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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群体对民粹主义的理解不同，但所有版本的民粹主义都对精英阶层、
主流政治和现有政治体制抱有怀疑和敌意。人口老龄化、全球化、技术革命和财政负担增加
等几方面的因素，导致在大部分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正形成一种逐渐强大的
反抗运动。其背后不只是经济因素，而且有社会文化的分裂，尤以移民问题为甚
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在一件事上或许是能够达成一致的——他是与众不同的。他在共和党内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纽特·金里奇形容他拥有“独特而非凡的经历”。的确，从他的名声和他对事实的信口开河来看，他的确不平常。但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来看，他并不特殊，他只是正在席卷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中的一分子。从富裕的瑞士到危机重重的希腊，特朗普现象在不同国家都能找到同类。对大部分国家来说，民粹主义是一种逐渐强大的反抗运动；而对少数国家（如匈牙利）来说，它已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总体上看，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民粹主义都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
什么是民粹主义？不同群体对它的理解不同，但所有版本的民粹主义都对精英阶层、主流政治和现有政治体制抱有怀疑和敌意。民粹主义认为自己代表了被遗忘的“普通人”，并自视为真正爱国主义的声音。特朗普2016年4月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治理几十年来一小撮精英的破坏性统治的唯一解药，是大胆地注入民意。人民是正确的，统治精英阶层是错的。”2016年参加奥地利大选的诺伯特·霍费尔告诉曾担任教授的对手，“支持你的是精英阶层，而我的背后是人民大众。”
历史上，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可左可右；今日，这两个派别都蓬勃发展，从伯尼·桑德斯到特朗普，从如今掌权的希腊左翼联盟Syriza，到法国国民阵线。但如今的左翼民粹主义既不特别也不复杂。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极左派一直批评主流左翼政党过于受市场驱动并偏向商业巨头。冷战之后，中左翼政党愈发向中间派靠拢，看看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就知道了。这种做法也给民粹主义留下空间，这个空间直到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才有人填上。金融危机后的衰退让美国家庭损失了万亿美元财富，随后导致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上升到20%以上，这个数字至今未变。这是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左翼民粹的随之兴起并不令人意外。
新左翼的理念和老派左翼并没有很大差别。假如非要说不同的话，那就是新左翼和30年前相比更加接近中间派了。比如，希腊的新左翼政党Syriza，比上世纪70、80年代的希腊社会运动党更中立。目前执政的Syriza 改革了市場，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这和他们前任的做法只有些许差别。如果西班牙的“我们能够党”（Podemo）上台执政，面对的情况也和希腊类似。
相比之下，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势头很猛，攻下一个又一个国家。法国国民阵线对赢取下届总统大选势在必得。奥地利自由党几乎赢得总统大选，虽然因最终轮投票被改到2016年12月而落败。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对右翼民粹有兴趣。西班牙在结束了右翼独裁统治以后，目前看来不再有兴趣投票支持此类政党。反观德国，一个和任何国家相比都与极端主义缠斗更久的国家，目前也有右翼势力抬头的倾向，如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当然，还有特朗普。大量证据表明，特朗普不是个别现象，这和很多美国人的预想不同。政治学者贾斯汀·格斯特借用极右翼的英国国家党党纲，面向美国白人做了调查，问他们是否会支持一个会“停止大规模移民潮，向美国工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保留美国基督教精神，并阻止来自伊斯兰的威胁”的政党。结果，参与调查者中65%的人选择了支持。格斯特总结说，“特朗普主义会比特朗普活得更久。”
为什么是西方？为什么是现在？
在追寻新民粹主义根源的时候，应该遵循福尔摩斯的教诲——“注意那只不叫的狗”。民粹主义在亚洲大面积缺席，甚至在经济最发达的日本和韩国都不见其踪影。在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节节败退，过去十年，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在左翼民粹主义的带领下陷入泥淖。然而在欧洲，民粹主义正稳步向前发展，它的根基之深，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项重要研究论文中，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与皮帕·诺里斯统计，60年代至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选票中的比例已经翻倍，左翼民粹主义的比例与过去比更是高达5倍。如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平均席位已经升至13.7%， 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升至11.5%。
