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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对近几十天来沸沸扬扬的“民营经济离场论”，做了最直白的回答。
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他总结，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要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说起。当时，民营经济刚刚起于微末。
1977级大學生李东生从华南工学院（如今的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回到了老家惠州。当地人事局给他安排了三个职位，一个是到地区科委，一个是到公安局通信科，一个是到广播电视台。
李东生想了想，问对方，去企业行不行？对方一脸奇怪地看着他：“怎么到企业去呢？可以呀，你自己去联系吧。”
1988年初，广东省东莞县虎门镇一家来料加工厂里的工人。
那时，大学生去企业工作，是十分少见的。李东生的想法却很简单，自己是学工的，四年苦读，一定要到工厂、企业去。在机关里，泡一杯茶、看看报纸，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当时的惠州只有两三个电子厂，一家新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看起来蒸蒸日上，吸引了李东生。
他是这个新公司的第43个员工，第2个大学生，一进公司就被当成“宝贝”。这个中国第13家注册的中外合资企业，后来发展成为TCL集团，李东生则成为其董事长、CEO。
多年后，他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企业家的代表——84派。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代表人物，是地产大亨、万科前董事会主席王石。1984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的王石，组建“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为特区内最大的摄录像专业器材供应商。四年后，企业更名为万科。
李东生：TCL集团董事长、CEO。TCL集团的前身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是中国第13家注册的中外合资企业。
嘉德拍卖、泰康人寿的创始人陈东升，曾在公开场合用“混沌”形容84派，因为他们没有“制度的保障”。
1978年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处于停滞阶段。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才逐渐争来一席之地。
温州人章华妹在家门口摆货摊，卖日用品。她常常提心吊胆，一旦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来了，就立刻收摊关门。走在路上，她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常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看，这家是摆摊的，没出息。
第一个明显的变化始于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允许“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这是中国第一个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像章华妹这样的个体户被承认、被允许发展。1980年12月11日，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局领到了一份用毛笔填写的营业执照（东工商证字第10101号），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变化在逐渐发生。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提出“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同年，宪法进行修改，提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在这个过程中，有关民企的各种讨论也在进行，比如雇工人数。当时，马克思的一段话被引申且频繁使用，认为雇佣7个还是8个人，是一个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根本区别。
而在上世纪80年代，雇工超过7人的民营企业大规模增加。1983年1月，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工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农村个体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经营灵活，方便群众，应适当加以发展，并给予必要的扶持。农民个人或合伙人进行长途贩运，也应当允许。”
当时最为人所知的，是安徽芜湖的年广久。他的“傻子瓜子”在1984年即雇佣百人，引发了姓资还是姓社的大争论。
当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对当前雇请工人超过法定人数的企业，可以不按照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
邓小平也在同年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场争论，直到1987年中央五号文件发布才逐渐平息。文件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算是官方的一锤定音。文件还将几年前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变成了“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且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官方对民营经济的态度从不管到引导，对其存在的必要性认识也从“不可避免”变化为“必要的、有益的”。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8年，宪法修改，提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三四十年后，有人总结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批企业家，认为他们多是草根出身，早年做国有企业，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竞争者，但企业仍然以家庭作坊为主。
不管怎么样，从1978年到1992年，民营企业第一次起飞。根据数据，全国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从14万人增加到2467.7万人，民营企业在1992年达13.9万户。
1992年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是变革之年。
这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针对“姓资姓社”之争，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 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
“士农工商”的“商”不再是末流，一批主流精英纷纷下海。根据相关数据，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用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的话说，这一批企业家，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他们被称为“92派”，包括陈东升自己，以及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鼎晖创投创始人王功权等。
制度也在进一步规范。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出台《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公司法》。
