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九二年四月十二日，丰臣秀吉投入兵力约十五六万人，大小舰艇七百余艘，渡过对马海峡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釜山，二十天攻破王京，六十天占领平壤（《日本战史·朝鲜役》）。问题是，日本动用举国之力，以如此短的时间迅速占领朝鲜，战前必经长期准备，难道朝鲜对此丝毫不知吗？倘若知悉又是如何应对的？这种应对又导致怎样的后果？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日本欲吞并东亚的野心由来已久。十六世纪中叶，白银的海外输出，给日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为丰臣秀吉完成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仅对国内的统治，开始向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挑战。为此，丰臣秀吉在国内加紧备战，同时多次遣使到朝鲜探听情报。
　　一五八八年，丰臣秀吉“乘其威势”，欲取路朝鲜，“假道入明”，遂遣橘康光为使前往朝鲜窥视“兵力之强弱”（安邦俊：《隐峰全书》卷六）。时两国交往已中断多年，朝鲜虽视日本为“化外之国”，但对日使仍以礼相待。然而，日本使臣一路举止傲慢，“所经馆舍，必舍上室”；见朝鲜军士执枪夹道，蔑视地说：“汝辈枪杆太短矣。”朝鲜官员明显地感到这次日使“与平时倭使绝异，人颇怪之”。日使返国，朝鲜回书“以水路迷昧”，“掳我边民”等为由，拒绝与日本通交。翌年，丰臣秀吉又遣僧玄苏等“纳贡献俘，恳请通信”。朝鲜国王李 召群臣集议是否与日本通交，前参判李山甫以为不可，可主掌朝政的领议政李山海、左议政柳成龙，却力主派通信使通交。朝鲜遂以黄允吉为正使、金诚一为副使、许为书状官前往日本报聘（申炅：《再造藩邦志》）。当时，“贼情异于前日，而朝廷殊不为意”，都事赵宪闻朝廷将遣使赴日，上疏反对云：“夷狄无信，有同犬豕”，建议“斩来倭，具告天朝”，使“外寇慑威，不逞投鞭之志”。疏上，朝廷却“以狂言斥之”（赵庆男：《乱中杂录》）。可见，朝鲜对日使来意虽有察觉，却并无警觉。
　　一五九○年四月，通信使黄允吉、金诚一等一行，自釜山乘船驶往对马，五月抵达，日本竟不派宣慰使前来迎接，随后又发生了多起轻蔑朝鲜通信使的事件。一日，平义智设宴，朝鲜通信使如约先赴就座，而平义智却“乘轿入门，至阶方下”，颇为无礼（《宣祖修正实录》卷二十五）。七月，通信使到滨州，日本“居倭来致礼馈”，书中竟有“朝鲜国使臣来朝之语”。通信使极为惊讶，认为“倭人以来朝为辞，辱国甚矣”（金诚一：《金鹤峰海槎录》）。二十五日，通信使到达大阪。适丰臣秀吉率兵出征，数月而返，回师后，又以修治宫室为托词，不纳朝鲜国书，致使通信使留馆达五个月之久。待丰臣秀吉接见通信使时，举止傲慢、骄横轻浮，根本没将朝鲜国使放在眼里。通信使归国时，日本又不回国书，通信使至滨，苦等半月后，国书始至。通信使见国书中“辞意悖慢，至以殿下为阁下，以所送礼币为方物领纳，又有一超直入大明国，贵国先驱入朝”等语，大为震惊，即刻作书与玄苏，请改“阁下”、“方物”、“入朝”六字，云：“若不改此等语，使臣有死而已，义不敢还”（金诚一：《金鹤峰海槎录》）。而玄苏态度强硬，只许改“阁下、方物”四字，至于“入朝二字则不许”。通信使就“入朝”二字，与玄苏“往复论难，苏犹不听”（安邦俊：《隐峰全书》卷六）。只好于十二月，经对马岛渡海回国。
