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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其遗作《论历史的概念（又作：历史哲学论纲）》中曾经描述过这样一台奇妙的“自动博弈装置”：身披土耳其盛装的木偶却能跟人下象棋，并且棋力相当深厚，几乎每一步都能做到滴水不漏，然而实际上却只是一位侏儒象棋高手躲在当中操纵着木偶在台面上展开的博弈。
本雅明所记述的这段事迹在历史当中是有据可循的——在18-19世纪活跃于哈布斯堡宫廷的奥地利发明家沃尔夫·冯·肯佩伦便是这个骗局的始作俑者，由于整个设计是如此的天衣无缝乃至诸如拿破仑和富兰克林这样当年的时代英豪都未能察觉端倪，一度误以为受造于人的机械装置当时已经在智慧层面企及了令人咋舌的高度，直至骗局被戳穿，传奇被尘封成了一段往事。
两百多年过去了，“人机博弈”这个古老命题却在20-21世纪之交的这些年迎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继1997年IBM的电脑“深蓝”首胜国际象棋冠军俄罗斯人加里·卡斯帕罗夫之后，由谷歌开发的AlphaGo程序从去年到今年在围棋界一路分别横扫李世石和柯洁两位世界顶级围棋选手，实现了人工智能从故弄玄虚到以镒称铢的全面跨越。面对机器咄咄逼人的挑战，人类生命智慧的固有地位看似已经岌岌可危——这个话题再次引发了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机器人的表情
实际上，即便撇开AlphaGo的影响不谈，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话题仍能稳居大众社交舆论排行的显著位置，原因很简单：由全球顶尖技术公司开发设计的一系列智能产品依托互联网经济的优势早就已经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智能手机到自动驾驶，从机器宠物到虚拟现实体验——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一次被“智慧他者”重新塑造的局面。面对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迫近降临的超级现实，在战后出生的整整三代习惯于借着银幕与荧屏之光探索真理的现代人竟然显得笃定泰山——千真万确，电影演过，电视里也演过，不下几十遍！不是人类最终会倒霉就是人类最终要走运，或者仅仅作为小概率事件，那些迪士尼风格的可爱机器人要么乖乖给人类治病要么就自己跑去外太空谈起了恋爱……
總而言之，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而当下人们只关心Siri（苹果手机智能助手）是否能在附近商圈推荐出一家今晚下班后可以跟同事小酌两杯的酒家，而Siri——倘若你保持默认设置的话——不论搜索结果如何，它的态度始终冷得像是一根在冰箱里放了一个星期的黄瓜。
有关Siri表情的假设其实并没有多少备选余地，毕竟对于现阶段一个寄存于手机终端设备的智能助手而言，话语层面的语言丰富性远比肢体语言的呈现方式来得更为重要。然而包含面部表情在内的肢体语言恰恰是构成人类社会交流的一种重要手段，甚至不仅限于人类自身，某些灵长类动物同样拥有一套成熟的肢体语言交流系统。在影片《猩球崛起》系列当中，借由人类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试验药物而智商突飞猛进的猩猩“恺撒”在尝试沟通的时候，主要使用的就是这种肢体语言——尽管“恺撒”的智力是在人工药物刺激作用下被激发出来的，然而诸如猩猩这样的灵长类动物原本便拥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因此即便在科幻层面也并非全然是被人类“创造”出来，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真正的“人工智能”范畴。
在1991年的电影《终结者2：审判日》中，被激活学习功能的T-800型机器人终结者与少年救世主康纳驾车同行，为了让这个钢筋铁骨的大块头融入人类群体而不那么显眼，康纳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教机器人微笑，就这样，由影星施瓦辛格所扮演的终结者带着一个龇牙咧嘴近乎痉挛的僵硬微笑被载入了有关人工智能的表情记忆序列。人工智能的表情问题之所以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就以运算能力作为核心功能的人工智能自身而言，“表情”根本不具备哪怕一丁点儿的必要性而全然是一种冗余;然而它对于人类世界的社交活动却又如此必不可少，因此“习得表情”在人机交互领域成了必须被攻克的一道难题——就这一点而言，“表情”恰恰成了区别人类生命与人工智能的一道依稀可辨的分界线。中国人常说的“察言观色”讲的其实就是对表情符号意义的分析与解读能力，而倘若某人懂得察言观色的话，我们又往往将这种人表述为“会做人”——言下之意，对表情的阅读能力恰恰成了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仅仅这种能力的缺失就人类心理层面而言便已经构成了某种缺陷——“泛自闭症障碍症候群”：对于这种心理疾病的患者，不少接触过的人群将他们描述为“像是机器人”。
