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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山西洪洞黑砖窑案是一起典型的商业良知泯灭的案例，7月4日在山西临汾中院一审开庭，包工头衡庭汉、窑主王斌斌等５人被起诉。在该事件黑色的商业链条上，每一个节点都充满着赤裸裸的铜臭，而黑窑主和包工头践踏人权的罪恶行径，丧失了一个业主最起码的道德良心。
暴利驱动
奸商皆逐利。应当说，类似山西洪洞县恶霸式的窑主由于缺乏文明的基本约束，罔顾商业伦理，以欺诈雇工、非法监禁、强制劳动等方式从事经营活动，以谋取滴血的利润，这种经营活动本质上与市场无关，而是一种血腥的掠夺。他们早都失去了良知，在面对企业利润面前，暴露了赤裸裸的资本家贪婪的本性。
在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砖厂，一年多来，30多名外地农民工没有领到一分工资。由于靠山就近取土，该砖场的主要成本只是烧窑的煤炭。窑主王斌斌坦白说，衡庭汉去年年初承包了他的砖场，“出一万块砖我给他360元”。这样算，该砖场每块砖的成本只有3.6分，而售价在0.3元左右，几乎为10倍的暴利。
砖头是红的，可窑主的心是黑的。他们雇佣穷凶极恶的打手像恶狼一样终日监视着窑工们。
在暴利的驱使下，窑主们不顾法律，恣意妄为。法学专家认定这些黑窑主已经犯下了七宗罪，即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非法收买和使用被拐骗儿童罪、强迫劳动罪、恶意拖欠工资和侵占他人财产罪，还有破坏耕地罪。
同样地，遍布全国各地的小煤窑私挖滥采，生生不息，也缘于诱人的暴利。黑色的煤块导演了一幕幕“一夜暴富”的喜剧。开上一个小煤窑，等于弄了一台印钞机。一些小煤窑地区，看起来“灰头土脸”，街上的豪华轿车却特别多。沿着县城街道散步，随处可见丰田、本田、帕萨特、尼桑、奥迪等豪华轿车穿行而过，宝马和奔驰车也不时可以见到。许多车是刚买的，还没有挂牌照。
每个小煤窑的承包人都为挣钱的激情所冲动着。由于国家下决心关停小煤窑，煤价直线上升，小煤窑的承包人为利所动，他们的关系一般都很硬，每年要应付无数次的安全整治，但每次都照常生产，每年除春节和农忙放假十几天外一直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能够继续生产的小煤窑，就变得极其有利可图。一个投入不高、生产条件差的小煤窑，每吨煤的成本在20元左右，而卖出去的价钱是每吨50元左右，有的能卖到80元。
据了解，几乎每座小煤窑都有几条与国有大煤矿打通的巷道，这些巷道可以让国有大矿为他们排水通风，许多小煤窑为了节约成本，就在国有煤矿的变压器上方的线路上挂几个钩子，以这种方式把供电问题解决了。
暴利使一些小煤窑老板要钱不要命，他们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湖南宁乡县一个恶霸窑主为了发财不惜以身试法，为了夺得一条国有煤矿的巷道，竟组织一伙不法之徒，用猎枪向井下的国企职工开枪，致多人受伤，有的职工成为终生残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生动精辟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还形象地指出：为了牟取暴利，资本敢于藐视法律，敢于铤而走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制度缺失
制度的缺失，法律疏漏或有章不循，政府官员不作为或官商勾结，监管部门玩忽职守或监守自盗，在局部地区形成一个地霸社会，这部则是黑砖窑事件产生的社会土壤。经济学家称之为“地霸秩序”。
在地霸秩序的框架内，以黑窑主或类似的企业头头为中心，勾结政府官员、经济监管部门的办事人员、社会上的地痞流氓，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黑窑主还处心积虑往人大、政协里钻，花钱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千方百计戴上红帽子或在党政机关以錢贿官，寻求代理人，以此作保护伞。并重金买通黑社会势力，维持劳动秩序，为其“看家护院”。
