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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一流”建设高校代表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理应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走出去”的示范者。“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境外办学尚处于探索阶段，具有契合国家战略、教学科研结合、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融合、教育事业与产业发展结合、教育输出与本土培养结合、区位差异凸显等特征。新时代“双一流”建设高校境外办学面临办学持续性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风险，要想解决这些风险，应从加强法制建设、构建质量保障体系、加强顶层设计、突出比较优势、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等环节着手，以形成更加有利的国际化发展态势。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高校；境外办学；教育“走出去”；高等教育发展；“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識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10-0054-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更广泛认同，中国文化、科技、教育“走出去”面临更大的机遇与挑战。2016年中国加入《华盛顿协议》，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程教育受到世界认可。可以说，我国的高等教育“走出去”到境外办学已进入需要精准发力、提质增效、实现多赢的重要机遇期。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鼓励高等学校走出去”“稳妥推进境外办学”。同年，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要求“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集中优势学科，选好合作契合点”“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截止2018年6月，我国高校已在境外兴办了7个教育机构，申请了128个办学项目，其中，“双一流”建设高校兴办的机构最多，如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北师大-卡迪夫中文学院、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大连海事大学斯里兰卡分校等等，这些机构已经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国际化办学的品牌。“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旗舰，有能力有义务在境外办学上更加有所作为，代表中国质量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一带一路”建设增添更加丰富的内涵。
一、“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境外办学的意义
1.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优质科教资源“走出去”可以发挥基础性先导作用。目前，我国有着巨大的海外利益，并承接着众多的海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如水库、超高压电网、深水港、铁路、医院等，这些利益的维护和项目的顺利实施与我国科教成就是密不可分的。而且项目设计、研发、实施、培训及后期运行，无处不需要优质的国内科教资源提供各类支持。科教优势“走出去”是中国海外利益蓬勃发展的必然。另外，科教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促进民心相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发达国家一直非常重视跨境教育的软力量，远期的如逾百年历史的英国文化交流协会、法语联盟等语言文化机构，近期有日本政府海上保安厅联合举办的海上保安修士项目。“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科教融合方面具有显著的学科实力，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境外办学，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智力支撑。此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系密切的学科（如交通运输、建筑、医学、能源、工程技术等）恰好是国家民生发展的重点领域，同时为高校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 依托境外办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培养面向未来的高层次爱华人才。一直以来，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高层次人才是留学生教育的核心目标，而“双一流”建设高校因其优质的教育质量必将吸引优质的国外生源。纳入“双一流”计划重点支持的学科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急需的重要领域，“双一流”建设高校依托这些学科可以培养一大批在关键领域工作的高素质人才。而这些人才经过多年的发展，必将成长为行业精英或政界领袖，这对服务国家外交，营造良好的国际交往环境大有裨益。例如知名友华人士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泰国诗琳通公主等均曾为来华留学生。因此，境外办学区别于来华留学，实现了“在地国际化”，可以成批量、更加有针对性地培养面向未来的高层次人才，是提升留学中国的质量、规模与效益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通过境外办学，“双一流”建设高校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发出中国声音，树立中国教育品牌。
二、“双一流”建设高校境外办学的特点
