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化，历史上不会有永存的事物。
　　历史和文化是地域的灵魂，是一个族群集体的记忆，是无形的根，无价的宝。
　　湟中，是我省历史上最早开发的地区，它是河湟文化的摇篮，也是有关青海史籍中记载内容最多的地方。在数千年历史中，在这块土地上，一代代古人筚路蓝缕，前赴后继，不断开发蛮荒土地；一个个英雄人物风云聚会，驰骋疆场，上演了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说不完的故事，看不完的沦桑遗迹。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这里曾称为西平郡、西都县、鄯善镇、鄯城县、青唐城、西宁州，清雍正三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后，同时设西宁县于今城中文化街（时称府门街），管辖今湟中、互助、湟源和大通新城以南的北川地区。乾隆二十六年，西宁县迁往今人民街（时称县门街）。嗣后，辖区几经改变，逐步缩小，1945年，当局以西宁市、县同名的缘故，改西宁县为“湟中县”，并将县址移往文华镇（今湟中县鲁沙尔）。
　　
　　青海的地名中，最古老而且生命力极强的，就算湟中了。据史料记载，早在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为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一代雄主汉武帝就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李息、徐自为西逐诸羌，“羌乃去湟中，依西海”；据《青海省志·建置沿革志·概述》记载，两汉时期，原居河西走廊的月支人因遭匈奴袭击，被迫西迁，部分月支人逾祁连山入湟中地区与羌人杂居，史称“湟中月支胡”。可见，距今2100多年前，湟水谷地就已被称为湟中。当然，今天的湟中县只是古湟中地域内很小的一部分，但仅仅从地名上讲，它是我省所有沿用地名中历史最悠久的。
　　湟水谷地是我省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地区，它北有大坂山、蓝雀山和北山，南有日月山、拉脊山，西倚巴燕峡，东通老鸦峡，背靠海藏，前通甘陕，以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数千年的青海文明史上，一直扮演着独特的角色。由于历史的变迁，地域辽阔的古湟中行政区划一直在改变，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的1945年，国民党内政部因西宁县与西宁市同名的原因，改称西宁县为“湟中县”，并将县治从县门街（今西宁人民街）移往文华镇（今湟中鲁沙尔），致使称名已有数千年之久，地跨达坂山、拉脊山南北、整个湟水流域的“湟中”这一古老地名，缩为了今天湟中县所辖的西川和大小南川这一狭窄区域。但就在这块区域里，仍有集山光水色之胜的群加、水峡原始森林，有充满神秘色彩的南佛山、仙佛洞；也有藏传佛教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塔尔寺，也有饱经沧桑、至今犹在的历史遗址牛心堆、明长城。这里有有名的军事重镇伏羌堡、镇海堡、清平寨，也有明代茶马互市的门户多巴、临蕃城。这里的山山水水，浸透着多少河湟儿女的血汗，这里的沟沟坎坎，淹埋了多少先辈前赴后继的奋斗历史！
　　在湟中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从各个时期出土的实物资料看，在距今二万三千多年间，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儿与大自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改善自身条件的同时，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它所表现出的自身价值，将永远在中华文明史上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在湟中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从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到铜石并用的齐家文化、青铜器时代的卡约文化，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尤其湟中卡约遗址和市区的沈那遗址，点缀得湟中远古历史更加光彩。
　　卡约文化是我省分布得最广的古代文化，由于最早在湟中县李家山乡卡约村发现并以村名命名，一下子闻名史学界。“卡约”是藏语，意即山口前的平地。卡约文化大约起始于夏代末期到商代初期，是由简单的农业采集经济逐渐转化为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经济的关键时期。192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与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家安德逊合作，在卡约村西北一公里处的潘家梁台地上，首先发现了这种古代文化遗存，1980—1981年间，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这儿进行了发掘工作。这里墓葬十分密集，在不到两亩的地域内，清理出的墓葬竟达二百余座，64处文化遗址中，卡约文化遗存就有39处，出土文物达5000余件，其中包括夹砂粗陶罐、瓮、石器、骨角器和刀、斧、钺、凿、镞等青铜器，以及用不同质料做成的装饰品。从墓中出土的文物看，当时男女之间已存在着较为明确的社会分工，男的多随葬刀、斧、镞等物，女的则多随葬石纺轮、骨管等物，即妇女主要从事农业和家务劳动；男子主要经营畜牧业、狩猎和部落的保卫工作。这些文物像夜空中璀璨的群星，把湟中古代历史点缀得更加丰富多彩。根据这些文化遗物，我们可以对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状况做一些分析和研究：当时的先民们大体上过着定居生活，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占有很大的比重，狩猎和采集活动也是生活来源的重要补充。
　　卡约文化是青海古代各种文化遗存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地方文化，主要分布在我省东部农业区及黄南、海南、海北等地，涉及我省十多个县市，有200多处遗址，比较集中在两湟、大通和互助，其中尤其以大通上孙家寨、湟中下西河潘家梁、湟源大华中庄最为出名。证明先民们早在史前时期就在青藏高原、河湟谷地繁衍生息，为丰富的中华古代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卡约文化是中原青铜文化的承袭和发展，它集中地反映了青铜时代居住在青海河湟流域的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卡约文化的发掘，为研究和认识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一份极为丰富、宝贵的历史资料。如今，以卡约村为中心的河谷两岸，作为古代文化遗址，已被政府妥加保护，严禁开挖，相信将来还会有新的喜讯从那里传来。
