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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日历和共和国史册上又要标注四个特殊的日子：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0日烈士纪念日、12月4日国家宪法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纪念日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精神力量与人心所向，每个纪念日背后都有着值得铭记的故事。
学习雷锋纪念日
看电影《雷锋》，毛泽东频频擦泪
1963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和《雷锋日记摘抄》，详细介绍了雷锋的事迹和雷锋日记中的思想。
这个平凡而伟大的战士的事迹，不仅打动了广大读者，而且也深深地打动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意识到推出雷锋这个典型人物的深远社会意义。于是，他当晚打电话向毛泽东推荐了雷锋。
第二天，周恩来又给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打电话。周恩来说：“雷锋是个好战士啊，但报道时，事实一定要核对好。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是不是雷锋说的？再比如，‘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是不是雷锋写的？”
同时，《中国青年》编辑部也决定出版学习雷锋专辑。《中国青年》是毛泽东偏爱的杂志，毛泽东一向关心青年，更何况曾为年轻的女英雄刘胡兰题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于是，时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邢方群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全国正在掀起向雷锋学习的热潮，《中国青年》想出版学雷锋专辑，恳请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
据当时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1963年2月中旬的一天，值班警卫打电话来说毛主席醒了，按照习惯，我把挑选出来的批阅文件送到菊香书屋，其中就有《中国青年》的这封信。”几天后，《中国青年》打电话来询问进展，林克回复说，信毛主席看了，还没有表态。没表态，说明毛主席在考虑。
毛泽东一直关注青年一代的教育，雷锋不正是一个好榜样吗？毛泽东决定为雷锋题词。1963年2月22日，他写好了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出版，在历史上首先发表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三天后，也就是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的手迹。从这一天起，一个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兴起。之后每年的3月5日也就成了学习雷锋的纪念日。
1963年3月30日，周总理来到军事博物馆参观《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在陈列着雷锋生前穿过的袜子的展柜前，讲解员介绍说：“雷锋同志的这双袜子，补了又補，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模样了。”周恩来听了连连点头，称赞说：“听说了，值得学习。”
周恩来很喜欢看雷锋同志的日记。开始，讲解员只选了几段雷锋日记作介绍，可周恩来却指着那些没有念的日记说：“你念！你念！”他一边听，一边戴上眼镜站在旁边细心地看。
毛泽东经常看电影《雷锋》。有些人觉得《雷锋》讲的是一些人们早已熟知的故事，然而，当画外音传来了雷锋的声音——“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您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时，毛泽东用手帕频频擦泪。
烈士纪念日
1945年，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烈士”一词
早在红军创立之初，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就非常重视对红军牺牲将士的抚恤工作。1928年10月中旬，在为红军优秀指挥员王尔琢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王尔琢为革命所作的贡献。会场上悬挂着由毛泽东拟稿、陈毅书写的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始方休！”
李漱清是韶山冲陈家桥人，早年师范毕业后即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地教书。李漱清一家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除长子李耿侯外，次子李贡侯及孙子李德深（李耿侯长子）也分别于1928年和1929年在江西崇义和湖南耒阳作战时牺牲，可谓满门忠烈。
毛泽东曾致信李漱清说：“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请持此往湘潭县府洽办为荷。”不久，李漱清顺利拿到光荣证书，并领取了政府所发的抚恤粮。
作为烈士家属，李漱清一直受到毛泽东很高的礼遇。毛泽东多次写信给他，嘱他“保重身体”，并请随时告知乡间情形。毛泽东曾在给韶山好友彭石麟的书信中坦承：“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这“极少”的情况，主要便指为烈士的家属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
1945年，中共“七大”作出了关于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1945年6月17日，追悼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及中共“七大”全体代表、延安各界代表参加大会。毛泽东担任主祭，并题写挽词：死难烈士万岁。
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烈士”一词。此外，中共“七大”还作出一项决定，在抗战胜利后建立烈士陵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还为建立陵园亲笔题词。毛泽东说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纪念烈士，记住他们。”
为了更好地纪念烈士，2014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作出了将国庆前的这一天，设立为“烈士纪念日”的决定。
“烈士纪念日”为何确定为9月30日？因为，1949年9月30日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开展烈士纪念活动，既能充分体现“国庆勿忘祭先烈”的情怀，又能与党和国家领导人10月1日上午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等烈士纪念活动相衔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我们也要给他树碑，树他侵略之碑”
