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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金瓶梅》就是一幅明朝的社会长卷，商人从中看到打点生意的套路，官员从中看到明代官场的规矩，美食家看到吃，性学家看到交合，无数普通读者看到一个人的可恶和可怜。
如果穿越回明朝万历年间的文人朋友圈，你会看到什么？也许，你会看到王用汲等直臣，为衰朽残年的海瑞鸣不平;一代文豪汤显祖，在京师宣传“危险分子”李贽的著作;又或者，你还会看到几个文人私下传阅一本奇书，嘴上说有辱斯文，心里其实看着暗爽。问及作者，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所著，卻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这本禁书就是《金瓶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据说创作于嘉靖末到万历二十年间，最早记载见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年）：文人袁宏道自己看还不过瘾，写信给画家董其昌，问《金瓶梅》缺漏的章节在哪里，怎么能读到。他是一个书迷，被这个不知名的兰陵笑笑生折服，不禁感慨道：“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
《金瓶梅》的性描写在明代并不算多
《金瓶梅》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演化而来，讲北宋末年的故事，底子却是明朝的。它刚一问世，就被官府打压，以至于爱书者纷纷手抄传世。
文人们为这部小说隔空辩论，一派以李日华为代表，认为此书“大抵市浑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水浒传》”。另一派如袁中道，对《金瓶梅》“极口赞之”。可见，早在明朝中后期，《金瓶梅》就已经得到部分文人的认可，不是一般的艳俗小说。
可是，这么一本书却被禁了。很多人以为《金瓶梅》在清朝才被禁，其实早在万历末年，《金瓶梅》就被列入了封禁名单。学者高洪钧查证，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礼部颁发的《钦定教条》里，已经把《金瓶梅》列入了“禁止私刻”的名单。无独有偶，崇祯年间的《江西学政申约》里有一则“禁私刻”里也写道：“有射利棍徒刊刻淫秽邪僻之书，如《金瓶梅》《情闻别记》等项，迷乱心志，败坏风俗，害人不小。”
《金瓶梅》虽被视作淫书，但它的色情描写并不多，一百多万字的小说，真正露骨的描写只有几千字，把朦胧的挑逗文字加起来，也不过一万余字，并不像《肉蒲团》那样，色情描写泛滥成河。
其实在明朝，《金瓶梅》算不得多露骨。很多人一想到明朝，就想到“存天理，灭人欲”，以为明朝很保守。恰恰相反，明朝至少在文学上比清朝开放许多，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怠政，商业发展，社会兴起奢侈、放纵之风，色情小说也流传开来。像《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隋炀帝艳史》这些小说，都是明代的。
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
为什么《金瓶梅》当时还是被禁呢？恐怕是因为它太真了——真实的语言、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经济、真实的政治。比起色情的内容，它更多写的是世间百态、官宦商贾、市井百姓的生活。一部《金瓶梅》，是一幅明代的社会长卷，商人从中看到打点生意的套路，官员从中看到明代官场的规矩，美食家看到吃，性学家看到交合，无数普通读者看到一个人的可恶和可怜。
据《人民政协报》2009年6月11日的文章《毛泽东五评〈金瓶梅〉》，毛泽东认为《金瓶梅》是如同《官场现形记》一般的谴责小说，暴露黑暗。1956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对万里等人讲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1961年12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又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
《金瓶梅》写的虽是北宋故事，但它描述的官制、礼仪、社会风俗，大体上是明朝中期的。放在当时，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本借古讽今的小说，看似在写情爱，其实里面对官场的讽刺特别辛辣。作者通过描写西门庆和宋御史、侯巡抚、蔡京、翟管家等人的交往，暴露出明朝官场的贪污舞弊、沆瀣一气。
比如小说写到第75回，宋御史为巡抚侯石泉老先生饯行，托西门庆置办酒宴。宋御史有权有势，但他明面上的俸禄不多，设宴款待侯巡抚，他要隆重，但不想自己出钱，就想到了西门庆。西门庆心领神会，他和宋御史一问一答，就把小舅子和当地守备官举荐了出去，利用宋御史的权柄，助自家人升官。
而且西门庆打点宋御史之余，不忘“令左右手悄悄递了三两银子与吏典”。所以，商人办事，既要贿赂地方长官，也要喂饱各级各部门的吏胥。《金瓶梅》这一笔，体现出作者对明朝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官场的洞察，以及他对官商勾结、吏胥蛮横现象的厌恶。
毛泽东亲自拍板解禁
清朝康熙年间，清代著名批评家张竹坡赞颂《金瓶梅》是“天下第一奇书”。在他的引领下，清朝文人争相阅读《金瓶梅》。但事实上，这个时期《金瓶梅》依然是被禁的。康熙帝曾吩咐臣子将《金瓶梅》译成满文，印刻出来，但只在内务府流通，外面照禁不误。这也是《金瓶梅》的奇特之处：几百年来背负着“淫书”的骂名，一直被禁，但却流传久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亲自拍板了《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的解禁。他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套。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因此，这个版本的《金瓶梅》又被称作“部长本”，作家孙犁、魏巍都趁机收藏。孙犁读后感慨：“《金瓶梅》是一部末世的书，一部绝望的书，一部哀叹的书，一部暴露的书。”
当时，市面上是买不到全本《金瓶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陈早春后来对媒体回忆：周恩来总理当年亲自指示，购买《金瓶梅》全本必须由人文社总编辑签字。
