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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7年5月16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以嘉宾主持的身份走进贵州电视台演播厅，掀开大型高端对话节目——《论道》的序幕，5月30日，《论道》节目邀请联合国驻华协调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代表马和励参与节目。26年前，马和励和龙永图都在联合国工作，还都在联合国纽约的总部——亚洲太平洋局，并且两个办公室离得很近。对他们的访谈是从联合国开始的，从而为我们了解联合国打开了一扇
窗……
触摸时代脉搏，关注全球的经济文化走向，了解国际间的合作发展进程是我们开办“高端对话”栏目的宗旨，敬请大家关注此栏目，并请各相关的电视台、广播电台提供线索，以便我们把此栏目做得更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主持人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就是两位嘉宾的领带是一样的。对此龙永图笑说：“领带上有联合国的LOGO（标志）。”
马和励也说：“龙永图在离开联合国之后， 他仍然为联合国做了很多事情，身上仍然有联合国的烙印，我们仍然把他看成我们当中的一员。”
马和励说，自己还在纽约的时候，准备来中国之前，就很想有个中文名字，他的原名是Khalid Malik。在中国很多穆斯林都姓马，所以他选择姓马。他还根据中国文化精通地解释说，“和”是联合国最基本的特征，是要把人们团结在一起。“li”的汉字有很多，意思也不同。他选择的“励”，是激励人的“励”,所以他觉得这是个很棒的名字，虽然还没有做到这样，但是他希望自己能不负其名。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人，这就是他的名字马和励的由来。
他们的对谈是从介绍联合国开始的......
“联合国90%的工作是在基层帮助农村脱困”
龙永图：马和励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作为联合国驻华总代表的人选，开始都是美国人、德国人，所以我们也感到自豪。
贵州卫视：提起联合国，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些想法：会想到安南、想到维和、想到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想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龙永图：联合国主要是和平与发展两个部分。从和平方面来看，最主要的机构是安全理事会，也就是安理会，它是最权威的机构。从经济方面来看，是经社理事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这都是一些政府间的组织，都是一些政府在100多个会员中选出的一些代表性的国家组成的一个管理理事会。当然联合国最高权力机构还是它的联合国大会。它是所有联合国成员都应该参加的一个大的会议。这个会议，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代表联合国的最高权威，老百姓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联合国的发展系统，就是马和励先生作为总代表、总协调员的发展系统，这个发展系统有几个机构是提供资金的。比如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它们是有钱的单位，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整个联合国发展系统当中的筹资机构，大部分的钱，如果在中国是掌握在马和励的口袋里面。 这个开发计划署，它是一个筹钱和分钱的机构。那么多项目，要由各种各样具体的机构来执行 。比如说，农业的项目，它就由粮农组织来执行；比如说，工业的项目，就由工业发展组织来执行；比如说，教科文卫的项目，就由教科文组织来执行，当然这些组织也有它本身的一些政策的职能，但是从联合国的援助结构来讲，它们是作为执行机构来执行开发计划署的项目。
马和励：龙永图先生对联合国这个庞大复杂的机构，做了一个很精彩的简单的分析。联合国系统内有38个国际组织，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大多数人都知道，联合国的安理会是媒体关注最多的。他们讨论达尔富尔的动乱、讨论伊拉克的战争，这就是他们经常提到的和平和安全领域。但是人们不怎么关注的是经济和社会理事会，这是联合国系统中提供发展的部分，是联合国大会的下属组织。联合国大会一共有192个成员，从单个成员国来看所有的这些机构都要合为一体，很多联合国官员都像我一样，在每个国家，把各个机构团结在一起，使它们有一个统一的体制。大家一想到联合国，就想到维和。但这个因素在联合国、全世界所做的工作中，也就占了10%。联合国90%的工作是在基层帮助农村脱困，帮助人们传承和保护文化，以及改善环境。
龙永图：实际上我们两个在26年前，就从事联合国的发展工作。当时我们有相当一批人致力于怎样消除贫困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下联合国在中国所做的事情，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大家记住，联合国就做两件事：一个和平、一个发展。
马和励：和平和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持续的和平，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我们可以看到，有繁荣发展就有和平，没有繁荣发展就会存在潜在冲突。
联合国“小额贷款” 给中国穷人带来福音
马和励：以前我是中国的“安南”，现在联合国新的秘书长是潘基文，所以我就是中国的潘基文。从1979年开始，联合国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到现在已经发展有21个机构，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其中的主要机构是联合国的发展系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是我和龙永图先生曾经共事的机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中国发展，我个人希望，我们在中国所做的努力能为中国的成功作出一些贡献。
我想来贵州看看，联合国在贵州已经有了一些项目，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次我们要去贵州的贞丰和关岭，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这是我的主要任务。