在以往的境外办学中，汉语培训占据重要地位，其次是中医、汉语及中国文学等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专业。虽然很多高职院校也在进行类似的培训和教学工作，但与此相比，“双一流”建设高校呈现出站位更高、合作层次更高端、学科优势发挥更充分、创新发展态势更明显等特点。
1. 站位更高。“双一流”建设高校站位高，能够紧贴国家战略。如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为“双一流”建设学科，在高速铁路相关教育资源中代表着中国实力。该校引进了专项高速铁路人才培养项目，如埃塞俄比亚高速铁路班、伊拉克大学教师等，在推动高铁走出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又如，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与泰国东方大学和泰国科技部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共建的“诗琳通空间信息科学国际研究中心”，开展三方合作的中泰双硕士学位项目，这对于我国“北斗”与“羲和”等导航技术在泰国的市场应用具有积极意义。
2. 合作层次更高。“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境外办学在传统教育输出领域，更加凸显其高端人才培养及联合科研；在新兴前沿国际化专业领域，初步实现国际协同和产教协同。如武汉大学健康学院全球健康学科在与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开展中医研究与应用合作的基础上，共建“一带一路健康研究院”。并以此为平台，派遣尼泊尔籍在读博士生赴加德满都大学教学医院实习，参与联合科研，双方共同撰写项目书、完成方案设计、数据收集。同时，该学科还依托与世界知名高校网络合作，围绕尼泊尔项目开展人才培养和联合科研。
3. 学科优势发挥更充分。“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境外办学大多依托优势学科，特别是“双一流”建设学科先试先行。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和优势学科国际化进程比其他学科领先，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通常会集中在语言文化类和涉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如能源、水利工程、交通运输、建筑、医学、信息通信、生态保护等[1]，而这些领域也是“双一流”计划的重点支持对象。从2016年开始，我国陆续收到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约旦等10多个沿线国家的境外办学邀请，其中约旦和埃及等均明确指向我国的工程技术类专业或学校[2]。如同济大学在意大利弗洛伦萨办学的主要学科方向为其“双一流”建设学科“艺术学”[3]；华东师范大学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开设汉语教师培训计划，为当地培养汉语教师；复旦大学正筹备全英文的政治学本科专业，筹备境外办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开设的专业中除了中文、中医、经管等传统国际输出的专业外，其“双一流”建设专业“化学”和“海洋科学”等也都位列其中。 4. 创新发展态势更明显。以往的境外办学无论是机构还是项目都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但是近几年，部分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已开始赴发达国家布点海外校区，直接参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境外办学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如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与英国卡迪夫大学合作成立了“北师大-卡迪夫中文学院”，刘延东副总理亲自揭牌，主要招收欧洲学生，是中国高校第一次实质意义的欧洲实体化办学[4]。2017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与英国开放大学签约，着手创办北大汇丰商学院牛津校区，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独立建设、自主管理的实体办学机构，主要招收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学生，修读北大的金融学、管理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17年，清华大学创新学院教研大楼在美国西雅图落成，该学院联合西雅图顶尖跨国公司，如微软、亚马逊等，与西雅图大学教师共同为学生授课。这是两所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强强联合，同时也融合了企业的创新力量，定位在未来需要发展的科技前沿专业，三分之二的学生是国际生，三分之一是国内学生，这是清华力图实现国际化、跨学科、跨界融合的开放式平台。
三、“双一流”建设高校境外办学面临的风险
1. 可持续性办学的风险。境外办学由于办学地点在境外，面临许多实际问题与潜在风险，严重影响着办学能否成功以及办学成功后可否持续办学的问题。如新南威尔士设立在新加坡的分校仅仅维持了两个月，并造成了3800万美元的损失[3]。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投入的成本较高。境外办学机构资金投入巨大，仅依靠高校单方面投入压力较大，同时社会资金进入境外办学尚缺少驱动力，社会资本进入会存在投入与回报问题。投资成本问题会对机构的设立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浙江大学2013年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签署协议，计划赴英办学，但是后期因为投入太大，远超预算，境外办学改为中外合作办学。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局稳定性、合作方意愿的持续性、生源、跨文化交流障碍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会对办学的持续性带来较大影响。