　　一五九一年二月，通信使返回王京。黄允吉向国王李 报告说：观日本事状，“万无不犯之理”。而金诚一则认为允吉所言，“张皇论奏，摇动人心，甚乖事宜”。当时，朝廷议者“或主允吉，或主诚一，纷纭不定，亦与东西党议表里，各护其类”（申炅：《再造藩邦志》）。当时，玄苏等作为回谢使，也一同至王京。朝廷以典翰吴亿龄为宣慰使接待日使。玄苏颇傲慢地对他说：“明年将大举假途，直犯上国。”吴亿龄即具奏所闻，云：“倭寇必至。”然而，“当国者偏听偏信，谓倭兵必不动，凡言倭情有异者，辄论以生事”，结果吴亿龄被降职处分，时人多惜之（申炅：《再造藩邦志》）。为进一步了解日本发兵内情，朝廷派黄允吉等前往日使所居馆舍，收集情报。玄苏果然向其密语：“中朝久绝日本，不通朝贡，平秀吉以此心怀愤耻，欲起兵端。朝鲜若先为奏闻，使贡路得通，则必无事。”允吉具奏，朝廷仍不以为意。四月，国王李 还召见日使，宴享赐爵如例。日使返国，朝鲜赐予国书。国书中，朝鲜仍以礼义之邦的“小中华”自居，告诫丰臣秀吉“假道入明”，“非交邻之义”，宜勿启兵端，应定时“航海纳贡”云云（《宣祖修正实录》卷二十五）。日使行至东莱客馆，书曰：“明年若得东风便，六十七州谈笑中。”（赵庆男：《乱中杂录》）其欲吞并朝鲜之心，已昭然若揭。
　　朝鲜获悉日本欲出兵内情后，围绕是否奏闻明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兵曹判书黄廷彧云：“我国家事天朝二百年，极其忠勤，今闻此不忍闻之语，安可恬然而不为之奏乎！”而副提学金则反对奏闻明廷，他担忧：“若既奏之后，果无犯顺声息，则非但天朝必以为不实而笑之。至于日本，则亦必以此而致怨，他日之忧，有不可言。”两人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大司宪尹斗寿也赞成奏闻明廷，金随即转变态度。于是，廷议决定派使赴明“具奏倭情”。然而，如何向明廷陈奏？廷臣又展开一番争论。金云：“明言师期，似为未安。……若直举通信之事，则无乃有难处者乎？”国王李 遂征询左承旨柳根意见。柳根答：“臣之意，则大义所在，不可不奏，但一一从实直奏，则或不无难处之患，从轻奏闻为当。”（朴东亮：《寄斋史草》）李 听后极为赞同，廷议始定。五月，朝鲜遣金应南以圣节使身份赴明，顺便具奏“倭情”。应南至北京“以倭贼欲犯上国之意，移咨于礼部，只据标（漂）流人来传之言为证”，而对“通信使往来之言”，却矢口不谈（《宣祖修正实录》卷二十五）。
　　六月，平义智又乘船至釜山，来探查朝鲜虚实。他对边将说：“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鲜为之转奏，则岂不幸甚，不然则两国失和，兵民多死，此非细故，敢此委告。”边将驰启具闻朝廷，朝廷怒其傲慢，不答回书。平义智泊船十余日，怏怏而去（申炅：《再造藩邦志》）。时人以为，日使“窥觇之行，如是其频，匪茹之势，已露其迹”（赵庆男：《乱中杂录》）。而朝鲜仍未觉察大祸即将临头。八月，明辽东都司移咨朝鲜，“具报倭情”。