要装在特制的三十二轮大车上，二百人才能拉得动。”大木太重，木轮易碎，不得不在木轮上“兜一个铁圈”，但带铁圈的木轮在石路上滚动时，又因摩擦“火星直冒”，走不了多远就得更换铁圈。结果“一辆拉大木的车，除用两百人拉拽外，还要有两百人肩扛铁圈跟着走，不时停下来换圈修车，一天才能走十里地。”[1]（P121）据当代学者的计算，为了营建中都，大明王朝每年动用的劳动力在100至150万人之间。[2]（P168）
举全国之力，六年后，一座气势宏伟的都城在凤阳拔地而起。据《明史》记载，中都的外城，有九门，“周五十里四百四十三步（29.51千米）”。城内有“街二十四条，坊一百零四条”，以及“三市、四营、二关厢、十八水关”。从残存的遗址可以看出，当时营建的中都皇城，周长3.6千米，占地85万平方米，比北京的故宫大出1.2万平方米。中都皇城的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宣武门的基部须弥座上，都有大量精美的浮雕，而“南京和北京的故宫午门基部须弥座上，仅嵌有少量花饰”。一些现代学者、专家通过对遗址的考察，得出结论说：凤阳的明中都堪称“东方巴比伦”，是在“总结两千多年来我国都城建筑经验之大成”的基础上，“悉心营建的一座最為豪华侈丽的都城”。[3]（P111）这些看得见的事实无疑证明了煊赫的皇权无所不能、无往不利。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借助自己的想象描绘出了阿房宫昔日的辉煌，道出了秦王的骄奢淫逸。今天，从田野中捡一块记载当年历史的瓦当碎片，踏着明中都的断壁残垣，站到残存的皇城建筑上，登高远眺，不难想象当年中都的恢弘气势。“虎踞龙盘圣祖乡，金城玉垒动秋芳。芙蓉池苑风光转，榆柳宫墙露气凉。仙掌承来云汉润，玉沟流出广寒香。镐京北望三千里，天地皇明社稷长。”明景泰年间凤阳府临淮儒学训导沈镠虽无杜牧的才情，但从他游中都后留下的这首赞诗中，我们仍能感受到朱元璋这一大手笔的堂皇与侈丽。
三、皇权的悖论与中都的湮没
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理论包含了不少显而易见的悖论。
一是作民父母与家天下的矛盾。中国历代帝王都认同“王者以天下为家”[4]（P36）的理念，皇帝是君父，是民之父母。但是皇位，除了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子孙可以继承外，皇帝民间的“子民们”是不能奢望的。一旦动了念头，或者让人觉得你有窥视宝座的可能和野心，那么等待你的就是杀身灭门之祸。
二是对臣民“忠”的要求与“顺”的规范之间的矛盾。《说文解字》对“臣”字的解释是“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在君为臣纲、君尊臣卑的政治文化中，恭顺、服从是臣民基本规范。与此同时，中国政治文化又要求臣子“忠”。这个“忠”不是对君主个人尽忠，而是要为王朝的千秋大业着想，能“直言极谏”以矫君之过。“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管子·形势解》）。为了江山社稷，忠臣不能屈从君主的权威，要勇于做“诤臣”、“拂臣”。“忠”与“顺”的矛盾之下，敢于直言进谏的臣下到底属于乱臣贼子还是忠良诤臣，全在皇帝一念之间。
这两个明显的悖论，正是崛起的中都走向湮灭的原因。
从第一点看，朱元璋需要人帮他打江山，却不愿跟他人共享江山。中都兴建之初，明王朝的战事尚未结束，朱元璋想的是“笼络同为故乡人的淮西功臣，滞留公侯在身边，便于监视和管理，以图政权的长久稳固”。几年之后，坐稳了江山的朱元璋不仅“不需要过分依赖淮西集团”，而且此时李善长、徐达等人已经变得“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如果再以凤阳为首都，“长期处于弱势的江南文人集团举家北迁，与具有地域优势的淮西集团朝夕相处，必然加深固有的矛盾”。[1]（P140）为了平衡不同的政治势力，维护朱明王朝的政治稳定，即将大功告成的中都被紧急叫停。沾满黎民血泪的中都，其兴废浮沉都是出于帝王永传江山的考量，丝毫不涉及百姓的苦乐。
