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建于坊中，居民围井而居，那些水井，既是坊巷的点缀，又是民生的写照
　　杭州街巷以井为名的很多，大井巷、小井巷、饮马井巷、柳翠井巷、白井儿头、井亭桥、四眼井、方井弄……仅仅叫“井弄”这个名字的就有9条街巷。
　　井的消失并不久远。据统计，直到1930年，杭州城里仍有水井4842口，平均20户人家一口，要说方圆几百米之内，有一百口井，似乎也不为过。另据1985年的统计，全市有水井5549口。此后，伴随着大面积旧城改造，城市中的井，快速消失。
　　今天，在城区一些老街巷里，我们偶尔还能看见井边汲水洗涤的景象。而明天，它们或许只能作为历史的、民生民俗的符号，留在城市的版图上。

一个解读历史的密码

　　井巷中最著名的是百井坊巷。
　　百井坊，顾名思义，此地的井有百口之多。百井坊巷东起中山中路，西至延安路北段，长不过三百多米，如今看去就是一条普通的城中小街，却不知在它长达千年的历史里，埋藏着一段城市成长的故事。
　　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吴越国时期，即杭州进入富庶繁盛的年代，人口激增，那吴越国王很有魄力，为解决市民的喝水难题，竟然一口气挖了99口井，取整数称“百井”，故名“百井坊”，巷以坊得名。
　　巷里的老井清代修军械所时大多被填没，如今平展展的小街上已经看不到井的影子了。早几年有记者去寻寻觅觅，在僻静处发现了一口井，不知是否当年遗漏的老井，恰有住在附近的老太太在此汲水洗涤，说起百井坊巷的来历，口气颇为自豪。
　　真正的老井倒是还有一口。出百井坊巷是宽阔的延安北路，街边的人行道上，有一口“钱王井”（吴越王姓钱。也称做“钱王”），这口井是当年吴越王百井中仅存的一口。古拙的井圈突兀在街道上，如今井口已被石板盖住，早些年还是井口朝天，有青苔覆盖，向井里探望，似有水波映出一旁现代街市的影子。据史料记载，上个世纪30年代，杭州大旱，西湖水枯，而钱王井水不竭，天墨墨黑就有人从老远的地方到这里来排队打水，吊桶的绳子要放下十多米呢。
　　說到百井坊巷，还有另外一段故事。
　　百井坊巷有一个俗称“十八间”，讲的是百年前的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杭州城里的“旗营”（清兵驻防营城）被拆去，营内清兵及家属四散，各寻门路，有一些无处可去或年老体弱的旗人，政府在菩提寺路建房安置了他们。没过几年。那一带商业繁荣地价上涨，菩提寺路成了黄金地段，于是政府在百井坊巷重新建房，住在菩提寺路的旗人再次搬迁。虽说是新建，其实就是从菩提寺路拆下木料，搬到百井坊巷重建。齐刷刷的十八排，每一排大约一二十间房，俗称“十八间”，居民都是从菩提寺路搬过来的满族和蒙古族平民。
　　当年的百井坊巷，可以说是杭州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的老居民还记得，百井坊巷小学的礼堂里，曾经有一块满文碑，记录了这段搬迁历史。可惜早已不知去向。
　　不要说碑了，连姓氏都没了，大家都把原来的满族姓氏改成了金、赵、童等等，几代以后，已无人会说满语，会看满文。
　　1983年，“十八间”被拆掉，盖起了新楼，但是当地老人们依然固执地称呼这里为“十八间”。“十八间”，似乎成了一个密码，成了他们连接祖辈的唯一通道。
　　一千多年前的百井坊，似乎告诉了人们一座城市的民生是如何开始的；而一百年前的百井坊巷，则是一个终结符号，告诉我们一段历史是怎样结束的。

特殊的水井

　　为什么井多？因为古代杭城喝水曾经是个大问题。
　　吉时杭州是个浅海湾，后来潮汐冲击，泥沙淤塞，海水江潮慢慢退去，出现了陆地，出现了湖泊，人们开始在这里聚居。杭州的地形湖西是群山，湖东是江海退去后的冲积平原，湖东平原虽好，但江海退去不久，地下水咸苦不能饮用，北宋苏东坡就曾说过，“杭之为州，本江海之故地，水泉咸苦……”所以，人们起先大多居住在靠湖或靠山的地方，那里有山涧和湖水。
　　隋朝（581～618年）筑城时，杭州居民已有1.53万户，但依然发展缓慢，杭人饮水只能到西湖里去汲取，往来奔波，十分不便。
　　杭州人的吃水问题一直要等到唐朝的李泌出现。
　　李泌是个官场高手，曾在四朝皇帝手下为官，也曾几上几下，后来还坐到了宰相的高位。他当官当了47年，其中在杭州当市长（刺史）只有两年多，就是在这两年里，他做下了一件永留史册的事：一个影响杭州一千多年的决定——开井引水。
　　水是民生头一件大事。到杭州当父母官的李泌十分明白这一点，他决定引西湖水解决杭州人的饮水问题。
　　李泌挖“井”。其实并非掘地聚地下水之井，地下水依然未脱咸苦，他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水井——六个大蓄水池。先在西湖边修建出水口，然后挖沟渠通向城区居民聚居的坊间，南方多毛竹，将竹管埋入暗沟作为引水渠道，水渠的另一头就是“井”——一个大蓄水池。湖边的水口设有水闸。一开启，清凌凌的淡水就蓄满大池。这就是杭州最初的引水工程。
　　李泌的“六井”都设在湖东城区里，由南向北，名称是：相国井、西井、金牛井、方井、白龟井、小方井。这六口大井大大地解决了城区居民长久以来的饮用水问题，也成了市民文化的滥觞。
　　这以后，杭州人喝六井之水近千年。
　　“喝水不忘挖井人”，杭人怎能不对李泌心存感激？两年多后，李泌走了，没有再回来过，而杭州人却一直在纪念他。李泌后来做过宰相，人们便将六井里的第一口大井称为“相国井”，又在井上建亭，谓之“井亭”，井旁之桥也随之称为“井亭桥”。李泌死后。井亭桥西又建起了祠堂，称“相国祠”。
　　井事桥位于杭州的城市中心，正是解放路与浣沙路的十字路口，交通十分繁忙，往西，离西湖只有几步之遥，往南，遥见巍峨的吴山城隍阁。站在十字路口，遇红灯停步时，可见一旁逼仄的人行道上有一口古井，四周修有石围栏，护栏上刻着三个字：“相国井”。这就是李泌“六井”中仅存的一口井。它已成为一种象征，象征杭州的过去，告诉人们城市是如何慢慢长大的。现在，这里无亭无桥亦无祠，只有人行道上那口早已无水的“井”，默默地讲述着一段古杭州的历史，讲述着关于“井”的故事。