　　西汉初年，一代雄主汉武帝为隔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通河西走廊，开辟西域，曾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河西，在今西宁地区修筑军事据点——西平亭，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此奠定了西宁古城的最早雏形。宣帝神爵二年，汉后将军赵充国三上《屯田奏》，计划从临羌（今湟中通海）到浩门（今门源）垦田二千顷。他受命后帅吏卒万人“来垦羌人故田”，由于措施得当，作为垦田的中心的湟中和平安的开发，不但巩固了汉王朝在湟水流域的统治，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河湟谷地农业的发展，迄今星罗棋布于湟水两岸的汉墓群就是汉族人民当年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历史见证。东汉建安中，分全国为十三郡，金城郡属县有十个，其中包括在西宁设立的西都县，随后以西都为治所，设置西平郡。从某一点来说，作为西海的咽喉，河西屏障的西平郡的设立，证明了湟水谷地的开发已达到了脱离金城郡、让中央直接管理的程度。
　　三国时，曹魏在西平亭的基础上，增修了南、西、北三城，这是西宁建城之始。此后，在两千年的历史上，这里曾两度作为地方割据王国的都城。公元397—414年间，作为“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南凉，曾以“龙显于长宁，麒麟游于绥羌”为由，迁都于西宁，“建学校，开庠序，以训胄子。劝课农桑，以供军实”，为这儿的开发和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南凉是鲜卑族建立的。鲜卑族世居漠北，秃发乌孤是南凉国的创建者。他自幼有雄才大略，曾说：“帝业兴衰无常，有德顺昌，无德灭亡。我要顺天理，存人心，为天下主。”当他率部下翻越廉川大山，欲进军湟水谷地时，尝“登廉川大山而泣”，部下问其故，他说他的父辈“以德怀远，万里为附”，而今自己光阴虚度，功业未建，所以饮泣。昔刘玄德曾为久离鞍马，脾肉复生而泣，在发愤自励方面，乌孤真有点像昭烈帝。在强敌四逼的情况下，他“藉父兄遗烈，思廓清华夏”，击乙弗，袭折掘，开疆河外，雄踞河湟，不愧为古代河湟地区的一代人杰。如今，留在城西的“虎台”就是南凉“阅兵台”的遗址。
　　东晋安帝义熙十年，称雄河湟十余年的南凉小国终于在连年的战火中灭亡了。“树倒猢狲散”，南凉三兄弟的公子们只得各自奔命，其中秃发褥檀的幼子保周等几经辗转，后归于北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雄才大略，很器重人才，早就知道破羌的名字，当得知其下落后，立即召见他，并亲切地说：“朕与卿同源，可为源氏”，并替他改名为源贺。史载保周初封张掖王，兴安二年，又进封西平王；源贺“伟容貌，善凤仪”，深得魏主器重，太延年间受封西平公，后官至太尉，死后谥“宣王”。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与破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因献文帝本欲将帝位传给京兆王，派人驰传当时督军漠南的破羌（源贺）来京，以征求他的意见。源贺见到献文帝后，不顾皇帝九五之尊，“正色固执不可”，献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即诏侍从奉玺绶以授孝文帝。”孝文帝即位后，迁都洛阳，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改汉姓，穿汉服，讲汉话，使北魏政权更加巩固强大。《西宁府新志》作者杨应琚老先生写史至此，犹赞曰：“破羌以亡国之俘，改氏分茅，为中朝元宰，其正色固推孝文帝一事，至今犹有生气。”源贺终其一生，为北魏元老重臣，73岁去世后陪葬金陵，曾入祀西宁乡贤祠。源氏一门不愧为西平名门望族，代代英贤辈出，源贺子源延、源怀及孙源子邕、源子雄、源子恭、源纂等俱任高官，有政绩。其后源彪、源师、源雄、源崇等都“继迹先贤，不堕先业，立功于北齐、北周、隋诸朝，显赫近二百年”，其中源雄祖源怀、父源纂俱为北魏陇西王，源雄在隋开皇年间曾任朔州总管。诸史《人物传》中俱标：源氏，西平人。上世纪末，在上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南凉虎台遗址公园建成，据报载，远在广东的源氏后裔曾来此祝贺遗址公园的建成和凭吊先辈。
　　北魏统治河湟后，由于皇族崇尚佛教，所以“佛教盛行于西平”，加之西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当时许多僧人取道西宁赴印度求经，其中像南朝僧人法勇等25人于明元帝泰常五年经西平，越柴达木去天竺；孝明帝熙平三年，北魏僧人宋云等又经西平赴印度礼佛求经。伴随着众多僧人的来往，西宁又成了佛徒的天下。由于官方倡导，当时曾在土楼山大规模修凿洞窟佛龛、露天金刚，绘藻井壁画，塑佛像，后被俗称为神祠。今号称为“九窟十八洞”的土楼观，基本上形成于此时。土楼观作为古湟中的名胜古迹，今已成为市民就近游览的场所。但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展现了青海早期珍贵的佛教艺术，随着僧人的往来，也加快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许多商人甚至定居于此。1966年的城市建设中，西宁隍庙街（今解放路）出土了76枚波斯萨珊朝银币，这种银币是当时流通很广的国际性货币。尽管地方史料中有西域商人在西平经商的记载，但它的出土，为西宁作为丝绸之路南道的重镇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公元581年，隋代北周统一了黄河流域。当年隋文帝就曾派上柱国、安乐公元楷为行军元帅“出鄯州，与吐谷浑战”。隋朝初立，隋文帝就认为天下“郡多于古，民少官多”，加重了百姓的负担。607年，隋炀帝将设在今西宁的鄯州所属的鄯善镇撤销，恢复了西平郡。581年吐谷浑战败后，当时曾有十七位名王、十三位公侯各率部下前来投降，但隋炀帝却听从吏部尚书裴矩的话，说要和西域通商，吐谷浑一直从中作梗。于是隋炀帝授意挑动铁勒袭击吐谷浑，而吐谷浑不知其因，向隋求救。隋炀帝却派安德王杨雄率兵出浇河，许国公宇文述屯兵西平、临羌，迫使吐谷浑主伏允西逃。为了进一步震慑吐谷浑，隋大业五年三月，隋炀帝亲率十万大军，一路旌旗蔽日，浩浩荡荡，车驾河右，征讨吐谷浑。路上，他曾对侍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当年隋军经今循化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炀帝这次西来，不但统率精兵强将，而且携带百官妃嫔，是青海地方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西征行程数千里，往返半年多，过大川，越高山，涉险河，历尽艰险。在封建社会，作为中原王朝的皇帝这样亲巡西北的，只有隋炀帝一人。从这一点来说，隋炀帝亲历险阻，在开疆扩土，完成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的过程中，建立了一定的功勋。
