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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路上，你可能会遇到许多人，或许你并不经心，但当一切成为过去，你会发现有些人已经永远地留在了你的生活里，你循着那些印迹去探寻，又发现你原本并不真的了解他们，他们就像是一座金矿在等待你的开掘，让你领会到那些原本你没有领会到的许许多多。或许，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金矿，那就是生活真正赋予你的有价值的东西……
我和文坛老人们的接触就是这样。
··一··
1979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里，我随荒煤老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那天，是由我按照信中的地址找路，我们去看饰演电影《阿诗玛》女主角的杨丽坤，那个在全国人民心中无比美丽却因为一两部电影被折磨得疯癫的女演员。几个月前，荒煤老曾怀着难以克制的激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也为他带来很多麻烦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从而也得到了杨丽坤的消息。那天，我们在南方早春湿冷的天气里走得满头大汗。我原本就是一个不识东南西北的人，在那个每条马路都好像斜着连接在一起的上海就更加糊涂。但我们却不要车，也不要人陪同，先坐公共，再步行穿过一条条大小马路，去找那个可怜的姑娘。当我们终于找到那条窄小的弄堂，在一所拥挤的小屋子里见到了一个身体臃肿目光还有些呆滞的女人的时候，我觉得荒煤老所有的力气都用尽了，他不想多说什么，只是木然地应付着人们热情的接待，似乎变成了一个沉默的人。那天，他的沉默，让杨丽坤的家人感到意外，也让我感到奇怪，但事后，当我回想起这个细节时，我明白他的沉默里包含了太多的惋惜和痛楚。他希望见到的杨丽坤不是这个样子。在内心深处，他是多么希望那些噩梦般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但发生过的一切永远都无法改变。
人的有些记忆是很难抹去的。那次上海之行是荒煤老经历了七年牢狱之灾后第一次回到上海，他想起30年代上海的许多往事，更忘不了那些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和他一起经历风雨的上海老朋友们，而如今，这记忆也留存在我的脑海中，很难消散。
记得就是那次上海之行，他迫不及待地去看那些电影界的老朋友们，当我们来到上海电影局办公地，看门的老工人竟一眼就认出了他，惊喜地大声喊起来。接着，赵丹、白杨等人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荒煤和每一个人热烈地握手或拥抱，在那个热烈场合下，他本来就不高的声音早已淹没在那些大明星的喧闹中，但热闹之中我看到了好多人眼里的泪光，那种劫后重聚的感受让他们唏嘘不已。也还是那次上海之行，他去看望巴金，走进那所寂静的小院时巴金已经站在小楼门口，他们彼此握手，我以为又会是一番热烈的情景，但看到的却是无语的场面，只有颤动的手势，彼此的对视，然后荒煤跟在巴老身旁默默地走进客厅，那短短几十步的距离让我觉得好长好长。
··二··
记忆是零散的，但也总会连接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初，我正做着秘书工作，在繁杂的事务中应对无穷尽的问题，忙忙碌碌，带着那个年代那个年龄段的人特有的没心没肺和我与生俱来的任性、随心所欲，也以一个年轻人的心懵懂地感受着那个时代，体会着那个时代的主流氛围，那种流淌在老年人血管中热情的血脉，以及这些老人为了最后的希望所拼力付出的一切。
正是那时候，在上海，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对我说：写一本日记吧，就把你每天所经历的如实记录下来……很多年后，当我重温这段话，才知道那其实是她给我的最好的建议。以她的阅历和经验，她深知在那个风云多变万象更新的年代里，只要把我亲眼看到的事情一一记录下来，就是一部最好的纪实作品，其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遗憾的是，我没有这样做。我也写日记，断断续续的，而且所记多半是个人的看法和情绪，发生在那些文坛“大人物”身上的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东西就在我的疏懒中被漏掉了。
然而，记忆是抹不掉的，尽管随着岁月的远去，我们早已远离了昔日文坛那些重要的人物；尽管斗转星移世事变迁许多人不再对过去的事情感兴趣，但历史终归是历史，而这些人物，有时候他们会在寂静的夜晚，悄悄地走出来，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猛然惊醒，原来你是有着这样的不能不说的经历！
直到这时候，我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如此幸运。
我有幸经历了80年代那样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又有幸近距离地接触到这样一些在新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我称他们为文坛“掌门人”，因为他们当之无愧地在各自的领域中起着领军作用，他们个人的经历印证着新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但同时，他们也更是一些让我很难忘记的普通老人。