这项研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是，经济作为影响政治的关键因素，其作用在下降。今天，我们仍在用20世纪基本的左右之分来分析政治。左翼支持的政治纲要包括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扩大福利体系、加强商业监管。右翼政党想要的，则是有限的政府监管、更少的安全保障、更多的自由市场政策。传统的投票模式对这种意识形态之分有固化作用，一般来说，工薪阶层倾向于左派，中上阶层群体则倾向于右派政策。个人收入往往是判断一个人政治倾向的最佳指标。
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指出，这种和收入紧密相关的传统投票模式已经在过去几十年间日渐消退。研究写道：“到了上世纪80年代，英国、法国、瑞士和西德等国家中，受阶级主导的投票倾向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到了90年代，美国的这种倾向几乎低到极点。” 今天，看一个美国人的经济收入是无法预判他的投票倾向的。他/她对社会事务，如同性婚姻的看法，才是他/她可能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依据。这项研究还分析了近几十年不同政党的党纲，他们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事务的重要性减弱，非经济事务，如性向、种族、环保等的重要性大大增强。
如何理解这种变化？为什么这种变化基本上全部出现在西方世界？欧洲和北美国家拥有千差万别的经济、政治、社会背景与国情，但它们都面对一个挑战：经济停滞。尽管它们施行了各种经济政策，但所有西方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起，都见证了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这段时间里，有几次短暂的繁荣期，但总体来说，这种变化趋势是真实存在的，美国也不例外。如何解释这种下降趋势，鲁奇尔·夏尔马在他的新书《诸国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中指出，这种大规模的经济停滞，肯定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他认为人口是最重要的原因。西方国家，从美国到波兰，从瑞典到希腊，生育率都在下降。虽然程度不同，但这些国家的家庭规模都在变小，适龄劳动力也越来越少，退休人数却每年疯长。这种现象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经济增长的减缓也与新型全球经济带来的挑战有关。全球化已经得到普及与巩固，西方市场目前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劳动力低廉的地区负责制造，并将物品运输到发达国家。这种模式总体上对全球贸易是有益的，但也导致部分行业里技能不足的工人失业。
西方世界面对的另一个趋势是信息革命。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技术是否能提高生产率，而是它们巩固全球化的能力，它们还使某些工种变得无用，比如，谷歌和优步正在开发的无人驾驶技术。不论这种技术潮流未来起到什么作用，它对美国超过300万的卡车司机产生的影响就是负面的。据《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德雷克·汤普森观察，美国男性拥有的最普遍的工作就是驾驶车辆。
最后一个挑战来自财政。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面临沉重的财政负担。2015年欧盟的净资产负债率为67%，美国则是81%。这些数据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它们的确限制了政府的能动性。随着政府退休抚恤支出的增加，债务问题会随之加重。即便对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加大投资力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的支出还是会增加财政负担。
人口老龄化、全球化、技术革命和财政预算这几个问题的制约，意味着政策制定者的选择非常有限。要促进经济增长，比较理性的方案必然是一系列政策的综合：更多的投资、更完善的就业培训/再培训、医疗健康体系的改革。但这种做法也会招致很多选民的不满，他们想要幅度更大的改革计划和更大胆果断的领导人。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支持这类领导人的呼声愈来愈高，即使他们摒弃自由民主的制约与平衡作用。
从经济到文化
某种程度上，由于受全球经济中宏观力量的影响，导致近几十年来各国经济政策趋同。上世纪60年代，左右翼之间的差别很大，左翼想把所有行业国有化，而右翼想让政府停止对经济的操控。80年代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后实行的政策带有十足的社会主义的影子，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不遗余力地推行减税、私有化，并减少政府对私人领域的监管。
