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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
迟福林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
张卓元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迟福林:我判断,三五年内,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肯定将有实质性动作。如果不启动这项改革,中国无论在解决经济生活问题上,还是化解社会风险上,都将遇到困难,甚至会引发更大的经济矛盾。因此,用五年左右时间,将消费率至少提到55%完全有可能,甚至会更高。
张卓元: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导致居民消费率一路走低;二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围绕解决这两个问题展开。
共同富裕首先依赖政府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当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时,如何进一步勾画共同富裕路线图?
迟福林:我认为,走向共同富裕首先要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其次,要加大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再分配力度。这方面国家虽然已经加大力度,但是还不够。我们现在的贫富差距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造成的;第三,要加大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第四,要对国有资本进行重新配置,把更多国有资本配置在公共领域,比如在房地产领域,国有资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提供保障性住房;第五,在这些措施实施成熟的基础上,要有立法来明确规定国民收入分配的相关问题。
关于共同富裕的推进,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垄断权力带来的贫富差距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这个问题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风险。上述提出的各项措施,依赖于一些基本的机制,比如一再被提到的财产申报制度,只有有了财产申报,税收的问题才能解决。我们现阶段已经具备这样的技术手段等各种条件,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有没有足够的决心和魄力。
张卓元:走向共同富裕,主要是这么几步:首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第二步,提高中等收入比重,让知识精英阶层凭借知识、技能走上富裕群体的行列;最后一步,削弱公权。事实上,公权不削弱很多事情也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说,政府改革最重要。目前,我们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还是有改善的,但是改善太慢,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很多,有合理的,也有不可理的。姚明的收入很高,但是这种高收入大家心里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怕的是因为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过大,靠权力带来的灰色收入、靠来历不明的资本产生的利润,这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从经济建设型财政转向公共财政
人民论坛记者:在走向共富的过程中,目前的短板主要在哪儿?
迟福林:现有的收入分配状况,应该有两句话可以概括,一是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二是分配不公比较突出。目前贫富差距拉大可以说有多重因素,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其中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最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而目前,我们的收入分配体制短板,主要是劳动收入所占比重太低,所以我们要能普遍地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第二,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同广大百姓需求还有很大差距。这两年,政府在这个领域可以说加大了力度,但是总体上这个差距还比较大,尤其表现在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制度性差距很明显。
为此,在这次两会当中,我有一个大胆的提案。国民收入分配中,当前最首要的,就是在把中国消费率从2008年的48.6%提高到55%至60%,以此作为未来5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并将之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中。为了实现上述整体目标,中国还应尽快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不低于15%。用5年的时间,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
张卓元:共同富裕的短板主要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消费水平太低。按照新的贫困标准,还有4000多万没有脱贫的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1.25美元一天的贫困标准线,还有一亿多人属于贫困人口。十六大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从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就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放在首位。这涉及到先富带动后富。但是如何带动?先要解决几千万人脱贫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能够比较快的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问题。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有很多途径,这里我只想讲一个。我个人认为,如果政府真的想实质性地调整储蓄、投资、消费结构问题;实质性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实质性地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消费水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财政要转型,要从经济建设型财政转向公共财政。我们现在人均财政支出是6000多块,超过了农民一年的收入(5000多块),但是财政支出中的很大部分还是经济建设支出,其中也不乏政府的政绩工程。应该把财政支出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民生,重点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目前,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例如,以2008年为例,医疗卫生支出是4%多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个数据,财政用于医疗、社保的支出加起来是15%左右,而世界上人均3000-6000美元水平的国家,平均下来的这个比重是30%多,也就是我们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即使是这么少的医疗卫生支出,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国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所以,现在的改革,一方面要增加总量,其次是要调整结构。
所以,我说在提高低收入消费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上的众多措施中,真正可行的,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国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公共支出要真正做到“公共”二字,不能总是用在少数人身上,要做到雪中送炭。如果财政支出达到上述世界上人均3000-6000美元水平的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都能用在低收入群体上,就能起到很明显的作用。这关键还是取决于政府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政绩为本”。
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要进一步调整
人民论坛记者: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上的各种措施当中,财政分配是一个主导。我们现在之所以做的还不够,是理念上的,还是财政欠缺这方面的能力?
迟福林:我认为还是各级政府认识上的问题。虽然我们的经济水平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但是我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公平和可持续化。在这个目标下,首先,我们必须把提高消费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作为主线并逐步推进。第二,城市化要与统筹城乡发展同步推进,第三,公共产品供给要以城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这些都需要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的调整。
张卓元:我认为我国的财政完全可以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更加有所作为。比如增加公共支出,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其中最大的潜力就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一万亿的利润,应该按照30%-50%比例上缴利润,不能仅仅用在自身或者用在改善员工福利上。200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是16000多亿,2009年也有10000多亿,这么多的利润,上缴给财政的为数太少。美国上市公司50%以上都是拿来分红的。我们能否将这些利润拿出来分配?现在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是5%—10%,虽然有几百亿,但是太低了、太少了。国有企业应该把全民看成是股东,上缴利润给财政相当于给全民分红,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完全可以成为扩大财政收入的办法。但是,目前,尤其是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一直没有推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受到各种利益的牵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民论坛记者常青采访整理)
迟福林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
张卓元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迟福林:我判断,三五年内,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肯定将有实质性动作。如果不启动这项改革,中国无论在解决经济生活问题上,还是化解社会风险上,都将遇到困难,甚至会引发更大的经济矛盾。因此,用五年左右时间,将消费率至少提到55%完全有可能,甚至会更高。
张卓元: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导致居民消费率一路走低;二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围绕解决这两个问题展开。
共同富裕首先依赖政府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当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时,如何进一步勾画共同富裕路线图?