在这样一个社会公正制度缺失的地霸秩序中，有一种潜规则在维系着各方利益。第一受益者肯定是那些窑主。窑主得到钱，先是买通地方官员，然后再往上串通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层级，为其非法经营作后盾说好话。当河南电视台的记者到山西一家砖厂解救被拐骗的少年时，当地警方竟然帮助窑主说话，不给钱就不准带走人。而窑主拉人入伙者也能得到好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黑色的利益链条，有钱的、有势的、有权的和掌握信息通道者都是受益者。只有一个受害者，就是窑工。对这个地霸秩序的维持者来说，只要收益大于成本，这个秩序就会建立、维持甚至扩张。
官商勾结
地方官员，或直接坐庄，或间接“入股”，或“权力投资”，黑砖窑、小煤窑成了地方各色人等的“摇钱树”。腐败是蚕食黑砖窑、小煤窑这块“蛋糕”的最大的“叉子”和“盘子”。
一位小煤窑主大倒苦水，煤矿挣了钱，二十几个政府权力部门的人都来捞油水，他说：“生产和销售对小煤窑都不算回事，真正麻烦的是与各个收费部门打交道。上门收费的以前有十几个部门，现在翻了一番。国税、地税、土地、环保、工商、公安、劳动等部门，经常上门找茬。因为咱这小煤窑是无证私开的黑户，小煤窑的雷管、炸药、木材、用工、占地、卖煤等都是非法的，问题一找一大把。所以人家上门后开口闭口都是‘非法’，动不动便以‘非法’来要挟。说不清收的钱到底是罚款还是应该缴的费。他们开口都是三万、五万的。没办法，我们跟他们讨价还价，有的给几千元，有的给几百元也能打发走。”
一座小煤窑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腐败的权力又是这个利益共同体中举足轻重的大“股东”。开办小煤窑手续繁多，仅小煤窑开采所需的四证：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工商执照、矿长证就涉及到多个部门，此外又要摆平当地各种关系，不是等闲之辈可为。而公家和私人、单位与单位之间错综复杂的挂靠、托管、合作等关系也就应运而生，至于到底有哪些人投资，单位还是个人，用的是什么投资，金钱还是权力，那是每个小煤窑的核心机密。
呼唤商业良知
在资本的世初期，毫无商业良知。两百多年前，资本主义刚刚萌芽时，资本，或者说商人的趋利性在这一时期暴露得最为血腥，他们通过不择手段大肆占有和盘剥有限的社会资源，使自己的资本在短期内快速完成超限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滴着成千上万被盘剥者的淋漓鲜血。
然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讲求商业道德和商业游戏规则的世纪。经过两百多年的市场洗礼，企业已经发展成讲求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的新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市场竞争的加剧、商业游戏规则的建立，人们发现，靠欺诈和无止境的盘剥已经无立锥之地，资本的“原罪时代”早就成为历史的陈迹。企业家只有讲求诚信，取信于消费者才能有生存的空间。如今商业组织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不断地发展到以推动整个社会进步为己任的新境界。企业公民的诞生和发展，不能不说是商业组织良知的回归。
对驾驭商业组织的企业家们来说，社会要求他们奉公守法，遵守商业道德，也允许他们在商业游戏规则的框架内谋取最大限度的合法利润。并不是像山西黑砖窑的业主们那样为了贪图暴利，藐视法律，践踏人权，以暴力攫取暴利。这种丧失商业良知的经营行为，只能是猖狂一跳，得逞于一时。
窑工们每天面对的是窑主冷漠的脸色，是打手们冰冷的铁棍，是狼犬的血盆大口。窑工们的鲜血染红了砖头，而他们却根本得不到报酬，他们就像奴隶一样，像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失去自由，甚至连生命都受到威胁。
呼唤商业良知，需要全社会的联动，关键是要应对“地霸秩序”建立一种真正公正的法制化社会秩序，倘若山西黑砖窑暴利链条上的某一个节点良知发现，回归法制，回归正常的商业规则，就能避免或者减轻黑砖窑事件的危害。比如业主抑制暴利行为，奉公守法；官员不为金钱所诱，忠于职守，行业监管的工作人员不被拉拢，按章办事；上级有关部门克服官僚主义，及时督查；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得到有效打击和遏制，无人为虎作伥。那么事件不可能演变成今天如此兴师动众的讨伐，早就消灭在萌芽状态。