荒煤老曾经说过：“真正了解一位老同志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经历过革命风雨的锻炼和考验，原来性格中的某些东西已经被掩盖了，只能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才又重新显露出来。”80年代正是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场合，新的历史机遇为人们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大平台，而从他们这些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有着双重身份的“掌门人”身上猛然迸发出来的奇异火花，显现的或许正是他们“性格上本质的光辉”。“就像一颗浑厚的宝石，平时看来无甚光彩”，“一旦在风雨闪电中，强光浸透时，才变化无穷地闪耀着种种动人的光芒”。我正是在那样的年代里，目睹了他们最后的启航，最后的梦想，最后的辉煌，也目睹了他们再次从辉煌走向失望，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个充满坎坷的过程中，他们覆盖在表层的如同岩石一般坚硬的外壳终于脱落，让我们有可能看到那包裹在重重坚硬外壳下的柔软内核。
和惊喜相比，目睹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或许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也更为沉重。这痛苦是由变革带来的。一个人要对自己信仰的东西重新审视要经历多么巨大的裂变。这几乎就是血肉模糊的厮杀。变革带来无尽的麻烦，反思伴随更多的质疑，老人们之间的争执、分歧，青年人从追随到不理解以致分手和冷漠，日趋衰老的身体和无法摆脱的病痛，生命在岁月中渐渐磨损和消亡……最后的梦想往往伴随最后的幻灭，假如没有梦想，痛苦或许会更少，生活或许会更平静，境遇或许会少许多坎坷和悲凉！然而，这或许就是他们的命运。在追寻真理的路上他们注定要付出，注定要燃烧自己，注定会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伤痕累累…… 我记得巴老躺在病床上的眼神，人们说那是坚强热情和责任，可我总觉得那里面也充满着很深的失望和忧郁。我记得，夏衍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都保持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独有的清晰认知和执着，那样的大智慧必由那样的经历、学养和性格才能铸就。我记得沙汀和冯牧孩子般的热情和失望，也记得荒煤在临终前的一声叹息：真是一场闹剧！他没有用喜剧，也没有用悲剧，而是用了“闹剧”这个词，这让我至今想起来仍旧觉得其中充满着太多的对历史的无奈和不甘。有时候我想，他们实在是太复杂的一群，他们辉煌之中的黑暗，他们喧哗中的孤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了解和理解——包括我自己。我知道他们也并不期待理解，就如同何其芳对真正最近距离接触到自己的人所说“请不要写我”。
然而，我还是写下这些星星点点，写下这些历史的碎片——我很难忘记他们的痛苦，我相信他们的痛苦对今天和以后的人们都有着深刻的警示。
写下这些，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记忆有所交代，同时也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对一些困扰于心的问题做点滴探寻。
我遵守的第一位原则是真实，将叙述建立在个人亲历的基础上。同时，我又发现，讲述他们，单凭经历是远远不够的。以我那时候的年龄和阅历，个人的接触毕竟太有限，而他们是太复杂和太了不得的一群，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个人的记忆和角度或许都显狭小，我必须在写作的过程中为记忆和第一手材料补充历史背景，寻找佐证，也探寻那些未解的谜团……事实上，在这方面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工作：循着记忆的线索，补充大量材料，力图重构他们的生活世界，当史料对他们的动机和行为保持沉默的时候，在诸多空白的地方我试图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自己的推论……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重新认识的过程，因而，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仅是回忆，更是一个曾经亲历历史的人对昨天的探寻和研究。
··三··