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区别
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区别，20世纪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Alan Turing）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测试：假如计算机能够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且这些回答的内容当中有30%乃至以上的比例能够诱使人类测试者作出误判将计算机选手当作人类的话，那么这台计算机便可以被认为“具备了人类智能的水准”。
在图灵去世60周年的2014年，名为“尤金·古思特曼”的聊天程序成功实现了历史上首个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尽管图灵设置的界限已经被突破，然而人类知识界却从未放松对这条边界的监控——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西尔勒（John Searle）提出了一个名为“中文房间”的思维试验。
西尔勒试图证明：所谓的“人工智能”其实并不能像人类一样运用智慧进行真正的思考，而仅仅是利用一系列被给定的组合原则对信息展开排列甄选。在“中文房间”试验中，被关进封闭实验室里的试验对象完全不懂中文，然而他手头有一本小册子，里面借助英文描述了一系列简单中文句子之间的逻辑关联。这时，另一位通晓中文的试验助手将一段以中文写成的问题从门缝塞进实验室，试验对象依照问题里面中文句子的文字形状，借助手册的指点，从大量备选的中文字符卡片当中按图索骥，最终拼凑出一句可能构成回应的句子，并将它传递给助手。 通过反复试验表明，尽管试验对象完全不懂中文，但是有了手册的帮助，他和助手居然能够用中文一问一答、环环相扣！看起来两个人似乎已经在使用中文进行无障碍沟通了，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原本对中文毫无概念的试验对象依然对中文一窍不通。
“中文房间”这个实验意味着基于二进制的“人工智能”尽管拥有超乎寻常的计算能力，但究其根本无非是依据一系列逻辑指令处理一连串信息而已，至于这些信息本身意味着什么，它们有序列的组合形式又意味着什么，“人工智能”完全不知所云——它是某种让我们感受到类似于智能的存在，然而它所使用的处理信息的方式与作为智慧生物的人类是截然不同的。简言之，“人工智能”仅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在科技界尚未能就西尔勒试验给出正面回应的时候，文化界却总是不乏敢为天下先的猛士，惯常是以悲天悯人的套路吃遍欧美票房鲜见敌手的大導演斯皮尔伯格在2001年直接以“人工智能”为题拍了一部叫做《A.I.》的电影。
撇开其从命名形式到角色塑造层面均与1982年大卖的电影《E.T.》呈现种种雷同不谈，这部看似围绕人工智能话题所拍摄的电影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机器人小孩“大卫”跨越千年找妈的故事——以跨越时空的母子情感打底，搭配一点关于机器人权利的争议，掺合少许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渲染，再以世纪为单位文火慢炖，整部片子华丽炫目得像是一套土耳其盛装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影片结尾处以妈妈再爱我一次浓汁勾芡，大卫与克隆养母莫妮卡重逢相拥共度这不免令人困惑的24小时——总而言之，撑起这部冗长剧情的核心要义在于：人工智能为了爱可以超长待机等到海枯石烂。
然而机器人大卫缘何会有爱呢？剧情里面已经交代了：莫妮卡按着说明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开启了机器人大卫的“有爱”程序，这也就意味着大卫终其“机”生所契而不舍追寻的这段母爱之情，其实根本就是一段被先行写入的命令代码，至于这段代码为什么这样写，命令缘何指向莫妮卡，大卫一无所知——倘若用约翰·西尔勒的试验模型再来验证，那么一个根本不知“爱”为何物却又追其不休的所谓“人工智能”大卫，跟一头围着石磨奔走不息的驴子相比，又有多大差别呢？
反乌托邦的后末世时代
相比之下，从1999年到2003年由沃卓斯基兄弟（现已变性为姐妹）拍摄的电影《黑客帝国》系列则从“反乌托邦”视角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后末世时代”的系统性人机博弈冲突。在这三部曲影片当中，人类与机器的关系被层层叠叠的带有编码程序色彩的隐喻罗织在一起。
