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天空里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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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无法断定是谁开启了14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历史。期间只看见那些首次登顶的历史英雄在世俗的媒体上流传。这是最后的天空里的竞赛,登山高手在高处拼争,第一个登顶的人在登山历史上垂青……有趣的是在人类懵懂之间就将最高以及相对最危险的几个山峰先攀登完毕,这就是1950年到1955年的黄金时代。一场比赛,一个游戏,一种国家荣誉,一场攀登者的梦想与野心,这就是14座8000米,也是一场生命的赌博,一种冒险的艺术。
  
  喜马拉雅之孤独
  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这是世界最能体验孤独精神的地方,在这一地方的攀登,使登山运动超越其他常规项目,使人体体能达到探险层次,使登山运动历史成为运动里最艺术化的、带来史诗一般的宏大艺术感觉。到达那些8000米最高峰的人们,则更像史诗中的艺术家而一些艺术家则以生命的代价,创造了艺术中的悲剧。
  珠穆朗玛峰、K2、干城章、嘉洛子峰、马卡鲁、卓奥友、道拉吉里、马纳斯、南迦帕尔巴特、安纳普尔娜、迦舒布鲁姆Ⅰ、布洛阿特、迦舒布鲁姆Ⅱ、希夏邦马。这些伟大的名字,是人类优秀登山家的梦想,是他们的探险史诗的宏伟背景,也是巨大而沉重的墓碑。登山是孤独的运动相比于大山,强壮的登山家们的身影显得如此弱小。而在人类世俗社会里,迄今都没有一个普及大众的社会常识,体验和理解——在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的8000米高峰的体验,迄今还是如此个人化。因为这本身就是登山的本质之一。
  1953年的5月29日,当希拉里和丹增站在珠穆朗玛峰顶上的时候,他们的体验也仅仅穿透他们的生命心灵。在20世纪上半叶,登山界其实就是西方人的登山界。这个横跨地理、文化与运动的探险运动一直与通俗体育项目保持着自己“傲慢”和孤独的姿态。
  当判断山峰高度,人类科学经历了误差与迷惑的时代,但最终数字都明了。数字使14座山峰的高度排位清晰可见。但难度排序呢?难度和危险度、死亡率怎么搭配,对山峰如何进行排序?——世界上完攀所有8000米山峰的登山家们恐怕答案未必统一。但无疑,对于胆小,体力技术非一流的登山者来说,那么最常规路线上的珠峰要比K2、安纳普尔娜显得可亲多了。如果按照马拉松竞赛的“团队”说,或以登顶死亡率来“论英雄”比难度,那么不包括难以评价的珠峰(除了常规路线其他路线难度在第一团队)第一团队无疑是K2,干城章嘉、马卡鲁、南迦帕尔巴特、安纳普尔娜,这五座山峰也是14座“杀死率”排行前五名。
  
  14座8000米山峰都位于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而后者基本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山系,地理学宏概念也认为喀喇昆仑是喜马拉雅山的延伸,或者就是大喜马拉雅山系——从地理上看是绵延一起的。
  在中国,似乎更喜欢把它叫“喀喇昆仑”,因为这一块又和新疆喀什、和田这里的“喀喇昆仑”连接为一体,喀喇是维吾尔语或突厥语系的发音意思是黑色。总之,帕米尔高原的山和西藏高原的山基本相似,但更多孤独和残忍,陡峭、干旱导致的破碎纬度更高产生的寒冷、黑色的山体更像武侠江湖中隐忍,沉默而危险的高手角色。而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一般情况下以常规方式登顶而被认为是最难的,也就是南迦、K2和安峰——富于雪崩的安峰更像一个8000米的女子高手。南迦、K2的伎俩不仅是雪崩,陡峭度、寒冷大风更为甚,如江湖中的西域阴冷、孤怪的男人。
  从1920年前后,英国、法国、瑞士等诸国登山家以国家 军事探险的张力,开始注视世界上最高的制高点了。但真正开启8000米攀登时代,是在二结束以后的1950年代。14座8000米的第一次攀登。或者全部被人类首次登顶的历史持续了14年,以1950年安纳普尔娜为开始,以1964年的希夏邦马为结束。这个14年,从登山意义上来讲,从1950年到1955年的这七次首登七个8000米可谓是黄金时代,而从1956年到1964年,则是后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里的攀登,首先以高度(珠穆朗玛峰)、难度(K2等)为标志。而后黄金时代,则是相对高度、难度都降低了一个档次。或许如人类的本能,好像老农在地里挖红薯,那些看起来最大和最诱人的,先被挖掘出来,这就是黄金时代的七座山峰的攀登。
  