随着冷战的结束，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受到质疑，各国左翼政党随即向中间派靠拢。最成功的是美国的克林顿和英国的布莱尔。虽然右翼政治家们始终坚持不干涉主义，但在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在自由派拥抱市场运行机制的同时，执政的保守派适应了混合型经济。布莱尔和卡梅伦的政策的确不同，但放在历史框架里看，它们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与此同时，特朗普在他的经济计划里提到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关税、赋予有工作的母亲新的权利。他老生常谈地声称要减少监管和税收，先不说他的承诺能兑现多少，实际上这些承诺与希拉里·克林顿的政策并没有太大区别。
经济政策的趋同，意味着分辨左右派的更重要依据来自文化层面。尽管众说纷纭，但很多对英国脱欧、特朗普及欧洲民粹主义候选人支持者的分析显示，影响选民的主要因素更多来自文化和价值观，而非经济（诸如不平等现象加剧或贸易的影响）。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的研究指出，这一转变始自上世纪70年代，其时，年轻人拥抱后消费主义政治，其核心表现为自我表达，以及一系列关乎性向、种族与环保的议题。他们挑战权威和既有的政治体制和规则，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传播了新观念，重塑了社会和政治。但他们也引起反作用，老一代人特别是男性因看到自己赖以成长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受到损害而感到受伤。于是，这些人开始支持他们眼中拥有“传统”价值观的政党或候选人，以此牵制新文化对社会的冲击。
在欧洲，这种现象促使新政党的出现。在美国，则意味着共和党人更多地基于文化议题而非经济问题而决定选票投给谁。作为一个内部各派分化的联盟，共和党在过去几十年里举步维艰，一直在谋求文化经济的保守派和外交政策鹰派之间的融合。比尔·克林顿带领的民主党向中间派倾斜后，很多专业人士与白领阶层被民主党收入囊中。与此同时，工薪阶层白人发现自己与持有世界主义价值观的民主党愈发疏远，转而倾心于在“3G”问题（枪/Gun、上帝/God、同性恋/Gay）上与他们价值观更符合的共和党。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新的右翼社会运动“茶党”出现，它似乎是对金融危机后政府救市努力的一种回应。哈佛大学教授西达·斯考科波和她的学生凡尼莎·威廉姆森在采访了数百位“茶党”追随者后总结道，这些人追随茶党的最大动力是文化，而不是经济。那些针对奥巴马的恶毒的敌意也显示，种族因素也在这种文化反应中扮演了某种角色。
未来几年，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府将继续关注经济，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主要金主的自由至上主义倾向。而其背后的原因是，他们与基础选民之间的裂痕也在加大，而特朗普的竞选成功将会把这种分歧公开化。特朗普政治上的高明就在于，他发现很多共和党选民不为该党传统主张中的低税、减少监管、劳动者福利改革等经济政策所动，而对文化恐惧、民族主義情绪的诉求反响热烈。
国家与移民
特朗普把移民问题当作最基本的重要议题，这并不令人惊奇。在同性恋权益等很多其他社会议题上，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也有很多分歧，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理念与社会潮流相悖，因而很少有民粹主义政客重拾同性恋非法论。只有在移民问题上共和党内部才能达成一致，齐心协力对抗他们的精英派对手。
在移民问题上大做文章的背后是有现实考量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全球化改变了世界，它带来的不仅是商品、服务和信息流动，也有痛苦和拒绝。我们现在目睹的，是大众对移民现象更强烈、更情绪化的反应。西方民众已经接受了舶来的商品、文化、艺术和饮食，但他们理解和接受外国人的意愿却非常小。
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时期，人们都在离出生地几英里的地方定居、游历、工作并死去。但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目睹了大量来自其他大陆的人和外来文化涌入本土。2015年，全球有2.5亿移民和6500万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欧洲接受的移民最多，高达7600万，而欧洲大陆也是对移民问题感到最焦虑的地区。这种焦虑比经济增长缓慢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更能影响选民的投票倾向。参照日本的情况，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已经停滞了25年，现在比任何国家的老龄化速度都快，但它几乎没有任何移民，因而在日本并没有引发民粹主义热潮。 民众焦虑的程度和某国移民的数量或某地移民的密度并不直接相关。调查显示的惊人发现是，和欧洲其他国家比，法国人较少对移民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产生忧虑。过去十年，德国对穆斯林的负面态度大幅减弱。但是，民众的恐惧似乎和移民的速度有关。这意味着，政治议题的关键因素在于，在主流政治家忽视应对民众对移民问题的情绪的国家，民粹主义就更容易被那些鼓吹恐惧与偏见言论的政治投机者煽动。与此相对比的是，在那些及时合理处理移民问题，拥有自信且务实的领导人的国家里，不会引发民粹主义愤怒的升级。在这方面加拿大是一个典范，这个国家的移民数量众多，也接纳了不少难民，但极少产生政治冲击。