我们在贵州的关岭有一个小额信贷项目，直接给当地人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在贞丰帮助当地的村民，尝试使用新的技术，发展绿色能源农业。
1998年联合国在贵州的4个县就做了小额贷款的一些工作。 在节目现场，贵州卫视请到了一位专家，她就是张晓女士。她在1998年到2000年这3年期间，担任了这个小额信贷的项目管理专家。张晓女士说：第一次上门给贫困的人贷款，当时一些妇女拿着钱时都很激动，揣在荷包里面。她在紫云县的叫上坝的苗族村子，住了很长时间，那位苗族妇女告诉她说，她们自从有了小额信贷，觉得腰杆子硬了，通过这个项目以后，人就变得更加自信。
马和励：16年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首先发起了小额信贷项目。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做了很多具体的项目，可以同时帮助五千、一万甚至是两万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又迎来新的挑战……
“中国曾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
龙永图：马和励先生讲的这个小额贷款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的联合国援助的例子。因为联合国不可能有很多的资金，大量的资金还是需要当地政府和一些企业来提供，所以联合国的钱，我们习惯叫做种子钱。比如说小额贷款，它是建立一种小额贷款的模式，所以联合国的援助基本上是起了一种示范作用。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带来一些先进的理念、一些先进的技术，而这些理念和先进技术的推广，需要每个国家的政府来支持，所以这就是联合国在整个全球发挥的重要作用。联合国参与中国的发展工作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我们是在1971年加入联合国的，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中国还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是不接受任何国家、任何组织的援助。因为当时我们比较片面地理解了自力更生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哪怕出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样一种毁灭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都拒绝接受任何国家的人道主义的援助。
当时大家是一种非常僵化的思想，当我们加入联合国以后，联合国有一个很庞大的援助方案，而且中国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联合国的很多高级官员都找到中国政府，或者驻联合国的代表就希望我们中国能够接受联合国的援助。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不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就缺乏一种代表性，就是意味着一个最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他们的援助方案。所以对于联合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而且从整个联合国系统来讲，他们也希望通过联合国的这种援助，使得中国的老百姓、中国最基层的老百姓能够了解联合国，能够了解其他国家，能够对其他国家友谊、对其他国家的支持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加深联合国促进人类相互之间的理解、支持的这样一种宗旨，所以中国成为联合国援助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们中国政府根据我们那个原则拒绝接受联合国的援助，他们当时都很不理解。
贵州卫视：这是1971年的事情吗？
龙永图：是整个70年代吧，后来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1979年的时候 ，当时外经贸部有一个副部长叫魏玉明，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到纽约去，因为当时我已经在纽约。作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外交官。当时我还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但是我负责和联合国经济部门的联系。1979年魏玉明副部长到纽约访问的时候，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新政策，通知了联合国方面，中国决定接受联合国的援助。我记得当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署长莫尔斯，还有我们亚太局的局长约瑟夫，都不相信他们的耳朵，因为我是做翻译的，他说Mr. Long 您是不是能够再重复一遍刚才魏玉明部长讲的话，我说，是的。
贵州卫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惊讶呢？
龙永图：因为他们从1971年到1979年，做了七八年的工作，要求中国成为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一个部分，中国当时一直不同意。所以当中国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个180度的政策上大的变化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他们当时还没有了解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发生的这种深刻的影响，所以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1979年，我们开始决定参加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工作，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同时我们继续向联合国提供援助，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这是中国和联合国整个系统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中国接受答应援助。
贵州卫视：这对于联合国、对于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马和励：我想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1979年是个分水