暴利驱动
奸商皆逐利。应当说，类似山西洪洞县恶霸式的窑主由于缺乏文明的基本约束，罔顾商业伦理，以欺诈雇工、非法监禁、强制劳动等方式从事经营活动，以谋取滴血的利润，这种经营活动本质上与市场无关，而是一种血腥的掠夺。他们早都失去了良知，在面对企业利润面前，暴露了赤裸裸的资本家贪婪的本性。
在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砖厂，一年多来，30多名外地农民工没有领到一分工资。由于靠山就近取土，该砖场的主要成本只是烧窑的煤炭。窑主王斌斌坦白说，衡庭汉去年年初承包了他的砖场，“出一万块砖我给他360元”。这样算，该砖场每块砖的成本只有3.6分，而售价在0.3元左右，几乎为10倍的暴利。
砖头是红的，可窑主的心是黑的。他们雇佣穷凶极恶的打手像恶狼一样终日监视着窑工们。
在暴利的驱使下，窑主们不顾法律，恣意妄为。法学专家认定这些黑窑主已经犯下了七宗罪，即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非法收买和使用被拐骗儿童罪、强迫劳动罪、恶意拖欠工资和侵占他人财产罪，还有破坏耕地罪。
同样地，遍布全国各地的小煤窑私挖滥采，生生不息，也缘于诱人的暴利。黑色的煤块导演了一幕幕“一夜暴富”的喜剧。开上一个小煤窑，等于弄了一台印钞机。一些小煤窑地区，看起来“灰头土脸”，街上的豪华轿车却特别多。沿着县城街道散步，随处可见丰田、本田、帕萨特、尼桑、奥迪等豪华轿车穿行而过，宝马和奔驰车也不时可以见到。许多车是刚买的，还没有挂牌照。
每个小煤窑的承包人都为挣钱的激情所冲动着。由于国家下决心关停小煤窑，煤价直线上升，小煤窑的承包人为利所动，他们的关系一般都很硬，每年要应付无数次的安全整治，但每次都照常生产，每年除春节和农忙放假十几天外一直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能够继续生产的小煤窑，就变得极其有利可图。一个投入不高、生产条件差的小煤窑，每吨煤的成本在20元左右，而卖出去的价钱是每吨50元左右，有的能卖到80元。
据了解，几乎每座小煤窑都有几条与国有大煤矿打通的巷道，这些巷道可以让国有大矿为他们排水通风，许多小煤窑为了节约成本，就在国有煤矿的变压器上方的线路上挂几个钩子，以这种方式把供电问题解决了。
暴利使一些小煤窑老板要钱不要命，他们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湖南宁乡县一个恶霸窑主为了发财不惜以身试法，为了夺得一条国有煤矿的巷道，竟组织一伙不法之徒，用猎枪向井下的国企职工开枪，致多人受伤，有的职工成为终生残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生动精辟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还形象地指出：为了牟取暴利，资本敢于藐视法律，敢于铤而走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制度缺失
制度的缺失，法律疏漏或有章不循，政府官员不作为或官商勾结，监管部门玩忽职守或监守自盗，在局部地区形成一个地霸社会，这部则是黑砖窑事件产生的社会土壤。经济学家称之为“地霸秩序”。
在地霸秩序的框架内，以黑窑主或类似的企业头头为中心，勾结政府官员、经济监管部门的办事人员、社会上的地痞流氓，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黑窑主还处心积虑往人大、政协里钻，花钱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千方百计戴上红帽子或在党政机关以錢贿官，寻求代理人，以此作保护伞。并重金买通黑社会势力，维持劳动秩序，为其“看家护院”。