　　公元618年，唐王朝统一了全国，59年后的仪凤三年，在今西宁置鄯城县。当时唐王朝初建，占据今青海广大牧区的吐谷浑自持地广马壮，仍与新建的王朝作对。唐高祖武德七年八月，吐谷浑联合党项出兵攻鄯州、河州，唐兵大败，唐军主将骠骑将军彭武杰战死。次年，唐高祖派广德郡公李安远到青海地区与吐谷浑讲求和好，达成互市协议，双方商定互市于承风戍（据专家考证，在今湟中县马鸡峡口）。从此，吐谷浑的大批牛马被交换到内地，以补充内地耕畜之不足。但好景不长，唐贞观年间，吐谷浑主伏允年老失权，其相天柱王当政，他不但扣押唐使臣鸿胪卿赵德楷，而且又出兵寇凉州，使河湟地区的鄯廓二州亦不得安宁。公元634年夏五月，一代英主李世民以段志宏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反击吐谷浑，出兵鄯州。十二月，更命名将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胶东公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分兵五路，大举反击吐谷浑。贞观九年，李靖率侯君集、李道彦、李大亮等人大败吐谷浑于牛心堆（今湟中南川孤山儿），迫使伏允远遁，从此，吐谷浑再也不敢觊觎河湟谷地。
　　牛心堆之战后，吐谷浑遣使到长安，向唐请求联姻，贞观十年，唐太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许嫁诺曷钵，从而密切了双方关系。吐蕃赞普闻之，羡慕不已，亦派专使赴唐求婚。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十月，吐蕃大伦禄东赞道长安迎亲，唐太宗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西越赤岭”。自此以后，吐蕃与唐王朝以甥舅相称，唐蕃间也曾断断续续出现过宁静的岁月，史载当时“陇右西平之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双方间的密切合作，使河湟谷地“金玉绮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
　　唐王朝衰亡后，内地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先后兴衰，吐蕃王朝也因云丹和兀松各自称王而分裂成为多个割据小国。由于河湟地区远离中原，“中原多故，王命不及”，占据此地的吐蕃各部在经过多次互相攻伐之后，深深地感觉到河湟谷地最大的威胁来自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为了共同抵御强敌，河湟地区终于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吐蕃部落联盟，这就是以唃厮啰为首的青唐政权。唃厮啰采取联宋抗夏的外交策略，为青唐地区赢得了一段平静的岁月，史载当时河湟谷地“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今南绕城路的一段残存古墙就是它的历史见证。
　　唃厮啰（997—1065），是青海历史上一个值得称道的人物，本名欺南凌温，号瑕萨，是吐蕃雅隆觉阿王系后裔。据《宋史》记载，他“绪出赞普之后，生于高昌磨榆国”，12岁时，被在高昌经商的河州吐蕃商人何郎业贤发现，带到河湟地区。由于欺南凌温“貌奇伟”，又具有高贵的赞普血统，当地人便称其为“佛子”，唃厮啰即“佛子”的意思。加之当时吐蕃人“尊大姓，重故主”，唃厮啰特殊的身份很快就引起了吐蕃各部落的关注，不久，便被宗哥（今平安）僧人李立遵等拥立为王。北宋明道元年（1032），唃厮啰杀死了被宋册封为归化将军的温浦奇，离开邈川（今乐都）西进鄯城，改称鄯城为“青唐城”，建立了吐蕃政权。
　　在吐蕃语中，“唐（塘）”为广阔的草地的意思。在藏族聚居区，以“唐（塘）”为地名的不少，如四川的理塘、西藏的羌塘、玉树的巴塘、祁连的夏塘等。羌塘即北方高而广阔的草地的意思；理塘、建塘、巴塘被称为康巴藏区“三塘”，其中巴塘因草地开阔，玉树机场即建在那里；理塘的意思是“平坦宽广如铜镜的草坝”，因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首情歌而闻名：“天空洁白的仙鹤，请将你的双翅借给我，我不往远处去飞，只到理塘去去就回。”西宁盆地周边沟出多叉，乱山交横，只有这里是四川（东、西、南、北川）交汇之地，川面平远，地形广阔，加之一千年前垦地不多，草地遍布，称为“青唐（塘）”，也是名实相符。
　　据说当年唃厮啰政权的首府青唐城广袤二十里，中有隔墙，分为东西二城。据亲自到过青唐城的北宋绍圣武举人、右班殿直李远所撰《青唐录》记载，青唐城“城枕湟水之南，广二十里，旁开八门，中有隔城，伪主（指青唐主）居。城门设谯楼二重，谯楼后设中门，后设仪门。门之东，契丹公主所居也，西为夏国公主所居也。”西城建有唃厮啰宫室、贵族第宅、佛寺等，还有数千家居民居住在这里。东城则是商品交易场所，住有“陷羌人及陷人之子孙”，还有许多往来的商贩，坐地经商的竟有数百家。李远还对青唐城内部唃厮啰宫室做了详细描述，说过仪门二百步是大殿，大殿“北楹柱绘黄，朝基高八尺，去座丈余。碧琉璃环之，羌呼为‘禁围’。”还说首领升殿议事时，奏事者必须立于玻璃墙外，不然即遭诛杀。首领宝座旁设有“金冶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真珠，覆以羽盖。”如果是国相，必须立于西；如果是国王的亲属，必须立于东。其规矩严格如此。由于吐蕃重僧，凡有大事，国王必须召集众僧共同议决；凡是僧人犯罪，没有不赦免的。因此，青唐城内之屋，“佛舍居半。”这些屋宇中，除了“国主殿及佛舍”上面覆盖着瓦以外，其他的所有房舍，即就是国主的宫室，“亦以土覆之”。并说，城南大街之西，有个三级的坛，面积达一亩多，每年，国王都要“祭天于其上”。1990年，在今花园南街明代城墙下出土了一批窖藏铜器，有钵、灯、玉壶春瓶、佛教法器等宋代遗物。据考古发现，这里的城墙是建在一座寺院的遗址之上。这也印证了李远在《青唐录》中所说的唃厮啰青唐城“城中之屋，佛舍居半”的记载。《青唐录》中还记载，青唐城的西面“有青唐水（今南川河），注宗河（今湟水），水西平远（指今古城台一带）”，建有佛祠，佛祠群广五六里，并“缭以冈垣，屋至千余楹。”这里还塑有浑身涂有黄金的大佛像，旁边建有高达十三层的佛塔，用来保护佛像。