从第二点看，朱元璋是个极端的皇权主义者。他识字不多，又刚愎自用，把君主应乾纲独断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计划修建中都时，深谙风水的刘基以“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进行劝谏，不少大臣也认为凤阳“地势平旷，无险可守”，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但朱元璋大手一挥，决意兴建中都。作为臣子，刘基等人也只能抱着“谏而不争”的态度，以免获罪。
朱元璋最终醒悟过来，凤阳虽是龙兴之地，但不宜为都。“没有高山屏障的凤阳，地形具有军事上的不利因素，而且交通不便，资源贫乏，要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控制全国，存在诸多不利因素。”[1]（P137）1375年，就在快要竣工之际，朱元璋出人意料地罢建明中都。此后，城里的部分建筑变成了看管皇族罪犯的豪华监狱，相当于后来清朝的宗人府。
为什么大明王朝花六年时间、动用全国人力物力营建的中都，最终成了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合理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兴建之前没有通过可行性论证，叫停之后也没有研讨过如何统筹整改、开发利用。独裁，造就了堂皇的中都，又湮灭了帝都，是造成凤阳历史上这一幕荒诞剧的总根源。
大明王朝有合法性吗？这是书中多次讨论的问题。合法性是一个现代术语，是对英文Legitimacy的翻译，是正当性和正义性的意思。严格来讲，用一个现代术语去讨论古代王朝政权并不合适。潘先生深谙这一点，所以在和相关学者讨论时，多次认为应该用合理性而不是合法性来讨论朱明政权。大明王朝有合理性吗？有一点，但不多，这一点就是中国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传江山的逻辑。黄宗羲在《原君》中曾深刻地揭示过这一逻辑背后的血腥、惨酷与荒谬。“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5]（P2）因此，任何专制皇权都不具有合法性。朱元璋曾迎小明王韩林儿之驾，奉其“龙凤”正朔，后来派人杀之，不可谓忠;罗织罪名、滥杀功臣，制造胡惟庸、蓝玉等案，致使开国元勋大多死于非命，不可谓义;大兴文字狱，导致读书人唯唯诺诺，奴性十足，不可谓智;为了一家之私，劳民伤财，修建中都，不可谓仁……凡此种种，不仅不符合以正义与正当为核心的合法性，而且有悖于儒家的仁爱思想。一定要说符合什么理的话，那就是君主一人独尊、决事独裁之理。
朱元璋靠专制皇权打造出一个明中都，又因独裁导致了它的湮灭。同样，他把秦汉以来皇权主义的糟粕发挥到极致，造成了一个所谓“治隆唐宋”的专制帝国，但这个帝国除了走向王朝政治的死胡同外，别无其他出路。从世界范围看，朱明王朝建立之时正是欧洲进入文艺复兴，逐步走出中世纪的时代。明不明、清不清，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除了把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推向了巅峰，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停滞与淤塞外，无可圈点。
《湮灭的帝都》出版之际，适逢电视剧《大秦赋》热播。虽然该剧的立场、观点受到部分学者的猛烈抨击，但追捧者仍如过江之鲫，这说明皇权文化并没有随着共和政治的建立在中华大地消逝。潘大明先生此书通过闲适的语言、睿智的对话、深刻的思考，道出了皇权主义的局限与问题。希望随着该书的出版、传播，警醒越来越多的人，让中华民族能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大道上走得更顺畅一些。
[参 考 文 献]
[1]潘大明.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M].上海：中西书局，2020.
[2]夏玉润.朱元璋与凤阳[M]. 合肥：黄山书社.2003.