十月，朝鲜始派遣专使韩应寅赴明陈奏。奏文中仍规避与日本“通使答问之事”。韩应寅在京期间，受到神宗皇帝接见，《宣祖修正实录》载：“帝出御皇极殿，引使臣慰谕勤恳，赏赉加厚，降敕奖论。皇帝久不御朝，外国使臣亲承临问，前所未有也。”由此可见，身为东亚共主的万历皇帝，对属国朝鲜安危的关切。 　　一五九二年四月，正当朝鲜举朝弹冠相庆，“南边自此无忧”之时，丰臣秀吉悍然发动壬辰战争，十三日，日军攻陷釜山，翌日，陷东莱，随后分道逼近王京。朝鲜“升平二百年，民不识兵，望风瓦解，无敢撄其锋，贼长驱而进，如入无人之境”（金时让：《紫海笔谈》）。国王李 闻釜山沦陷，惊慌失措，急携诸宫妃冒雨撤离王京。五月一日，至开城，急召诸臣入见。刑曹判书李恒福建言，举国内附明朝。尹斗寿、柳成龙则加以反对，以为“国何可轻弃之，弃国图存，古未有也”（申炅：《再造藩邦志》）。但国王李 却极力赞成内附之策。
　　五月三日，王京失陷，国王李 从开城奔至平壤。六月一日，临津沦陷。此前，李恒福曾奏言：“急遣一使，吁告天朝，请兵来援。”廷臣集议加以反对，认为“虽奏天朝，焉肯出兵来救，假令出兵，当出辽广兵马。辽左之人，与獭无异，必有凭陵横暴侵扰之患。今七道皆为灰烬，一国之中，一片干净地，只是平安一道，复为天兵蹂躏，则更无着足之处，此策决不可用”。李恒福连续“二日争之，不能得”。至此，朝鲜已“无一兵一马，可以横遏西向之贼，国势无复可为”（申炅：《再造藩邦志》）。
　　临津沦陷后，平壤告急。李 与群臣商议去留。廷议弃平壤，退避宁边。六月十日，车驾将发，城中军民，猝闻国王弃平壤北逃，相率遮路，曰：“弃我而去，是杀我也，宁死于驾前，毋饱贼刃。”并对扈从宰臣大骂：“汝等平日偷食国禄，今乃误国欺民乃尔耶！”皆袒胸赤臂手持兵杖，“遇人辄击，纷嚣杂沓，不可禁止，渐至宫门”，诸官员“皆失色起立于庭中”（申炅：《再造藩邦志》）。
　　十三日，车驾至宁边。是夜，国王李 遂召见群臣集议，承旨李诚中建议：“上国父母之邦也，今当往义州，赴诉天朝。”柳成龙、李恒福也极为赞同（朴东亮：《寄斋史草》）。李 宣祖问诸臣：“予幸义州，若不幸，计欲率群臣渡辽内附，谁能从予？”群臣皆以入辽为难，“莫有应者”（申炅：《再造藩邦志》）。十五日，李 欲往义州，命世子奉庙社主，急往江界。临行，父子相对失声痛哭，从者“莫不泣下沾襟”。是日晚，平壤失陷，身边重臣，相继离去，“扈驾者，惟内宦五六而已”。此时，适光海君遣人问安，李 手书致世子曰：“予生既为亡国之君，死将为异域之鬼。父子相离，更无可见之日。惟望世子再造旧物，上慰祖宗之灵，下迎父母之还。临楮涕下，不知所言。”十八日，车驾从定州向郭山，闻辽东巡抚郝杰遣副总兵祖承训等率三千明军来援，李 急往见之，向承训哭述朝鲜前后所遭之“倭乱”。二十三日，国王李 一行车驾终到义州，但此时“城中人民皆散，鸡犬亦皆空，鸟雀不飞，有似荒山废寺”（朴东亮：《寄斋史草》）。
　　可见，朝鲜所遭“壬辰倭乱”，恐不能不与其轻敌、隐瞒日本“假道入明”的内情，以及向明廷“从轻奏闻”有关。这样做的结果，不惟加深了明朝的误解，也给朝鲜军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后的历史事实表明，如果没有明朝的及时出兵和明军将士的舍生驰援，朝鲜的国祚恐怕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