　　在唃厮啰政权统治时，青唐城周边除农业、畜牧业、采盐业、商业得到发展外，尤其值得称赞的，就算手工制造业了，其中较出名的就数铁甲制造业、铜器制造业、银器制造业等，尤其军用品制作更为精良。据当时有名的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青唐羌善锻甲，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唃厮啰柜藏之，相传以为宝器，而制作的刀剑尤良。以麝皮为緉，旋之柔薄而韧，镇戎军有一铁甲，去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一矢贯扎乃是，中其钻空，为钻空而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据专家介绍，这种用冷锻法制作的铠甲的工艺水平是相当高的，在当时就称为“青唐甲”，很有名，宋代著名将领韩琦任陕西经略招讨使时就曾实验过这种铠甲的坚固程度。唃厮啰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首领，在邻有强敌、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在湟水谷地创建了一个与西夏抗衡的地方政权，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在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藏族地区传说中一个英雄人物，得以入选《历代藏族名人传》。也正由于他的威望，在他死后，青唐政权以他的名字作为国名，世称“唃厮啰”。
　　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七月，北宋王朝命王愍为统军，王赡为副统军，从熙州（今甘肃临夏）出兵，进军青唐，唃厮啰王瞎征放弃青唐城，投降了宋军，宋遂改青唐城为“鄯州”。后王愍等因孤军深入，后援难继而退出湟水谷地。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北宋王朝又命王厚为熙河兰会路经略使，以童贯为监军，岷州将高永年为统制官，率兵十万，分两路进军湟水谷地，六月二十四日，宋军占领了湟州（今乐都）。崇宁三年四月，王厚、童贯奉命进军青唐，青唐主溪赊罗撒率千余劲骑与宋军战于宗哥城（今平安）东二十里的葛陂塘（今平安张家寨胳膊塘湾），终因寡不敌众，兵败逃走。宋军长驱直入逼近青唐，驻守青唐城的龟兹公主青宜结牟等率各部落大小首领出城投降，北宋再次收复了青唐城。1104年五月，宋改青唐为“西宁”，从此“西宁”这一地名一直沿用到今天，而自1034年以青唐为首府的唃厮啰地方政权，在历经六代国主之后，只留下了南绕城路上那段数百米的残墙，横亘在夕阳残照之中，惟有墙头摇曳的野草，还在高楼大厦间吟唱着一个久远的故事。
　　成吉思汗率兵攻占西宁后，立即设置西宁州建制，并留驸马章吉镇守西宁，从此，河湟谷地又纳入蒙古汗国的版图。西宁作为元王朝西宁州的治所所在地，真正成为了整个湟水流域的政治军事中心。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诞生于今湟中县鲁沙尔。据史料记载，宗喀巴的父亲名鲁本格，当年，他与宗喀巴的母亲香萨阿切（今湟中共和镇苏尔吉人）同在今湟中黄鼠湾一带放牧。1357年，宗喀巴在鲁沙尔（意即新牧场）诞生，三岁时，被父亲领到今平安夏宗寺，拜著名僧人若贝多杰为师，并受近事戒，后到今化隆夏琼寺修行。宗喀巴十六岁入藏，在藏期间，他“遍访名师，修习佛法，戒行精严，贯通显密，名震一时”，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被誉为“第二佛陀”。明洪武十二年，宗喀巴的母亲香萨阿切在埋宗喀巴胞衣的地方修建了莲聚塔（宗喀巴纪念塔），供信徒朝拜。近二百年后的1560年，僧人仁庆宗哲又在莲聚塔的基础上，修建了一座小寺，以纪念宗喀巴大师。此后，又经过三十年的扩建，寺院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因先有塔，后有寺，所以被人们称为塔尔寺。宗喀巴意即湟水滨人，作为大师的诞生地，莲花山下的塔尔寺将永远是信徒们顶礼膜拜的地方。
　　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西宁市陇右屏障、海藏咽喉，地理形势十分重要，于是废州改为“卫”，称为西宁卫。明洪武十八年，长兴侯耿炳文在元西宁州城的基础上，弃南占北，割古城之半，筑成卫城，以高而险，号称“岩疆”。农家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非常重视粮食生产的。立国不久，他就强调要把屯田当作“大务”，当时的西宁卫管辖的范围内就有许多军屯和民屯。由于官吏们积极“劝课务农”，鼓励“开垦荒原”，经一百多年的努力，河湟谷地的开发取得了极大的成绩，据史料记载，今湟中多巴一带“驮载往来，居货为贾；土屋相连，居然大市。皆高堂大厦，且有仓廒，男耕女织，有小河激水转硙。”还有“老学究授四书、毛诗章句者。”可见当时的多巴不但是货物交易的中心，也是西川政治、教育的中心。1428年，都督佥事史昭建文庙、修儒学，之后，经柯忠、陈禹学、陈文湘等人的不懈努力，“规模益宏，士思学，俗思厚，彬彬郁郁，农谣于野，商歌于途”，使“孤悬天末”的西宁教育从此翻开了重要的一页。明清两代，西宁及西宁周边多次发生战乱，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损失，其中尤其以“海寇之患”、罗布藏丹津叛乱及河湟事件为最甚。
　　“海寇之患”起始于明正德年间，那时，王朝内部吏治混乱，国势渐弱，正德四年，鞑靼亦不剌、阿尔秃厮部因反抗达延汗失败，西走青海湖一带驻牧。正德九年，卜尔孩部亦因内部纷争，进入青海湖地区。嘉靖十二年，吉囊部率众亦进入青海湖地区。嘉靖三十八年，俺答入青海，此后，火洛赤、永邵卜部相继驻牧青海湖地区。他们不但攻掠原在此驻牧的藏族部落，使“诸番逃亡，遂据有其地”，而且互相攻伐，使青海湖地区陷入一片战火之中，这就是青海历史上有名的长达数十年的“海寇之患”。从正德七年“海寇”抢掠西宁北川起，湟中南川、西川等相继遭劫，嘉靖十六年，“海寇”甚至抢掠到了西宁北禅山下的铁佛寺。他们“不三日而五犯内地，循环出没，此劫彼戮，岁无宁日，掠走牛马不至数万，男女不至千百，号泣声彻，山谷皆动”，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湟水谷地遭劫后的凄惨景象。在这场浩劫中，西宁卫指挥、总兵相继战死，仪式西北防务成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为了加强西宁卫防务，明穆宗听从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防务的杨一清的建议，下令修筑边墙，构筑烽燧，“以备夷骑”，至今西宁周边互助、大通、湟中、民和等地仍有不少当年的边墙、烽燧遗址，并因它而留下了不少有关边墙的地名。青海境内的边墙现已被国家正式认定为明长城的一部分，湟中南川加牙、上新庄等地的长城至今连绵起伏，雄姿犹在；而矗立于湟中班沙尔的闇门是我省明长城上惟一保留下来的闇门，更显得弥足珍贵。
