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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安徽合肥，两地相距千里；一代名将、“斧头帮主”，两人志趣各异。然而，抗日反蒋这根“红线”，却将“梧州之子”李济深与“江淮大侠”王亚樵紧密相联，使二人结下了深厚的情义。在军统特务追杀的严峻时刻，李济深为王亚樵提供藏身之所；王亚樵喋血梧州，李济深亲自为其送葬。后来，他还在《略历》中充满遗恨地写道：亚樵被军统特务暗杀，“我们那时警惕性非常不够，真儿戏得很”。
福州：共谋大计抓特务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故伎重演，在南京汤山软禁胡汉民，消息传出，朝野一片哗然。
胡汉民是广东番禺人，本名衍鸿，字展堂。加入同盟会后，为了表示自己反满复汉的决心，自称汉民，寓意是不做满清顺民，要做大汉子民。他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辛亥革命成功，就担任了广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资历和威望都非蒋介石所能比；他曾是李济深的老师，在两广地区的影响举足轻重。当时，他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对蒋介石的独裁作风敢怒敢言，使蒋介石如鲠在喉，必除之而后快。
1929年，也是在汤山，蒋介石还曾将身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谋长、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软禁两年多，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从此，两人势若冰火。
胡汉民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首先激起西南派的义愤。李济深、李宗仁、陈济棠等纷纷发表通电，并整军备战，决心武力推翻独裁政权；蒋介石更是磨刀霍霍，调动几十万大军进逼两广。“宁粤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西南派准备在战场上与蒋军一决高下的同时，林焕庭（胡汉民的亲家，华侨富商）、黄居素（广东石岐人，曾任粤军总司令部政治主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奉命来到上海，悄悄拜访王亚樵，向其提供20万元活动经费，请他对蒋介石采取“斩首行动”。
王亚樵，1889年2月14日生人，比李济深小4岁。早年，他参加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英勇奋斗。中华民国成立后，落脚上海滩。由于他领导的工人维权队人人手执利斧，砍遍黄浦江两岸，威名远扬，令“流氓大亨”杜月笙等人望而生畏，嘱咐门徒：王老九（王亚樵的江湖绰号）是个亡命徒，遇到他要绕道而行，发生争执要礼让三分。
但是，王亚樵见高识远，并不愿意与这些“地头蛇”一般见识，他的锋芒所指，是对内搞独裁、对外不抵抗的蒋介石。在抗日反蒋的战斗中，他与西南派领袖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结为知己。胡汉民称王亚樵为“江淮大侠”；李济深赠送他一副对联“世无陈涉焉辞责，客有要离愿共游”，表示要与其成为生死与共的好友。
对于林焕庭的请求，王亚樵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后，便在南京、庐山等地组织了一系列刺蒋行动，只是因为蒋介石生性狡诈、行踪多变，又加上戴笠等鹰犬的日夜警备，刺蒋计划未能成功。他却因此彻底得罪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的责令下，曾经是王亚樵徒弟的戴笠忘恩负义，率领部下四处追杀王亚樵。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突然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被推举为政府主席。