陈东升说，这两个文件一出，自己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学习毛主席红宝书（一样）揣在我的兜里。”“当时其实看不懂，什么企业的分拆、关闭，稀里糊涂，所以嘉德拍卖完全是抄的，自己没搞懂抄上去，抄了就报。”
也正是制度的一步步规范，使得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民企里有了雏形，92派成为现代企业的试水者。
冯仑也认为，这是92派和84派极大的不同。后者在没有法律支撑的背景之下，先有公司，后有公司法，大家没有产权概念，个人做了极大的牺牲，因此，熬到最后的人也比较少。
92派则慢慢了解如何治理公司。《公司法》规定，董事长当法人，“公司的治理变成大家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这很重要。有预期，这个行为大家就可以博弈了，怎么开董事会、股东会，怎么分红，界定得越来越清楚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有企业面临困境。国家经贸委出台《关于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民营企业顺势而为，迎来窗口期，形成了“国退民进”的格局。
民生银行研究院民营企业发展研究团队统计称，在1998～2000年的三年中，国有企业数目减少了42%，下岗分流人数高达3000多万人，催生了大量民营企业。房地产、钢铁、水泥、化工、装饰材料等行业中出现了众多民营企业的身影。
据2002年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在过去的四年中，有25.7%的被调查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前身是国有企业的占25.3%，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占74.7%;有60.6%的企业主是原来企业的负责人。
章华妹与改革开放后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从1991年到2001年，私营企业数量、注册资金、户均资本金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4.08%、64.81%和 23.58%。私营企业的税收年均增长80.33%，成为各种经济成分中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部分。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次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措辞进一步变化，民营企业的地位得到了明确。之后，《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相继出台，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条件被放宽，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金融服务业等对非公经济放开。
在这些年中，新一批企业家成长起来。互联网在中国生根发芽、肆意生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搜狐等迅速崛起，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张朝阳等人成为企业家“99派”的代表。他们的企业从建立之初就遵循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结构健康，他们所需要面对的，是来自更广阔天地的市场风险。
互联网企业，与其他民营企业一样，在中国入世后的这场全球化进程中，享受了劳动力、全球化、城镇化以及互联网的红利，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也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残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外向型民营企业受冲击极大。根据相關数字，在这年上半年，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 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12年，全国个体工商户突破4000万户，民营企业相较十年前增长了3.46倍，从业人员增长了1.03倍，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双双超过60%。
近些年，民营企业家常说一句话：“民企好比是在一道玻璃门后求发展，前途是光明的，但真要穿过玻璃门走出去，并不容易。”
玻璃门、弹簧门，是民营企业发展中碰到的各类障碍。玻璃门，指根据国家非公经济36条规定的民营企业“非禁即入”的原则，在行业准入方面，除去法律中明确禁止民营资本进入的投资领域之外，民营资本都可以进入，相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设置障碍，但在实际中却一直没有落实。弹簧门则代表了民营企业在刚刚踏入某领域之后，稍稍不小心就被弹出来了。
年广久因“傻子瓜子”雇工过多而数次入狱。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接受采访时说，公有和非公有经济的政策，是建立在所有制区别基础上的，按不同所有制经济制定政策，难免造成所有制歧视。“多年来，人们呼吁平等竞争，但实际上很难平等，其原因就是政策不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并且由此滋生寻租和贪腐现象。”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全会特意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会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民营企业是夹缝中生长出来的企业，过去有一句话，给点阳光就灿烂，只要给它平等的社会地位，民营经济一定会快过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一次三中全会，我相信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讲，应该又是一个春天。”
保育钧也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民企迎来制度平等的新时代。
之后，各地对市场准入制度进行了改革。比如南京在2014年公布了《关于放开市场准入扩大民营投资的实施办法》，提出鼓励民营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对清单以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一律向民资开放。
办法实施之初，南京市已有14个项目，涵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市政工程、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允许民营资本以PPP、股权投资、委托运营等多种形式参与。
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在天津、上海、福建、广东4个省市试行。《草案》列明了在中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共328项，其中禁止准入类96项，限制准入类232项。除此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皆可平等进入，政府由审批改为备案。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发布，明确了将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和业务。
根据相关数字，从2012年到2016年，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超过20%下滑至3.2%。而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朗化之后，2017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6%，其中民间投资17.02万亿元，增长7.2%。
