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革命家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从一出生就离开了父母，在他的人生生涯中先后有过3个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平常的故事。
　　
　　第一个名字：范宜德。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告急，红军长征在即，邓子恢与妻子黄秀香忍痛将出生才3天的儿子与林伯渠的儿子一同送往会昌的农民家寄养。后来，黄秀香在突围中负伤被捕，壮烈牺牲。
　　襁褓中的邓瑞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直到懂事以后，养母郭发仔才告诉他：“你刚出生3天就被交给我们了，你是红军留下的儿子!”
　　寄养到范家以后，养父范美宏给他取名“范宜德”。而林伯渠的儿子则被另外一户姓赖的人家收养，也随了赖姓，名叫“亚平”。
　　邓瑞生后来回忆说：“我的养父母就是靠做粉皮来维持生活的，每天半夜三更起来忙，清早挑出去卖。那个时候，一张粉皮很便宜，只卖一两分钱。他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挣着辛苦钱。我从小给他们当帮手，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养父去世了，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我也不读书了，跟在养母的身后卖粉皮，还到码头上扫盐、扫米……
　　“11岁时，养母对我说：孩子呀，你不能光帮我卖粉皮，妈妈送你当学徒学手艺吧，将来大了也好自己谋生啊!就这样，我被养母送进一家店铺做学徒，早晨5点半起床，打扫院子，给老板和老板娘倒尿盆，晚上帮他们熏完蚊子以后才能睡觉。我的个子小，人还没有扁担和水桶高，挑水上台阶的时候，一不当心就会摔跤。摔伤了，一天都起不了床。养母心疼得没有办法，后来只好把我接回家继续跟她一起卖粉皮……”
　　
　　第二个名字：林秉苏。
　　1949年8月，解放军打下会昌，会昌解放的第7天，一个军人手持公文来到县人民政府，要求当地组织协助寻找林伯渠和邓子恢在红军长征前留下的两个孩子。很快，两个孩子就被找到了。但是，由于时隔十多年，收养两个孩子的老乡也记不清他俩到底谁姓林、谁姓邓。结果，阴差阳错，当两个孩子回到父亲身边时，已经被工作人员给“弄反了”——林伯渠认下了邓子恢的儿子，取名林秉苏；而邓子恢则认下了林伯渠的儿子，取名邓苏生。尽管邓子恢后来发现“林秉苏”的长相酷似自己，但表示“尊重基层组织的调查”，将错就错。他对妻子陈兰说：“都是革命的后代，不要换了。”
　　1953年1月，邓子恢由武汉进京，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家人搬进中南海。“林秉苏”也随“父亲”林伯渠住在中南海，两家人又相遇了。
　　“每天放学回来，我和苏生都在中央领导就餐的食堂吃饭”，邓瑞生回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杨尚昆等中央领导都看出了问题。有一天，朱老总见我老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就对我父亲讲：‘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林秉苏长得与你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嘛!’接着，朱老总风趣地问我：‘秉苏，你到底是谁家的崽呀?’”
　　“1954年过春节时，林老(林伯渠)把我领到父亲(邓子恢)的办公室，苏生也去了。林老对我和苏生说：‘今天只把你们叫来，是要讲明一个历史情况：秉苏应该姓邓，苏生应该姓林。’”
　　“那天，林老向我们讲了很多革命道理。他说：‘你们是人民养大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改不改由自己，但是，你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养父母，将来工作了，要承担赡养他们的责任。共产党人的子女，不是私有财产，都是人民大众的子女!’”
　　既然真相大白，两个孩子应该改名字了。可是，谁都没有这样做，直到10年以后……
　　
　　第三个名字：邓瑞生。
　　1960年困难时期，邓子恢带领全家去参观在北京展出的四川泥塑《收租院》。当走到一个插着草标卖身的瘦弱小女孩的塑像旁边时，他默默地站住了，眼里淌下两行热泪，久久没有说话。参观结束以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负他们。”
　　对于父亲话中的含义，当时涉世不深的子女们无法全部理解。他们只知道父亲热爱农民，经常称自己是“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却没有想到：父亲正经历着人生当中的最大艰难和挫折。“1953年到1972年，父亲在逆境当中度过了晚年。他先后受到3次批评，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厉。1953年和1955年，在领导、组织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两次被批判为‘右倾保守’，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二次被长时期地定性为‘右倾’。1962年，由于父亲提倡农业生产责任制，批判他的调门又从‘右倾机会主义’上升到‘代表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单干风’的高度。这是他受到的第三次批判，时间长达10年之久，直到1972年去世，他始终处在挨批判的‘老右倾’位置上……”
　　正是在这个时期的一天，默默地思考着对与错、是与非，慢慢地了解了父亲的邓瑞生，毅然把自己的名字“林秉苏”改为“邓瑞生”，以表达对父亲的崇敬和爱戴、对父亲政治观点的支持。也因为这个原因，林伯渠的儿子苏生坚持姓“邓”，直到今天大名依然为“邓苏生”。
　　(转摘自《福建党史月刊》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