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者为挑起事端，常常歪曲甚至捏造事实。例如，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净移民数过去几年已是负增长。非法移民问题不是更严重了，而是已经大为缓解。英国脱欧的鼓吹者与此类似，他们选用很多误导性的或错误的数据引发民众恐慌。当然，也不能因为这些被凭空捏造的言论而否认现实。进入欧洲的移民数量已达到历史新高。在美国，出生在国外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不到5%攀升到了如今的14%。非法移民的问题虽然近年有所缓和，但依然存在。在很多国家，那些被设计用于管理移民并为移民提供帮助的系统已经失灵。然而通常的情况是，政府拒绝修复它们，这要么是为了想从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中得到经济利益，要么是因为官员害怕表现出冷漠和排外。
移民是全球化的最终表现形式。它之所以被视为具有侵略性和颠覆性，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本土民众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这些外国人样貌不同、口音不同，感觉也不同。这些都可能引发恐慌、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当然，这些反应并不全是有害的，但必须认识到，变化的脚步如果太快，社会就无力消化。由于“创造性的破坏”之类的理念过于被追捧，我们会忘记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所具有的不同感受。
西方社会必须正视文化快速变迁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或许这意味着政府要对移民的速度及类别加以限制。但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花更多精力与资源帮助移民融入社会，为他们提供福利保障。大多数西方国家需要强化再就业培训项目，规模至少要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一样。这些项目必须简便可得，政府、私营部门和教育机构应该协同运作。此外，政府需要花大力气向民众解释移民問题，这样民众面对的就是事实，而不是恐慌的情绪。最后，开明的执政者的作用不可或缺，执政者应该成为民众的天使，而不应该迎合人性中的恶。
在移民问题上最显著的分歧是代际之间的。年轻一代面对外国人是最少产生焦虑和恐惧的群体，他们懂得，生活在一个多元且更富活力的社会中，自己在经济、社会及文化各方面都会更加丰富。他们认同自己本应生活在一个开放、互联的世界里，这也是他们所寻求的未来。西方社会面临的挑战是，不要让这条通往未来的道路崎岖不平甚至酿成灾难。
（本刊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版权合作，本文中文版权为《中国新闻周刊》独家所有）
主流政治和现有政治体制抱有怀疑和敌意。人口老龄化、全球化、技术革命和财政负担增加
等几方面的因素，导致在大部分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正形成一种逐渐强大的
反抗运动。其背后不只是经济因素，而且有社会文化的分裂，尤以移民问题为甚
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在一件事上或许是能够达成一致的——他是与众不同的。他在共和党内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纽特·金里奇形容他拥有“独特而非凡的经历”。的确，从他的名声和他对事实的信口开河来看，他的确不平常。但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来看，他并不特殊，他只是正在席卷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中的一分子。从富裕的瑞士到危机重重的希腊，特朗普现象在不同国家都能找到同类。对大部分国家来说，民粹主义是一种逐渐强大的反抗运动；而对少数国家（如匈牙利）来说，它已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总体上看，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民粹主义都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
什么是民粹主义？不同群体对它的理解不同，但所有版本的民粹主义都对精英阶层、主流政治和现有政治体制抱有怀疑和敌意。民粹主义认为自己代表了被遗忘的“普通人”，并自视为真正爱国主义的声音。特朗普2016年4月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治理几十年来一小撮精英的破坏性统治的唯一解药，是大胆地注入民意。人民是正确的，统治精英阶层是错的。”2016年参加奥地利大选的诺伯特·霍费尔告诉曾担任教授的对手，“支持你的是精英阶层，而我的背后是人民大众。”
历史上，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可左可右；今日，这两个派别都蓬勃发展，从伯尼·桑德斯到特朗普，从如今掌权的希腊左翼联盟Syriza，到法国国民阵线。但如今的左翼民粹主义既不特别也不复杂。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极左派一直批评主流左翼政党过于受市场驱动并偏向商业巨头。冷战之后，中左翼政党愈发向中间派靠拢，看看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就知道了。这种做法也给民粹主义留下空间，这个空间直到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才有人填上。金融危机后的衰退让美国家庭损失了万亿美元财富，随后导致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上升到20%以上，这个数字至今未变。这是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左翼民粹的随之兴起并不令人意外。