  黄金时代
  
  安纳普尔娜峰:
  14座8000米高峰中,第一个被登顶的不是登山家眼里最显赫的K2,也不是地球人类所瞻仰的最高的珠峰,而是位于尼泊尔中北部的安纳普尔娜峰。这一山峰的高度排名仅为第十名,主峰Ⅰ峰海拔为8091米,但其死亡率(死亡人数与登顶人数比例)却居第一。安纳普尔娜山体有5座主山峰,作为尼泊尔神话中的“收割之神”,其频繁雪崩俨然一把大镰刀、大砍刀,将攀登者的勇气和身体摧残殆尽。恶劣多变的天气复杂的冰雪地形,也是它的武器。
  1950年春,二战结束多年,还没有西方登山队到喜马拉雅地区攀爬。法国人毛瑞斯·赫尔佐格和路易斯·拉什纳尔的队伍成为二战后第一支进入亚洲屋脊攀登8000米的登山者。领队赫尔佐格性格强硬,野心勃勃,甚至颇为固执专横,技术略显粗糙,但有超人的意志与非凡体力。这些野心勃勃的法国人,仅找到一张来自印度的粗糙地图,那个年代缺乏地理资料。他们在道拉吉里和安纳普尔娜之间观察徘徊竟达一个月,终于定了安纳普尔娜作为目标因后者看起来似乎更容易一点。道拉吉里的实际距离远比安纳普尔娜远得多。
  穿着二战风格的军用暖靴、皮大衣、毛衣……以今天眼光看,那个年代的装备异常简陋。法国人从东北壁开始探路,前面的路段都是未知的,这是8000米早期攀登中惟一没有预先侦察的一次。正值喜马拉雅雨季,风雪肆虐,晴天很少。他们以牧民式的随机选择,总是爬到哪里就是哪里,只知道朝高处攀登。经过三十余天煎熬,他们到达了最高点。1950年6月3日下午2点,人类的第一个8000米峰的攀登就如此幸运地成功了!而赫尔佐格的欢乐并没有持续多久——开始下降了他进入一生最漫长,最痛苦的时间,顶峰下200米处,赫尔佐格操作不慎丢失手套他用多余的袜子将手包起来,寒冷开始侵蚀冻伤手指。漫长的冰坡上拉什纳尔滑坠掉进了冰裂缝。他们摇晃着从死神陷阱中逃脱,两次滑坠都依靠着拉什纳尔的冰镐,他们在悬崖边上神奇地制动了,他们没有掉入这里特有的巨大冰雪盆。快到最高营地时,他们遇到上攀的第二小组的两位队友:莱昂内尔和加斯顿。这两位当时在欧洲最出色的攀登家,毅然放弃了自己宝贵的冲顶机会,而救援和保护队友下撤。拉什纳尔掉进冰裂缝,幸运的是他没有把结组的其他人带进地狱最后也爬上来了。但噩梦还没有结束,之后暴风雪来了,他们又迷路了。他 们被迫在一个冰裂缝中度过了一个残酷的露营夜晚。
  后来有一队友上来接应,但这五人有两人雪盲两人严重冻伤。此后一场雪崩又袭击了他们,幸好登山者处在扇形的边缘,并未被活埋。终于,这四个法国人抵达了大本营。在寒冷中,他们活了下来但赫尔佐格的手指和脚趾冻伤了,拉什纳尔的几个手指也发黑坏死。当时医疗手段和观念落后,医生完全吓傻了,对待冻伤的方法甚至要作野战时代的动脉注射输血。战战兢兢的队医,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活生生地锯下登山者的冻死的手指和脚趾……所有的登山者都上了担架,夏尔巴人抬着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冰碛,淌过或搭桥通过湍急,冰冷的冰河,穿越蚂蝗遍布的原始森林,一路不断跌倒……五周后这些登山者才回到加德满都,这里的医疗条件依然很差。最后,他们再辗转印度回到巴黎。
  在一些登山者眼中,赫尔佐格是一个官僚,投机主义者、一个带有黑道老大气概的商人。而那些队友不过是一些纯技术天才,他们在投机社会的过程中,不过是懦弱、老实的,一些人则赋予他们说:“攀登的良知。”不过,赫尔佐格写于1952年的《安纳普尔娜》成为登山经典——他生动地描绘了山上的惊险痛苦的历程。
  
