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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镜头下，两位医务工作人员看似有些孤单。他们在医护车后彼此依靠着，身边是一排修剪整齐的灌木丛。两人一边抽烟休息，一边轻声交谈，其中一个有着长长的头发，纤细苍白的手臂在医护服外晃荡；另一个高大魁梧，身形壮实，一只胳膊上有文身。六月的那一天，她一边听着他说话，一边用脚指头挖混凝土灰。如果你开车驶过，留神关注，就能感受到她身上的欲望。或者，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他说话时摇摇晃晃的样子了，他喜欢重复谈论手头的话题。最近几次，她跟着医护车来与他碰面，他还是聊着最近的新闻：宾夕法尼亚州某地，一名护士承认自己是连环杀手，杀了至少十二名患者。她则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时不时地添加一些评论，因为这是他们共同的故事。为了让这份工作变得容易一些，人总会讲这种胡扯的故事来打发时间。她喜欢他深沉冷静、干净利落的语调，她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他曾服过兵役。聆听的时候，他的绿色眼睛近乎冷峻。
工作间隙里，他们在灌木丛和医护车的侧身之间寻得一方清净，那里是脏兮兮的停车场路缘，烟头和垃圾扔得到处都是。共同行为形成了一种纽带关系。他们之间有一种秘密能量，有着因为共同的历史而缔结的同盟。（或者，是这种同盟才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历史感。也许没那么简单。）小时候，她住在“假日庭院”那种汽车旅馆里。旅馆后来变成了长租房，说是“长租”，租客却是按周付房租，并尽其可能、长年累月地这么干。他们在停车场打架，流血，报警，建立了一种单纯的友情。她那混蛋妈妈育儿技能为零，高中时一位名叫哈格罗夫太太的督学总是鼓舞他人，给了她希望，敦促她勇往直前，考进了社区大学，然后她拿奖学金读完了护理学校。他呢，则在内华达州伊利小镇附近长大。那里是美洲原住民肖肖尼人的居留区。他没有父亲，独自一人在乡村度过了无数时光，也没有妈妈的照顾。突然有一天，他们搬到了东部纽约市纽堡一间破烂不堪的公寓里，那里有一位新爸爸，和他妈妈一样喜欢酗酒。
被她称作肾脏打击器的玩意儿就在那辆医护车里。她说这台机器的专业叫法是碎石机。它在体外发出冲击波，粉碎结石。在纽约市周围，有时在纽约州北部，她跟随医护车去那些平价医院，协助医生工作。她将患者放到工作台上，调整尼龙搭扣绷带，跟病人解释注意事项，提醒治疗时会有疼痛，排出大结石的时候更痛—假设能排出来—然后她启动设备，尽可能轻柔地推动仪器，这样超声波能量的脉冲波就能粉碎结石了。
男性患者进入医护车时会咒骂哀号，并借机摸一下她的膝盖；女性患者憔悴又脆弱，几乎不能走路，却总拂掉她伸出的手，拒绝一切帮助，费力地爬上碎石机的工作台。
每当她将仪器按在病人身上，用超声波能量击碎结石时，所有的痛苦似乎都能平息，个性也好，差异也罢，都将消融为一个点。
她注意到那条流淌在他脖子上的疤痕，刚好偏离了颈动脉，躲进了医护服里。她询问这块伤疤的来由，借机谈论一下战争。当时一枚自制炸弹击中了他的悍马，轮胎炸飞了，弹片穿过底盘击中了战友的手臂。他血流不止，尖叫说自己快要死了，手臂被炸烂了。最后那家伙的手臂安然无恙，那只是一场虚惊。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手臂还在，就说我想我能活下去，长官，我想我没问题。