　　明万历年间，兵部尚书郑洛奉命经略青海，出兵青海湖，焚仰华寺，局面一定程度上得到扭转，后经有名的“湟中三捷”，才真正解决了“海寇”问题。“凤楼亲御宣三捷，麟阁高标第一功”，湟中三捷被誉为明朝“盖二百年未有之奇捷”。其中两捷的主战场发生在今湟中境内，南川大捷战场在上新庄孤山儿一带，西川大捷战场在汉东川。在这场事关国家安定和统一、长达数十年的“海寇”事件中，李淳、李魁等将领先后捐躯沙场，田乐、达云、柴国柱、刘敏宽、龙膺等将领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并在今天的湟中土地上留下了镇海堡、伏羌堡等有军事意味的地名，而几十年后，其中的伏羌堡又一次因李自成起义军中的“左金王”贺锦死在这里而扬名。
　　明末爆发了以李自成为首的陕北农民大起义后，1643年，李自成为了牵制明边将对京师的援助，派部将贺锦挥兵向三秦。贺锦攻占西宁后，西宁土司祁廷谏、李天俞等退守湟中南川，暗中在伏羌堡（今湟中徐家寨）设下绊马索和陷阱，驰骋西北千万里，所向无敌的“左金王”贺锦竟在这里“夜走麦城”，殒命在徐家寨村外的荒野里，数千“大顺军”也命丧黄泉。
　　罗布藏丹津之乱发生在清雍正初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前，就与西藏宗教上层人士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后出于加强维护蒙古、西藏与朝廷关系等种种考虑，定佛教为国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受到皇室的尊崇。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王授其部下帅六千兵急袭西藏拉萨，杀了藏王拉藏汗。为了稳定局势，康熙帝直接命其第十四子为抚远大将军，拥兵进藏。1720年，清兵进入拉萨，恢复了治安。在这次事件中，青海和硕特固始汗的嫡孙罗卜藏丹津随大将军从征入藏，后被任命为由六人组成的西藏临时政府组长人员之一。西藏战事结束后，从军进藏的主要台吉各自都受到了清朝的褒赏，其中青海右翼实力人物察汗丹津受到了最高奖赏，被封为亲王，而早已是亲王的罗布藏丹津只得到银二百两、缎五匹的赏赐，对此他甚有意见。另据有些史料记载，罗布藏丹津对在拉萨有头面人物出席的宴会上，座次的的安排认为冷落了自已。1722年，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的康熙皇帝去世了，皇四子胤祯即位，是为雍正帝。驻守西宁的皇十四子闻父丧奔京师，罗布藏丹津认为朝廷无暇西顾，青海空虚，实现先人霸业，再兴固始汗帝国的时机终于到了。雍正元年七月，罗布藏丹津在青海湖东南的察汗托罗亥与青海诸台吉会盟，宣布废除清朝所封的王、贝勒、贝子、公等爵号，一律称呼旧日名号，共同发动叛乱，起兵反清，一场在青海历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记的事件，终于在青海湖畔拉开了血腥的序幕。
　　罗布藏丹津在察汗托罗亥会盟举起反清大旗后，河湟谷地许多寺院纷纷响应，罗布藏丹津纠集青海各部落及寺院喇嘛而是余万人，以东科寺（旧址在今湟源县城旧寺台）为据点，冲出西石峡，猛攻西宁门户镇海堡（今湟中西川通海），一时战云密布，形势骤变。雍正帝遂下了调集大军镇剿的决心。他以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进军青海，进行讨伐。雍正元年十月十九日，平叛战斗在镇海堡打响，经七日决战，叛军死伤六百人后退入西石峡。到十一月，北川新城失陷；叛军进攻南川，与清军大战于申中堡（今湟中上新庄乡申中村）；塔尔寺大喇嘛堪布诺门汗等更是“率众执械上阵”，西宁周边烽火连天。到雍正二年，西宁附近才大致平定。
　　河湟事件是指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回民起义。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景地，清政府为了还赔款、筹军费，家中了对全国人民的剥削，“苛捐杂税，相继繁兴”，以致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下，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很快席卷东南。清咸丰末，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派梁王张宗禹、张洛行，怀王邱达才前往甘陕，联络起义，“以为犄角之势”，陕西回民群众纷起响应，大规模的西北回族大起义从此爆发。当时甘肃连年干旱，史载兰宁间“饿殍载道”，加之清王朝对回族采取高压歧视的政策，清咸丰十年，巴燕戎格厅撒拉族马文义也举起了反清大旗，点燃了河湟地区起义的大火，第二年即攻占了西宁南川各城堡。由于统治阶级的调唆，民族上层分子的的挑拨，引起了大规模的民族仇杀，西宁周边一片火海，富饶的河湟谷地田土荒芜殆尽，“父母妻子饿死者委道路，不得舁土一掩，民皆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经十几年的战乱，整个西北地区满目疮痍，史载陕甘两省“汉回人民空乏大半”。同治十三年正月，西宁办事大臣豫师由平番进驻碾伯，说沿途所见，令人恻然，富饶的河湟谷地“率皆触目荒凉，田原茂草，间有零星各残堡逃回难民”。湘军名将刘锦棠当年任西宁道，“民无田具、耕牛、粮种者给予之，施粥、棉衣，以恤饥寒”，加之“岁又连熟，阖郡乂安”，河湟人民又赢得了一段较为安定的时光。
　　光绪三年，刘锦棠奉调入新疆，张守翰继任西宁道。虽然乱世刚过，张守翰和继任者邓承伟认为，自杨应琚修成《西宁府新志》后，迄今已140年，“兵燹之后，典文多失，兼之年代久远，故老无存”，于是筹划编篡《西宁府续志》事宜，为此“四出采访，务征实迹”。光绪四年，邓承伟、张价卿、来维礼等所修《西宁府续志》脱稿。《续志》上起乾隆十三年，下止光绪四年，成书共九卷，虽不如杨志之精，但留下了我省这一段珍贵的史料。邓承伟虽任西宁府知府只短短五年，在任期间，他“目击时艰，凡百废之事，莫不备举”，《西宁府续志》的编篡，可以说是其德政之一。
　　来维礼是西宁朝阳人，字敬舆，号椒园，光绪九年进士，签分户部主事，后因母亲年高，乞假归养，曾主讲五峰书院。服闋后进京，分发山西，曾带二百豫军守喜峰口，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来维礼弃官返里，仍被聘为五峰书院山长，为地方教育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我省近代名人李焕章、基生兰、祁中道皆受业出其名下，后人曾以“满城桃李仰春风”的诗句来赞颂他。他“爱才心殷，鼓励后进，不遗余力”，著有《治家琐言》和《双鱼草堂诗集》，其中叙事长诗《长安故宫行》缠绵悱恻，感情跌宕，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河湟事变结束后，清王朝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没有从中汲取应有的经验教训，反而对回、撒拉族人民制定了更多的限制措施和高压政策，从而更加加深了民族矛盾。光绪十九年，循化撒拉族新老教因辩教发生械斗，昏庸的西宁道陈嘉绩措置失当，1895年，化隆韩文秀、西宁南川韩文秀、多巴马大头三三相继起事，河湟地区的回族、撒拉族又掀起了新的反清起义。