岭，它意味着中国开始从不同的经验中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然后应用于中国的发展，这也远非仅仅知道哪些是不好的，该舍弃的，而且知道如何做才是有益的，这对于中国加速发展很有帮助。我们的项目非常简单，我们觉得中国的未来，是由中国领导和体制来决定的，而联合国的作用就是把国际的最好的实践经验带到中国，让中国和世界接轨，这就是联合国的作用。我想这就是联合国和中国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还有一个很简单的理念，只要我们参与进来，我们就能做得更好，尽可能地帮助中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我们都要在接受的同时学会给予”
贵州卫视：联合国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个双向性在里面，比如说我们接受了援助，同时我就要提供援助，需要这样的双向性吗？
马和励：我想我们应该需要理解“相互联系”这个词的意思，我们都要在接受的同时学会给予。中国接受了援助，但也对其他国家提供大量的援助。以中国现在的发展，将来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援助。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他们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中国的成功也是世界的成功，中国持久的繁荣，也能促进其他国家的发展，对每个国家都是如此。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相互帮助的理念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龙永图：联合国系统在中国，不仅仅是联合国向中国提供援助，实际上也是形成了一种机制，使得中国也能够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的一些发展成果，比如，我们通过联合国的帮助在中国建立了很多培训中心，比如，小水电的培训中心，因为中国在发展小水电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电力的问题，要依靠小水电。比如说，我们又搞了淡水养鱼，因为我们在无锡地区、江南地区，淡水养鱼也是很成功的技术，然后也推广到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四川的一些地方搞沼气，这个对于非洲、对于很多地方来讲，也是很有用的。所以联合国系统在中国建立了很多的培训中心，每年都培训大量的来自非洲、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民众，所以应该说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马和励：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主角。最近又有新闻说，作为联合国维和工作的一部分，中国向达尔富尔派遣了维和部队，中国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已经向海地派遣了维和警员，并且在北京成立了一个训练维和警员的学院，我们正步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因此一个更加强大的、更加和谐的中国，对其他国家也有重大意义，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龙永图：马和励先生讲的这段话，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迅速成为全球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国际社会当中，特别是在联合国当中，中国现在正在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履行越来越多的义务，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对人类要作出更多贡献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的国力比过去更强了，所以中国承担更多的义务是完全必要的。所以联合国现在对中国的援助，包括世界银行整个对中国的援助在逐渐减少，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更贫穷的一些国家，像非洲，我们通过中非首脑会议和中国领导人对非洲的访问，表明我们中国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以后，愿意履行更多的义务，愿意更多的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中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和欢迎，因为一个自私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得到人家尊重的。
（贵州电视台特别节目部《论道》栏目特别供稿。）
（信息反馈请发至cxj9693@sina.com）
责编：曹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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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时代脉搏，关注全球的经济文化走向，了解国际间的合作发展进程是我们开办“高端对话”栏目的宗旨，敬请大家关注此栏目，并请各相关的电视台、广播电台提供线索，以便我们把此栏目做得更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主持人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就是两位嘉宾的领带是一样的。对此龙永图笑说：“领带上有联合国的LOGO（标志）。”
马和励也说：“龙永图在离开联合国之后， 他仍然为联合国做了很多事情，身上仍然有联合国的烙印，我们仍然把他看成我们当中的一员。”
马和励说，自己还在纽约的时候，准备来中国之前，就很想有个中文名字，他的原名是Khalid Malik。在中国很多穆斯林都姓马，所以他选择姓马。他还根据中国文化精通地解释说，“和”是联合国最基本的特征，是要把人们团结在一起。“li”的汉字有很多，意思也不同。他选择的“励”，是激励人的“励”,所以他觉得这是个很棒的名字，虽然还没有做到这样，但是他希望自己能不负其名。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人，这就是他的名字马和励的由来。
他们的对谈是从介绍联合国开始的......