[3]孙祥宽.明中都述略[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淮风物[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4]何休解诂;徐彥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 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黄宗羲.原君[A]. 王榮初，蔡一平选注.清代散文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薄 刚]
[关键词]《湮没的帝都》;皇权的逻辑;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1-0094-03
[作者简介]杨宏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是当代文史学者潘大明先生近期面世的一本大著。出版之后，潘先生笑言：“这是大明说大明！”的确，明中都的崛起与湮没，实为大明王朝兴亡的预演。这是该书思考、讨论的一个重点。
一、皇权的逻辑与中都的兴建
明朝的都城不止一个，与上都北京和下都南京相比，坐落在凤阳的明中都，知晓的人寥寥无几。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王朝，次年决定在自己的家乡凤阳这个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方营建中都。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当了皇帝，想振兴家乡。在家乡营建帝都，既能答谢当年照拂自己的亲戚、邻里，又可以借机衣锦还乡，一举两得。潘大明先生认为这一想法之错在于以今人的思维去揣度古人的心理，以庶人的见识去理解帝王的思想，“乡情与虚荣能左右朱元璋的抉择吗？若止于此，显然低估了这位帝王的智商。”[1]（P53）朱元璋虽然读书不多，但应该晓得“沐猴而冠”这个成语当初是对项羽富贵还乡的讥讽。退一步说，即使朱元璋真不知道这个故事，他的幕僚也不是酒囊饭袋，难道没有一个懂得的吗？因而中都的兴建不是出于虚荣心，其背后必然有皇权的逻辑作支撑。
皇权的逻辑首先是君权神授的迷信。君权神授在古代中国是获得大众普遍认同的政治信仰。从夏朝开始，没有哪一朝的开国故事不带着神迹的传奇，诸如“玄鸟生商”、“凤鸣岐山”、“赤帝子斩白蛇”等。这些传奇经过一代代的添加敷衍，更加丰满，让人深信不疑。朱元璋曾是一个食不果腹、四处云游乞讨的和尚，他在掷珓占卜得上上签后参加了红巾军，经过十多年的摸爬滚打，居然成了一代开国君主！从社会底层到王朝制高点，梦幻般的人生转折使他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被神选中的真命天子。于是“其先帝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其母“梦神馈药如丸，烨烨有光”等故事就浮现出来了。这些故事大多是他人为了讨好朱元璋而编，但正合帝王心思，无论朱元璋内心是否真信，他的皇权需要这些传奇来获取和提升正当性。
皇权的逻辑还包含了万世永传的迷梦。以天下为家业，这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重要特征。几乎每一个开国的君主，都想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让自己依靠无数人的头颅和鲜血夺得的江山能传至子孙万代。朱元璋也不例外。这个识字不多的和尚称帝以后，经常思考的就是如何巩固政权，让朱家的子孙永葆这份家业。中都的兴建，就是朱元璋这一思想的产物。
迷信迷信，越迷越信，越信越迷。朱元璋在南京登基，但南京并不是他理想的国都。除了因为南京地势上“无险可守”，且“偏于东南，与中原地区相距遥远”外，更让他焦虑不安的是，从前定都南京的六七个朝代“国运都不长久”，“与他试图实现的万世朱氏江山相悖”。所以，他把目光投向了龙兴之地凤阳。凤阳有山“势如凤凰，斯飞鸣而朝阳”，在地理上“前江后淮，以险可守，以水可漕”，具备“背山面水，居中天下，便于控制国家的自然条件”。[1]（P52-53）为了朱姓江山永固永昌，朱元璋决意在此建造中都。
二、皇权的煊赫与中都的堂皇