10月24日上午，习近平在深圳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10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表示，“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很大，前途不可限量。党中央一直重视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点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另外，放管服的改革也在全国推进。对于不少企业来说，项目审批漫长，手续冗长繁多，会因此错过最优市场时机。2014年，中国提出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次年又提出优化服务。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为此，国务院办公厅组织开展了专项督查。2017年，在部署31个省（区、市）和57个国务院相关部门开展全面自查的基础上，国办派出10个督查组，赴10个省（市）的36市65县（区）开展了实地督查。
另一个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是融资难。据《2017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白皮书》显示，2016年全年，中国中小企业利税贡献稳步提高，并成为就业的主渠道，但98%的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融资难、融资贵。
有学者提出，中国现阶段众多商业银行之间没有进行严格的市场和功能定位，是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满足的原因之一。另外，中小企业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很高，一旦资金链条断裂或脆弱，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受到沉重打击。其次，大多数中小企业还未形成一套科学的、制度化的管理体制，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财务管理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加剧了企业融资的困难。
为此，中国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其中，“融资促进”单设一章。该法提出，央行应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金融机构开展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应当制定差异化监管政策，采取合理提高小型微型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小型微型企业融资规模和比重等。除此之外，各地也都在探索地方做法，为中小企业和银行牵线搭桥。
据了解，自2015年以来，中央深改组、国务院先后8次召开会议，讨论优化营商环境问题。
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了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0%，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另外，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连续5年超过60%，最高时候达到65.4%，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民间投资的比重已超八成，成为投资的主力军。
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接下来，还要在六个方面抓好政策举措的落实，包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及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三天后，中小企业发展的主管部门工信部部长苗圩接受新华社专访。他说，接下来工信部还会有进一步的举措，梳理前期出台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开展政策效果评估工作;抓紧拟定出台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减税降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等。
習近平在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说：“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
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他总结，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要从4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说起。当时，民营经济刚刚起于微末。
首次起飞
1977级大學生李东生从华南工学院（如今的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回到了老家惠州。当地人事局给他安排了三个职位，一个是到地区科委，一个是到公安局通信科，一个是到广播电视台。
李东生想了想，问对方，去企业行不行？对方一脸奇怪地看着他：“怎么到企业去呢？可以呀，你自己去联系吧。”
那时，大学生去企业工作，是十分少见的。李东生的想法却很简单，自己是学工的，四年苦读，一定要到工厂、企业去。在机关里，泡一杯茶、看看报纸，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当时的惠州只有两三个电子厂，一家新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看起来蒸蒸日上，吸引了李东生。
他是这个新公司的第43个员工，第2个大学生，一进公司就被当成“宝贝”。这个中国第13家注册的中外合资企业，后来发展成为TCL集团，李东生则成为其董事长、CEO。
多年后，他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企业家的代表——84派。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代表人物，是地产大亨、万科前董事会主席王石。1984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的王石，组建“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为特区内最大的摄录像专业器材供应商。四年后，企业更名为万科。
嘉德拍卖、泰康人寿的创始人陈东升，曾在公开场合用“混沌”形容84派，因为他们没有“制度的保障”。
1978年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处于停滞阶段。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才逐渐争来一席之地。
温州人章华妹在家门口摆货摊，卖日用品。她常常提心吊胆，一旦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来了，就立刻收摊关门。走在路上，她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常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看，这家是摆摊的，没出息。
第一个明显的变化始于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允许“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这是中国第一个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像章华妹这样的个体户被承认、被允许发展。1980年12月11日，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局领到了一份用毛笔填写的营业执照（东工商证字第10101号），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变化在逐渐发生。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提出“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同年，宪法进行修改，提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