  珠穆朗玛峰:
  世人更看重珠峰,当世界最高峰三年后被登顶全世界的荣誉和眼光都集中到这里。在登山历史上所有的重要日子中,1953年5月29日是被历史读本郑重记录下来的日期。当两个孤独的人类身影出现在蓝色天宇下的地球最高峰上,这座山峰被童话般地从8750米高的南峰一直延伸到峰顶的雪层装饰着,视野奇佳,瘦高的希拉里在最后几米停下了开路,他对矮小结实的丹增挥手示意,他说:“这是你们的山峰你先踩下第一个留在山顶的足迹。丹增在二战前曾几度陪伴英国登山队来攀登,珠峰是大英帝国的精神图腾和梦想,至少对于当时的登山者来说。现在梦想终于实现了。”
  丹增可谓是那个时代亚洲最好的攀登者。而新西兰人希拉里本是一养蜂人,但他却有着丰富的山野经验,在1951年,他已经和著名的希普顿在珠峰附近的山峰上研究过珠峰线路。如同德国人对于南迦帕尔巴特的执著,英国人在1924年前后付出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马洛里之后,英国人对于珠峰更加痴迷了。这次攀登线路选择的尼泊尔侧东南线路,其最难点则在于希拉里台阶。山脊的最后一段简单得多,但却似乎无尽止。当到达最后的顶峰的狭窄雪帽,绅士的新西兰人请丹增先登顶。
  各国攀登珠峰的比赛结束了,但也开启了一个真正攀登时代,喜马拉雅的规模性攀登时代来临了。虽然1953年的这次珠峰人类首次登顶,只是英联邦下的两个国家(丹增属印度籍)的登山者,但他们都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英国女王的臣民们为之振奋,其他国家的人们也报道这一盛事,如同之后的人类登月一般兴奋……此时,二战的血腥味还未完全散去,整个人类都还在舔伤口,这一个登顶也更有了特别的狂热意义。希拉里因登山而被封为爵士。
  