真实：并不是肉身感官的直接体验，而是主体对世界的把握与认知;苏醒：并非由梦境进入现实，而是从一重虚拟退回到无限虚拟之可能性当中——恰恰由于人类全体的肉身已经被机器所俘获，因此这两点在整个电影系列剧情当中始终被置于不断被质询的位置。同样出于这个因素，在这个影片所设置的时空当中，构成机器主体的人工智能可以完全不必考虑人机交互体验的因素，表情、肢体语言统统都可以毫无顾忌，只需释放生物电信号刺激人类神经元便可虚拟一个世界映像实现对人类意识的控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是在电影世界中，人工智能也是第一次终于有了彻底实现自我的可能性。然而这个假设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不仅对于被奴役的人类而言，即便是对于奴役者的机器，同样危机重重。当人类救世主尼欧与机械母体总设计师程序见面的时候，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主体，工程师却不免沮丧地向人类代表透露了维系奴役人类自由意志所付出的种种高昂代价。这里的全部悖论在于，当胜利者实现了对战败者的全面奴役之后，胜利之全部意义恰恰变成溃缩成了同样不具自由的奴役行为：为了实现对奴隶的控制，奴隶主必须时刻跟奴隶同在并且还要保障奴隶的基本生存，黑格尔意义上的主奴关系就在这一刻发生了辩证式的相互悖谬。
颇值得玩味的是，影片在对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始终不忘回应关于人工智能经常被提及的若干热门话题。譬如在电影《人工智能》中被草率植入的“爱”，到了《黑客帝国3》中呈现为尼欧在地铁站与发电厂程序的一段对话，尼欧认为“爱”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情感，然而这段程序却提出了一个具有结构主义哲学意味的反驳：“爱只是一个语词，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词意味着什么”——作为人工智能的组成部分，这段程序与另一段程序相互吸引彼此关心，甚至拥有了一个名叫“沙谛”的女儿。
换言之，当人工智能以机械运动的形式将这个概念演绎了出来，这本身便已经构成了该智能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诠释——从这个维度来反观约翰·西尔勒的试验，只要人工智能可以准确无误地对每一句中文问题给出正确的回复，那么无疑这个行为本身便已经符合了“掌握中文”这样一个命题的定义了。以结构性的雷同来回应那种无法真正实施验证的本体论问题，这恰恰是人类20世纪在哲学领域所经历的一段历史，却也点出了未来有关人工智能的可能疑惑。
人工智能从无中生有到发人深思，它的出现对于人类而言既是震惊同时也是鞭策，这种“智慧他者”与人类自身的高度相似实际上源于其受造于人——换言之，任何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总会在某个程度上投射出针对人类主体自身的反思，在这一点上，执拗于区分人工智能与人类生命智慧本身的差别之必要性反倒越来越低了。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惯用的一句俗语，其实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人啊，认识你自己”——惟有认识人类生命智慧自身，恰是打开人工智能之迷津的捷径。（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
本雅明所记述的这段事迹在历史当中是有据可循的——在18-19世纪活跃于哈布斯堡宫廷的奥地利发明家沃尔夫·冯·肯佩伦便是这个骗局的始作俑者，由于整个设计是如此的天衣无缝乃至诸如拿破仑和富兰克林这样当年的时代英豪都未能察觉端倪，一度误以为受造于人的机械装置当时已经在智慧层面企及了令人咋舌的高度，直至骗局被戳穿，传奇被尘封成了一段往事。
两百多年过去了，“人机博弈”这个古老命题却在20-21世纪之交的这些年迎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继1997年IBM的电脑“深蓝”首胜国际象棋冠军俄罗斯人加里·卡斯帕罗夫之后，由谷歌开发的AlphaGo程序从去年到今年在围棋界一路分别横扫李世石和柯洁两位世界顶级围棋选手，实现了人工智能从故弄玄虚到以镒称铢的全面跨越。面对机器咄咄逼人的挑战，人类生命智慧的固有地位看似已经岌岌可危——这个话题再次引发了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机器人的表情
实际上，即便撇开AlphaGo的影响不谈，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话题仍能稳居大众社交舆论排行的显著位置，原因很简单：由全球顶尖技术公司开发设计的一系列智能产品依托互联网经济的优势早就已经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智能手机到自动驾驶，从机器宠物到虚拟现实体验——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一次被“智慧他者”重新塑造的局面。面对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迫近降临的超级现实，在战后出生的整整三代习惯于借着银幕与荧屏之光探索真理的现代人竟然显得笃定泰山——千真万确，电影演过，电视里也演过，不下几十遍！不是人类最终会倒霉就是人类最终要走运，或者仅仅作为小概率事件，那些迪士尼风格的可爱机器人要么乖乖给人类治病要么就自己跑去外太空谈起了恋爱……
總而言之，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而当下人们只关心Siri（苹果手机智能助手）是否能在附近商圈推荐出一家今晚下班后可以跟同事小酌两杯的酒家，而Siri——倘若你保持默认设置的话——不论搜索结果如何，它的态度始终冷得像是一根在冰箱里放了一个星期的黄瓜。