医护车北上，在一个叫沃特敦的地方接诊了一个肾病男孩。男孩不到二十岁，看起来是个瘾君子。他已经疼了好几周，全靠舔吗啡糖止痛。他肾里长了块大结石，一条输尿管闭合，这意味着最坏的情况出现了：他不仅要接受碎石治疗，还需要进行多次，分次让碎石排出，然后再放置输尿管支架。他下颌受过伤，整形时没整好，下巴歪着。她帮着男孩松开身上的缚带时，男孩亲吻了她，一片真诚地说她救了自己的命，但她尽量不让男孩看见自己的眼睛。有一天，她告诉他，她眼睛里能看到关于那个男孩的未来。她说话时，他俯身向前，一言不发地听着。
大多数情况下，医护车中空调会启动，吞噬一切声音：马路对面校园里篮球架挡板被投球击打的哐啷声，停车场里垃圾被风刮跑的声音，警笛声和医院本身沉闷阴郁的嘈杂声。空调一停，暑热会重新袭来，修剪过的灌木丛外边群鸟叽叽喳喳，马路上汽车“嘀嘀”的汽笛声络绎不绝。
肾病男孩说，我活不成了。她向男孩保证，你可以。可她从男孩的声音中听到了真相，还在他眼中看到了真相。她说，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孩子其实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但我不能告诉他。
患者病痛缓解后格外欣喜，这种治疗后的亲密感不是什么好事，他认为。那个时候，他们行为乖张，有时会伸手抚摸你，说要把你写入他们遗嘱之类的话，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批评医护只传递好消息。
他拒绝跟她进行标准的“护士之间”的谈话，讨论如何不要让患者的痛苦往自己心里去，患者总是来了又走。你认为将要活下来的人最终却死了。你确定会死的人，眼中明明有死亡的阴影，最终却活了下来，办好手续后高高兴兴地回家。护士日复一日的工作就是更换便盆、抬起扶手并架起病人肩膀、检查图表、套好温度计的帽盖和插入静脉针。护士总有种要出去喘口气的冲动。尽管病房内病人刚刚还哼哼着，心脏一下子进入骤停状态，需要人工机械复苏，可外面天空依然充满了云朵、阳光和小鸟，向整个世界洒下庄严美妙的光辉。
因为肾病男孩的事，她哭了。他抱紧了她，她趁机借着衬衫下淡淡的蓝光向下看去，在锁骨交会的地方，疤痕一直通向当时弹片击入的弹坑。
那个夏天，医护车每隔几周到达，他们互发短信，然后见面。
跟着医护车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住在經济旅馆里，晚上独自看电视，这样循环往复的生活，并没有让她很厌烦，因为在住“假日庭院”之前，她和母亲跟着一个又一个混蛋四处游荡，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下午，她这样说。她捋了捋前额上的头发，朝灌木丛外望去。马路对面的球场上，孩子们在玩耍。她迅速转过身，凝视着他肩膀后面那座小山从另一个方向越过这条路，横穿停车场。那里的墓碑高耸着，没入了树林。在医院旁边设块墓地，这很常见。
他说，那些逝者的名字会被牢牢记在心里，而那些治愈者的名字会被释放出来，再次融入恒星那干净原始的流转当中。总是有一些人病情严重，似乎注定要死亡，甚至登记表上都标注了“病危”，可他们竟然能从死神手中逃脱，在家人簇拥下走出病房，将疾病和医护从此抛诸脑后。 不，等一下。他们到达旅馆之前，还在一个小餐馆停下来吃饭，然后在停车场里抽烟，向后仰望，凝视着星空—如果你一直在看的话，会在那儿看到他们，北部停车场里，两个人在徘徊，彼此轻轻亲吻。你还可以从这个图像中臆想出一个故事来。