不久，李济深秘密邀请王亚樵、李怀诚等反蒋中坚前去共商大义。临行之前，王亚樵对徒弟华克之说：任潮（李济深的字）和我很相识的，和怀老（指李怀诚，老同盟会会员，南京钟英中学校长）也是有交谊的。他让我去赞襄反蒋抗日大计，题目是光明正大的。我和怀老先行一步，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你如愿意，可以到福州与我们会合。
到了福州，李济深特意给王亚樵、李怀诚等安排好住处，并在百忙中，与他们多次深谈，交换意见。福州事变时期，王亚樵所做的许多事情，早已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亲历记》中，华克之的回忆，让我们看到冰山的一角。华克之写道：王亚樵安排徒弟们严密调查军统、中统分子的活动情况、居住地点，很快，就制成了一张调查表。“经过王、李（怀诚）的查究，预定必须马上逮捕十五六人。决定先报告李主席批准，领取武器，协同公安局按图索骥。李任公马上派副官持主席的批示，向总部领取手枪。下午回报，总部不发，我适在座，使我大吃一惊，默无一言。发现主席感到不安，稍后待我欲行时，又感到任公面色萧瑟，故意装着麻痹，下令解下卫队手枪两支，交我带回使用。事情不言自明了。归告王、李，大家为大局和安全担忧，但事情仍旧进行，当夜逮捕了南京特务十二人，交公安局处理……”
香港：雪中送炭三万五
由于种种原因，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仅仅存在54天，就被蒋介石推翻了。随后，李济深、王亚樵等人逃亡香港，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经过认真总结、思考，王亚樵决定在南京创办一家通讯社，这样做有诸多好处：一是当年南京的各种通讯社很多，有大有小，有公办也有民办，职业正当，不容易引起军统的注意；二是通讯社记者活动便利，可以名正言顺地搜集蒋介石等人的情报；三是刺客可以用记者身份，借采访之机接近蒋介石等人。但是，开办通讯社费用却无着落。王亚樵亲自到罗便臣道92号，登门拜访李济深。李济深认为计划可行，答应尽力帮助筹集资金。不久，他就交给王亚樵5000元，作为晨光通讯社开办费，并告诉他：西南派决定，每月提供3000元，作为晨光通讯社的日常办公经费。前前后后，李济深等人资助晨光通讯社35000元。这在当年，也是一笔巨款。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大礼堂召开。晨光社记者孙凤鸣手持采访证，混入了戒备森严的会场，并准备在中央委员们合影时采取行动。为了预防行刺后被活捉，泄露组织机密，他提前吞食九枚约一两重的鸦片药丸。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中央委员合影时，蒋介石根本就没露面。9时35分，鸦片已经在腹内发作，中央委员们合影后已经起身要进礼堂，就在汪精卫转身之际，孙凤鸣毅然拔出藏在照相机盒内的西班牙造左轮六发手枪，冲出记者人群，高喊着：“打倒卖国贼！”朝着预定二号目标连开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浑身血冒如泉…… 刺汪案件破获后，蒋介石得知又是王亚樵幕后操作，十分气愤，严令戴笠加紧抓捕王亚樵。戴笠买通香港警察署，派人日夜监视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的住宅。“香港的警察虽不入屋搜查，但老是在屋顶放哨，香港政府威胁我，（12月10日）我只好带了万灿、詹显哲、吴迈、王亚樵等人跑回广西家里居住。”李济深回忆说。
在最危险的时刻，李济深不怕连累，把王亚樵等人藏在梧州老宅李圩子里，可见他与王亚樵的交情之厚。
不久，王亚樵的二夫人王亚瑛、亲信余亚农、郑抱真、许志远、张献廷等人，也分头悄悄潜往李圩子，与王亚樵团聚。
遗憾的是，王亚樵的得力干将余立奎却被香港警察抓进了监狱。
为了防止余立奎被戴笠引渡到南京，李济深授意，让香港东华医院总经理杜其章出面，帮助余立奎代请了小律师冼秉熹。香港的法律，小律师不能到高级法院辩护，但当事人不得自请大律师；案卷移交高等法院后，冼秉熹又帮他约请英籍大律师欧文。
按照香港法律程序，一般刑事案件，三个月之内，没有确实证据，就应开庭放人。由于南京政府提供的证据不充分，开庭审理余立奎案件的时间被一推再推。直到1936年5月，南京政府多次交涉后，香港高级法院才草草开庭，并以余立奎参与刺杀宋子文未遂、刺伤汪精卫等案件，当庭宣判，将其引渡给南京政府。
