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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读了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副主任、语文特级教师严华银先生《让语文安静》[1]《也是说的“人文性”》[2]等一系列文章，感触很多。伴随着语文新课标的深入推广，语文课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语文课改的核心就是将语文从所谓刻板的繁琐的工具式训练中解放出来，将其引导至人文性的广阔天地；同时突出学生在语文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激发学生多元、广泛的阅读兴趣和写作爱好，实现全面素质与健全人格的养成。由此，传统语文教学中长期形成的一些习惯和模式遭遇了“断然”的质疑和否定。“态度、情感、价值”超越了语法和修辞，大文化超越了文本，“用教材教”也替代了“教教材”。
面对这样的情势，语文教育界出现了反弹性的保守主义思潮。严先生可算得其中的重要代表。他在《让语文安静》一文中“怀想起过去的语文教学，艳羡那传统的语文先贤”， 提出“今天，对语文课改的反思已然启动，我以为，我们要做和能做的就是，祛除邪魅，扶养正气”——而实现之途便是“让语文教育安静。从语文学习规律入手，回归真实的语文学习状态，语文就是语文，喊偏激的口号，贴招摇的标识，炒‘创新’的陈货，不是十足的幼稚，就是沽名钓誉！”他在《也是说的“人文性”》一文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抨击了“今天语文社会化、思想化、政治化的荒唐”。他认为在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关系中，工具性是“皮”，人文性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从以上这些文字不难看出，严老师将目前的语文课改视为对语文教学的破坏，将课改中的创新试验视为招摇和幼稚，将社会各界，特别是思想文化界对语文的关注和介入视为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段，因而是“荒唐”。严老师大声疾呼：中国语文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语文更需要自救。总之一句话，在严老师看来，现在的语文被搞“乱”了。“乱”从何来？就来自语文之外的社会，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
我的感触又是什么呢？不妨先从一个具体的小问题说起。严先生对语文的观点其实是有来源的，那就是叶圣陶先生上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语文”概念。叶圣陶当时提出这个概念，特为将其与传统的重在传道的国文教育区分，而以阅读、写作之“技术的训练”为语文特有的任务，和其他科目的教学相区分。[3]这个“语文”概念是否就不能讨论呢？按照严先生在《让语文安静》中的说法：“语文、语文学科和课程建设、语文学科的性质和目标、语文教学和改革等问题，就可以作为科学来研究。跟谁谁说过定过毫无关系，让偶像走下神坛”，那么这个“谁谁”、“偶像”是否也可以包括叶圣陶这样的学科奠基者呢？或者说他仅指如今对语文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人文学者？由此就涉及到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
应该说，一门学科，从来就不是凝定的。它往往从混沌中产生，然后逐步明确自身的特殊性，经历分殊发展的阶段；然后再到一定时期，又会和其他学科相互影响，从而在丰富自身的同时走向新的混沌。比方说中国的文学概念，在古代都是杂文学，与哲学、神学、伦理、政治甚至自然科学甚至奏折、书信等应用文体相混沌，然后到了近代，受西方影响，逐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的文学概念。到今天，文学实际上已经走向新的混沌，文学与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美术等又产生了高度的交融。比方说一本日本漫画，你说它是美术作品还是文学作品？“我爸是李刚”的造句大赛，是一个文学事件、语文事件，还是一个政治事件、社会事件？西方的文学概念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不独人文学科如此，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传统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之间的界限也在模糊，产生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从大类上来讲，既可归此，也可归彼。而正是这样一种学科的相互影响和交叉，正是学科的这样一种动的成长过程，保证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更保证了人类社会文明的更新与创造。语文学科，难道可以例外吗？
语文学科从文学、道德伦理的混沌中析分出来，明确自己的学科定位，在当时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当年整个社会及教育对象的文化基础和今天不同，信息的传播与接受非常有限，语言与文字的应用领域也非常有限。打个比方说，过去的人读一本书就是读一本书，而我们现在挂在网上的时候，往往是多个不相干的窗口同时打开；过去的语言与文字主要运用于传统的物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规范的制度性交往领域，而今天的语言与文字，还包括图像、视频则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娱乐、休闲产业以及各种新型人际传播、交往形态，比方说微博。应该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对象比民国时期的教育对象，更富于创造的潜质，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丰富、更多元、且不断更新的文化环境中。任何教育都不可能离开社会与教育对象抽象存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追求理想的纯粹，但是无一成功。包括时下热议的所谓汉语纯洁性的问题——纯洁的汉语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只有三千多字的甲骨文呢？还是有4万多字的康熙字典？抑或两者之间的某个时代？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如果今天的语文学科仍要囿于当年的那个“经典”定义，这和刻舟求剑又有什么区别呢？