新左翼的理念和老派左翼并没有很大差别。假如非要说不同的话，那就是新左翼和30年前相比更加接近中间派了。比如，希腊的新左翼政党Syriza，比上世纪70、80年代的希腊社会运动党更中立。目前执政的Syriza 改革了市場，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这和他们前任的做法只有些许差别。如果西班牙的“我们能够党”（Podemo）上台执政，面对的情况也和希腊类似。
相比之下，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势头很猛，攻下一个又一个国家。法国国民阵线对赢取下届总统大选势在必得。奥地利自由党几乎赢得总统大选，虽然因最终轮投票被改到2016年12月而落败。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对右翼民粹有兴趣。西班牙在结束了右翼独裁统治以后，目前看来不再有兴趣投票支持此类政党。反观德国，一个和任何国家相比都与极端主义缠斗更久的国家，目前也有右翼势力抬头的倾向，如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当然，还有特朗普。大量证据表明，特朗普不是个别现象，这和很多美国人的预想不同。政治学者贾斯汀·格斯特借用极右翼的英国国家党党纲，面向美国白人做了调查，问他们是否会支持一个会“停止大规模移民潮，向美国工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保留美国基督教精神，并阻止来自伊斯兰的威胁”的政党。结果，参与调查者中65%的人选择了支持。格斯特总结说，“特朗普主义会比特朗普活得更久。”
为什么是西方？为什么是现在？
在追寻新民粹主义根源的时候，应该遵循福尔摩斯的教诲——“注意那只不叫的狗”。民粹主义在亚洲大面积缺席，甚至在经济最发达的日本和韩国都不见其踪影。在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节节败退，过去十年，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在左翼民粹主义的带领下陷入泥淖。然而在欧洲，民粹主义正稳步向前发展，它的根基之深，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项重要研究论文中，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与皮帕·诺里斯统计，60年代至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选票中的比例已经翻倍，左翼民粹主义的比例与过去比更是高达5倍。如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平均席位已经升至13.7%， 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升至11.5%。
这项研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是，经济作为影响政治的关键因素，其作用在下降。今天，我们仍在用20世纪基本的左右之分来分析政治。左翼支持的政治纲要包括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扩大福利体系、加强商业监管。右翼政党想要的，则是有限的政府监管、更少的安全保障、更多的自由市场政策。传统的投票模式对这种意识形态之分有固化作用，一般来说，工薪阶层倾向于左派，中上阶层群体则倾向于右派政策。个人收入往往是判断一个人政治倾向的最佳指标。
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指出，这种和收入紧密相关的传统投票模式已经在过去几十年间日渐消退。研究写道：“到了上世纪80年代，英国、法国、瑞士和西德等国家中，受阶级主导的投票倾向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到了90年代，美国的这种倾向几乎低到极点。” 今天，看一个美国人的经济收入是无法预判他的投票倾向的。他/她对社会事务，如同性婚姻的看法，才是他/她可能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依据。这项研究还分析了近几十年不同政党的党纲，他们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事务的重要性减弱，非经济事务，如性向、种族、环保等的重要性大大增强。
如何理解这种变化？为什么这种变化基本上全部出现在西方世界？欧洲和北美国家拥有千差万别的经济、政治、社会背景与国情，但它们都面对一个挑战：经济停滞。尽管它们施行了各种经济政策，但所有西方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起，都见证了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这段时间里，有几次短暂的繁荣期，但总体来说，这种变化趋势是真实存在的，美国也不例外。如何解释这种下降趋势，鲁奇尔·夏尔马在他的新书《诸国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中指出，这种大规模的经济停滞，肯定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他认为人口是最重要的原因。西方国家，从美国到波兰，从瑞典到希腊，生育率都在下降。虽然程度不同，但这些国家的家庭规模都在变小，适龄劳动力也越来越少，退休人数却每年疯长。这种现象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经济增长的减缓也与新型全球经济带来的挑战有关。全球化已经得到普及与巩固，西方市场目前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劳动力低廉的地区负责制造，并将物品运输到发达国家。这种模式总体上对全球贸易是有益的，但也导致部分行业里技能不足的工人失业。