  南迦帕尔巴特峰:
  同样在1953年,一个人在大众媒体中从没获得过珠峰攀登者荣誉的零头,但他在攀登者的心目中,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登山者。这人就是赫尔曼·布尔。一个人就是一座山。1953年,南迦帕尔巴特超人级别的攀登是因为赫尔曼·布尔最终独自登顶。而在1953年前,已有31个人死于这座山,而死在珠峰的人不过十余个。
  1953年5月,当英国人在珠峰拼争时,德奥联队来到南迦帕尔巴特大本营。这座山一直是德国人的心魔——纳粹年代德国大力以国家主义大旗推动亚洲屋脊的探险,那时登顶8000米被认为是德国民族精神的图腾之一,但德国登山家屡次未果,而山上殒命的31人多是德国人。这是高山攀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
  1953年7月1日,布尔等三人在C4营地,天气突变,但他们拒绝下撤。7月2日,布尔和Kempter在高6900米的山脊到“银鞍”之间的山坳建立了C5。山上这时只有他们两人。天气情况看来很稳定。布尔的计划是,如果可能的话到达7450米的“银鞍”和上面的大平台从那里他可以爬到“预备峰顶”或者“北峰顶”,这样探险队就可以赢得荣誉。他在阿尔卑斯山的著名的独攀已证明了他的大胆和体力,现在他准备投入了。7月3日凌晨,布尔离开了C5营地向上攀登,Kempter跟攀不力就选择下山。雪况很好,夜空晴朗,月光照着山体。在下午6点,布尔到达肩部,一小时后他登上了顶峰。周围非常安静天空极度清澈,南迦帕尔巴特这一章被这个独自站在顶峰的男人翻了过去。
  人类此时完成了第三个8000米。奥地利和德国人认为布尔在这山上给他们的同胞报了仇。布尔后来花了41个小时在幻觉中登顶,连滚带爬下山,到达大本营时,他看上去老了10岁。这次攀登被认为是登山史上的伟大的壮举。布尔认为:“登山是无情的追求。一个人越攀越远,但永远不能到达目的地。也许这就是登山的特别魅力。一个人一直追求着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K2(乔戈里峰):
  第四个8000米是伟大的一页,位于喀喇昆仑山区的中巴边境的K2是那一串壮观山峰上的奇伟一链。虽然在地理上属于喜马拉雅的远支,但位置上还是因印度河的隔离独成一体。从攀登者的眼光来看喀喇昆仑山是喜马拉雅山系最富有魅力的一块。K2傲然独立而出,宛然王座上的皇帝。这个星球最高而接近天空的珠峰位于1200公里之外,仅比K2高237米。但是,攀登K2却远比珠峰要更加困难。在这座山上,具有更多与之关联的戏剧般的人类探险,其中有很多悲剧。
  1954年,意大利探险队由著名的地理学家阿蒂托教授带领。这批意大利中青年登山家技术精湛,从技术上评说,K2的传统线路(东南线路)是K2多条线路中最简单的,但从海拔5500米高度开始就出现了很多难度颇大的岩冰雪混合攀登。往更高处去,K2要么是陡峭而无遮蔽的、狂风肆虐的山脊,要么不得不行进在雪崩频繁的山谷中。阿蒂托教授认为成功的惟一机会在于军事化的对攀登计划的严格遵守,每个探险队成员都必须为探险队的利益放弃自己的个人野心,基于这个理由,他拒绝邀请卡森——当时最好的开创性攀登者,就如同今天的足球队放弃某一个天王巨星,只是因为他的个性太过强烈一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恶劣天气阻碍了探险队的进展。6月21日,36岁的高山向导普卓兹在2号营死于肺炎,而其队友认为他患了高海拔肺水肿,那时抗生素还未普及。探险队沿东南山脊建立了六个营地,还在8400米建立了9号营地。7月30日夜晚,队伍中有个年轻人博纳蒂和巴基斯坦协作马赫迪设法找到了比常规C9高一点的营地送来了氧气,但黑暗中却无法找到 帐篷,他们俩被迫可怕地露宿一夜巴基斯坦人被严重冻伤。而帐篷里的里诺科帕哥诺尼解释说他们听不到博纳蒂的呼救,第二天早晨,他们顺利地在帐篷附近发现氧气瓶,并带着登上了顶峰。
  当然,从C9往上的最后的攀登,也依然是充满了技术与体力的巨大挑战。最终,在7月31日早晨,里诺雷斯德里和阿奇里科帕哥诺尼从C9出发在下午6点冲顶成功。就这样,K2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之后的逻辑证据表明,登顶者无疑是自私而残忍的,并且撒谎。这是一个光辉纪录下的污点。
  