创造的时代往往是众说纷纭的嘈杂时代，也往往是经历困惑的彷徨时代。比方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白话文学之初，除了鲁迅，除了散文创作，特别是小说和诗歌，鲜有佳作。当时所谓新文化小说，差不多9成都是恋爱小说，充斥着做作的新文艺腔和雷同的模式化的情节。正所谓“呐喊”之后必有“彷徨”，但这“彷徨”，其实正是新时代分娩的最后的阵痛。身在其中的人自然痛苦，不满，而且这种痛苦和不满甚于万马齐喑的前“呐喊”时代。但是回过头再来看，那个时代却蕴涵了最宝贵最真挚的创新的种子，确实称得上“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并不觉得。毋庸讳言，新课标的推广以及语文课改确实带来许多新问题，严先生所提的种种弊端也绝非夸大其词。任何时代，任何领域也都有“咸与维新”者。但是我不能赞成严先生由此对目前正在变革中的语文学科与语文教学的总体态势所持的基本立场。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严先生在多篇文章及访谈中对当下语文学科新变革中的两个关键点——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的教学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先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问题。严先生将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在我看来，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关系更类似手段与目标。工具是不能脱离目标而存在的，那样的抽象工具毫无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说，工具性必须接受意义和价值的检验。当然反之，脱离手段、工具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空洞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手段、工具与目标、人文性必须结合。我们不妨打个比方，锄头算是工具吧，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种地，难道能说种地是毛，锄头倒是更为根本的皮吗？难道说可以有脱离种地的纯粹的“锄头使用学”吗？要学好“锄头使用学”，难道不需要土地吗？不需要了解土壤吗？不需要了解种子吗？作为语文教学之核心的语言也是如此。语言是必须伴随着语境的。而语境既包括上下文，也指社会这个大语境。20世纪的语言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语言不再被视为脱离表达内容的纯粹的物质外壳，语言成为第一性，不是表达世界和思想，而是本身就是世界和思想。传统以纯粹语法修辞为核心的语言学向语言哲学、文化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方向发展，语言研究、文化研究、哲学研究的整合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我们的语文学科对此难道可以完全无动于衷，仍然要将自己封闭起来吗？更何况，纯粹的工具中心论，看似重视工具，实际上是将工具置于一种了无生趣的境地中——它的吸引力何在呢？学习者对它的兴趣何来呢？学习效果又会好到哪里去呢？我一朋友的孩子，对电视频道记得特牢，比如36频道是什么台，湖南卫视是第几频道等等，张口就来。究其原因，还在于这孩子爱看电视呀，如果是当公式般去记，恐怕效果会差很多。
再来说关于“自主合作探究”的模式问题。它在实践中效果不尽如人意，在我看来乃是过去长期的被动学习模式的惯性尚不能消除，自主合作探究的具体路径尚不完善所致。这个新模式的社会文化背景正是新媒介环境下社会文化产品由所有人共同生产、共同分享的新的信息生产模式。它其实早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交往中。比如BBS上就某一问题的灌水，难道不是“自主合作探究”吗？为什么这样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生龙活虎，不断制造着热点，不断引发关注，不断推动社会在某一方面的完善和进步，而到了我们的课堂却往往成了形式主义的闹剧呢？这还是与具体的课堂设计有关，所提炼的探究问题不足以适应学生的心理特征，激发其学习兴趣。比如说《鸿门宴》，设计的问题往往围绕对刘邦和项羽的评价展开，皆属大历史范畴，难以引发学生兴趣。其实从故事性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有关脱险和摆脱困境的故事。如果围绕此，以“刘邦脱险最该感谢谁”为论题，则既能更紧密的结合文本，又能激发兴趣，同时也蕴涵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思索。其可能的答案至少有四五个，包括最该感谢刘邦自己。每一个答案只要其论证与表达的过程、逻辑是清晰的、完整的、有根据的，则皆算得上合理。在此过程中，学生既可学习从文本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也可以在复述文本相关内容的时候解决字词句法等“工具性”问题。
真希望如严先生这样的名师能够从新课标的视角，从语文课改的精神实质出发，多从内部钻研而非外部评判，多为语文教学提出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和思路。因为语文教学中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倾向，有可能阻滞学生和教师的创造力、想象力——即便语文就是工具，那它也该是不断创新的工具而非多年不变的老一套——语文的实质，乃至于任何学科的实质与生命都在于创新，尽管这是个曲折彷徨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克服我们内心最深的怯懦——对彷徨和迷惘的怯懦，在彷徨和迷惘中探索新的未知世界。所以语文还不能安静。