2. 质量控制风险。境外办学的初衷是为了展示中国质量，树立中国教育品牌。但是，与来华留学相类似的问题是，学生生源质量以及毕业标准等长期困扰留学生教育，同样也是境外办学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带有自身独立特点的问题有：本土师资派出能否持续调动教师积极性，专业化的境外办学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标准、管理人员配备等能否顯示本土高校的学术水准。
四、“双一流”建设高校境外办学的思考
1. 加强法制建设，构建质量保障体系。质量是办学的生命线，境外办学目前仍是高校自主行为。但是政府可以加强监管，建立境外办学质量评估体系，保证优质教育资源“走出去”代表中国质量。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延伸，境外办学可以参照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体系委托第三方机构逐步设立监管体系，并对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政策指导，如招生、学籍、课程设置、师资建设、学历学位、经费来源、资产管理、知识产权、法律指导、文化适应、质量评估、准入标准、退出机制等。《教育部2018年工作要点》中明确要求“研制鼓励和规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工作的意见”。目前，教育部国际司正在大规模地调研高校境外办学工作，预计年底将出台《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为高校开展境外办学提供专业指导。
2. 加强顶层设计，突出比较优势，从培育项目起步，稳步推进。对于“双一流”建设高校而言，首先，境外办学应纳入学校留学生教育和国际化建设的整体规划，明确办学定位，从办学项目开始，分步谨慎推进。无论是设立项目还是设立机构，都需做好可行性论证，将办学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都提前做好预案；其次，在谨慎布局的前提下，发挥学科优势，重点推动优势学科特别是“双一流”建设学科“走出去”，呼应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需求，为办学创造多赢的环境；最后，对办学目的地国和合作方进行多方位考察，应囊括所在国政治稳定性、教育资源稀缺性、生源稳定性、合作方诚意和投入情况等诸多方面。
3. 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促使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境外办学多是由科研合作兴起，随后扩展为人才培养和境外教学。科研和教学的紧密结合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境外办学的优势，也是其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的关键。境外办学的主要内容是教学，活跃的科研合作可成为双方持续高频率交流的纽带，为教学建设一支稳定、高素质、匹配度较高的教师队伍。同时，围绕办学目的地国开展的科研活动也会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和培养方案，让教学更加符合所在国需求，提升针对性，反哺教学。
[参考文献]
[1]朱兴德.“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高校职能与战略[J].中国高等教育，2017，（9）.
[2]喻 恺，胡伯特·埃特尔，瞿晓蔓.“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输出的机遇与挑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2）.
[3]鄢 晓.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动因分析和对策建议[J].高校教育管理，2016，（5）.
[4]郭 力，谢 婧.中国高校境外办学现状、动因及未来发展[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17.
[责任编辑：李利林]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高校；境外办学；教育“走出去”；高等教育发展；“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識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10-0054-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更广泛认同，中国文化、科技、教育“走出去”面临更大的机遇与挑战。2016年中国加入《华盛顿协议》，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程教育受到世界认可。可以说，我国的高等教育“走出去”到境外办学已进入需要精准发力、提质增效、实现多赢的重要机遇期。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鼓励高等学校走出去”“稳妥推进境外办学”。同年，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要求“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集中优势学科，选好合作契合点”“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截止2018年6月，我国高校已在境外兴办了7个教育机构，申请了128个办学项目，其中，“双一流”建设高校兴办的机构最多，如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北师大-卡迪夫中文学院、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大连海事大学斯里兰卡分校等等，这些机构已经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国际化办学的品牌。“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旗舰，有能力有义务在境外办学上更加有所作为，代表中国质量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一带一路”建设增添更加丰富的内涵。
一、“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境外办学的意义