有关Siri表情的假设其实并没有多少备选余地，毕竟对于现阶段一个寄存于手机终端设备的智能助手而言，话语层面的语言丰富性远比肢体语言的呈现方式来得更为重要。然而包含面部表情在内的肢体语言恰恰是构成人类社会交流的一种重要手段，甚至不仅限于人类自身，某些灵长类动物同样拥有一套成熟的肢体语言交流系统。在影片《猩球崛起》系列当中，借由人类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试验药物而智商突飞猛进的猩猩“恺撒”在尝试沟通的时候，主要使用的就是这种肢体语言——尽管“恺撒”的智力是在人工药物刺激作用下被激发出来的，然而诸如猩猩这样的灵长类动物原本便拥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因此即便在科幻层面也并非全然是被人类“创造”出来，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真正的“人工智能”范畴。
在1991年的电影《终结者2：审判日》中，被激活学习功能的T-800型机器人终结者与少年救世主康纳驾车同行，为了让这个钢筋铁骨的大块头融入人类群体而不那么显眼，康纳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教机器人微笑，就这样，由影星施瓦辛格所扮演的终结者带着一个龇牙咧嘴近乎痉挛的僵硬微笑被载入了有关人工智能的表情记忆序列。人工智能的表情问题之所以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就以运算能力作为核心功能的人工智能自身而言，“表情”根本不具备哪怕一丁点儿的必要性而全然是一种冗余;然而它对于人类世界的社交活动却又如此必不可少，因此“习得表情”在人机交互领域成了必须被攻克的一道难题——就这一点而言，“表情”恰恰成了区别人类生命与人工智能的一道依稀可辨的分界线。中国人常说的“察言观色”讲的其实就是对表情符号意义的分析与解读能力，而倘若某人懂得察言观色的话，我们又往往将这种人表述为“会做人”——言下之意，对表情的阅读能力恰恰成了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仅仅这种能力的缺失就人类心理层面而言便已经构成了某种缺陷——“泛自闭症障碍症候群”：对于这种心理疾病的患者，不少接触过的人群将他们描述为“像是机器人”。
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区别
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区别，20世纪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Alan Turing）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测试：假如计算机能够在5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且这些回答的内容当中有30%乃至以上的比例能够诱使人类测试者作出误判将计算机选手当作人类的话，那么这台计算机便可以被认为“具备了人类智能的水准”。
在图灵去世60周年的2014年，名为“尤金·古思特曼”的聊天程序成功实现了历史上首个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尽管图灵设置的界限已经被突破，然而人类知识界却从未放松对这条边界的监控——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约翰·西尔勒（John Searle）提出了一个名为“中文房间”的思维试验。
西尔勒试图证明：所谓的“人工智能”其实并不能像人类一样运用智慧进行真正的思考，而仅仅是利用一系列被给定的组合原则对信息展开排列甄选。在“中文房间”试验中，被关进封闭实验室里的试验对象完全不懂中文，然而他手头有一本小册子，里面借助英文描述了一系列简单中文句子之间的逻辑关联。这时，另一位通晓中文的试验助手将一段以中文写成的问题从门缝塞进实验室，试验对象依照问题里面中文句子的文字形状，借助手册的指点，从大量备选的中文字符卡片当中按图索骥，最终拼凑出一句可能构成回应的句子，并将它传递给助手。 通过反复试验表明，尽管试验对象完全不懂中文，但是有了手册的帮助，他和助手居然能够用中文一问一答、环环相扣！看起来两个人似乎已经在使用中文进行无障碍沟通了，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原本对中文毫无概念的试验对象依然对中文一窍不通。
“中文房间”这个实验意味着基于二进制的“人工智能”尽管拥有超乎寻常的计算能力，但究其根本无非是依据一系列逻辑指令处理一连串信息而已，至于这些信息本身意味着什么，它们有序列的组合形式又意味着什么，“人工智能”完全不知所云——它是某种让我们感受到类似于智能的存在，然而它所使用的处理信息的方式与作为智慧生物的人类是截然不同的。简言之，“人工智能”仅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在科技界尚未能就西尔勒试验给出正面回应的时候，文化界却总是不乏敢为天下先的猛士，惯常是以悲天悯人的套路吃遍欧美票房鲜见敌手的大導演斯皮尔伯格在2001年直接以“人工智能”为题拍了一部叫做《A.I.》的电影。