余立奎认为引渡到南京凶多吉少，就把希望寄托在上诉到英国伦敦皇家大理院、争取改判上。王亚樵不便出面，就拜托李济深筹款帮忙。三天后，李济深的夫人双秀清找到余立奎的小妾金石心，以商量的口气说：“任公对立奎的事非常关心。‘两广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南京与南宁达成了不再追究政治犯的协议。立奎的事情是政治性的，去南京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几个月就放出来了；如果上诉到伦敦，还要拖一年多，又需要三万元巨款，仍无获胜把握。任公的意见是，最好是不上诉，请你们考虑。”
利用探监的机会，余立奎、金石心商量了一番，决定接受李济深的意见，撤销上诉。
梧州：为失手足泪沾巾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
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鸥盟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这是1936年秋天，王亚樵留世的最后一篇诗词。王亚樵上过私塾，“读书并不太少，行书写得不坏，也喜欢咬文嚼字”。此时，是他心情最为苦闷的时刻。因为藏身梧州后，他积极参加了两广事变的筹划，受到李宗仁的器重，每月广西省政府给他提供500元活动经费。后来，两广事变被蒋介石又拉又打，予以瓦解，广西方面对王亚樵的态度逐渐冷淡。第三次去南宁贡献抗日反蒋之计，白崇禧明确表示反对：“我们不能搞政治赌博，孤注一掷。”返回梧州，王亚樵心情不好，他常对身边的亲信说：“我在走麦城，不知能否闯过来。”即使是在情绪低落、手头紧张、走投无路的困境中，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每月分别给身在外地的金石心等部下亲属寄去50元生活费。
就在这个时期，李济深正乘坐私家快艇，奔波在西江之上，穿梭于梧州、广州、香港之间，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发展壮大日夜操劳。1936年1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抗日与反蒋是民族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任务”。而一旦回到梧州，时间再短，他也要与王亚樵见见面，谈谈心，为其加油鼓劲。同年8月，王亚樵对李济深坦言：“南京与广西合作，白崇禧不一定不出卖我。”李济深劝他放宽心，说：“我看他们还不至于此。健生（白崇禧的字）虽寡情，鹤龄（李宗仁的字）为人忠厚。”当他听说王亚樵决定率队投奔反蒋最为坚决的中共时，深表赞赏，特意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推荐信。不久，王亚樵便将自己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与李济深的推荐信一起，交给余亚农、张献廷，嘱咐他俩秘密前往延安探路，联络中共，快去快回。
也是在这个时刻，戴笠并未放松对王亚樵的追杀，嗅觉灵敏的军统特务从金石心收到的汇款单中，发现王亚樵的踪迹，就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以抓到王亚樵、释放余立奎为诱饵，说动了金石心，让其带路。10月17日，金石心携保姆张妈，乘坐军统特务提供的快艇，沿西江偷偷抵达梧州。
对于金石心的突然到来，王亚瑛、郑抱真等人都很诧异，建议王亚樵提高警惕，不要轻易露面。而为人仗义的王亚樵却不听：她是多年老人，不致有变。她来梧州我不出面，怎么对得起还关在监狱里的立奎呢？
10月20日，在梧州城马王街李公馆里，李少轩（李济深的哥哥）宴请王亚樵，郑抱真作陪。下午，朋友们正在搓麻将，金石心找了去，说：“九哥，明天张妈去南京，你不是说写个条子带给立奎吗？”王亚樵回答她晚上过去写。入夜，王亚樵出了李公馆，走回住所的半道，突然想起写条子的事。郑抱真见他酒喝多了，就不放心，要找保镖陪他一同过去，他却说：“他们都歇着了。不必惊动他们，我一个人去去就回，没啥危险。”可是，当他的脚一跨进门坎，就被埋伏在屋内的军统特务团团围住。王亚樵身手不凡，勇气过人，“遇难现场，桌上玻璃及茶杯、茶壶等摔碎，玻璃碎片满地，椅凳圆桌砸烂，亚樵身穿衣服被扯破。似此情况，特务始欲将亚樵捆缚带走，亚樵臂力过人，必与拼搏，特务因之刀砍枪击，杀害亚樵”。王亚樵身中五枪三刀，死不瞑目。过了十几天，余亚农、张献廷返回梧州，已是阴阳两界，无力回天。
侠星陨落，李济深作为生前好友，亲自到梧州郊区倪庄为其送葬。后来，他在《略历》中，记述了自己所掌握的情况：