  黄金时代的结束
  
  卓奥友峰
  第五个8000米是“黄金时代”最平淡的一章:1954年的这次攀登带有戏剧性的转折,奥地利人赫博特和夏尔巴人达瓦沿着西北坡登顶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这被认为是一次偷登,他们起初从尼泊尔境内攀登,但发现路线困难,不觉间就转到中国境内的西北坡线路登顶了。而这一线路也是迄今为止所有8000米山峰中相对最简单的登顶路线,卓奥友也被称为为最容易攀登的8000米山峰。
  
  干城章嘉峰、马卡鲁峰
  而第六个,第七个8000米的是如此孤独,但却是黄金时代里的钻石攀登:1955年,干城章嘉和马卡鲁在技术难度上都甚于珠峰常规路线尤其前者的进山路线就是一个考验体力和忍耐的漫长徒步。干城章嘉是一道巨大的将印度锡金邦和尼泊尔分开的令人敬畏的冰墙。出于对当地宗教信仰的尊重,登山队一般不会从该国一侧接近山体。这是一座相对孤独的山峰,只有少数人敢于攀登它危险的陡坡,而有幸登顶并安全下撤的就更少了。即使是8000米攀登领域的大师在决定攀登干城章嘉前也要考虑再三。迄今该山依然是14座8000米中登顶人数最少的山峰之一,这更使其神秘性大增,而死于这山的登山客都是世界最优秀的登山家。在1955年5月25日,英国攀登珠峰的老手乔治邦德和杰出的新秀青年布郎一起到达了8596米的主峰。
  马卡鲁则是法国人的成就这是一个比邻珠峰东侧的岩冰混合巨大角锥山峰,反复无常的天气给了法国人晴朗的一周,最终于5月15日,安纳普尔娜成员莱昂内尔等人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到达了顶峰。
  在夏尔巴人帮助下,黄金时代的七座山峰是三支奥地利队伍(含德国),两支法国队和两个英国队(或英联邦队)完成了首登。四年之后,中国在珠峰的北侧以举国之力开辟了今日传统路线的首登。这在当时都是国家的荣誉,某种程度上也是东西方对立时代的一种国家竞赛。毫无疑问,黄金时代依然是老牌西欧阿尔卑斯国度的登山家们掌控着登山最高舞台。
  
  后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结束后,剩余的七座山峰在难度、高度上就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了,尤其对于公众媒体来说,剩余这些山峰首登的成就,就不可避免地被排在相对次要的地位。但登山家们还依然热衷体验首登的乐趣与荣誉。
  
  马纳斯鲁峰
  在1956年5月,日本队成功首登颇具雪崩危险的马纳斯鲁这座山是后黄金时代里最难的座山峰抑或是最危险的个山峰。日本是东方国家里最具有登山传统的国度,这次登顶激励了战败的日本民族士气,也预示着从1950年代开始日本作为经济强国的复苏。而该队中夏尔巴人诺布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登顶过两座8000米高峰的人(另一座是1955年的马卡鲁)。
  
  洛子峰
  同年的几天后,瑞士队同时登顶了洛子峰以及珠峰,也算是给1952年的珠峰失败之旅作了一个完美的补偿。瑞士远征小组为成功攀登世界屋脊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当时远征活动的组织和委托者是成立于1939年的瑞士阿尔卑斯研究基金会(SSAF),重达10吨的器材是“根据总参谋部的计划”而装备的所有设备都经过检测,甚至在肉类冷冻库内测试。登山队携带的新型氧气瓶客积4升仅重6.6公斤,经过改良后更轻便。时至今日,瑞士阿尔卑斯研究基金会认为当时这一充满“瑞士特有的精确和精细的工作”对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6年3月3日,从印度孟买开来的火车停在尼泊尔边境火车站Jaynagar,22辆牛车装上车厢,350名挑夫每人搬运25公斤从尼泊尔Chisapani出发,连续用20天最终到达海拔3860米高的深山寺庙Thyangboche。4月7日,在5450米高的孔布冰川建立了一个配有气象信息台的后勤基地,冰川学家FritzMuller、化学家和氧气专家JurgMarmet、牙医Hans Grimm以及医生Eduard Leuthold着重于自然科学研究(包括在孔布冰川进行冰川学研究和气象观察),以及人体在高山缺氧下出现的疲劳状态的研究。结局当然是Luchsinger身着羽绒衫,头裹在一顶结实的兽皮帽下,矗立在海拔8516米高处,右手紧握着一把系着尼泊尔和瑞士小国旗的冰镐。
  