1.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优质科教资源“走出去”可以发挥基础性先导作用。目前，我国有着巨大的海外利益，并承接着众多的海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如水库、超高压电网、深水港、铁路、医院等，这些利益的维护和项目的顺利实施与我国科教成就是密不可分的。而且项目设计、研发、实施、培训及后期运行，无处不需要优质的国内科教资源提供各类支持。科教优势“走出去”是中国海外利益蓬勃发展的必然。另外，科教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促进民心相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发达国家一直非常重视跨境教育的软力量，远期的如逾百年历史的英国文化交流协会、法语联盟等语言文化机构，近期有日本政府海上保安厅联合举办的海上保安修士项目。“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科教融合方面具有显著的学科实力，利用自身优势，推动境外办学，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智力支撑。此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系密切的学科（如交通运输、建筑、医学、能源、工程技术等）恰好是国家民生发展的重点领域，同时为高校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 依托境外办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培养面向未来的高层次爱华人才。一直以来，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高层次人才是留学生教育的核心目标，而“双一流”建设高校因其优质的教育质量必将吸引优质的国外生源。纳入“双一流”计划重点支持的学科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急需的重要领域，“双一流”建设高校依托这些学科可以培养一大批在关键领域工作的高素质人才。而这些人才经过多年的发展，必将成长为行业精英或政界领袖，这对服务国家外交，营造良好的国际交往环境大有裨益。例如知名友华人士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泰国诗琳通公主等均曾为来华留学生。因此，境外办学区别于来华留学，实现了“在地国际化”，可以成批量、更加有针对性地培养面向未来的高层次人才，是提升留学中国的质量、规模与效益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通过境外办学，“双一流”建设高校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发出中国声音，树立中国教育品牌。
二、“双一流”建设高校境外办学的特点
在以往的境外办学中，汉语培训占据重要地位，其次是中医、汉语及中国文学等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专业。虽然很多高职院校也在进行类似的培训和教学工作，但与此相比，“双一流”建设高校呈现出站位更高、合作层次更高端、学科优势发挥更充分、创新发展态势更明显等特点。
1. 站位更高。“双一流”建设高校站位高，能够紧贴国家战略。如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为“双一流”建设学科，在高速铁路相关教育资源中代表着中国实力。该校引进了专项高速铁路人才培养项目，如埃塞俄比亚高速铁路班、伊拉克大学教师等，在推动高铁走出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又如，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与泰国东方大学和泰国科技部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共建的“诗琳通空间信息科学国际研究中心”，开展三方合作的中泰双硕士学位项目，这对于我国“北斗”与“羲和”等导航技术在泰国的市场应用具有积极意义。
2. 合作层次更高。“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境外办学在传统教育输出领域，更加凸显其高端人才培养及联合科研；在新兴前沿国际化专业领域，初步实现国际协同和产教协同。如武汉大学健康学院全球健康学科在与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开展中医研究与应用合作的基础上，共建“一带一路健康研究院”。并以此为平台，派遣尼泊尔籍在读博士生赴加德满都大学教学医院实习，参与联合科研，双方共同撰写项目书、完成方案设计、数据收集。同时，该学科还依托与世界知名高校网络合作，围绕尼泊尔项目开展人才培养和联合科研。
3. 学科优势发挥更充分。“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境外办学大多依托优势学科，特别是“双一流”建设学科先试先行。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和优势学科国际化进程比其他学科领先，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通常会集中在语言文化类和涉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如能源、水利工程、交通运输、建筑、医学、信息通信、生态保护等[1]，而这些领域也是“双一流”计划的重点支持对象。从2016年开始，我国陆续收到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约旦等10多个沿线国家的境外办学邀请，其中约旦和埃及等均明确指向我国的工程技术类专业或学校[2]。如同济大学在意大利弗洛伦萨办学的主要学科方向为其“双一流”建设学科“艺术学”[3]；华东师范大学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开设汉语教师培训计划，为当地培养汉语教师；复旦大学正筹备全英文的政治学本科专业，筹备境外办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开设的专业中除了中文、中医、经管等传统国际输出的专业外，其“双一流”建设专业“化学”和“海洋科学”等也都位列其中。 4. 创新发展态势更明显。以往的境外办学无论是机构还是项目都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但是近几年，部分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已开始赴发达国家布点海外校区，直接参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境外办学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如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与英国卡迪夫大学合作成立了“北师大-卡迪夫中文学院”，刘延东副总理亲自揭牌，主要招收欧洲学生，是中国高校第一次实质意义的欧洲实体化办学[4]。