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从腌制腊八蒜到写春联、煮汤圆、包饺子，家家都在准备迎接新年。从电视的广告里飞出一个甜美的声音，要过年了！这时，我翻看日历，才觉察还有几天就是春节。然而，无论生活有多忙碌，年越来越近。
　　不管大人小孩，都会在春节前理个干净利索的头。男人，理个寸头，或是修个深点的边，女人则来个梨花烫，或是大波浪，彰显出女人的味道，若是搭配黑色羊绒大衣，外加一条到膝盖的大红围巾，那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一些，都是寓意辞旧迎新，新的一年从“头”开始。
　　记得小时候，好几个村子才有一个理发店。理发店、信用社、邮电局，一般在镇政府驻地，那时经济不好，理发需要排队。电信局也要排队，每打一分钟电话5毛钱，有时电话打过去，对方没人接，也会收5毛钱。记得我在城里上学，父亲电话打到宿舍，还没等我说话，他三两句就急忙挂断，我眼前电话机上显示59秒……
　　大多的理发店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几乎把黑夜当成白天，甚至连喝水的时间也没有，忙到年三十。都是为了我们新一年的“开头”。从前，正月里几乎没有开门的理发店，或许大家都忌讳那个讹传的民间传说吧。
　　阳光是那么珍贵，从高楼中挤出半个笑脸，穿透雾霾。洒在老房子上，洒在灰墙红瓦之间，也洒进父亲的皱纹里。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盘绕岁月的年轮，陪伴父亲和母亲。
　　记得爷爷每次理发，恰似过年，父亲搬来木板凳，放到空旷的院子间，给爷爷的脖子围上条蓝涤卡布的围裙，塞到爷爷上衣领子里。蓝涤卡布结实，不像毛巾会钻进头发渣，一抖搂，就都掉在地上。
　　多少年，那些被父亲剪掉的岁月，封存在时光里，也留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记忆越来越清晰，仿佛在眼前，父亲拿着那把推子，站在院子里发愣，院子看不到木板凳，也没有爷爷了。
　　长大后，一家人都迁居到城市，然而，父亲却没有来。我理解父亲，他舍不得那个四合院和院子里的阳光。家人几次让父亲过来住，他总是说在城里嘈杂，睡不踏实。我感觉，他有些事情没有说出来。
　　爷爷身板坐得挺直，双手扶在膝盖上，但听奶奶说，一九三五年，家家户户的壮男都要抓去当兵，爷爷藏起来，他的几个弟弟被抓走。从此爷爷挑起家庭所有的担子，毫无怨言。
　　父亲梳起爷爷长的头发，再用老式的剪刀，剪掉梳起的头发，就这样三番几次梳理，同时不停地剪。我发现，父亲那双粗大的手，当他拿起那么小的推子，竟然那么轻灵，还带着节奏感。在咔嗒咔嗒的声音中，我看到了父亲的内心世界。父亲带有温度的手握着冰凉的推子，他每次按动，都是父亲与爷爷之间情感的交流和血脉的接通。在咔嗒咔嗒的声音中，我听到血液里流淌出无声的感情，把生命的情感传递下去。
　　老人说，三十年前父敬子，三十年后子敬父。父亲的动作看上去并不专业，他看着哪里不顺眼就修剪几下，有时爷爷会“哎哟”一声，伸长脖子。爷爷的头不太好理，他自己说，好像斗过的鸡，被啄了一样，长短不齐。父亲似乎什么都沒听见，继续在爷爷的亮头顶上忙碌。我时常不懂，可以花两块钱去理发店，干嘛这么费劲，可爷爷总是微笑，说这样舒服。当父亲从爷爷的脖子里摘下蓝涤卡布，抖搂头发时，地上落满爷爷的白发，爷爷眼中流露出纯净的目光，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洗头，而是倒背着手，中指敲打着食指，哼着小曲，向门外走去。外面响起鞭炮声，年越来越近了。
　　现在，父亲坐在院子里，双手端着水杯，背影和爷爷极其相似。我看到他脖子里花白的毛发。过了腊八就是年，这个午后，阳光依旧照在院子的每个角落，我拿起剪刀，父亲搬出那个比他年龄还大，中间张开大嘴，褪色的老榆木凳子，坐在上面。我找来旧布，围在他脖子上，父亲弓起腰，自然和随意。父亲拉开抽屉，拿出那把手动推子，抽屉的把手，在时间中被摸得圆滑，那是爷爷年轻时手工打的唯一家具。推子没有跟随爷爷一起埋葬，三九严寒的冬日里，我的手接触到冰凉的推子，瞬间冷热的交融使它有了温度。我拿着推子，在父亲的头顶上忙碌着。
　　夕阳洒在父亲的脸上，我突然发现，自己生活在他每一道皱纹里，三十几年也没有数清楚。
　　时间一年年过去，父亲对女儿的爱总是含蓄、内敛的，当时间划破那些岁月，品味到父爱的浓醇。不管他曾经背负多大压力，留给我的始终是颗坚毅的心。
　　我似乎明白，父亲为什么给爷爷理发。那是情感的交流，接通着父子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