在这样一个社会公正制度缺失的地霸秩序中，有一种潜规则在维系着各方利益。第一受益者肯定是那些窑主。窑主得到钱，先是买通地方官员，然后再往上串通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层级，为其非法经营作后盾说好话。当河南电视台的记者到山西一家砖厂解救被拐骗的少年时，当地警方竟然帮助窑主说话，不给钱就不准带走人。而窑主拉人入伙者也能得到好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黑色的利益链条，有钱的、有势的、有权的和掌握信息通道者都是受益者。只有一个受害者，就是窑工。对这个地霸秩序的维持者来说，只要收益大于成本，这个秩序就会建立、维持甚至扩张。
官商勾结
地方官员，或直接坐庄，或间接“入股”，或“权力投资”，黑砖窑、小煤窑成了地方各色人等的“摇钱树”。腐败是蚕食黑砖窑、小煤窑这块“蛋糕”的最大的“叉子”和“盘子”。
一位小煤窑主大倒苦水，煤矿挣了钱，二十几个政府权力部门的人都来捞油水，他说：“生产和销售对小煤窑都不算回事，真正麻烦的是与各个收费部门打交道。上门收费的以前有十几个部门，现在翻了一番。国税、地税、土地、环保、工商、公安、劳动等部门，经常上门找茬。因为咱这小煤窑是无证私开的黑户，小煤窑的雷管、炸药、木材、用工、占地、卖煤等都是非法的，问题一找一大把。所以人家上门后开口闭口都是‘非法’，动不动便以‘非法’来要挟。说不清收的钱到底是罚款还是应该缴的费。他们开口都是三万、五万的。没办法，我们跟他们讨价还价，有的给几千元，有的给几百元也能打发走。”
一座小煤窑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腐败的权力又是这个利益共同体中举足轻重的大“股东”。开办小煤窑手续繁多，仅小煤窑开采所需的四证：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工商执照、矿长证就涉及到多个部门，此外又要摆平当地各种关系，不是等闲之辈可为。而公家和私人、单位与单位之间错综复杂的挂靠、托管、合作等关系也就应运而生，至于到底有哪些人投资，单位还是个人，用的是什么投资，金钱还是权力，那是每个小煤窑的核心机密。
呼唤商业良知
在资本的世初期，毫无商业良知。两百多年前，资本主义刚刚萌芽时，资本，或者说商人的趋利性在这一时期暴露得最为血腥，他们通过不择手段大肆占有和盘剥有限的社会资源，使自己的资本在短期内快速完成超限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滴着成千上万被盘剥者的淋漓鲜血。
然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讲求商业道德和商业游戏规则的世纪。经过两百多年的市场洗礼，企业已经发展成讲求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的新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市场竞争的加剧、商业游戏规则的建立，人们发现，靠欺诈和无止境的盘剥已经无立锥之地，资本的“原罪时代”早就成为历史的陈迹。企业家只有讲求诚信，取信于消费者才能有生存的空间。如今商业组织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不断地发展到以推动整个社会进步为己任的新境界。企业公民的诞生和发展，不能不说是商业组织良知的回归。
对驾驭商业组织的企业家们来说，社会要求他们奉公守法，遵守商业道德，也允许他们在商业游戏规则的框架内谋取最大限度的合法利润。并不是像山西黑砖窑的业主们那样为了贪图暴利，藐视法律，践踏人权，以暴力攫取暴利。这种丧失商业良知的经营行为，只能是猖狂一跳，得逞于一时。
窑工们每天面对的是窑主冷漠的脸色，是打手们冰冷的铁棍，是狼犬的血盆大口。窑工们的鲜血染红了砖头，而他们却根本得不到报酬，他们就像奴隶一样，像会说话的牲口一样，失去自由，甚至连生命都受到威胁。
呼唤商业良知，需要全社会的联动，关键是要应对“地霸秩序”建立一种真正公正的法制化社会秩序，倘若山西黑砖窑暴利链条上的某一个节点良知发现，回归法制，回归正常的商业规则，就能避免或者减轻黑砖窑事件的危害。比如业主抑制暴利行为，奉公守法；官员不为金钱所诱，忠于职守，行业监管的工作人员不被拉拢，按章办事；上级有关部门克服官僚主义，及时督查；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得到有效打击和遏制，无人为虎作伥。那么事件不可能演变成今天如此兴师动众的讨伐，早就消灭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