如果说回忆是苦涩的，思考却充满着挑战的快意。每当我在回忆中重新走近他们，我就愈加清醒地看到，这些昔日文坛的“掌门人”——他们既是投身革命的一代，又是“五四”和民国文化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极其复杂，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断地卷入政治和艺术的矛盾漩涡，每一步充满艰辛的跋涉都代表着共和国文艺发展的曲折历程；他们个人的痛苦，也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分裂、蜕变和升华。他们是多元的，在分析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能追寻“唯一性”，而必须用开放和多元的目光审视历史，那种“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只能引导我们走向误区。我便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完成了自己的写作。张抗抗在读了《历史的碎片》之后曾写信来说：“你能够把何其芳那么一个‘复杂’又‘单纯’的人物，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与内心的矛盾，处理得特别合情合理，真的不容易。既写出了‘诗人毁坏’的历史因缘，也写出了‘好人好官’未泯的良知……那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也可见作者的善意与温情。要害处轻轻点到，读者已心领神会；既为诗人的‘认真’惋惜，更为革命的严酷怵然……你把这一类人物的‘历史深度’表现出来了，犹如那个时代活生生立在眼前。”她阅读了我的每一篇文章，并在自己繁重的工作和创作中多次发来邮件与我讨论：“我一直在反思我们这代人那种‘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那是上一辈人的革命留给我们的负资产……所以对你描述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特别在意，特别看重。你已经越过了那道门槛，‘恰到好处’其实就是对人和世界的认识。……”我赞同她的观点，却绝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真正的客观和“恰到好处”，因为认识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老实说，即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也很难说都看懂了，真正地走入了他们的内心。
历史已经远去，但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却不会消失殆尽。我记得，好多年前，当我因为一些问题满怀困惑和委屈地去向夏衍讨个主意的时候，他先是一语道破其中缘由，然后笑着摇头：“根本就不要在意这些了，还是多读些历史的书吧！”他用最简单的语言化解复杂的问题，现在，当他们都已成为书中的人物和历史时，我知道他们都在，他们在书中伴我们前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曾任陈荒煤的秘书，《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一书的作者）
我和文坛老人们的接触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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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里，我随荒煤老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那天，是由我按照信中的地址找路，我们去看饰演电影《阿诗玛》女主角的杨丽坤，那个在全国人民心中无比美丽却因为一两部电影被折磨得疯癫的女演员。几个月前，荒煤老曾怀着难以克制的激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也为他带来很多麻烦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从而也得到了杨丽坤的消息。那天，我们在南方早春湿冷的天气里走得满头大汗。我原本就是一个不识东南西北的人，在那个每条马路都好像斜着连接在一起的上海就更加糊涂。但我们却不要车，也不要人陪同，先坐公共，再步行穿过一条条大小马路，去找那个可怜的姑娘。当我们终于找到那条窄小的弄堂，在一所拥挤的小屋子里见到了一个身体臃肿目光还有些呆滞的女人的时候，我觉得荒煤老所有的力气都用尽了，他不想多说什么，只是木然地应付着人们热情的接待，似乎变成了一个沉默的人。那天，他的沉默，让杨丽坤的家人感到意外，也让我感到奇怪，但事后，当我回想起这个细节时，我明白他的沉默里包含了太多的惋惜和痛楚。他希望见到的杨丽坤不是这个样子。在内心深处，他是多么希望那些噩梦般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但发生过的一切永远都无法改变。
人的有些记忆是很难抹去的。那次上海之行是荒煤老经历了七年牢狱之灾后第一次回到上海，他想起30年代上海的许多往事，更忘不了那些在五六十年代曾经和他一起经历风雨的上海老朋友们，而如今，这记忆也留存在我的脑海中，很难消散。