（《读书文摘》 2020年第6期）
如果穿越回明朝万历年间的文人朋友圈，你会看到什么？也许，你会看到王用汲等直臣，为衰朽残年的海瑞鸣不平;一代文豪汤显祖，在京师宣传“危险分子”李贽的著作;又或者，你还会看到几个文人私下传阅一本奇书，嘴上说有辱斯文，心里其实看着暗爽。问及作者，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所著，卻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这本禁书就是《金瓶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据说创作于嘉靖末到万历二十年间，最早记载见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年）：文人袁宏道自己看还不过瘾，写信给画家董其昌，问《金瓶梅》缺漏的章节在哪里，怎么能读到。他是一个书迷，被这个不知名的兰陵笑笑生折服，不禁感慨道：“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
《金瓶梅》的性描写在明代并不算多
《金瓶梅》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演化而来，讲北宋末年的故事，底子却是明朝的。它刚一问世，就被官府打压，以至于爱书者纷纷手抄传世。
文人们为这部小说隔空辩论，一派以李日华为代表，认为此书“大抵市浑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水浒传》”。另一派如袁中道，对《金瓶梅》“极口赞之”。可见，早在明朝中后期，《金瓶梅》就已经得到部分文人的认可，不是一般的艳俗小说。
可是，这么一本书却被禁了。很多人以为《金瓶梅》在清朝才被禁，其实早在万历末年，《金瓶梅》就被列入了封禁名单。学者高洪钧查证，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礼部颁发的《钦定教条》里，已经把《金瓶梅》列入了“禁止私刻”的名单。无独有偶，崇祯年间的《江西学政申约》里有一则“禁私刻”里也写道：“有射利棍徒刊刻淫秽邪僻之书，如《金瓶梅》《情闻别记》等项，迷乱心志，败坏风俗，害人不小。”
《金瓶梅》虽被视作淫书，但它的色情描写并不多，一百多万字的小说，真正露骨的描写只有几千字，把朦胧的挑逗文字加起来，也不过一万余字，并不像《肉蒲团》那样，色情描写泛滥成河。
其实在明朝，《金瓶梅》算不得多露骨。很多人一想到明朝，就想到“存天理，灭人欲”，以为明朝很保守。恰恰相反，明朝至少在文学上比清朝开放许多，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怠政，商业发展，社会兴起奢侈、放纵之风，色情小说也流传开来。像《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隋炀帝艳史》这些小说，都是明代的。
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
为什么《金瓶梅》当时还是被禁呢？恐怕是因为它太真了——真实的语言、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经济、真实的政治。比起色情的内容，它更多写的是世间百态、官宦商贾、市井百姓的生活。一部《金瓶梅》，是一幅明代的社会长卷，商人从中看到打点生意的套路，官员从中看到明代官场的规矩，美食家看到吃，性学家看到交合，无数普通读者看到一个人的可恶和可怜。
据《人民政协报》2009年6月11日的文章《毛泽东五评〈金瓶梅〉》，毛泽东认为《金瓶梅》是如同《官场现形记》一般的谴责小说，暴露黑暗。1956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对万里等人讲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1961年12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又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
《金瓶梅》写的虽是北宋故事，但它描述的官制、礼仪、社会风俗，大体上是明朝中期的。放在当时，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本借古讽今的小说，看似在写情爱，其实里面对官场的讽刺特别辛辣。作者通过描写西门庆和宋御史、侯巡抚、蔡京、翟管家等人的交往，暴露出明朝官场的贪污舞弊、沆瀣一气。
比如小说写到第75回，宋御史为巡抚侯石泉老先生饯行，托西门庆置办酒宴。宋御史有权有势，但他明面上的俸禄不多，设宴款待侯巡抚，他要隆重，但不想自己出钱，就想到了西门庆。西门庆心领神会，他和宋御史一问一答，就把小舅子和当地守备官举荐了出去，利用宋御史的权柄，助自家人升官。
而且西门庆打点宋御史之余，不忘“令左右手悄悄递了三两银子与吏典”。所以，商人办事，既要贿赂地方长官，也要喂饱各级各部门的吏胥。《金瓶梅》这一笔，体现出作者对明朝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官场的洞察，以及他对官商勾结、吏胥蛮横现象的厌恶。
毛泽东亲自拍板解禁
清朝康熙年间，清代著名批评家张竹坡赞颂《金瓶梅》是“天下第一奇书”。在他的引领下，清朝文人争相阅读《金瓶梅》。但事实上，这个时期《金瓶梅》依然是被禁的。康熙帝曾吩咐臣子将《金瓶梅》译成满文，印刻出来，但只在内务府流通，外面照禁不误。这也是《金瓶梅》的奇特之处：几百年来背负着“淫书”的骂名，一直被禁，但却流传久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亲自拍板了《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的解禁。他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套。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因此，这个版本的《金瓶梅》又被称作“部长本”，作家孙犁、魏巍都趁机收藏。孙犁读后感慨：“《金瓶梅》是一部末世的书，一部绝望的书，一部哀叹的书，一部暴露的书。”
当时，市面上是买不到全本《金瓶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陈早春后来对媒体回忆：周恩来总理当年亲自指示，购买《金瓶梅》全本必须由人文社总编辑签字。
（《读书文摘》 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