  迦舒布鲁姆Ⅱ峰
  同年7月,三个奥地利人来到巴基斯坦深处,弗里茨·莫拉维克等登顶迦舒布鲁姆Ⅱ峰,这个高度排名第13位的8000米山峰。
  
  布洛阿特峰
  高度排名第12的布洛阿特峰是攀登和登顶人数最少的8000米高峰之一,1957年6月9日,科特·蒂姆伯格和赫尔曼·布尔站在峰顶上——“在我们前方闪烁着光辉,拥抱着生命能想像出的所有任何愿望,也拥抱着生命本身。此时是不可避讳的真理时刻……这是绝对的实践与满足……我们站在那里沉默着,在寂静中握手。我们看着脚下的雪但令我们惊奇的是它们是红色的,之后光华就消失了。”——科特·蒂姆伯格是仍活着的化石级登山家这位来自奥地利的攀登者在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度过40年时光。这年他25岁,而33岁的布尔已因南迦帕尔巴特成名于世。攀登中布尔因受伤截肢走得很慢,冲顶前夕他让与自己结组的蒂姆伯格加入另一个结组三人于下午6点登顶。下撤路上他们惊奇地发现布尔还在攀登这个时间去冲顶“肯定疯了”。但布尔一步一步慢慢地向上,双眼迟缓而坚毅地注视前方,这个瘦高的人像一只臃懒迟钝的老猫,伤病拖怠了他的速度,却更显他钢铁般的意志。他们被彻底感动了陪着布尔回头再次去冲顶……夜晚9点,在黄昏的灿烂中他体会到“真正的生活意义”。
  这是布洛阿特峰的第一次登顶,攀登的四人都超越了他们的时代,他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攀登8000米高山的方式——不用大团队和高山协作无氧冲顶。或者说,他们“不用协作,不架固定路绳保护”,这样他们就在大喜马拉雅山系上开创了现在称为“阿尔卑斯方式”的新登山方式。而老方式被称为“喜马拉雅方式”——队伍庞大,预设营地架设路绳——大量协作,宛如部队作战——这样的方式也被称为“军团方式”。

  迦舒布鲁姆Ⅰ峰
  8000米山峰的攀登竞赛还远远 没有结束,1958年,美国队登顶迦舒布鲁姆Ⅰ峰。美国人在此前一直垂青K2,虽然K2首登荣誉被意大利人“抢”去,但登山界无疑对美国队在K2的努力抱有极高的评价与尊重K2奠定了美国人在喜马拉雅山攀登的世界一流地位,虽然他们并未首登K2。所以,这次迦舒布鲁姆l峰的成功,在众人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讲到迦舒布鲁姆Ⅰ峰,这里也要提一下1958年美国首登中的几个队员。美国攀登历史上的巨人尼古拉斯·克林奇是队长,皮特·舍恩宁、安迪·考夫曼于7月4日登顶。最值得注意的人是皮特舍恩宁,这个美国攀登名人堂的标志人物,被人们纪念的不是这次首登,而是1953年的K2攀登。这也是历史上最神奇最经典的次单镐制动:美国八人探险队被暴风雪困在K2上,在海拔7900米处的陡峭冰坡上,一队友突然滑倒并将另五人一齐拉倒,舍恩宁本能反应敏捷迅速,冰镐制动而挽救了大家的性命,犹如好莱坞电影中的镜头……著名登山者JimCurran说:“我佩服1954年首登K2的意大利人,但我更加敬佩1953年没登上K2的美国人,他们是高尚而伟大的,他们以一种你所能想像得到的最崇高的方式而失败,他们带给我们的将是伴随一生的启示。”
  