参考文献：
[1]严华银：《让语文安静》，《语文教学通讯》2011年第1期。
[2]严华银：《也是说的“人文性”》，严华银的博客，http://yanhuayin.blog.zhyww.cn/archives/2010/
2010511192414.html
[3]参见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金立群，评论家，文学博士，现居湖北武汉。本文编校：老 猛
面对这样的情势，语文教育界出现了反弹性的保守主义思潮。严先生可算得其中的重要代表。他在《让语文安静》一文中“怀想起过去的语文教学，艳羡那传统的语文先贤”， 提出“今天，对语文课改的反思已然启动，我以为，我们要做和能做的就是，祛除邪魅，扶养正气”——而实现之途便是“让语文教育安静。从语文学习规律入手，回归真实的语文学习状态，语文就是语文，喊偏激的口号，贴招摇的标识，炒‘创新’的陈货，不是十足的幼稚，就是沽名钓誉！”他在《也是说的“人文性”》一文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抨击了“今天语文社会化、思想化、政治化的荒唐”。他认为在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关系中，工具性是“皮”，人文性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从以上这些文字不难看出，严老师将目前的语文课改视为对语文教学的破坏，将课改中的创新试验视为招摇和幼稚，将社会各界，特别是思想文化界对语文的关注和介入视为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手段，因而是“荒唐”。严老师大声疾呼：中国语文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语文更需要自救。总之一句话，在严老师看来，现在的语文被搞“乱”了。“乱”从何来？就来自语文之外的社会，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
我的感触又是什么呢？不妨先从一个具体的小问题说起。严先生对语文的观点其实是有来源的，那就是叶圣陶先生上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语文”概念。叶圣陶当时提出这个概念，特为将其与传统的重在传道的国文教育区分，而以阅读、写作之“技术的训练”为语文特有的任务，和其他科目的教学相区分。[3]这个“语文”概念是否就不能讨论呢？按照严先生在《让语文安静》中的说法：“语文、语文学科和课程建设、语文学科的性质和目标、语文教学和改革等问题，就可以作为科学来研究。跟谁谁说过定过毫无关系，让偶像走下神坛”，那么这个“谁谁”、“偶像”是否也可以包括叶圣陶这样的学科奠基者呢？或者说他仅指如今对语文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人文学者？由此就涉及到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
应该说，一门学科，从来就不是凝定的。它往往从混沌中产生，然后逐步明确自身的特殊性，经历分殊发展的阶段；然后再到一定时期，又会和其他学科相互影响，从而在丰富自身的同时走向新的混沌。比方说中国的文学概念，在古代都是杂文学，与哲学、神学、伦理、政治甚至自然科学甚至奏折、书信等应用文体相混沌，然后到了近代，受西方影响，逐步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纯粹的文学概念。到今天，文学实际上已经走向新的混沌，文学与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美术等又产生了高度的交融。比方说一本日本漫画，你说它是美术作品还是文学作品？“我爸是李刚”的造句大赛，是一个文学事件、语文事件，还是一个政治事件、社会事件？西方的文学概念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不独人文学科如此，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传统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之间的界限也在模糊，产生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从大类上来讲，既可归此，也可归彼。而正是这样一种学科的相互影响和交叉，正是学科的这样一种动的成长过程，保证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更保证了人类社会文明的更新与创造。语文学科，难道可以例外吗？
语文学科从文学、道德伦理的混沌中析分出来，明确自己的学科定位，在当时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当年整个社会及教育对象的文化基础和今天不同，信息的传播与接受非常有限，语言与文字的应用领域也非常有限。打个比方说，过去的人读一本书就是读一本书，而我们现在挂在网上的时候，往往是多个不相干的窗口同时打开；过去的语言与文字主要运用于传统的物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规范的制度性交往领域，而今天的语言与文字，还包括图像、视频则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娱乐、休闲产业以及各种新型人际传播、交往形态，比方说微博。应该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对象比民国时期的教育对象，更富于创造的潜质，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丰富、更多元、且不断更新的文化环境中。任何教育都不可能离开社会与教育对象抽象存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追求理想的纯粹，但是无一成功。包括时下热议的所谓汉语纯洁性的问题——纯洁的汉语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只有三千多字的甲骨文呢？还是有4万多字的康熙字典？抑或两者之间的某个时代？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如果今天的语文学科仍要囿于当年的那个“经典”定义，这和刻舟求剑又有什么区别呢？