“一时烽烟遍河湟”，北川十门庄、长宁堡、西川黑嘴堡、新添堡、东川曹家堡等先后失陷，无辜民众殉难达万余人，清提督李日新、总兵刘润山先后战死，富饶的河湟谷地田地荒芜殆尽，饿殍载道，即使“荒野枯骨，亦被捡寻磨面食尽”，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光绪二十一年九月，董福祥率所部30营由北京驰甘，先平河州，由积石关进兵乐都，通过血腥镇压，连克多巴、上五庄、水峡、申中堡，马大头三三、韩文秀、韩文秀等大批起事群众先后被杀。至此，历事一年有余，有十数万回族、撒拉族群众参加的一场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在清王朝的血腥镇压下最后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光绪三十一年，清廷下令废科举、办学堂，次年，甘肃提学使司命改书院为学堂，五峰书院改为西宁府中学堂，大通崇山书院、贵德河阴书院、乐都凤山书院、循化龙支书院、丹噶尔海峰书院、湟中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各地社学、义学改为初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西宁邮政分局成立于西宁西大街，后设碾伯、丹噶尔、贵德、大通、循化邮政局，在上五庄、威远堡、享堂、高庙设邮政代办所；紧接着垦务总局、银钱局、丹噶尔盐局相继设立。
　　义和团失败后，帝国主义者更是肆无忌惮，把侵略魔爪伸向青海地区，它们开洋行，垄断皮毛；兴办教堂，欺凌百姓。青王朝地方官员只是“唯唯诺诺，待之唯谨。”不堪再忍受帝国主义、反动地方官吏土司和寺院压迫，受内地义和团革命斗争的感召，宣统三年，即辛亥革命爆发前夜，在湟中西川拦隆庄爆发了以李旺为首的黄表会起义。李旺是丹噶尔厅北城后北小庄人，在当脚户的生涯中认识了山东义和团成员裴道人。在裴的影响下，李旺自称“李上天”，拥戴西川扎麻隆的一个小孩李瞻云为“皇帝”，利用“黄表会”的形式，秘密组织起义，并拟定七月十五举事，先攻占丹噶尔，后东取西宁。后因消息外泄，李旺于五月底在湟中西川拦隆庄小寺沟仓促起义。西宁镇总兵张定邦闻讯，即派副将吕登科率兵前去镇压，六月初一一战，义军伤亡大半。次日黎明，李旺率残部二三百人且战且退，奔向丹噶尔，但遭到丹噶尔同知康敷瑢、副将邓咸林的伏击，全军覆没在西乡上纳隆沟。裴道人惨死在丹噶尔狱中，李旺等八人被杀于丹噶尔西门外刑场，另一义军首领董蜡匠夫妇被杀于西宁。
　　丹噶尔起义失败后不久，武昌起义爆发。陕甘哥老会首领张云山派人到甘肃各地活动，重新点燃了河湟反清的烈火。十月十一日，在西宁人乔寿山的带领下，起事群众在湟中西川元山尔供李上天（李旺）灵位，建纛祭旗，举行起义。他们沉醉于武昌起义后的大好形势，自以为有西宁大营盘新军支持，竟派人去威胁镇海营千总白尚珍。镇海营东距西宁仅五十里，新军与乔寿山的联系很快被切断。十三日，义军仓促前往葛家寨，西宁镇总兵张定邦率清军前往镇压，义军很快被击溃，乔寿山和白玉虎冒死逃脱，孙大旗、任得慧被捕，被俘者百余人悉数被杀于西宁西门河滩。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两次反清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西宁各族人民闻风响应、奋不顾身的革命积极性，在青海近代史上留下了悲壮而光彩的一页。
　　清光绪三十三年，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曾首议青海建省，但遭到陕甘总督升允的反对，后以“徐议建置”而作罢。之后，时局骤变，英帝通过西藏亲英势力，公然策划西藏“独立”，1913年，中、印、藏“三方”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会议，竟商议“划分中藏界限”，并以“青海南部之地，划入内藏地区”。消息传出，举国大哗。1914年，西宁举人丁耀奎在京愤然上《袁大总统青海建省政见书》，痛述青海虽是蛮荒之地，“则为西陲屏蔽”，认为青海“南为川藏辅车，北接新疆后路，欲固西南边防，则必以改建青海”，为国家长治久安计，必须尽快筹备经营建省。但急欲称帝的袁世凯竟恐惹怒英帝，亲批“猥以款难”而作罢。1922年，丁耀奎再次给马麒上《马阁臣将军青海建省政见书》，于是马麒和黎丹联名上书北洋政府，再次要求青海建省，但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加之甘肃陆洪涛从中阻挠，又未实现。
　　清王朝灭亡后，1912年3月，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通电全国停战，紧接着任命金承荫为西宁道尹。9月20日，时任洮岷协总镇的马麒升任西宁镇总兵，赴西宁就任。1915年10月，西宁镇总兵一职改为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另兼青海蒙番宣慰使，从此取得了青海军政大权。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刘郁芬任国民军联军驻甘总司令，马麒被任命为宁海护军使。次年，刘郁芬稳定甘肃东南各部后，声言要进军青海，并两次点编宁海军，使马麒坐立不安。1928年2月，在马的暗示下，马麒侄子马仲英、马仲杰等潜出西宁，在河州三花观招收人马，建立“黑虎吸冯军”，打出了反冯旗号。在这进退维谷之中，马麒审时度势，认为国民军终将进入青海，为保存自己，1928年6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冯玉祥为巩固自己在西北的地盘，提出“青海关系国防，至为重要”，应另行建省。7月25日，马麒派周希武、朱绣、赵从懿、基生兰等赴兰与国民军接洽，以研究解决时局问题，但朱绣一行到老鸦峡莲花台时，朱绣、周希武被预先埋伏在莲花台庙中的下属军官乱枪射杀，这就是有名的“莲花台”事件。当此青海筹划建省之际，突然发生“莲花台事件”，接着甘青地区的回族反冯武装兴起，冯玉祥只得调军以镇压叛乱。同年9月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决议，青海、宁夏由原甘肃析出，分别建为行省，规定原西宁道属各县及原青海办事长官所辖地区为青海省境。9月21日，任命孙连仲为青海省主席，1929年元月，孙连仲率三万国民军入青，元月18日，在西宁小教场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庆祝青海建省，20日，孙连仲正式宣誓就职，标志着青海正式建省。 从此，河湟谷地，乃至青海全境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马仲英所率的“黑虎吸冯军”三次围攻河州城后，国民联军驻甘总司令刘郁芬亲率大军赴河州剿办，马仲英不敌，退出河州，一路杀人掠货，经洮岷进入青海同仁保安、贵德，1929年元月，马仲英部翻拉脊山，曾欲扑西宁，马麒之弟马麟曾亲赴拉脊山口劝阻，但未果。南川享堂沟一战，虽然孙连仲部官兵300多人阵亡，但马仲英侦知西宁戒备森严，遂取道班沙尔，过马莲沟，经折科（今湟中盘道）出湟源药水峡，正月初五日，丹噶尔城破，制造了屠城血案。