  道拉吉里峰
  1960年,奥地利的科特·蒂姆伯格等五人登顶道拉吉里。这个高度排名第七的山峰是最遥远最偏僻的山峰之一。其南壁宛如一个金字塔,金字塔前方一个延伸的假峰被称为“小艾格尔北壁”——多数攀登者称之为不可攀登。对于任何一座8000米,登顶与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新的探索。道峰南壁是世界上最高的、未被攀过的雪岩混合路线,峰顶宛如城堡,高耸在生命禁区中。
  
  希夏邦马峰
  这样,到1960年春天,世界上的13座8000米山峰都实现了人类登顶 只有最后一座希夏邦马。事实上,这座山峰的首登在四年后才宣告14座8000米竞赛的结束——中国人正在珠峰北侧攀登,因为这象征意义以及政治精神力,对于中国思维乃至意识形态的意味更为宏大……中国人也有理由给自己一个最后的首登荣誉。最终在1964年5月2日,十位中国登山者登顶这一位于喜马拉雅分水岭以北的山峰。
  最后的天空里的竞赛,终于宣告结束。最终的成绩单,依次是奥地利完成七座英国两座,法国队两座,瑞士两座(一次和奥地利合作),美国队伍一座,德国一座(由奥地利人登顶),日本队一座,中国一座。后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两位奥地利人赫尔曼布尔和科特-蒂姆伯格,他们分别首登了两座8000米高峰,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老鼠游戏”的序幕
  
  1950~1964年的14座首登满足了人类的好奇欲望,新时代的登山家,或为了某一种说法,一个新的目标、一个解释的解释“完攀14座8000”米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少数登山家的游戏目标。完攀14座8000米被西方登山界戏称为“老鼠的游戏”。意思是为了个人攀登,如堆粮仓一样的凑数目全登。
  