西方世界面对的另一个趋势是信息革命。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技术是否能提高生产率，而是它们巩固全球化的能力，它们还使某些工种变得无用，比如，谷歌和优步正在开发的无人驾驶技术。不论这种技术潮流未来起到什么作用，它对美国超过300万的卡车司机产生的影响就是负面的。据《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德雷克·汤普森观察，美国男性拥有的最普遍的工作就是驾驶车辆。
最后一个挑战来自财政。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面临沉重的财政负担。2015年欧盟的净资产负债率为67%，美国则是81%。这些数据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它们的确限制了政府的能动性。随着政府退休抚恤支出的增加，债务问题会随之加重。即便对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加大投资力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的支出还是会增加财政负担。
人口老龄化、全球化、技术革命和财政预算这几个问题的制约，意味着政策制定者的选择非常有限。要促进经济增长，比较理性的方案必然是一系列政策的综合：更多的投资、更完善的就业培训/再培训、医疗健康体系的改革。但这种做法也会招致很多选民的不满，他们想要幅度更大的改革计划和更大胆果断的领导人。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支持这类领导人的呼声愈来愈高，即使他们摒弃自由民主的制约与平衡作用。
从经济到文化
某种程度上，由于受全球经济中宏观力量的影响，导致近几十年来各国经济政策趋同。上世纪60年代，左右翼之间的差别很大，左翼想把所有行业国有化，而右翼想让政府停止对经济的操控。80年代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上台后实行的政策带有十足的社会主义的影子，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不遗余力地推行减税、私有化，并减少政府对私人领域的监管。
随着冷战的结束，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受到质疑，各国左翼政党随即向中间派靠拢。最成功的是美国的克林顿和英国的布莱尔。虽然右翼政治家们始终坚持不干涉主义，但在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在自由派拥抱市场运行机制的同时，执政的保守派适应了混合型经济。布莱尔和卡梅伦的政策的确不同，但放在历史框架里看，它们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与此同时，特朗普在他的经济计划里提到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关税、赋予有工作的母亲新的权利。他老生常谈地声称要减少监管和税收，先不说他的承诺能兑现多少，实际上这些承诺与希拉里·克林顿的政策并没有太大区别。
经济政策的趋同，意味着分辨左右派的更重要依据来自文化层面。尽管众说纷纭，但很多对英国脱欧、特朗普及欧洲民粹主义候选人支持者的分析显示，影响选民的主要因素更多来自文化和价值观，而非经济（诸如不平等现象加剧或贸易的影响）。英格尔哈特和诺里斯的研究指出，这一转变始自上世纪70年代，其时，年轻人拥抱后消费主义政治，其核心表现为自我表达，以及一系列关乎性向、种族与环保的议题。他们挑战权威和既有的政治体制和规则，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传播了新观念，重塑了社会和政治。但他们也引起反作用，老一代人特别是男性因看到自己赖以成长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受到损害而感到受伤。于是，这些人开始支持他们眼中拥有“传统”价值观的政党或候选人，以此牵制新文化对社会的冲击。
在欧洲，这种现象促使新政党的出现。在美国，则意味着共和党人更多地基于文化议题而非经济问题而决定选票投给谁。作为一个内部各派分化的联盟，共和党在过去几十年里举步维艰，一直在谋求文化经济的保守派和外交政策鹰派之间的融合。比尔·克林顿带领的民主党向中间派倾斜后，很多专业人士与白领阶层被民主党收入囊中。与此同时，工薪阶层白人发现自己与持有世界主义价值观的民主党愈发疏远，转而倾心于在“3G”问题（枪/Gun、上帝/God、同性恋/Gay）上与他们价值观更符合的共和党。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新的右翼社会运动“茶党”出现，它似乎是对金融危机后政府救市努力的一种回应。哈佛大学教授西达·斯考科波和她的学生凡尼莎·威廉姆森在采访了数百位“茶党”追随者后总结道，这些人追随茶党的最大动力是文化，而不是经济。那些针对奥巴马的恶毒的敌意也显示，种族因素也在这种文化反应中扮演了某种角色。
未来几年，华盛顿的保守派政府将继续关注经济，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主要金主的自由至上主义倾向。而其背后的原因是，他们与基础选民之间的裂痕也在加大，而特朗普的竞选成功将会把这种分歧公开化。特朗普政治上的高明就在于，他发现很多共和党选民不为该党传统主张中的低税、减少监管、劳动者福利改革等经济政策所动，而对文化恐惧、民族主義情绪的诉求反响热烈。