　　1882年至1883年间来维礼等编定《西宁府续志》之后，由于“干戈扰攘，地方久经兵燹，田园荒芜，民生凋敝，文献典籍，荡然无存，学人文士，转徙流离，而地方官吏，尤皆疲于奔命，自更无暇及此”，一直未得刻印，原稿只得存放于来维礼家，来氏死后，原稿散失，幸亏来氏门生基生兰抄录一份。直到1936年，青海省志略编篡委员会成立，由基生兰和余永年、马霄石“主其（《西宁府续志》的印刷）事”。编篡之余，基生兰又将清光绪五年至民国17年（青海建省）间事，补撰一卷，题名《志余》附后，次年由青海省印刷局排印出版。《西宁府续志》虽不如《西宁府新志》之精，但它填补了我省这一段历史的空白，至今仍为我省地方史中的重要文献。
　　基生兰，字香斋，号半隐山人，由于“名场战不利”，为西宁县岁贡。他生于清同治九年，1944年去世，终年74岁。生时国家多难，内忧外患，纷扰不已；死时山河破碎，半壁沦陷，干戈不息，伴随着国家的苦难度过了不平坦的一生。他作为当时的社会名流，曾主讲五峰、湟中书院，光绪三十一年施行新政后，任西宁县劝学所所长。在任期间，他为加强西宁教育行政管理竭尽心力。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后，他作为局长，使西宁县180余所小学得以发展，“为育英才常劝学”，殚精竭虑，为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麒，字阁臣，年轻时因随父参与平定“河湟事变”而获“六品军功牌”。光绪二十六年，他和父亲马海晏随董福祥入京参与抗击八国联军之战，慈禧挟光绪离京西逃时，曾扈驾随行。共和改制后，他积极拥护，因而赢得袁世凯的好感，袁曾专门来电嘉勉。马麒取得青海军政大权后，立即着手创建宁海军，作为开基建业的重要工具；他吸收社会才智之士参于军政决策，表现了他为政的胸襟和气度，黎丹、周希武、朱绣、李迺棻、明璋、余人、魏敷泽等都是其中佼佼者。他严厉镇压满族贵族吕光利用宗社党进行的复辟活动，使河湟地区在政权交替之际，社会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他极力稳定蒙藏各部、禁种鸦片、改善财政，使西宁、乃至青海地区的经济状况、社会治安比清末有了大的改观。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为重修东关清真大寺，“购大木，聘名匠，两易寒暑，瑰伟庄严，为陇上清真寺之冠”。他支持开办新式教育，并自办“锐威学校”，西宁教育得到了大的发展，如警佐明璋之妻黄淑兰创办了女子小学，开创了西宁女生教育之始；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成立，促进了回族教育的发展。尤其需要提起的是，他在中、英、藏三方西姆拉会议之后，英方以西藏亲英势力为内应，提出将青海南部划入“内藏”，以定中藏界限，从而达到分割青海，成立所谓“西藏国”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署名发表了著名的“艳电”。“艳电”援引图史，痛陈利弊，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将青海南部划为“内藏”的图谋，从而引起海内极大的重视。在他的建议下，有周希武参加的玉树勘界和朱绣奉使入藏两大事件，尽管其中有为了他们家族的利益，“绩著宁海，坐青自固”的目的，但客观上加强了对青海南部的控制，有力地挫败了英帝国主义企图染指青海的阴谋，在分化西藏亲英势力，争取达赖内向，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也不能不说是一大成功。
　　周希武、朱绣是上世纪初青海政坛上的风云人物，青海“花儿”里说：“朱锦屏死在莲花台，周子扬做了个伴儿。”尽管他们四十多岁就殒命莲花台，但在青海近代史上却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周希武，字子扬，甘肃天水人。任凉州中学校长时，以一封《上甘督张广建书》名闻陇上。受命会勘青南边界时，他乘马骑驼，晓行暮宿，逾大积石山，绝昆仑，渡河源，涉金沙江，冒险不避，艰苦备尝。所著《玉树调查记》一书，详尽地记述了玉树地区的山川、要隘、海拔、气候、风俗、宗教、实业情况，为我们认识玉树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尤其他和黎丹、李乃棻起草的反对划分内外藏的“艳电”，指出“西藏固中国之领土，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认。此约（西姆拉合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子扬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在事关国家主权的大事上，拍案而起，实为一代功臣。
　　民国初建，军阀混战，外敌觊觎，当此国难当头之际，西藏贵族农奴主与英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处处刁难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由于不堪忍受西藏亲英势力的排挤、威胁与限制，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从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出走。一路晓行夜宿，历尽坎坷，到达河西走廊，时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的马麒闻讯，即派兵迎自甘州（今张掖），经凉州（今武威）、兰州，后护送到西宁。之后，九世班禅离宁前往内蒙、南京等地进行宗教活动。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逝世，由于西藏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藏派出僧俗官员和三大寺堪布等300多人来青，欢迎九世班禅回藏，以主持西藏宗教事务。为此，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于1935年5月12日返回西宁，入住塔尔寺，积极准备入藏事宜。就在国民政府任命赵守钰为护送专使、马鹤天为参赞、高长柱为参军，准备护送班禅入藏之际，一直垂涎西藏的英帝国主义公然干涉我国内政和西藏宗教事务，英驻华大使许阁森竟以“奉本国命令”为由，提出英方“不同意班禅带仪仗队入藏”。自古弱国无外交，当时的国民政府忍声吞气，竟屈从于英帝国主义的无端干涉、西藏亲英分子的拖延和阻挠，1937年8月17日通知九世班禅暂停入藏。当然这里也有“七七事变”刚刚爆发，因抗战而国民政府在西藏事务上力不从心，不敢与英帝国主义公开闹翻的苦衷。