不，等一下。夏末秋初还有很多其他话题。他们凝视着马路、球场和天空，相互试探，玩笑，泛泛地抱怨工作和生活，分享内心更隐秘的故事。这些故事永远不会被记录下来，不在这里，也不会在记忆中。回首过去，似乎就在那个秋天，在一个寒冷的下午，他们俩一时兴起，同时决定大胆一次，一起奔向未来，抛掉往日的优柔寡断，谨小慎微。他们都被伤害过，也迷失过方向，此刻他们突然理解和感受到彼此的渴求—如果你一直在关注的话，你会看到这点。
不，等一下。回到那个下午，她告诉了马龙肾病男孩的故事，他们之间有短暂有效的沟通，有的事情有所隐瞒，有的事情直言不讳。她告诉马龙，她想象那个名叫库尔特的孩子走到桥上，爬上栏杆，看着前方的河湾，那有着美丽的景色。回到马龙和格蕾丝那天下午交流的方式，那是一场几乎不怎么用语言的交流。她告诉他肾病男孩真实姓名叫库尔特，他说“当然”，然后笑着说，所有肾结石患者都有一个简短的名字，例如汉克、库尔特、艾尔之类的。在谈到颌骨折断后，她突然改变话题，说牙医告诉男孩们周日下午到他那里看病的事。他们在酒吧打架，下巴折了，牙齿断了。她和马龙说了牙医的故事后，一对老夫妻互相搀扶着出现在滑动门那里，缓缓地拖着脚走过停车场。马龙停了一会儿问，库尔特是怎么死的？他说到这里，她还没说，他就说出了事实。似乎没有猜测，更多的只是预言。她说，嘿，你怎么知道的？他耸了耸肩，移开视线，听着她解释说，库尔特从桥上跳了下去。就在那时起风了，垃圾吹得到处都是，救护车闯进了急救站，对面街上有小孩在嬉戏，发出响亮的、金属般优美的声音。格蕾丝忍不住哭了起来。
不，等一下。回到那天，马龙从滑动玻璃门中走出来，他工作服外套着迷彩服，连体衣上的帽子拉上了，罩着神情严峻的脸，他小嘴紧闭，好像在沉思。他靠近医护车，拽下帽子，摆了摆头，让头发抖搂出来，停了一下之后张开双臂，仿佛等着拥抱，然后说，嘿，嘿，拥抱了她。她想要告诉他关于波基普西疯狂老妇人的故事。她总是为他留一个故事，这是一种动力，让她想跟他谈话，想听他的回答。
不，等一下。回到医护车后面，回到他们特别累的那一天：一场公交车事故，两人在医生到达时死亡，一名双肢截断者派给他护理，一名肾结石老人和一名女士由她护理。老人的结石第二次长到了“希望之钻”的大小。女士和格蕾丝在使用碎石机的技术上产生了争执，让格蕾丝不开心。女士为了弥补，决定告诉格蕾丝自己的人生故事。她说自己五年内长了十块结石，她的结石排得很慢，所以得定期在医院检查。之后，格蕾丝和马龙讲她妈妈的事，讲她继父殴打她们母女的事。格蕾丝还提到“假日庭院”里一个叫罗伊的怪家伙，那家伙年长些—至少当时对我来说，他似乎年龄更大，她说—他有一辆摩托车，带她去兜风。突然她停下话头，让马龙在她脸上看到了她想要让他看到的东西，她在罗伊手里吃过苦头。
不，等一下。突然间，万里无云的天空起了暴风雪。他说那是个好兆头，她说他胡说八道，他们一起歇斯底里地爆笑不止。又一次，救护车“呜呜”地叫着，闖了过来，仿佛要用另一个空间里的危急抵消他们的欢欣和喜悦。那一刻，他们的命运封缄在彼此的永恒里了。
不，等一下。回到那天下午，他说，我们应该离开这个地方，或者，我们应该离那里远点。他朝紧急入口耸了耸肩膀。那里一团糟—医护人员数着“一、二、三”，把轮床抬下车。这表明情况很惨烈，只有损伤很严重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她等了一会儿才回答马龙。她想让他再说一遍，再多一点乞求的语气。她想看看在过去的这几周里，从一次碰手到另一次碰手，从一个手势到下一个手势，他一共累积了多少欲望，因为最后那就是她的全部。她有时觉得，她的全部就是这么可怜的一点点，就是靠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过去教会了她要呵护这一切，对待感情要小心翼翼。爱人的揍打就像亲吻一样来得容易。爱人拳脚相向只是随叫随到的事。这种谨慎机制渗入骨髓。即使到了现在，马龙伸手抚摸她的肩膀时，她还会不自觉地退缩。