国家与移民
特朗普把移民问题当作最基本的重要议题，这并不令人惊奇。在同性恋权益等很多其他社会议题上，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也有很多分歧，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理念与社会潮流相悖，因而很少有民粹主义政客重拾同性恋非法论。只有在移民问题上共和党内部才能达成一致，齐心协力对抗他们的精英派对手。
在移民问题上大做文章的背后是有现实考量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全球化改变了世界，它带来的不仅是商品、服务和信息流动，也有痛苦和拒绝。我们现在目睹的，是大众对移民现象更强烈、更情绪化的反应。西方民众已经接受了舶来的商品、文化、艺术和饮食，但他们理解和接受外国人的意愿却非常小。
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时期，人们都在离出生地几英里的地方定居、游历、工作并死去。但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目睹了大量来自其他大陆的人和外来文化涌入本土。2015年，全球有2.5亿移民和6500万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欧洲接受的移民最多，高达7600万，而欧洲大陆也是对移民问题感到最焦虑的地区。这种焦虑比经济增长缓慢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更能影响选民的投票倾向。参照日本的情况，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速已经停滞了25年，现在比任何国家的老龄化速度都快，但它几乎没有任何移民，因而在日本并没有引发民粹主义热潮。 民众焦虑的程度和某国移民的数量或某地移民的密度并不直接相关。调查显示的惊人发现是，和欧洲其他国家比，法国人较少对移民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产生忧虑。过去十年，德国对穆斯林的负面态度大幅减弱。但是，民众的恐惧似乎和移民的速度有关。这意味着，政治议题的关键因素在于，在主流政治家忽视应对民众对移民问题的情绪的国家，民粹主义就更容易被那些鼓吹恐惧与偏见言论的政治投机者煽动。与此相对比的是，在那些及时合理处理移民问题，拥有自信且务实的领导人的国家里，不会引发民粹主义愤怒的升级。在这方面加拿大是一个典范，这个国家的移民数量众多，也接纳了不少难民，但极少产生政治冲击。
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者为挑起事端，常常歪曲甚至捏造事实。例如，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净移民数过去几年已是负增长。非法移民问题不是更严重了，而是已经大为缓解。英国脱欧的鼓吹者与此类似，他们选用很多误导性的或错误的数据引发民众恐慌。当然，也不能因为这些被凭空捏造的言论而否认现实。进入欧洲的移民数量已达到历史新高。在美国，出生在国外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不到5%攀升到了如今的14%。非法移民的问题虽然近年有所缓和，但依然存在。在很多国家，那些被设计用于管理移民并为移民提供帮助的系统已经失灵。然而通常的情况是，政府拒绝修复它们，这要么是为了想从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中得到经济利益，要么是因为官员害怕表现出冷漠和排外。
移民是全球化的最终表现形式。它之所以被视为具有侵略性和颠覆性，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本土民众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外国人，而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这些外国人样貌不同、口音不同，感觉也不同。这些都可能引发恐慌、种族歧视和仇外情绪。当然，这些反应并不全是有害的，但必须认识到，变化的脚步如果太快，社会就无力消化。由于“创造性的破坏”之类的理念过于被追捧，我们会忘记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所具有的不同感受。
西方社会必须正视文化快速变迁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或许这意味着政府要对移民的速度及类别加以限制。但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花更多精力与资源帮助移民融入社会，为他们提供福利保障。大多数西方国家需要强化再就业培训项目，规模至少要和《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一样。这些项目必须简便可得，政府、私营部门和教育机构应该协同运作。此外，政府需要花大力气向民众解释移民問题，这样民众面对的就是事实，而不是恐慌的情绪。最后，开明的执政者的作用不可或缺，执政者应该成为民众的天使，而不应该迎合人性中的恶。
在移民问题上最显著的分歧是代际之间的。年轻一代面对外国人是最少产生焦虑和恐惧的群体，他们懂得，生活在一个多元且更富活力的社会中，自己在经济、社会及文化各方面都会更加丰富。他们认同自己本应生活在一个开放、互联的世界里，这也是他们所寻求的未来。西方社会面临的挑战是，不要让这条通往未来的道路崎岖不平甚至酿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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