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的某个盛夏，我在声声蝉鸣中结束了高考。
　　走出校门，左拐，在报刊亭前停下，我站在那里，翻看了半个小时最新的杂志。瘦削的老板低头看报，偶尔头也不抬地端起茶杯，“吸溜”着嘴，啜一口茶。那是报刊亭的黄金时期，老板并不担心被翻阅过的杂志无人购买，而大部分书与杂志，也不会以清洁为由，拒人千里地进行塑封。有风缓缓地吹来，掀起我的裙角。大地上的植物被阳光炙烤着，发出些微焦糊味，和让人迷醉的成熟的芬芳。我看得累了，才戀恋不舍地放下杂志。
　　那个因为等待高考成绩而让人有些焦灼的暑假，我在竹编的躺椅上，将购买来的报刊看完后，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也要在上面发表文章。那时还是写作者刀耕火种的年代，电脑时代尚未到来。于是我像每日在田间地头俯身劳作的父母一样，在老旧的风扇下，蜷缩在竹椅里，一页一页耕种着关于文字的理想。
　　我还想起了，自己发表过的第一篇文章。初中二年级的春天，阳光洒满教室门口的每一级台阶，让那里有着暖烘烘的气息。一切都被温柔的春风荡开。校园外的大道上，有拖拉机的响声，那声音里饱含着源自麦田的希望。就在课间的十分钟里，在学校担任英语老师的叔叔，忽然朝我走过来，并露出难得一见的微笑，说：“你的稿费单到了。”
　　但我完全想不起自己曾经写过什么，又是何时将稿子投出去的。或许是某个好心的老师，将我的一篇作文推荐了出去，但他自己却忘记了。也或许，的确是我自己跑到邮局，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咚”一声投进了邮筒。那是一张来自黑龙江的某个杂志社的稿费单，30元。上世纪九十年代的30块钱，能买到许多的东西，只是父亲喜滋滋地拿上我的户口本，去邮局取完稿费后，连钱的影子都没有让我看到，便拿去买了种子。
　　高考后焦灼等待成绩的那个暑假，我用一整本笔记本的文字，倾诉着内心的孤独、惶惑、迷茫与渴望。半年以后，那些文章中的一篇，被西安的一个校园杂志刊发出来。随后，我又在那里以专栏的形式，发表了三篇文章，并因此被邀请参加笔会。我在忽然间打开的窗户里，嗅到浓郁的春天的气息。那个笔会可以报销一周的食宿费，但其中不包括来往的火车票的费用。我记得自己站在正晾晒麦子的父母面前，嗫嚅着提及这笔200多元的车票钱时，母亲叹一口气，继续翻晒麦子，什么也没有说。是恰好路过的一个在镇上医院工作的爷爷，听到这件事后，兴奋于我的“有出息”，当即给了200块钱，让父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出去“见见世面”
　　我在西安吃了羊肉泡馍，见了兵马俑和大雁塔，看到一个大方地向编辑讨要香烟的西安女孩，她表情孤傲，见到我这样乡下来的人，头也不点一下。我还暗恋上一个年长我几岁的湖北男孩，他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作品，并被杂志的编辑反复提及;我甚至在回程的车上，还为他流下眼泪。后来，我曾暗恋的男孩，与我通过一年的书信后，便音讯全无，像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一样，再无踪迹。
　　而我，则在写作的道路上继续向前。很多个盛夏过去，生命的大地上，植满芬芳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