记得就是那次上海之行，他迫不及待地去看那些电影界的老朋友们，当我们来到上海电影局办公地，看门的老工人竟一眼就认出了他，惊喜地大声喊起来。接着，赵丹、白杨等人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荒煤和每一个人热烈地握手或拥抱，在那个热烈场合下，他本来就不高的声音早已淹没在那些大明星的喧闹中，但热闹之中我看到了好多人眼里的泪光，那种劫后重聚的感受让他们唏嘘不已。也还是那次上海之行，他去看望巴金，走进那所寂静的小院时巴金已经站在小楼门口，他们彼此握手，我以为又会是一番热烈的情景，但看到的却是无语的场面，只有颤动的手势，彼此的对视，然后荒煤跟在巴老身旁默默地走进客厅，那短短几十步的距离让我觉得好长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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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零散的，但也总会连接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初，我正做着秘书工作，在繁杂的事务中应对无穷尽的问题，忙忙碌碌，带着那个年代那个年龄段的人特有的没心没肺和我与生俱来的任性、随心所欲，也以一个年轻人的心懵懂地感受着那个时代，体会着那个时代的主流氛围，那种流淌在老年人血管中热情的血脉，以及这些老人为了最后的希望所拼力付出的一切。
正是那时候，在上海，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对我说：写一本日记吧，就把你每天所经历的如实记录下来……很多年后，当我重温这段话，才知道那其实是她给我的最好的建议。以她的阅历和经验，她深知在那个风云多变万象更新的年代里，只要把我亲眼看到的事情一一记录下来，就是一部最好的纪实作品，其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遗憾的是，我没有这样做。我也写日记，断断续续的，而且所记多半是个人的看法和情绪，发生在那些文坛“大人物”身上的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东西就在我的疏懒中被漏掉了。
然而，记忆是抹不掉的，尽管随着岁月的远去，我们早已远离了昔日文坛那些重要的人物；尽管斗转星移世事变迁许多人不再对过去的事情感兴趣，但历史终归是历史，而这些人物，有时候他们会在寂静的夜晚，悄悄地走出来，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猛然惊醒，原来你是有着这样的不能不说的经历！
直到这时候，我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如此幸运。
我有幸经历了80年代那样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又有幸近距离地接触到这样一些在新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我称他们为文坛“掌门人”，因为他们当之无愧地在各自的领域中起着领军作用，他们个人的经历印证着新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但同时，他们也更是一些让我很难忘记的普通老人。
荒煤老曾经说过：“真正了解一位老同志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经历过革命风雨的锻炼和考验，原来性格中的某些东西已经被掩盖了，只能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才又重新显露出来。”80年代正是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场合，新的历史机遇为人们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大平台，而从他们这些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有着双重身份的“掌门人”身上猛然迸发出来的奇异火花，显现的或许正是他们“性格上本质的光辉”。“就像一颗浑厚的宝石，平时看来无甚光彩”，“一旦在风雨闪电中，强光浸透时，才变化无穷地闪耀着种种动人的光芒”。我正是在那样的年代里，目睹了他们最后的启航，最后的梦想，最后的辉煌，也目睹了他们再次从辉煌走向失望，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个充满坎坷的过程中，他们覆盖在表层的如同岩石一般坚硬的外壳终于脱落，让我们有可能看到那包裹在重重坚硬外壳下的柔软内核。
和惊喜相比，目睹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或许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也更为沉重。这痛苦是由变革带来的。一个人要对自己信仰的东西重新审视要经历多么巨大的裂变。这几乎就是血肉模糊的厮杀。变革带来无尽的麻烦，反思伴随更多的质疑，老人们之间的争执、分歧，青年人从追随到不理解以致分手和冷漠，日趋衰老的身体和无法摆脱的病痛，生命在岁月中渐渐磨损和消亡……最后的梦想往往伴随最后的幻灭，假如没有梦想，痛苦或许会更少，生活或许会更平静，境遇或许会少许多坎坷和悲凉！然而，这或许就是他们的命运。在追寻真理的路上他们注定要付出，注定要燃烧自己，注定会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伤痕累累…… 我记得巴老躺在病床上的眼神，人们说那是坚强热情和责任，可我总觉得那里面也充满着很深的失望和忧郁。我记得，夏衍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都保持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独有的清晰认知和执着，那样的大智慧必由那样的经历、学养和性格才能铸就。我记得沙汀和冯牧孩子般的热情和失望，也记得荒煤在临终前的一声叹息：真是一场闹剧！他没有用喜剧，也没有用悲剧，而是用了“闹剧”这个词，这让我至今想起来仍旧觉得其中充满着太多的对历史的无奈和不甘。有时候我想，他们实在是太复杂的一群，他们辉煌之中的黑暗，他们喧哗中的孤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了解和理解——包括我自己。我知道他们也并不期待理解，就如同何其芳对真正最近距离接触到自己的人所说“请不要写我”。