在这个过程中，有关民企的各种讨论也在进行，比如雇工人数。当时，马克思的一段话被引申且频繁使用，认为雇佣7个还是8个人，是一个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根本区别。
而在上世纪80年代，雇工超过7人的民营企业大规模增加。1983年1月，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工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农村个体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经营灵活，方便群众，应适当加以发展，并给予必要的扶持。农民个人或合伙人进行长途贩运，也应当允许。”
当时最为人所知的，是安徽芜湖的年广久。他的“傻子瓜子”在1984年即雇佣百人，引发了姓资还是姓社的大争论。
当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对当前雇请工人超过法定人数的企业，可以不按照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
邓小平也在同年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场争论，直到1987年中央五号文件发布才逐渐平息。文件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算是官方的一锤定音。文件还将几年前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变成了“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且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官方对民营经济的态度从不管到引导，对其存在的必要性认识也从“不可避免”变化为“必要的、有益的”。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8年，宪法修改，提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三四十年后，有人总结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批企业家，认为他们多是草根出身，早年做国有企业，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竞争者，但企业仍然以家庭作坊为主。
不管怎么样，从1978年到1992年，民营企业第一次起飞。根据数据，全国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从14万人增加到2467.7万人，民营企业在1992年达13.9万户。
肆意生长
1992年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是变革之年。
这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针对“姓资姓社”之争，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 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
“士农工商”的“商”不再是末流，一批主流精英纷纷下海。根据相关数据，1992年辞职下海者超过12万人，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用嘉德拍卖、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的话说，这一批企业家，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他们被称为“92派”，包括陈东升自己，以及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鼎晖创投创始人王功权等。
制度也在进一步规范。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出台《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公司法》。
陈东升说，这两个文件一出，自己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学习毛主席红宝书（一样）揣在我的兜里。”“当时其实看不懂，什么企业的分拆、关闭，稀里糊涂，所以嘉德拍卖完全是抄的，自己没搞懂抄上去，抄了就报。”
也正是制度的一步步规范，使得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民企里有了雏形，92派成为现代企业的试水者。
冯仑也认为，这是92派和84派极大的不同。后者在没有法律支撑的背景之下，先有公司，后有公司法，大家没有产权概念，个人做了极大的牺牲，因此，熬到最后的人也比较少。
92派则慢慢了解如何治理公司。《公司法》规定，董事长当法人，“公司的治理变成大家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这很重要。有预期，这个行为大家就可以博弈了，怎么开董事会、股东会，怎么分红，界定得越来越清楚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有企业面临困境。国家经贸委出台《关于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搞好大的，放活小的”。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民营企业顺势而为，迎来窗口期，形成了“国退民进”的格局。
民生银行研究院民营企业发展研究团队统计称，在1998～2000年的三年中，国有企业数目减少了42%，下岗分流人数高达3000多万人，催生了大量民营企业。房地产、钢铁、水泥、化工、装饰材料等行业中出现了众多民营企业的身影。
据2002年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在过去的四年中，有25.7%的被调查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前身是国有企业的占25.3%，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占74.7%;有60.6%的企业主是原来企业的负责人。
从1991年到2001年，私营企业数量、注册资金、户均资本金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4.08%、64.81%和 23.58%。私营企业的税收年均增长80.33%，成为各种经济成分中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部分。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次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措辞进一步变化，民营企业的地位得到了明确。之后，《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相继出台，非公经济的市场准入条件被放宽，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金融服务业等对非公经济放开。
在这些年中，新一批企业家成长起来。互联网在中国生根发芽、肆意生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搜狐等迅速崛起，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张朝阳等人成为企业家“99派”的代表。他们的企业从建立之初就遵循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结构健康，他们所需要面对的，是来自更广阔天地的市场风险。