撇开其从命名形式到角色塑造层面均与1982年大卖的电影《E.T.》呈现种种雷同不谈，这部看似围绕人工智能话题所拍摄的电影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机器人小孩“大卫”跨越千年找妈的故事——以跨越时空的母子情感打底，搭配一点关于机器人权利的争议，掺合少许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渲染，再以世纪为单位文火慢炖，整部片子华丽炫目得像是一套土耳其盛装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影片结尾处以妈妈再爱我一次浓汁勾芡，大卫与克隆养母莫妮卡重逢相拥共度这不免令人困惑的24小时——总而言之，撑起这部冗长剧情的核心要义在于：人工智能为了爱可以超长待机等到海枯石烂。
然而机器人大卫缘何会有爱呢？剧情里面已经交代了：莫妮卡按着说明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开启了机器人大卫的“有爱”程序，这也就意味着大卫终其“机”生所契而不舍追寻的这段母爱之情，其实根本就是一段被先行写入的命令代码，至于这段代码为什么这样写，命令缘何指向莫妮卡，大卫一无所知——倘若用约翰·西尔勒的试验模型再来验证，那么一个根本不知“爱”为何物却又追其不休的所谓“人工智能”大卫，跟一头围着石磨奔走不息的驴子相比，又有多大差别呢？
反乌托邦的后末世时代
相比之下，从1999年到2003年由沃卓斯基兄弟（现已变性为姐妹）拍摄的电影《黑客帝国》系列则从“反乌托邦”视角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后末世时代”的系统性人机博弈冲突。在这三部曲影片当中，人类与机器的关系被层层叠叠的带有编码程序色彩的隐喻罗织在一起。
真实：并不是肉身感官的直接体验，而是主体对世界的把握与认知;苏醒：并非由梦境进入现实，而是从一重虚拟退回到无限虚拟之可能性当中——恰恰由于人类全体的肉身已经被机器所俘获，因此这两点在整个电影系列剧情当中始终被置于不断被质询的位置。同样出于这个因素，在这个影片所设置的时空当中，构成机器主体的人工智能可以完全不必考虑人机交互体验的因素，表情、肢体语言统统都可以毫无顾忌，只需释放生物电信号刺激人类神经元便可虚拟一个世界映像实现对人类意识的控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是在电影世界中，人工智能也是第一次终于有了彻底实现自我的可能性。然而这个假设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不仅对于被奴役的人类而言，即便是对于奴役者的机器，同样危机重重。当人类救世主尼欧与机械母体总设计师程序见面的时候，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主体，工程师却不免沮丧地向人类代表透露了维系奴役人类自由意志所付出的种种高昂代价。这里的全部悖论在于，当胜利者实现了对战败者的全面奴役之后，胜利之全部意义恰恰变成溃缩成了同样不具自由的奴役行为：为了实现对奴隶的控制，奴隶主必须时刻跟奴隶同在并且还要保障奴隶的基本生存，黑格尔意义上的主奴关系就在这一刻发生了辩证式的相互悖谬。
颇值得玩味的是，影片在对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始终不忘回应关于人工智能经常被提及的若干热门话题。譬如在电影《人工智能》中被草率植入的“爱”，到了《黑客帝国3》中呈现为尼欧在地铁站与发电厂程序的一段对话，尼欧认为“爱”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情感，然而这段程序却提出了一个具有结构主义哲学意味的反驳：“爱只是一个语词，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词意味着什么”——作为人工智能的组成部分，这段程序与另一段程序相互吸引彼此关心，甚至拥有了一个名叫“沙谛”的女儿。
换言之，当人工智能以机械运动的形式将这个概念演绎了出来，这本身便已经构成了该智能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诠释——从这个维度来反观约翰·西尔勒的试验，只要人工智能可以准确无误地对每一句中文问题给出正确的回复，那么无疑这个行为本身便已经符合了“掌握中文”这样一个命题的定义了。以结构性的雷同来回应那种无法真正实施验证的本体论问题，这恰恰是人类20世纪在哲学领域所经历的一段历史，却也点出了未来有关人工智能的可能疑惑。
人工智能从无中生有到发人深思，它的出现对于人类而言既是震惊同时也是鞭策，这种“智慧他者”与人类自身的高度相似实际上源于其受造于人——换言之，任何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总会在某个程度上投射出针对人类主体自身的反思，在这一点上，执拗于区分人工智能与人类生命智慧本身的差别之必要性反倒越来越低了。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惯用的一句俗语，其实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人啊，认识你自己”——惟有认识人类生命智慧自身，恰是打开人工智能之迷津的捷径。（作者系同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