  第一个“挑”起14座8000米概念的人是意大利人梅斯纳尔。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很少提到夏尔巴,提到时也不说到具体的人名,而都是说“夏尔巴搬运工”。这也是伟大的梅斯纳尔在其完美成就中不诚恳的一种个性,甚至有点虚伪,虽然他确实极少在攀登中使用夏尔巴。当然,梅斯纳尔的成就不只是第一个完成14座,而是全面系统地在8000米应用自由攀登,即使他并非是第一个在8000米尝试自由攀登。梅斯纳尔完成的是将身体和意志的极限推向更高之处。他选择难度大的攀登路线,单独或两人攀登,树立新目标总是试图用新方式去对付难题。
  即使在今天以纯粹或接近阿尔卑斯方式完成8000米的也依然只有5个人。无氧和最低限度使用路绳、夏尔巴——阿尔卑斯方式是登山的传统方式,它的技术是两百年来在阿尔卑斯山脉起源并发展起来的——从山脚起步向上攀,每人携带装备,不进行路线勘察和修路,一直向上直至登顶下撤。东方人基本还是传统的喜马拉雅式的大中型队伍形式,基本缺少好莱坞个人英雄式的攀登风格。
  “老鼠的游戏”的游戏通关的最难游戏规则如下:无氧气,新路线和阿尔卑斯式。在14座8000米的“黄金时代”和“后黄金时代”结束以后,代表着世界上最高攀登水平的欧美登山家,将注意力更广拓展到高海拔攀岩、极限攀登等方面。直到1970年代末,随着梅斯纳尔及波兰等东欧攀登家的活跃,喜马拉雅山系的8000米攀登重新又活跃起来。
  最后天空里的国家竞赛已经全然结束。这是最后的天空里的个人竞赛,一种艺术创作的“竞赛”。同时,商业之蛇也开始凝视了遥远的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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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泰田    当鲁滨逊带着星期五在海岛上遇到007开着AB系列的豪华车(阿斯顿·马丁或者BMW)带着美女的时候,也就表明了分属于不同时代的两个精英男人对待自然海岛截然不同的态度——对鲁滨逊这个被命运抛回到原始社会的人来讲,海岛是他的家,但他强烈地想离开;对007这个来自现代社会的偶像来说,海岛基本就是他度假的地方,他很不想离开。  对于我们普通人,不一定像鲁滨逊一样面临命运的极端考验,也不一定
在旅途中万一没钱了怎么办——上一次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法国。当我看到蓬皮杜艺术中心那个摆摊给法国佬起中文名的女孩,一个收取2.5欧元,大抵是一瓶可乐的价格。当时我就明白了老人家的话总是不假,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在我眼里,那些兴高采烈拿着“让驴”,“屁爱尔”之类中文名离开的法国佬,一个个都像不小心买到了发霉面包还以为是新品种新口味的那些倒霉蛋一样,除了他们的中文名,赠送一个“霉”字给
喀什噶尔,一段流淌在中世纪的耐光。俗话说。没到过喀什,等于没游过新疆。走进喀什,你不仅走到了中国最西端的边陲重镇,更深入到了中亚细亚的腹地。喀什随便一样风情:比如一个蒙面的女人和一件宫廷风格的乐器,就能够让人深刻地体会到法国文学家马塞尔·普鲁斯特著《朝着斯旺家》——“序幕”所文:“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启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式的感慨。喀什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烤馕和烤肉的
贵州,一个山与水交融,山寨与古镇同在,多民族共存的神秘地方。大自然造就了这里鬼斧神工的喀斯特地貌,也造就了这里纯朴的少数民族风情。苗族是贵州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他们主要居住在黔东南地区。这两年,我多次来到黔东南,把镜头对准苗人的平凡生活,但我却发现平凡生活中的他们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之间,他们既想坚守自己的信仰和习俗,但又始终被外来文化所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只能寻找,寻找那些即将消失的苗人传奇
策划 马德民 编译 李大为    从2005年开始,今年我们已经是第三次报道年度金冰镐奖评选活动,我也因此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顶尖攀登者交流,分享他们的精彩故事。  在我们的眼里,他们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张扬个性,狂放不追求理想,享受生活。他们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生活永远在山上不停地攀登,从一座峰顶到另一座峰顶。  他们是性情中人,这种性情和理想源于独立自尊的气概与自由平等的风尚。他们赋予攀登诗意
顺利到达成都时登山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缺少的东西也在唐超和吴晓江那里补齐。晚上,当我们大家正坐在一起吃冷锅鱼的时候,凌峰带着他标志性的得意笑容,拖着长长的单板包出现了。  冷锅鱼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大块朵颐的美味,还有随之而来的腹泻,吃得最多的我,凌峰、王冰若干次地捂着肚子冲向厕所,这事让我觉得不爽,不过除此之外其他事情都按计划进行,我们找到了藏族协作罗罗,加上刃脊探险公司的泽榔头我们就有两名协作。
滑雪是一项让人上瘾的冬季户外运动。每到冬天,我的“毒瘾”就会发作。何以解“毒”,惟有滑雪。飞在蓝天之下,白雪之上,沿着山坡高速滑行的感觉令人陶醉。虽然县城里的主干道上林立着大大小小的旅馆、酒店,但一到雪季仍是供不应求,为了不在滑雪旺季跟大伙抢房间,我们在崇礼置房,以保证能及时过白色鸦片的瘾。    主人  跳哥,跳姐:滑雪发烧友,户外活动的爱好者,喜欢带着狗狗自驾车去旅行……    主人说    
珠峰是世界上所有力量的象征。征服它就是用人类精神与之进行较量。可以想像出他的成功会给攀登伙伴带来的兴奋,为英格兰赢得的荣耀。这将让全世界瞩目,为他带来名气,使他产生一种经久不衰的满足感,使他的生活变得富有意义……或许,他不能确切地表达这一切,但他心中一定植根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在转身退下和从容倒下这两种选择中,后者对马洛里可能更容易些,而前者带来的莫大痛苦会令他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登山者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