2017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与英国开放大学签约，着手创办北大汇丰商学院牛津校区，是中国第一次在海外独立建设、自主管理的实体办学机构，主要招收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学生，修读北大的金融学、管理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17年，清华大学创新学院教研大楼在美国西雅图落成，该学院联合西雅图顶尖跨国公司，如微软、亚马逊等，与西雅图大学教师共同为学生授课。这是两所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强强联合，同时也融合了企业的创新力量，定位在未来需要发展的科技前沿专业，三分之二的学生是国际生，三分之一是国内学生，这是清华力图实现国际化、跨学科、跨界融合的开放式平台。
三、“双一流”建设高校境外办学面临的风险
1. 可持续性办学的风险。境外办学由于办学地点在境外，面临许多实际问题与潜在风险，严重影响着办学能否成功以及办学成功后可否持续办学的问题。如新南威尔士设立在新加坡的分校仅仅维持了两个月，并造成了3800万美元的损失[3]。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投入的成本较高。境外办学机构资金投入巨大，仅依靠高校单方面投入压力较大，同时社会资金进入境外办学尚缺少驱动力，社会资本进入会存在投入与回报问题。投资成本问题会对机构的设立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浙江大学2013年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签署协议，计划赴英办学，但是后期因为投入太大，远超预算，境外办学改为中外合作办学。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局稳定性、合作方意愿的持续性、生源、跨文化交流障碍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会对办学的持续性带来较大影响。
2. 质量控制风险。境外办学的初衷是为了展示中国质量，树立中国教育品牌。但是，与来华留学相类似的问题是，学生生源质量以及毕业标准等长期困扰留学生教育，同样也是境外办学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带有自身独立特点的问题有：本土师资派出能否持续调动教师积极性，专业化的境外办学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标准、管理人员配备等能否顯示本土高校的学术水准。
四、“双一流”建设高校境外办学的思考
1. 加强法制建设，构建质量保障体系。质量是办学的生命线，境外办学目前仍是高校自主行为。但是政府可以加强监管，建立境外办学质量评估体系，保证优质教育资源“走出去”代表中国质量。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延伸，境外办学可以参照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体系委托第三方机构逐步设立监管体系，并对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政策指导，如招生、学籍、课程设置、师资建设、学历学位、经费来源、资产管理、知识产权、法律指导、文化适应、质量评估、准入标准、退出机制等。《教育部2018年工作要点》中明确要求“研制鼓励和规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工作的意见”。目前，教育部国际司正在大规模地调研高校境外办学工作，预计年底将出台《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为高校开展境外办学提供专业指导。
2. 加强顶层设计，突出比较优势，从培育项目起步，稳步推进。对于“双一流”建设高校而言，首先，境外办学应纳入学校留学生教育和国际化建设的整体规划，明确办学定位，从办学项目开始，分步谨慎推进。无论是设立项目还是设立机构，都需做好可行性论证，将办学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都提前做好预案；其次，在谨慎布局的前提下，发挥学科优势，重点推动优势学科特别是“双一流”建设学科“走出去”，呼应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需求，为办学创造多赢的环境；最后，对办学目的地国和合作方进行多方位考察，应囊括所在国政治稳定性、教育资源稀缺性、生源稳定性、合作方诚意和投入情况等诸多方面。
3. 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促使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境外办学多是由科研合作兴起，随后扩展为人才培养和境外教学。科研和教学的紧密结合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境外办学的优势，也是其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的关键。境外办学的主要内容是教学，活跃的科研合作可成为双方持续高频率交流的纽带，为教学建设一支稳定、高素质、匹配度较高的教师队伍。同时，围绕办学目的地国开展的科研活动也会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和培养方案，让教学更加符合所在国需求，提升针对性，反哺教学。
[参考文献]
[1]朱兴德.“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高校职能与战略[J].中国高等教育，2017，（9）.
[2]喻 恺，胡伯特·埃特尔，瞿晓蔓.“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输出的机遇与挑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2）.
[3]鄢 晓.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动因分析和对策建议[J].高校教育管理，2016，（5）.
[4]郭 力，谢 婧.中国高校境外办学现状、动因及未来发展[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17.
[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