　　一生爱国爱教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尽管被国民政府授予“西陲护国宣化广慧大师”，但仍被拒入藏，颠沛流离，历尽劫难，经今甘南拉不楞寺，艰难地到达青海玉树，抱着未了的心愿，1937年12月1日，最后在玉树拉秀寺圆寂，终年仅54岁。同年，西藏来青寻访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的纪仓活佛等到达西宁，经过近一年多的寻访，在西宁（当时属西宁县）祁家川红崖村（今属平安县石灰窑乡）访到转世灵童拉木登珠，经“卦念”、“观海”及“乃琼护法、降神”等宗教仪规，认为“所得情况皆相符”。于是，国民政府于1940年2月5日确认“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免于掣签，承袭西藏法统”。当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代表中央，与西藏热振活佛在拉萨举办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
　　九世班禅圆寂后，班禅行辕即着手寻访转世灵童，之后在西藏、西康、青海寻访得多名灵童，又经过一系列宗教仪轨，1942年最后确认青海省循化县边都沟（今文都藏族乡毛玉村）官保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次年2月19日移驻塔尔寺。1949年5月，行将倒台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广州举行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公布官保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6月2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免于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7月21日，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来青主持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8月8日，坐床大典在塔尔寺隆重举行。之后，在班禅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计晋美、江巴桑的护送下，前往历代班禅的香火地——都兰县香日德寺驻锡。
　　1949年4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蒋家王朝大势已去的形势下，盘踞青海的马步芳仍然执迷不悟，以“西北军政长官”的身份，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效劳，统率着八万“马家军”，妄图重现1936年河西走廊的美梦。但甘肃固关一战，主力骑兵十四旅的被歼灭，使骄横一时的马步芳第一次遭到重创。之后，他慌忙集中兵力，退守兰州，妄想凭借多年经营的资本，右倚临夏，背靠青海，孤注一掷，做最后的挣扎。8月25日，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发动了兰州战役，正如青海花儿里所唱的：“兰州有个狗娃山，炮弹炸得路不见”，给马步芳部的主力以毁灭性的打击。兰州战役是我军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次著名战役，我军虽然歼灭了27000多名敌人，但自己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从此，马家军兵败如山倒，彻底丧失了与解放军正面较量的能力，为青海的解放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
　　兰州战役结束后，马家军如鸟兽散，坐镇西宁遥控指挥的马步芳如热锅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两天后的28日，也就是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接到进军青海，夺取西宁的战斗命令的第二天，从乐家湾飞机场乘坐美国人陈纳德的飞机，仓皇逃往重庆。等到马继援率残部取道大通河峡谷，经永登，31日自互助北山逃回西宁时，“玉石公馆”已经人去屋空。这时，第一兵团已兵分两路，一路在王震司令员的率领下，由临夏取道循化，过黄河，经甘都、化隆，直取西宁；一路在贺炳炎和廖汉生的率领下，从甘肃永靖渡黄河，经民和、乐都，沿湟水南岸山区进军西宁，两路大军犹如两股强大的铁流，以钳形态势，直指向马氏家族统治已达四十年的老巢——青海。其实，早在兰州战役前，狡猾的马步芳为了加强西宁的防守，在两军即将决战的关键时刻，抽调骑八旅和数个骑兵团回防循化、化隆。为了不给溃逃的敌人以喘息之机，第一兵团随之抽调各部骑兵侦察连，共约六百余人，组成先遣侦察部队，由军侦察科长孙巩率领，为查明沿途敌情，星夜兼程直奔青海，为全军开辟前进通道。后据孙巩回忆，9月5日拂晓，他们沿兰青公路疾驰四十里，于10时前后分两路包围了乐家湾，并占领了飞机场，还缴获了三架不能起飞的飞机。据调查，马步芳父子已分别于8月28日和9月1日，分别乘飞机从这里外逃。
　　一军侦察科长孙巩率领六百铁骑进占西宁乐家湾飞机场后，稍作休息，即于当日下午一、二时进入东关，从而结束了马氏家族对青海长达四十年的统治，揭开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据史料记载，当时尽管没人组织入城仪式，但问讯赶来的人民群众却夹道欢迎，有位老人曾即兴赋诗：“马到青海四十年，人民苦死万万千；解放大军来征剿，至时拨云见晴天！”当时就有人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场景。9月6日，一军二师五团从平安驿乘西宁各界代表前来迎接的汽车，分四批进入西宁，接替了先遣侦察部队的城防任务，从此，高原古城真正解放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历史上曾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1227年8月在进军西夏的途中卒于今六盘山西南的清水县，本来成陵安放在伊金霍洛旗的甘德尔敖包，并有护陵马甲500户。成陵安放有成吉思汗使用过的长矛、马鞍、弓箭等遗物，供人们瞻仰。但在那风云激荡的上世纪抗日年代，谣言纷起，且凿凿有据。恐成陵被盗, 伊盟就成陵的保护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求,获准后成陵于1939年6、7月间移往甘肃兴隆山，1949年8月13日，成陵胡兰夫人等三具银棺、遗物苏鲁锭、祭具等曾一度在塔尔寺安放。
　　1929年元月，青海省成立，西宁不但成为全省政治、经济、交通的中心，而且也成了全省文化、教育的中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千年古城，一改旧观，飞虹高挂三水之上，华厦矗立两峡之间，“河湟重镇建名城，鼓角曾闻霍赵营；新种白杨千万株，绿阴深处认西宁”，作为青藏高原区域性中心城市，正如清乾隆时西宁道佥事杨应琚在《据鞍录》中所说：“回忆湟中长夏不挥扇，夜间皆覆絮衾。若沉阴积雨，南山数峰犹有新雪。避暑之妙，可甲天下”，以“夏都”而名扬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