皇权是一种高度的集权，具有无限无上的特征。君主“尊无上矣”（《荀子·正论》），独占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六合之内的一切都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可以由他随意处置。尽管凤阳并不具备作为都城的经济能力，但这难不倒朱元璋，他可以用至尊的皇权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洪武三年，明中都的营造工作正式开始。来自全国的工匠、民夫、移民、罪犯、士兵云集凤阳，一时间此地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热闹异常。为了营建中都，明朝政府在凤阳周围构建窑场，烧制城砖、瓦当，并从全国各地征调各种石料、建材。凤阳周围缺少珍贵的楠木，就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调运。“由于运输营建的木料十分巨大，所以陆运时要装在特制的三十二轮大车上，二百人才能拉得动。”大木太重，木轮易碎，不得不在木轮上“兜一个铁圈”，但带铁圈的木轮在石路上滚动时，又因摩擦“火星直冒”，走不了多远就得更换铁圈。结果“一辆拉大木的车，除用两百人拉拽外，还要有两百人肩扛铁圈跟着走，不时停下来换圈修车，一天才能走十里地。”[1]（P121）据当代学者的计算，为了营建中都，大明王朝每年动用的劳动力在100至150万人之间。[2]（P168）
举全国之力，六年后，一座气势宏伟的都城在凤阳拔地而起。据《明史》记载，中都的外城，有九门，“周五十里四百四十三步（29.51千米）”。城内有“街二十四条，坊一百零四条”，以及“三市、四营、二关厢、十八水关”。从残存的遗址可以看出，当时营建的中都皇城，周长3.6千米，占地85万平方米，比北京的故宫大出1.2万平方米。中都皇城的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宣武门的基部须弥座上，都有大量精美的浮雕，而“南京和北京的故宫午门基部须弥座上，仅嵌有少量花饰”。一些现代学者、专家通过对遗址的考察，得出结论说：凤阳的明中都堪称“东方巴比伦”，是在“总结两千多年来我国都城建筑经验之大成”的基础上，“悉心营建的一座最為豪华侈丽的都城”。[3]（P111）这些看得见的事实无疑证明了煊赫的皇权无所不能、无往不利。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借助自己的想象描绘出了阿房宫昔日的辉煌，道出了秦王的骄奢淫逸。今天，从田野中捡一块记载当年历史的瓦当碎片，踏着明中都的断壁残垣，站到残存的皇城建筑上，登高远眺，不难想象当年中都的恢弘气势。“虎踞龙盘圣祖乡，金城玉垒动秋芳。芙蓉池苑风光转，榆柳宫墙露气凉。仙掌承来云汉润，玉沟流出广寒香。镐京北望三千里，天地皇明社稷长。”明景泰年间凤阳府临淮儒学训导沈镠虽无杜牧的才情，但从他游中都后留下的这首赞诗中，我们仍能感受到朱元璋这一大手笔的堂皇与侈丽。
三、皇权的悖论与中都的湮没
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理论包含了不少显而易见的悖论。
一是作民父母与家天下的矛盾。中国历代帝王都认同“王者以天下为家”[4]（P36）的理念，皇帝是君父，是民之父母。但是皇位，除了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子孙可以继承外，皇帝民间的“子民们”是不能奢望的。一旦动了念头，或者让人觉得你有窥视宝座的可能和野心，那么等待你的就是杀身灭门之祸。
二是对臣民“忠”的要求与“顺”的规范之间的矛盾。《说文解字》对“臣”字的解释是“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在君为臣纲、君尊臣卑的政治文化中，恭顺、服从是臣民基本规范。与此同时，中国政治文化又要求臣子“忠”。这个“忠”不是对君主个人尽忠，而是要为王朝的千秋大业着想，能“直言极谏”以矫君之过。“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管子·形势解》）。为了江山社稷，忠臣不能屈从君主的权威，要勇于做“诤臣”、“拂臣”。“忠”与“顺”的矛盾之下，敢于直言进谏的臣下到底属于乱臣贼子还是忠良诤臣，全在皇帝一念之间。
这两个明显的悖论，正是崛起的中都走向湮灭的原因。
从第一点看，朱元璋需要人帮他打江山，却不愿跟他人共享江山。中都兴建之初，明王朝的战事尚未结束，朱元璋想的是“笼络同为故乡人的淮西功臣，滞留公侯在身边，便于监视和管理，以图政权的长久稳固”。几年之后，坐稳了江山的朱元璋不仅“不需要过分依赖淮西集团”，而且此时李善长、徐达等人已经变得“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如果再以凤阳为首都，“长期处于弱势的江南文人集团举家北迁，与具有地域优势的淮西集团朝夕相处，必然加深固有的矛盾”。[1]（P140）为了平衡不同的政治势力，维护朱明王朝的政治稳定，即将大功告成的中都被紧急叫停。沾满黎民血泪的中都，其兴废浮沉都是出于帝王永传江山的考量，丝毫不涉及百姓的苦乐。