王亚樵在梧州被暗杀了。经过是这样：刺杀汪精卫案发后，余立奎在香港被捕。余之妻很年轻，亦被捕，以后被香港政府收买了。余之妻与广东郑介民（军统骨干分子，戴笠的亲信）联络好了，她到梧州去找王亚樵，住在河边的客栈里，亚樵时时去那里坐坐。有一个晚上，她把亚樵引诱到一个地方，把亚樵暗杀了。广州派来的船，即将余立奎之妻带走了。我们那时警惕性非常不够，真儿戏得很。
（编辑 杨琳）
（作者是《东北之窗》原执行主编）
福州：共谋大计抓特务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故伎重演，在南京汤山软禁胡汉民，消息传出，朝野一片哗然。
胡汉民是广东番禺人，本名衍鸿，字展堂。加入同盟会后，为了表示自己反满复汉的决心，自称汉民，寓意是不做满清顺民，要做大汉子民。他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辛亥革命成功，就担任了广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资历和威望都非蒋介石所能比；他曾是李济深的老师，在两广地区的影响举足轻重。当时，他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对蒋介石的独裁作风敢怒敢言，使蒋介石如鲠在喉，必除之而后快。
1929年，也是在汤山，蒋介石还曾将身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谋长、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软禁两年多，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从此，两人势若冰火。
胡汉民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首先激起西南派的义愤。李济深、李宗仁、陈济棠等纷纷发表通电，并整军备战，决心武力推翻独裁政权；蒋介石更是磨刀霍霍，调动几十万大军进逼两广。“宁粤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西南派准备在战场上与蒋军一决高下的同时，林焕庭（胡汉民的亲家，华侨富商）、黄居素（广东石岐人，曾任粤军总司令部政治主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奉命来到上海，悄悄拜访王亚樵，向其提供20万元活动经费，请他对蒋介石采取“斩首行动”。
王亚樵，1889年2月14日生人，比李济深小4岁。早年，他参加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英勇奋斗。中华民国成立后，落脚上海滩。由于他领导的工人维权队人人手执利斧，砍遍黄浦江两岸，威名远扬，令“流氓大亨”杜月笙等人望而生畏，嘱咐门徒：王老九（王亚樵的江湖绰号）是个亡命徒，遇到他要绕道而行，发生争执要礼让三分。
但是，王亚樵见高识远，并不愿意与这些“地头蛇”一般见识，他的锋芒所指，是对内搞独裁、对外不抵抗的蒋介石。在抗日反蒋的战斗中，他与西南派领袖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结为知己。胡汉民称王亚樵为“江淮大侠”；李济深赠送他一副对联“世无陈涉焉辞责，客有要离愿共游”，表示要与其成为生死与共的好友。
对于林焕庭的请求，王亚樵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后，便在南京、庐山等地组织了一系列刺蒋行动，只是因为蒋介石生性狡诈、行踪多变，又加上戴笠等鹰犬的日夜警备，刺蒋计划未能成功。他却因此彻底得罪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的责令下，曾经是王亚樵徒弟的戴笠忘恩负义，率领部下四处追杀王亚樵。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突然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被推举为政府主席。
不久，李济深秘密邀请王亚樵、李怀诚等反蒋中坚前去共商大义。临行之前，王亚樵对徒弟华克之说：任潮（李济深的字）和我很相识的，和怀老（指李怀诚，老同盟会会员，南京钟英中学校长）也是有交谊的。他让我去赞襄反蒋抗日大计，题目是光明正大的。我和怀老先行一步，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你如愿意，可以到福州与我们会合。