迟福林:我认为,走向共同富裕首先要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其次,要加大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再分配力度。这方面国家虽然已经加大力度,但是还不够。我们现在的贫富差距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造成的;第三,要加大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第四,要对国有资本进行重新配置,把更多国有资本配置在公共领域,比如在房地产领域,国有资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提供保障性住房;第五,在这些措施实施成熟的基础上,要有立法来明确规定国民收入分配的相关问题。
关于共同富裕的推进,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垄断权力带来的贫富差距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这个问题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风险。上述提出的各项措施,依赖于一些基本的机制,比如一再被提到的财产申报制度,只有有了财产申报,税收的问题才能解决。我们现阶段已经具备这样的技术手段等各种条件,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有没有足够的决心和魄力。
张卓元:走向共同富裕,主要是这么几步:首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第二步,提高中等收入比重,让知识精英阶层凭借知识、技能走上富裕群体的行列;最后一步,削弱公权。事实上,公权不削弱很多事情也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说,政府改革最重要。目前,我们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还是有改善的,但是改善太慢,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很多,有合理的,也有不可理的。姚明的收入很高,但是这种高收入大家心里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怕的是因为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过大,靠权力带来的灰色收入、靠来历不明的资本产生的利润,这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从经济建设型财政转向公共财政
人民论坛记者:在走向共富的过程中,目前的短板主要在哪儿?
迟福林:现有的收入分配状况,应该有两句话可以概括,一是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二是分配不公比较突出。目前贫富差距拉大可以说有多重因素,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其中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最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而目前,我们的收入分配体制短板,主要是劳动收入所占比重太低,所以我们要能普遍地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第二,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同广大百姓需求还有很大差距。这两年,政府在这个领域可以说加大了力度,但是总体上这个差距还比较大,尤其表现在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制度性差距很明显。
为此,在这次两会当中,我有一个大胆的提案。国民收入分配中,当前最首要的,就是在把中国消费率从2008年的48.6%提高到55%至60%,以此作为未来5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并将之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中。为了实现上述整体目标,中国还应尽快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不低于15%。用5年的时间,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
张卓元:共同富裕的短板主要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消费水平太低。按照新的贫困标准,还有4000多万没有脱贫的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1.25美元一天的贫困标准线,还有一亿多人属于贫困人口。十六大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从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就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放在首位。这涉及到先富带动后富。但是如何带动?先要解决几千万人脱贫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能够比较快的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问题。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有很多途径,这里我只想讲一个。我个人认为,如果政府真的想实质性地调整储蓄、投资、消费结构问题;实质性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实质性地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消费水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财政要转型,要从经济建设型财政转向公共财政。我们现在人均财政支出是6000多块,超过了农民一年的收入(5000多块),但是财政支出中的很大部分还是经济建设支出,其中也不乏政府的政绩工程。应该把财政支出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民生,重点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目前,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例如,以2008年为例,医疗卫生支出是4%多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个数据,财政用于医疗、社保的支出加起来是15%左右,而世界上人均3000-6000美元水平的国家,平均下来的这个比重是30%多,也就是我们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即使是这么少的医疗卫生支出,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国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所以,现在的改革,一方面要增加总量,其次是要调整结构。
所以,我说在提高低收入消费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上的众多措施中,真正可行的,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国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公共支出要真正做到“公共”二字,不能总是用在少数人身上,要做到雪中送炭。如果财政支出达到上述世界上人均3000-6000美元水平的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都能用在低收入群体上,就能起到很明显的作用。这关键还是取决于政府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政绩为本”。
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要进一步调整
人民论坛记者: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上的各种措施当中,财政分配是一个主导。我们现在之所以做的还不够,是理念上的,还是财政欠缺这方面的能力?
迟福林:我认为还是各级政府认识上的问题。虽然我们的经济水平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但是我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公平和可持续化。在这个目标下,首先,我们必须把提高消费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作为主线并逐步推进。第二,城市化要与统筹城乡发展同步推进,第三,公共产品供给要以城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这些都需要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的调整。
张卓元:我认为我国的财政完全可以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更加有所作为。比如增加公共支出,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其中最大的潜力就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一万亿的利润,应该按照30%-50%比例上缴利润,不能仅仅用在自身或者用在改善员工福利上。200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是16000多亿,2009年也有10000多亿,这么多的利润,上缴给财政的为数太少。美国上市公司50%以上都是拿来分红的。我们能否将这些利润拿出来分配?现在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是5%—10%,虽然有几百亿,但是太低了、太少了。国有企业应该把全民看成是股东,上缴利润给财政相当于给全民分红,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完全可以成为扩大财政收入的办法。但是,目前,尤其是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一直没有推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受到各种利益的牵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民论坛记者常青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