然而，我还是写下这些星星点点，写下这些历史的碎片——我很难忘记他们的痛苦，我相信他们的痛苦对今天和以后的人们都有着深刻的警示。
写下这些，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记忆有所交代，同时也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对一些困扰于心的问题做点滴探寻。
我遵守的第一位原则是真实，将叙述建立在个人亲历的基础上。同时，我又发现，讲述他们，单凭经历是远远不够的。以我那时候的年龄和阅历，个人的接触毕竟太有限，而他们是太复杂和太了不得的一群，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个人的记忆和角度或许都显狭小，我必须在写作的过程中为记忆和第一手材料补充历史背景，寻找佐证，也探寻那些未解的谜团……事实上，在这方面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工作：循着记忆的线索，补充大量材料，力图重构他们的生活世界，当史料对他们的动机和行为保持沉默的时候，在诸多空白的地方我试图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自己的推论……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重新认识的过程，因而，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仅是回忆，更是一个曾经亲历历史的人对昨天的探寻和研究。
··三··
如果说回忆是苦涩的，思考却充满着挑战的快意。每当我在回忆中重新走近他们，我就愈加清醒地看到，这些昔日文坛的“掌门人”——他们既是投身革命的一代，又是“五四”和民国文化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极其复杂，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断地卷入政治和艺术的矛盾漩涡，每一步充满艰辛的跋涉都代表着共和国文艺发展的曲折历程；他们个人的痛苦，也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分裂、蜕变和升华。他们是多元的，在分析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能追寻“唯一性”，而必须用开放和多元的目光审视历史，那种“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只能引导我们走向误区。我便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完成了自己的写作。张抗抗在读了《历史的碎片》之后曾写信来说：“你能够把何其芳那么一个‘复杂’又‘单纯’的人物，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与内心的矛盾，处理得特别合情合理，真的不容易。既写出了‘诗人毁坏’的历史因缘，也写出了‘好人好官’未泯的良知……那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也可见作者的善意与温情。要害处轻轻点到，读者已心领神会；既为诗人的‘认真’惋惜，更为革命的严酷怵然……你把这一类人物的‘历史深度’表现出来了，犹如那个时代活生生立在眼前。”她阅读了我的每一篇文章，并在自己繁重的工作和创作中多次发来邮件与我讨论：“我一直在反思我们这代人那种‘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那是上一辈人的革命留给我们的负资产……所以对你描述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特别在意，特别看重。你已经越过了那道门槛，‘恰到好处’其实就是对人和世界的认识。……”我赞同她的观点，却绝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真正的客观和“恰到好处”，因为认识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老实说，即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也很难说都看懂了，真正地走入了他们的内心。
历史已经远去，但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却不会消失殆尽。我记得，好多年前，当我因为一些问题满怀困惑和委屈地去向夏衍讨个主意的时候，他先是一语道破其中缘由，然后笑着摇头：“根本就不要在意这些了，还是多读些历史的书吧！”他用最简单的语言化解复杂的问题，现在，当他们都已成为书中的人物和历史时，我知道他们都在，他们在书中伴我们前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曾任陈荒煤的秘书，《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