创造的时代往往是众说纷纭的嘈杂时代，也往往是经历困惑的彷徨时代。比方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白话文学之初，除了鲁迅，除了散文创作，特别是小说和诗歌，鲜有佳作。当时所谓新文化小说，差不多9成都是恋爱小说，充斥着做作的新文艺腔和雷同的模式化的情节。正所谓“呐喊”之后必有“彷徨”，但这“彷徨”，其实正是新时代分娩的最后的阵痛。身在其中的人自然痛苦，不满，而且这种痛苦和不满甚于万马齐喑的前“呐喊”时代。但是回过头再来看，那个时代却蕴涵了最宝贵最真挚的创新的种子，确实称得上“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并不觉得。毋庸讳言，新课标的推广以及语文课改确实带来许多新问题，严先生所提的种种弊端也绝非夸大其词。任何时代，任何领域也都有“咸与维新”者。但是我不能赞成严先生由此对目前正在变革中的语文学科与语文教学的总体态势所持的基本立场。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严先生在多篇文章及访谈中对当下语文学科新变革中的两个关键点——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的教学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先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问题。严先生将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在我看来，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关系更类似手段与目标。工具是不能脱离目标而存在的，那样的抽象工具毫无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说，工具性必须接受意义和价值的检验。当然反之，脱离手段、工具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空洞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手段、工具与目标、人文性必须结合。我们不妨打个比方，锄头算是工具吧，其意义和价值就在于种地，难道能说种地是毛，锄头倒是更为根本的皮吗？难道说可以有脱离种地的纯粹的“锄头使用学”吗？要学好“锄头使用学”，难道不需要土地吗？不需要了解土壤吗？不需要了解种子吗？作为语文教学之核心的语言也是如此。语言是必须伴随着语境的。而语境既包括上下文，也指社会这个大语境。20世纪的语言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语言不再被视为脱离表达内容的纯粹的物质外壳，语言成为第一性，不是表达世界和思想，而是本身就是世界和思想。传统以纯粹语法修辞为核心的语言学向语言哲学、文化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方向发展，语言研究、文化研究、哲学研究的整合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我们的语文学科对此难道可以完全无动于衷，仍然要将自己封闭起来吗？更何况，纯粹的工具中心论，看似重视工具，实际上是将工具置于一种了无生趣的境地中——它的吸引力何在呢？学习者对它的兴趣何来呢？学习效果又会好到哪里去呢？我一朋友的孩子，对电视频道记得特牢，比如36频道是什么台，湖南卫视是第几频道等等，张口就来。究其原因，还在于这孩子爱看电视呀，如果是当公式般去记，恐怕效果会差很多。
再来说关于“自主合作探究”的模式问题。它在实践中效果不尽如人意，在我看来乃是过去长期的被动学习模式的惯性尚不能消除，自主合作探究的具体路径尚不完善所致。这个新模式的社会文化背景正是新媒介环境下社会文化产品由所有人共同生产、共同分享的新的信息生产模式。它其实早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交往中。比如BBS上就某一问题的灌水，难道不是“自主合作探究”吗？为什么这样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生龙活虎，不断制造着热点，不断引发关注，不断推动社会在某一方面的完善和进步，而到了我们的课堂却往往成了形式主义的闹剧呢？这还是与具体的课堂设计有关，所提炼的探究问题不足以适应学生的心理特征，激发其学习兴趣。比如说《鸿门宴》，设计的问题往往围绕对刘邦和项羽的评价展开，皆属大历史范畴，难以引发学生兴趣。其实从故事性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有关脱险和摆脱困境的故事。如果围绕此，以“刘邦脱险最该感谢谁”为论题，则既能更紧密的结合文本，又能激发兴趣，同时也蕴涵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思索。其可能的答案至少有四五个，包括最该感谢刘邦自己。每一个答案只要其论证与表达的过程、逻辑是清晰的、完整的、有根据的，则皆算得上合理。在此过程中，学生既可学习从文本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也可以在复述文本相关内容的时候解决字词句法等“工具性”问题。
真希望如严先生这样的名师能够从新课标的视角，从语文课改的精神实质出发，多从内部钻研而非外部评判，多为语文教学提出前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和思路。因为语文教学中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倾向，有可能阻滞学生和教师的创造力、想象力——即便语文就是工具，那它也该是不断创新的工具而非多年不变的老一套——语文的实质，乃至于任何学科的实质与生命都在于创新，尽管这是个曲折彷徨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克服我们内心最深的怯懦——对彷徨和迷惘的怯懦，在彷徨和迷惘中探索新的未知世界。所以语文还不能安静。
参考文献：
[1]严华银：《让语文安静》，《语文教学通讯》2011年第1期。
[2]严华银：《也是说的“人文性”》，严华银的博客，http://yanhuayin.blog.zhyww.cn/archives/2010/
2010511192414.html
[3]参见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金立群，评论家，文学博士，现居湖北武汉。本文编校：老 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