互联网企业，与其他民营企业一样，在中国入世后的这场全球化进程中，享受了劳动力、全球化、城镇化以及互联网的红利，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也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残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外向型民营企业受冲击极大。根据相關数字，在这年上半年，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 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12年，全国个体工商户突破4000万户，民营企业相较十年前增长了3.46倍，从业人员增长了1.03倍，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双双超过60%。
制度平等
近些年，民营企业家常说一句话：“民企好比是在一道玻璃门后求发展，前途是光明的，但真要穿过玻璃门走出去，并不容易。”
玻璃门、弹簧门，是民营企业发展中碰到的各类障碍。玻璃门，指根据国家非公经济36条规定的民营企业“非禁即入”的原则，在行业准入方面，除去法律中明确禁止民营资本进入的投资领域之外，民营资本都可以进入，相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设置障碍，但在实际中却一直没有落实。弹簧门则代表了民营企业在刚刚踏入某领域之后，稍稍不小心就被弹出来了。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接受采访时说，公有和非公有经济的政策，是建立在所有制区别基础上的，按不同所有制经济制定政策，难免造成所有制歧视。“多年来，人们呼吁平等竞争，但实际上很难平等，其原因就是政策不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并且由此滋生寻租和贪腐现象。”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全会特意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会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民营企业是夹缝中生长出来的企业，过去有一句话，给点阳光就灿烂，只要给它平等的社会地位，民营经济一定会快过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一次三中全会，我相信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讲，应该又是一个春天。”
保育钧也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民企迎来制度平等的新时代。
之后，各地对市场准入制度进行了改革。比如南京在2014年公布了《关于放开市场准入扩大民营投资的实施办法》，提出鼓励民营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对清单以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一律向民资开放。
办法实施之初，南京市已有14个项目，涵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市政工程、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允许民营资本以PPP、股权投资、委托运营等多种形式参与。
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在天津、上海、福建、广东4个省市试行。《草案》列明了在中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共328项，其中禁止准入类96项，限制准入类232项。除此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皆可平等进入，政府由审批改为备案。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发布，明确了将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和业务。
根据相关数字，从2012年到2016年，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超过20%下滑至3.2%。而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朗化之后，2017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6%，其中民间投资17.02万亿元，增长7.2%。
另外，放管服的改革也在全国推进。对于不少企业来说，项目审批漫长，手续冗长繁多，会因此错过最优市场时机。2014年，中国提出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次年又提出优化服务。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为此，国务院办公厅组织开展了专项督查。2017年，在部署31个省（区、市）和57个国务院相关部门开展全面自查的基础上，国办派出10个督查组，赴10个省（市）的36市65县（区）开展了实地督查。
另一个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是融资难。据《2017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白皮书》显示，2016年全年，中国中小企业利税贡献稳步提高，并成为就业的主渠道，但98%的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融资难、融资贵。
有学者提出，中国现阶段众多商业银行之间没有进行严格的市场和功能定位，是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满足的原因之一。另外，中小企业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很高，一旦资金链条断裂或脆弱，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受到沉重打击。其次，大多数中小企业还未形成一套科学的、制度化的管理体制，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财务管理上存在着诸多问题，加剧了企业融资的困难。
为此，中国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其中，“融资促进”单设一章。该法提出，央行应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金融机构开展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应当制定差异化监管政策，采取合理提高小型微型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小型微型企业融资规模和比重等。除此之外，各地也都在探索地方做法，为中小企业和银行牵线搭桥。
据了解，自2015年以来，中央深改组、国务院先后8次召开会议，讨论优化营商环境问题。
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了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0%，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另外，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连续5年超过60%，最高时候达到65.4%，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民间投资的比重已超八成，成为投资的主力军。
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接下来，还要在六个方面抓好政策举措的落实，包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及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三天后，中小企业发展的主管部门工信部部长苗圩接受新华社专访。他说，接下来工信部还会有进一步的举措，梳理前期出台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开展政策效果评估工作;抓紧拟定出台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减税降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等。
習近平在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说：“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