到了福州，李济深特意给王亚樵、李怀诚等安排好住处，并在百忙中，与他们多次深谈，交换意见。福州事变时期，王亚樵所做的许多事情，早已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亲历记》中，华克之的回忆，让我们看到冰山的一角。华克之写道：王亚樵安排徒弟们严密调查军统、中统分子的活动情况、居住地点，很快，就制成了一张调查表。“经过王、李（怀诚）的查究，预定必须马上逮捕十五六人。决定先报告李主席批准，领取武器，协同公安局按图索骥。李任公马上派副官持主席的批示，向总部领取手枪。下午回报，总部不发，我适在座，使我大吃一惊，默无一言。发现主席感到不安，稍后待我欲行时，又感到任公面色萧瑟，故意装着麻痹，下令解下卫队手枪两支，交我带回使用。事情不言自明了。归告王、李，大家为大局和安全担忧，但事情仍旧进行，当夜逮捕了南京特务十二人，交公安局处理……”
香港：雪中送炭三万五
由于种种原因，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仅仅存在54天，就被蒋介石推翻了。随后，李济深、王亚樵等人逃亡香港，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经过认真总结、思考，王亚樵决定在南京创办一家通讯社，这样做有诸多好处：一是当年南京的各种通讯社很多，有大有小，有公办也有民办，职业正当，不容易引起军统的注意；二是通讯社记者活动便利，可以名正言顺地搜集蒋介石等人的情报；三是刺客可以用记者身份，借采访之机接近蒋介石等人。但是，开办通讯社费用却无着落。王亚樵亲自到罗便臣道92号，登门拜访李济深。李济深认为计划可行，答应尽力帮助筹集资金。不久，他就交给王亚樵5000元，作为晨光通讯社开办费，并告诉他：西南派决定，每月提供3000元，作为晨光通讯社的日常办公经费。前前后后，李济深等人资助晨光通讯社35000元。这在当年，也是一笔巨款。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大礼堂召开。晨光社记者孙凤鸣手持采访证，混入了戒备森严的会场，并准备在中央委员们合影时采取行动。为了预防行刺后被活捉，泄露组织机密，他提前吞食九枚约一两重的鸦片药丸。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中央委员合影时，蒋介石根本就没露面。9时35分，鸦片已经在腹内发作，中央委员们合影后已经起身要进礼堂，就在汪精卫转身之际，孙凤鸣毅然拔出藏在照相机盒内的西班牙造左轮六发手枪，冲出记者人群，高喊着：“打倒卖国贼！”朝着预定二号目标连开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浑身血冒如泉…… 刺汪案件破获后，蒋介石得知又是王亚樵幕后操作，十分气愤，严令戴笠加紧抓捕王亚樵。戴笠买通香港警察署，派人日夜监视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的住宅。“香港的警察虽不入屋搜查，但老是在屋顶放哨，香港政府威胁我，（12月10日）我只好带了万灿、詹显哲、吴迈、王亚樵等人跑回广西家里居住。”李济深回忆说。
在最危险的时刻，李济深不怕连累，把王亚樵等人藏在梧州老宅李圩子里，可见他与王亚樵的交情之厚。
不久，王亚樵的二夫人王亚瑛、亲信余亚农、郑抱真、许志远、张献廷等人，也分头悄悄潜往李圩子，与王亚樵团聚。
遗憾的是，王亚樵的得力干将余立奎却被香港警察抓进了监狱。
为了防止余立奎被戴笠引渡到南京，李济深授意，让香港东华医院总经理杜其章出面，帮助余立奎代请了小律师冼秉熹。香港的法律，小律师不能到高级法院辩护，但当事人不得自请大律师；案卷移交高等法院后，冼秉熹又帮他约请英籍大律师欧文。
按照香港法律程序，一般刑事案件，三个月之内，没有确实证据，就应开庭放人。由于南京政府提供的证据不充分，开庭审理余立奎案件的时间被一推再推。直到1936年5月，南京政府多次交涉后，香港高级法院才草草开庭，并以余立奎参与刺杀宋子文未遂、刺伤汪精卫等案件，当庭宣判，将其引渡给南京政府。
余立奎认为引渡到南京凶多吉少，就把希望寄托在上诉到英国伦敦皇家大理院、争取改判上。王亚樵不便出面，就拜托李济深筹款帮忙。三天后，李济深的夫人双秀清找到余立奎的小妾金石心，以商量的口气说：“任公对立奎的事非常关心。‘两广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南京与南宁达成了不再追究政治犯的协议。立奎的事情是政治性的，去南京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几个月就放出来了；如果上诉到伦敦，还要拖一年多，又需要三万元巨款，仍无获胜把握。任公的意见是，最好是不上诉，请你们考虑。”