西湖甘水，殆遍一城

　　六井开凿四十年后，大诗人白居易来到杭州做刺史。这时。六井的水渠管道年久失修，以至于一些井里淤塞无水，于是，诗人一方面歌颂他的前任，一方面对六井进行疏浚修理。三年后，白市长离任前还仔细地向他的后任交代：六井与湖相通，容易堙塞，要认真管理，常常疏通，使井水保持充沛。
　　杭州与诗人也真是有缘，到了北宋，又有一位大诗人苏东坡来杭州当市长（太守）。此时距白居易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六口大井早已阻塞。苏东坡两次在杭州为官，两次都把疏通六井作为大事来抓。
　　第一次，他从最大的相国井着手，开沟清污，更换井壁，完工那天，相国井大水如注，围观百姓一片欢呼。如此这般地修复了其他五井，又用毛竹连缀成管道，将几口大井连通，保持各井的水源旺盛。工程费时半年。也真是巧，这年浙江江苏安徽遭遇大旱，长江流域浙西六县水井枯竭，老百姓用酒坛盛水，作为馈赠的重礼，惟独钱塘一地井水充沛，百姓感激不尽。
　　十六年后，苏东坡第二次来杭时，更是对六井作了技术改革。原来的毛竹管道省钱省时，但容易破裂腐烂，此次修井用瓦管替换了竹管，并将瓦管固定在石槽内，这一次，做的是百年大计。此外，还将引水工程向东扩展，再新挖两井，从此，“西湖甘水，殆遍一城”。
　　宋元以后，杭州的地下水已脱了咸苦。水井随处可挖，甚至老百姓在自家的院里堂前都会挖一口水井。
　　所以说，井对杭州城实在有莫大的贡献，不仅仅因为杭人的生活从井边开始，杭州的历史也是从井开始的。

民风淳淳的风情画

　　井，也是杭州民俗最简明也最丰富的图解。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在村口大树下听村民讲故事，清初《豆棚闲话》的作者艾衲听故事的场景是豆棚下，大树、豆棚，都是民间聚集的场所。在老杭州则是井边，这是最具杭州特色，也最能发生并演绎各种生活情景的地点。
　　旧时杭州人的生活离不开井，不仅仅因为饮水。杭州的城市格局始于唐朝，特点是坊市分离，前市后坊。前市，即主要大街上全是商铺；后坊，街市的后面是人们居住的坊巷。水井建于坊中，居民围井而居，那些水井，既是坊巷的点缀，又是民生的写照。
　　杭州吴山脚下的河坊街有一条著名的小巷——大井巷，这是一条一千多岁的老巷。巷内有一吴越时凿就的大井，水质甘洌，大旱不涸，人称“吴山第一泉”。据说因井口广阔，常有“冤抑者自投其中”，于是也就常有人在井边讲鬼故事，讲那大井里传出的冤愤之声。说得有鼻子有眼。传得神乎其神。宋绍兴年间，太尉董德之叫人用一块大石板盖住井口。上面开六个只能放下水桶的井口。
　　难得这口大井现在还保持着老样子，每天，附近的居民仍喜欢在这里洗洗涮涮，聊天说古，水声里夹杂着市井的热闹，走过这里，仿佛能闻到流动着的江南味道。一条青石板古巷，一口说不清年头的大井。潮湿的井沿永远在酝酿和生長着种种故事。杭州人就这样在井边玩耍嬉戏，哭笑争闹，慢慢长大，却不曾想到，自己的生活已被井水浸润得精致而绵长。难怪那些老婆婆搬到了新盖的楼房里后，整天就想着井水的好处。唠叨着井边的旧日子。
　　老杭州城里多小巷，窄窄的，两边或是木制的临街房屋，开窗便是街巷，或是泥墙围住的小院，白墙黑瓦，而那些位于坊巷中心的公共老井，也就成了邻里间的交流中心。
　　井边的生活场景，从来都是民风淳淳的风情画。人们在井台边洗脸刷牙淘米汰菜捶衣涤被，也在井台边打情骂俏、拔刀相助、悲欢离合，这里就是百姓庶民的社交场所，所有的消息传闻从这里传播，所有的人间戏剧在这里演绎。
　　杭州作家何鑫业说：当井消失的那一天，便是民俗脚步走到头的那一天。井，就像是一幅市井风情画上点题的“眼”。千百年来。人们一代一代地生活在井边。石头井圈被井绳磨出了深深的凹痕。想想看，井边走过一代代人，穿着不同的服饰，说着不同的话语，却过着同样的日子，真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