微风吹动了她的头发，轻拂她的眼睛。马龙告诉格蕾丝他想离开，声音中透着紧迫感，她有点犹豫。她没有立刻回答，直到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挑逗你，我只是提议沿河向北开车，然后两人为此大笑。她又等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好的。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字眼。
所以现在，昏暗的旅馆灯光下，他们睡在一张床上，听着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声。
在软塌塌的床上，他用手支撑着身体，匍匐在她身上；她扶着他的肩膀，手指滑来滑去，抚摸他的伤疤。那道疤痕从他脖子一直下来，分成两道沟槽，然后在左乳头周围再次会合，形成火山口状的凹陷。她凭借在护理学校学到的知识，找到了弹片进入后停留并燃烧的组织—硫黄烧过的白色皮肤。他说，感谢上帝，伤口烧灼后密封了血管。他的身体猛地用力，然后放松，她跟着他的节奏。他忘却了伤疤。两人越来越快，直到他们都喘不过气来，身体却仿佛终于自由了。他舒服地哼哼，她也是。她的手指在微颤。
她发出了啜泣似的声音，他也一样。两种声音汇在一起。他将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她身上。她的手颤抖着，手指触碰到自己身体，自然而然弯曲了。马龙想起了老妇人的手和祖母的手，觉得自己一定要告诉她费卢杰老妇人故事的真相。
深夜，他轻轻地把她推醒，解释道，他才是那个对费卢杰老妇人防卫过度、扣动扳机的人。老妇人从拐角处走出来，他未及思考就将二十码开外的她打死了。
他靠着她的肩膀，哭了，她轻轻地说，没事了，马龙，一切都过去了，你现在是一个超级棒的好护士。此刻，她在工作中学到的一切似乎都派上了用场，她轻声细语地宽慰他，温柔地拍打他的背—是晚上安抚婴儿的那种动作。她反复轻柔地拍打，不轻也不重。
那一画面似乎有着最深奥的含义。那不仅是两个人在一起哭泣的画面，还有手本身的画面。那只拍打他后背的手让他承认了当年的错误。对格蕾丝来说，那画面具有另一番含义，因为她会依稀记得它，而且多年后也会无数次重复这个动作，就像她将经常回想起那个夏天和秋天，在不经意间试图找到他们爱情的原点。
（张丽娟：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330009）
工作间隙里，他们在灌木丛和医护车的侧身之间寻得一方清净，那里是脏兮兮的停车场路缘，烟头和垃圾扔得到处都是。共同行为形成了一种纽带关系。他们之间有一种秘密能量，有着因为共同的历史而缔结的同盟。（或者，是这种同盟才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历史感。也许没那么简单。）小时候，她住在“假日庭院”那种汽车旅馆里。旅馆后来变成了长租房，说是“长租”，租客却是按周付房租，并尽其可能、长年累月地这么干。他们在停车场打架，流血，报警，建立了一种单纯的友情。她那混蛋妈妈育儿技能为零，高中时一位名叫哈格罗夫太太的督学总是鼓舞他人，给了她希望，敦促她勇往直前，考进了社区大学，然后她拿奖学金读完了护理学校。他呢，则在内华达州伊利小镇附近长大。那里是美洲原住民肖肖尼人的居留区。他没有父亲，独自一人在乡村度过了无数时光，也没有妈妈的照顾。突然有一天，他们搬到了东部纽约市纽堡一间破烂不堪的公寓里，那里有一位新爸爸，和他妈妈一样喜欢酗酒。