“联合国90%的工作是在基层帮助农村脱困”
龙永图：马和励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作为联合国驻华总代表的人选，开始都是美国人、德国人，所以我们也感到自豪。
贵州卫视：提起联合国，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些想法：会想到安南、想到维和、想到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想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龙永图：联合国主要是和平与发展两个部分。从和平方面来看，最主要的机构是安全理事会，也就是安理会，它是最权威的机构。从经济方面来看，是经社理事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这都是一些政府间的组织，都是一些政府在100多个会员中选出的一些代表性的国家组成的一个管理理事会。当然联合国最高权力机构还是它的联合国大会。它是所有联合国成员都应该参加的一个大的会议。这个会议，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代表联合国的最高权威，老百姓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联合国的发展系统，就是马和励先生作为总代表、总协调员的发展系统，这个发展系统有几个机构是提供资金的。比如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它们是有钱的单位，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整个联合国发展系统当中的筹资机构，大部分的钱，如果在中国是掌握在马和励的口袋里面。 这个开发计划署，它是一个筹钱和分钱的机构。那么多项目，要由各种各样具体的机构来执行 。比如说，农业的项目，它就由粮农组织来执行；比如说，工业的项目，就由工业发展组织来执行；比如说，教科文卫的项目，就由教科文组织来执行，当然这些组织也有它本身的一些政策的职能，但是从联合国的援助结构来讲，它们是作为执行机构来执行开发计划署的项目。
马和励：龙永图先生对联合国这个庞大复杂的机构，做了一个很精彩的简单的分析。联合国系统内有38个国际组织，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大多数人都知道，联合国的安理会是媒体关注最多的。他们讨论达尔富尔的动乱、讨论伊拉克的战争，这就是他们经常提到的和平和安全领域。但是人们不怎么关注的是经济和社会理事会，这是联合国系统中提供发展的部分，是联合国大会的下属组织。联合国大会一共有192个成员，从单个成员国来看所有的这些机构都要合为一体，很多联合国官员都像我一样，在每个国家，把各个机构团结在一起，使它们有一个统一的体制。大家一想到联合国，就想到维和。但这个因素在联合国、全世界所做的工作中，也就占了10%。联合国90%的工作是在基层帮助农村脱困，帮助人们传承和保护文化，以及改善环境。
龙永图：实际上我们两个在26年前，就从事联合国的发展工作。当时我们有相当一批人致力于怎样消除贫困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下联合国在中国所做的事情，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大家记住，联合国就做两件事：一个和平、一个发展。
马和励：和平和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持续的和平，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我们可以看到，有繁荣发展就有和平，没有繁荣发展就会存在潜在冲突。
联合国“小额贷款” 给中国穷人带来福音
马和励：以前我是中国的“安南”，现在联合国新的秘书长是潘基文，所以我就是中国的潘基文。从1979年开始，联合国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到现在已经发展有21个机构，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其中的主要机构是联合国的发展系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是我和龙永图先生曾经共事的机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中国发展，我个人希望，我们在中国所做的努力能为中国的成功作出一些贡献。
我想来贵州看看，联合国在贵州已经有了一些项目，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次我们要去贵州的贞丰和关岭，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这是我的主要任务。
我们在贵州的关岭有一个小额信贷项目，直接给当地人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在贞丰帮助当地的村民，尝试使用新的技术，发展绿色能源农业。
1998年联合国在贵州的4个县就做了小额贷款的一些工作。 在节目现场，贵州卫视请到了一位专家，她就是张晓女士。她在1998年到2000年这3年期间，担任了这个小额信贷的项目管理专家。张晓女士说：第一次上门给贫困的人贷款，当时一些妇女拿着钱时都很激动，揣在荷包里面。她在紫云县的叫上坝的苗族村子，住了很长时间，那位苗族妇女告诉她说，她们自从有了小额信贷，觉得腰杆子硬了，通过这个项目以后，人就变得更加自信。
马和励：16年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首先发起了小额信贷项目。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做了很多具体的项目，可以同时帮助五千、一万甚至是两万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又迎来新的挑战……
“中国曾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援助”
龙永图：马和励先生讲的这个小额贷款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的联合国援助的例子。因为联合国不可能有很多的资金，大量的资金还是需要当地政府和一些企业来提供，所以联合国的钱，我们习惯叫做种子钱。比如说小额贷款，它是建立一种小额贷款的模式，所以联合国的援助基本上是起了一种示范作用。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带来一些先进的理念、一些先进的技术，而这些理念和先进技术的推广，需要每个国家的政府来支持，所以这就是联合国在整个全球发挥的重要作用。联合国参与中国的发展工作应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我们是在1971年加入联合国的，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中国还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是不接受任何国家、任何组织的援助。因为当时我们比较片面地理解了自力更生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哪怕出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样一种毁灭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都拒绝接受任何国家的人道主义的援助。
当时大家是一种非常僵化的思想，当我们加入联合国以后，联合国有一个很庞大的援助方案，而且中国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联合国的很多高级官员都找到中国政府，或者驻联合国的代表就希望我们中国能够接受联合国的援助。首先，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不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就缺乏一种代表性，就是意味着一个最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他们的援助方案。所以对于联合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而且从整个联合国系统来讲，他们也希望通过联合国的这种援助，使得中国的老百姓、中国最基层的老百姓能够了解联合国，能够了解其他国家，能够对其他国家友谊、对其他国家的支持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加深联合国促进人类相互之间的理解、支持的这样一种宗旨，所以中国成为联合国援助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我们中国政府根据我们那个原则拒绝接受联合国的援助，他们当时都很不理解。