从第二点看，朱元璋是个极端的皇权主义者。他识字不多，又刚愎自用，把君主应乾纲独断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计划修建中都时，深谙风水的刘基以“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进行劝谏，不少大臣也认为凤阳“地势平旷，无险可守”，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但朱元璋大手一挥，决意兴建中都。作为臣子，刘基等人也只能抱着“谏而不争”的态度，以免获罪。
朱元璋最终醒悟过来，凤阳虽是龙兴之地，但不宜为都。“没有高山屏障的凤阳，地形具有军事上的不利因素，而且交通不便，资源贫乏，要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控制全国，存在诸多不利因素。”[1]（P137）1375年，就在快要竣工之际，朱元璋出人意料地罢建明中都。此后，城里的部分建筑变成了看管皇族罪犯的豪华监狱，相当于后来清朝的宗人府。
为什么大明王朝花六年时间、动用全国人力物力营建的中都，最终成了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合理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兴建之前没有通过可行性论证，叫停之后也没有研讨过如何统筹整改、开发利用。独裁，造就了堂皇的中都，又湮灭了帝都，是造成凤阳历史上这一幕荒诞剧的总根源。
大明王朝有合法性吗？这是书中多次讨论的问题。合法性是一个现代术语，是对英文Legitimacy的翻译，是正当性和正义性的意思。严格来讲，用一个现代术语去讨论古代王朝政权并不合适。潘先生深谙这一点，所以在和相关学者讨论时，多次认为应该用合理性而不是合法性来讨论朱明政权。大明王朝有合理性吗？有一点，但不多，这一点就是中国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传江山的逻辑。黄宗羲在《原君》中曾深刻地揭示过这一逻辑背后的血腥、惨酷与荒谬。“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5]（P2）因此，任何专制皇权都不具有合法性。朱元璋曾迎小明王韩林儿之驾，奉其“龙凤”正朔，后来派人杀之，不可谓忠;罗织罪名、滥杀功臣，制造胡惟庸、蓝玉等案，致使开国元勋大多死于非命，不可谓义;大兴文字狱，导致读书人唯唯诺诺，奴性十足，不可谓智;为了一家之私，劳民伤财，修建中都，不可谓仁……凡此种种，不仅不符合以正义与正当为核心的合法性，而且有悖于儒家的仁爱思想。一定要说符合什么理的话，那就是君主一人独尊、决事独裁之理。
朱元璋靠专制皇权打造出一个明中都，又因独裁导致了它的湮灭。同样，他把秦汉以来皇权主义的糟粕发挥到极致，造成了一个所谓“治隆唐宋”的专制帝国，但这个帝国除了走向王朝政治的死胡同外，别无其他出路。从世界范围看，朱明王朝建立之时正是欧洲进入文艺复兴，逐步走出中世纪的时代。明不明、清不清，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除了把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推向了巅峰，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停滞与淤塞外，无可圈点。
《湮灭的帝都》出版之际，适逢电视剧《大秦赋》热播。虽然该剧的立场、观点受到部分学者的猛烈抨击，但追捧者仍如过江之鲫，这说明皇权文化并没有随着共和政治的建立在中华大地消逝。潘大明先生此书通过闲适的语言、睿智的对话、深刻的思考，道出了皇权主义的局限与问题。希望随着该书的出版、传播，警醒越来越多的人，让中华民族能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大道上走得更顺畅一些。
[参 考 文 献]
[1]潘大明.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M].上海：中西书局，2020.
[2]夏玉润.朱元璋与凤阳[M]. 合肥：黄山书社.2003.
[3]孙祥宽.明中都述略[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淮风物[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4]何休解诂;徐彥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 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黄宗羲.原君[A]. 王榮初，蔡一平选注.清代散文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