被她称作肾脏打击器的玩意儿就在那辆医护车里。她说这台机器的专业叫法是碎石机。它在体外发出冲击波，粉碎结石。在纽约市周围，有时在纽约州北部，她跟随医护车去那些平价医院，协助医生工作。她将患者放到工作台上，调整尼龙搭扣绷带，跟病人解释注意事项，提醒治疗时会有疼痛，排出大结石的时候更痛—假设能排出来—然后她启动设备，尽可能轻柔地推动仪器，这样超声波能量的脉冲波就能粉碎结石了。
男性患者进入医护车时会咒骂哀号，并借机摸一下她的膝盖；女性患者憔悴又脆弱，几乎不能走路，却总拂掉她伸出的手，拒绝一切帮助，费力地爬上碎石机的工作台。
每当她将仪器按在病人身上，用超声波能量击碎结石时，所有的痛苦似乎都能平息，个性也好，差异也罢，都将消融为一个点。
她注意到那条流淌在他脖子上的疤痕，刚好偏离了颈动脉，躲进了医护服里。她询问这块伤疤的来由，借机谈论一下战争。当时一枚自制炸弹击中了他的悍马，轮胎炸飞了，弹片穿过底盘击中了战友的手臂。他血流不止，尖叫说自己快要死了，手臂被炸烂了。最后那家伙的手臂安然无恙，那只是一场虚惊。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手臂还在，就说我想我能活下去，长官，我想我没问题。
医护车北上，在一个叫沃特敦的地方接诊了一个肾病男孩。男孩不到二十岁，看起来是个瘾君子。他已经疼了好几周，全靠舔吗啡糖止痛。他肾里长了块大结石，一条输尿管闭合，这意味着最坏的情况出现了：他不仅要接受碎石治疗，还需要进行多次，分次让碎石排出，然后再放置输尿管支架。他下颌受过伤，整形时没整好，下巴歪着。她帮着男孩松开身上的缚带时，男孩亲吻了她，一片真诚地说她救了自己的命，但她尽量不让男孩看见自己的眼睛。有一天，她告诉他，她眼睛里能看到关于那个男孩的未来。她说话时，他俯身向前，一言不发地听着。
大多数情况下，医护车中空调会启动，吞噬一切声音：马路对面校园里篮球架挡板被投球击打的哐啷声，停车场里垃圾被风刮跑的声音，警笛声和医院本身沉闷阴郁的嘈杂声。空调一停，暑热会重新袭来，修剪过的灌木丛外边群鸟叽叽喳喳，马路上汽车“嘀嘀”的汽笛声络绎不绝。
肾病男孩说，我活不成了。她向男孩保证，你可以。可她从男孩的声音中听到了真相，还在他眼中看到了真相。她说，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孩子其实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但我不能告诉他。
患者病痛缓解后格外欣喜，这种治疗后的亲密感不是什么好事，他认为。那个时候，他们行为乖张，有时会伸手抚摸你，说要把你写入他们遗嘱之类的话，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批评医护只传递好消息。
他拒绝跟她进行标准的“护士之间”的谈话，讨论如何不要让患者的痛苦往自己心里去，患者总是来了又走。你认为将要活下来的人最终却死了。你确定会死的人，眼中明明有死亡的阴影，最终却活了下来，办好手续后高高兴兴地回家。护士日复一日的工作就是更换便盆、抬起扶手并架起病人肩膀、检查图表、套好温度计的帽盖和插入静脉针。护士总有种要出去喘口气的冲动。尽管病房内病人刚刚还哼哼着，心脏一下子进入骤停状态，需要人工机械复苏，可外面天空依然充满了云朵、阳光和小鸟，向整个世界洒下庄严美妙的光辉。
因为肾病男孩的事，她哭了。他抱紧了她，她趁机借着衬衫下淡淡的蓝光向下看去，在锁骨交会的地方，疤痕一直通向当时弹片击入的弹坑。
那个夏天，医护车每隔几周到达，他们互发短信，然后见面。