贵州卫视：这是1971年的事情吗？
龙永图：是整个70年代吧，后来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1979年的时候 ，当时外经贸部有一个副部长叫魏玉明，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到纽约去，因为当时我已经在纽约。作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个外交官。当时我还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但是我负责和联合国经济部门的联系。1979年魏玉明副部长到纽约访问的时候，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新政策，通知了联合国方面，中国决定接受联合国的援助。我记得当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署长莫尔斯，还有我们亚太局的局长约瑟夫，都不相信他们的耳朵，因为我是做翻译的，他说Mr. Long 您是不是能够再重复一遍刚才魏玉明部长讲的话，我说，是的。
贵州卫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惊讶呢？
龙永图：因为他们从1971年到1979年，做了七八年的工作，要求中国成为联合国发展系统的一个部分，中国当时一直不同意。所以当中国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个180度的政策上大的变化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他们当时还没有了解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发生的这种深刻的影响，所以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1979年，我们开始决定参加联合国发展系统的工作，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同时我们继续向联合国提供援助，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这是中国和联合国整个系统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中国接受答应援助。
贵州卫视：这对于联合国、对于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马和励：我想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1979年是个分水
岭，它意味着中国开始从不同的经验中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然后应用于中国的发展，这也远非仅仅知道哪些是不好的，该舍弃的，而且知道如何做才是有益的，这对于中国加速发展很有帮助。我们的项目非常简单，我们觉得中国的未来，是由中国领导和体制来决定的，而联合国的作用就是把国际的最好的实践经验带到中国，让中国和世界接轨，这就是联合国的作用。我想这就是联合国和中国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还有一个很简单的理念，只要我们参与进来，我们就能做得更好，尽可能地帮助中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我们都要在接受的同时学会给予”
贵州卫视：联合国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个双向性在里面，比如说我们接受了援助，同时我就要提供援助，需要这样的双向性吗？
马和励：我想我们应该需要理解“相互联系”这个词的意思，我们都要在接受的同时学会给予。中国接受了援助，但也对其他国家提供大量的援助。以中国现在的发展，将来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援助。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他们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中国的成功也是世界的成功，中国持久的繁荣，也能促进其他国家的发展，对每个国家都是如此。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相互帮助的理念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龙永图：联合国系统在中国，不仅仅是联合国向中国提供援助，实际上也是形成了一种机制，使得中国也能够让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的一些发展成果，比如，我们通过联合国的帮助在中国建立了很多培训中心，比如，小水电的培训中心，因为中国在发展小水电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电力的问题，要依靠小水电。比如说，我们又搞了淡水养鱼，因为我们在无锡地区、江南地区，淡水养鱼也是很成功的技术，然后也推广到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四川的一些地方搞沼气，这个对于非洲、对于很多地方来讲，也是很有用的。所以联合国系统在中国建立了很多的培训中心，每年都培训大量的来自非洲、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民众，所以应该说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马和励：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主角。最近又有新闻说，作为联合国维和工作的一部分，中国向达尔富尔派遣了维和部队，中国已经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已经向海地派遣了维和警员，并且在北京成立了一个训练维和警员的学院，我们正步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因此一个更加强大的、更加和谐的中国，对其他国家也有重大意义，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龙永图：马和励先生讲的这段话，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迅速成为全球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国际社会当中，特别是在联合国当中，中国现在正在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履行越来越多的义务，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对人类要作出更多贡献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的国力比过去更强了，所以中国承担更多的义务是完全必要的。所以联合国现在对中国的援助，包括世界银行整个对中国的援助在逐渐减少，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更贫穷的一些国家，像非洲，我们通过中非首脑会议和中国领导人对非洲的访问，表明我们中国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以后，愿意履行更多的义务，愿意更多的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中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和欢迎，因为一个自私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得到人家尊重的。
（贵州电视台特别节目部《论道》栏目特别供稿。）
（信息反馈请发至cxj9693@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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