利用探监的机会，余立奎、金石心商量了一番，决定接受李济深的意见，撤销上诉。
梧州：为失手足泪沾巾
西江烟雨哭陆沉，魑魅魍魉狐兔。北土沦亡黄流注，中原烽火弥路。悲恨相继，万里烟尘，江山知何处？堂堂中华，难忍东倭猖寇。
醉生梦死内战，媚倭求存，何言对国人！闽海、羊城兴义师，苍苍太无情。天涯海角，足迹无门，千载留泪痕。鸥盟山重，北顾延河非孤云。
这是1936年秋天，王亚樵留世的最后一篇诗词。王亚樵上过私塾，“读书并不太少，行书写得不坏，也喜欢咬文嚼字”。此时，是他心情最为苦闷的时刻。因为藏身梧州后，他积极参加了两广事变的筹划，受到李宗仁的器重，每月广西省政府给他提供500元活动经费。后来，两广事变被蒋介石又拉又打，予以瓦解，广西方面对王亚樵的态度逐渐冷淡。第三次去南宁贡献抗日反蒋之计，白崇禧明确表示反对：“我们不能搞政治赌博，孤注一掷。”返回梧州，王亚樵心情不好，他常对身边的亲信说：“我在走麦城，不知能否闯过来。”即使是在情绪低落、手头紧张、走投无路的困境中，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每月分别给身在外地的金石心等部下亲属寄去50元生活费。
就在这个时期，李济深正乘坐私家快艇，奔波在西江之上，穿梭于梧州、广州、香港之间，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发展壮大日夜操劳。1936年1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抗日与反蒋是民族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任务”。而一旦回到梧州，时间再短，他也要与王亚樵见见面，谈谈心，为其加油鼓劲。同年8月，王亚樵对李济深坦言：“南京与广西合作，白崇禧不一定不出卖我。”李济深劝他放宽心，说：“我看他们还不至于此。健生（白崇禧的字）虽寡情，鹤龄（李宗仁的字）为人忠厚。”当他听说王亚樵决定率队投奔反蒋最为坚决的中共时，深表赞赏，特意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推荐信。不久，王亚樵便将自己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与李济深的推荐信一起，交给余亚农、张献廷，嘱咐他俩秘密前往延安探路，联络中共，快去快回。
也是在这个时刻，戴笠并未放松对王亚樵的追杀，嗅觉灵敏的军统特务从金石心收到的汇款单中，发现王亚樵的踪迹，就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以抓到王亚樵、释放余立奎为诱饵，说动了金石心，让其带路。10月17日，金石心携保姆张妈，乘坐军统特务提供的快艇，沿西江偷偷抵达梧州。
对于金石心的突然到来，王亚瑛、郑抱真等人都很诧异，建议王亚樵提高警惕，不要轻易露面。而为人仗义的王亚樵却不听：她是多年老人，不致有变。她来梧州我不出面，怎么对得起还关在监狱里的立奎呢？
10月20日，在梧州城马王街李公馆里，李少轩（李济深的哥哥）宴请王亚樵，郑抱真作陪。下午，朋友们正在搓麻将，金石心找了去，说：“九哥，明天张妈去南京，你不是说写个条子带给立奎吗？”王亚樵回答她晚上过去写。入夜，王亚樵出了李公馆，走回住所的半道，突然想起写条子的事。郑抱真见他酒喝多了，就不放心，要找保镖陪他一同过去，他却说：“他们都歇着了。不必惊动他们，我一个人去去就回，没啥危险。”可是，当他的脚一跨进门坎，就被埋伏在屋内的军统特务团团围住。王亚樵身手不凡，勇气过人，“遇难现场，桌上玻璃及茶杯、茶壶等摔碎，玻璃碎片满地，椅凳圆桌砸烂，亚樵身穿衣服被扯破。似此情况，特务始欲将亚樵捆缚带走，亚樵臂力过人，必与拼搏，特务因之刀砍枪击，杀害亚樵”。王亚樵身中五枪三刀，死不瞑目。过了十几天，余亚农、张献廷返回梧州，已是阴阳两界，无力回天。
侠星陨落，李济深作为生前好友，亲自到梧州郊区倪庄为其送葬。后来，他在《略历》中，记述了自己所掌握的情况：
王亚樵在梧州被暗杀了。经过是这样：刺杀汪精卫案发后，余立奎在香港被捕。余之妻很年轻，亦被捕，以后被香港政府收买了。余之妻与广东郑介民（军统骨干分子，戴笠的亲信）联络好了，她到梧州去找王亚樵，住在河边的客栈里，亚樵时时去那里坐坐。有一个晚上，她把亚樵引诱到一个地方，把亚樵暗杀了。广州派来的船，即将余立奎之妻带走了。我们那时警惕性非常不够，真儿戏得很。
（编辑 杨琳）
（作者是《东北之窗》原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