跟着医护车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住在經济旅馆里，晚上独自看电视，这样循环往复的生活，并没有让她很厌烦，因为在住“假日庭院”之前，她和母亲跟着一个又一个混蛋四处游荡，她已经习惯了。一个下午，她这样说。她捋了捋前额上的头发，朝灌木丛外望去。马路对面的球场上，孩子们在玩耍。她迅速转过身，凝视着他肩膀后面那座小山从另一个方向越过这条路，横穿停车场。那里的墓碑高耸着，没入了树林。在医院旁边设块墓地，这很常见。
他说，那些逝者的名字会被牢牢记在心里，而那些治愈者的名字会被释放出来，再次融入恒星那干净原始的流转当中。总是有一些人病情严重，似乎注定要死亡，甚至登记表上都标注了“病危”，可他们竟然能从死神手中逃脱，在家人簇拥下走出病房，将疾病和医护从此抛诸脑后。 不，等一下。他们到达旅馆之前，还在一个小餐馆停下来吃饭，然后在停车场里抽烟，向后仰望，凝视着星空—如果你一直在看的话，会在那儿看到他们，北部停车场里，两个人在徘徊，彼此轻轻亲吻。你还可以从这个图像中臆想出一个故事来。
不，等一下。夏末秋初还有很多其他话题。他们凝视着马路、球场和天空，相互试探，玩笑，泛泛地抱怨工作和生活，分享内心更隐秘的故事。这些故事永远不会被记录下来，不在这里，也不会在记忆中。回首过去，似乎就在那个秋天，在一个寒冷的下午，他们俩一时兴起，同时决定大胆一次，一起奔向未来，抛掉往日的优柔寡断，谨小慎微。他们都被伤害过，也迷失过方向，此刻他们突然理解和感受到彼此的渴求—如果你一直在关注的话，你会看到这点。
不，等一下。回到那个下午，她告诉了马龙肾病男孩的故事，他们之间有短暂有效的沟通，有的事情有所隐瞒，有的事情直言不讳。她告诉马龙，她想象那个名叫库尔特的孩子走到桥上，爬上栏杆，看着前方的河湾，那有着美丽的景色。回到马龙和格蕾丝那天下午交流的方式，那是一场几乎不怎么用语言的交流。她告诉他肾病男孩真实姓名叫库尔特，他说“当然”，然后笑着说，所有肾结石患者都有一个简短的名字，例如汉克、库尔特、艾尔之类的。在谈到颌骨折断后，她突然改变话题，说牙医告诉男孩们周日下午到他那里看病的事。他们在酒吧打架，下巴折了，牙齿断了。她和马龙说了牙医的故事后，一对老夫妻互相搀扶着出现在滑动门那里，缓缓地拖着脚走过停车场。马龙停了一会儿问，库尔特是怎么死的？他说到这里，她还没说，他就说出了事实。似乎没有猜测，更多的只是预言。她说，嘿，你怎么知道的？他耸了耸肩，移开视线，听着她解释说，库尔特从桥上跳了下去。就在那时起风了，垃圾吹得到处都是，救护车闯进了急救站，对面街上有小孩在嬉戏，发出响亮的、金属般优美的声音。格蕾丝忍不住哭了起来。
不，等一下。回到那天，马龙从滑动玻璃门中走出来，他工作服外套着迷彩服，连体衣上的帽子拉上了，罩着神情严峻的脸，他小嘴紧闭，好像在沉思。他靠近医护车，拽下帽子，摆了摆头，让头发抖搂出来，停了一下之后张开双臂，仿佛等着拥抱，然后说，嘿，嘿，拥抱了她。她想要告诉他关于波基普西疯狂老妇人的故事。她总是为他留一个故事，这是一种动力，让她想跟他谈话，想听他的回答。
不，等一下。回到医护车后面，回到他们特别累的那一天：一场公交车事故，两人在医生到达时死亡，一名双肢截断者派给他护理，一名肾结石老人和一名女士由她护理。老人的结石第二次长到了“希望之钻”的大小。女士和格蕾丝在使用碎石机的技术上产生了争执，让格蕾丝不开心。女士为了弥补，决定告诉格蕾丝自己的人生故事。她说自己五年内长了十块结石，她的结石排得很慢，所以得定期在医院检查。之后，格蕾丝和马龙讲她妈妈的事，讲她继父殴打她们母女的事。格蕾丝还提到“假日庭院”里一个叫罗伊的怪家伙，那家伙年长些—至少当时对我来说，他似乎年龄更大，她说—他有一辆摩托车，带她去兜风。突然她停下话头，让马龙在她脸上看到了她想要让他看到的东西，她在罗伊手里吃过苦头。
不，等一下。突然间，万里无云的天空起了暴风雪。他说那是个好兆头，她说他胡说八道，他们一起歇斯底里地爆笑不止。又一次，救护车“呜呜”地叫着，闖了过来，仿佛要用另一个空间里的危急抵消他们的欢欣和喜悦。那一刻，他们的命运封缄在彼此的永恒里了。
不，等一下。回到那天下午，他说，我们应该离开这个地方，或者，我们应该离那里远点。他朝紧急入口耸了耸肩膀。那里一团糟—医护人员数着“一、二、三”，把轮床抬下车。这表明情况很惨烈，只有损伤很严重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她等了一会儿才回答马龙。她想让他再说一遍，再多一点乞求的语气。她想看看在过去的这几周里，从一次碰手到另一次碰手，从一个手势到下一个手势，他一共累积了多少欲望，因为最后那就是她的全部。她有时觉得，她的全部就是这么可怜的一点点，就是靠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过去教会了她要呵护这一切，对待感情要小心翼翼。爱人的揍打就像亲吻一样来得容易。爱人拳脚相向只是随叫随到的事。这种谨慎机制渗入骨髓。即使到了现在，马龙伸手抚摸她的肩膀时，她还会不自觉地退缩。微风吹动了她的头发，轻拂她的眼睛。马龙告诉格蕾丝他想离开，声音中透着紧迫感，她有点犹豫。她没有立刻回答，直到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挑逗你，我只是提议沿河向北开车，然后两人为此大笑。她又等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好的。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字眼。
所以现在，昏暗的旅馆灯光下，他们睡在一张床上，听着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声。
在软塌塌的床上，他用手支撑着身体，匍匐在她身上；她扶着他的肩膀，手指滑来滑去，抚摸他的伤疤。那道疤痕从他脖子一直下来，分成两道沟槽，然后在左乳头周围再次会合，形成火山口状的凹陷。她凭借在护理学校学到的知识，找到了弹片进入后停留并燃烧的组织—硫黄烧过的白色皮肤。他说，感谢上帝，伤口烧灼后密封了血管。他的身体猛地用力，然后放松，她跟着他的节奏。他忘却了伤疤。两人越来越快，直到他们都喘不过气来，身体却仿佛终于自由了。他舒服地哼哼，她也是。她的手指在微颤。
她发出了啜泣似的声音，他也一样。两种声音汇在一起。他将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她身上。她的手颤抖着，手指触碰到自己身体，自然而然弯曲了。马龙想起了老妇人的手和祖母的手，觉得自己一定要告诉她费卢杰老妇人故事的真相。
深夜，他轻轻地把她推醒，解释道，他才是那个对费卢杰老妇人防卫过度、扣动扳机的人。老妇人从拐角处走出来，他未及思考就将二十码开外的她打死了。
他靠着她的肩膀，哭了，她轻轻地说，没事了，马龙，一切都过去了，你现在是一个超级棒的好护士。此刻，她在工作中学到的一切似乎都派上了用场，她轻声细语地宽慰他，温柔地拍打他的背—是晚上安抚婴儿的那种动作。她反复轻柔地拍打，不轻也不重。
那一画面似乎有着最深奥的含义。那不仅是两个人在一起哭泣的画面，还有手本身的画面。那只拍打他后背的手让他承认了当年的错误。对格蕾丝来说，那画面具有另一番含义，因为她会依稀记得它，而且多年后也会无数次重复这个动作，就像她将经常回想起那个夏天和秋天，在不经意间试图找到他们爱情的原点。
（张丽娟：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33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