在南京城西的江东门，有一座海内外闻名遐迩的纪念馆。
凡是去过该馆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有这样一个场景，在一座长20米、宽6米的巨型花岗岩石碑和三排常年郁郁葱葱的松柏前，每天都有群众敬献花圈，默哀祈祷，悼念被侵华日军屠杀的30多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每当解说员告知石碑上镌刻着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6个大字，系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时，人们纷纷拍照留念。
从事博物馆工作的人或许知道，该馆不仅是我国抗日战争系列历史博物馆中第一座纪念馆，也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1982年，日本文部省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妄图以此篡改侵略历史。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遗属，以及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师生，有的上书中央领导，有的给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写信，要求尽快建馆立碑，“把南京大屠杀血的历史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指示说：“日本岸信介（日本前首相）到处树碑，我们也要给他树碑，树他侵略之碑。”就这样，他亲笔为纪念馆题词，并支持馆内的建设。
在2014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当然也和这座纪念馆息息相关。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名中用了“遇难同胞”。“这四个字放在馆名中固然合适，但如果用于纪念日的称呼，‘遇难’不够准确，主要是指外延比较宽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
否决了“遇难者”后，大家又建议换成“受难者”。
“这个词，我觉得更为宽泛，也不赞成。”朱成山说，受伤了、遇到事故了都可以叫做受难者。经过反复斟酌，终于定名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之所以定名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朱成山说主要是因为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抗战期间最集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一例，“在公祭日这一天，我们要纪念抗战期间牺牲的所有民众，这是对生命的尊重。”
纪念日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精神力量与人心所向，每个纪念日背后都有着值得铭记的故事。
学习雷锋纪念日
看电影《雷锋》，毛泽东频频擦泪
1963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和《雷锋日记摘抄》，详细介绍了雷锋的事迹和雷锋日记中的思想。
这个平凡而伟大的战士的事迹，不仅打动了广大读者，而且也深深地打动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意识到推出雷锋这个典型人物的深远社会意义。于是，他当晚打电话向毛泽东推荐了雷锋。
第二天，周恩来又给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打电话。周恩来说：“雷锋是个好战士啊，但报道时，事实一定要核对好。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是不是雷锋说的？再比如，‘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是不是雷锋写的？”
同时，《中国青年》编辑部也决定出版学习雷锋专辑。《中国青年》是毛泽东偏爱的杂志，毛泽东一向关心青年，更何况曾为年轻的女英雄刘胡兰题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于是，时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邢方群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全国正在掀起向雷锋学习的热潮，《中国青年》想出版学雷锋专辑，恳请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
据当时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1963年2月中旬的一天，值班警卫打电话来说毛主席醒了，按照习惯，我把挑选出来的批阅文件送到菊香书屋，其中就有《中国青年》的这封信。”几天后，《中国青年》打电话来询问进展，林克回复说，信毛主席看了，还没有表态。没表态，说明毛主席在考虑。
毛泽东一直关注青年一代的教育，雷锋不正是一个好榜样吗？毛泽东决定为雷锋题词。1963年2月22日，他写好了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出版，在历史上首先发表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三天后，也就是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主席的手迹。从这一天起，一个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兴起。之后每年的3月5日也就成了学习雷锋的纪念日。
1963年3月30日，周总理来到军事博物馆参观《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在陈列着雷锋生前穿过的袜子的展柜前，讲解员介绍说：“雷锋同志的这双袜子，补了又補，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模样了。”周恩来听了连连点头，称赞说：“听说了，值得学习。”
周恩来很喜欢看雷锋同志的日记。开始，讲解员只选了几段雷锋日记作介绍，可周恩来却指着那些没有念的日记说：“你念！你念！”他一边听，一边戴上眼镜站在旁边细心地看。
毛泽东经常看电影《雷锋》。有些人觉得《雷锋》讲的是一些人们早已熟知的故事，然而，当画外音传来了雷锋的声音——“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您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时，毛泽东用手帕频频擦泪。
烈士纪念日
1945年，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烈士”一词
早在红军创立之初，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就非常重视对红军牺牲将士的抚恤工作。1928年10月中旬，在为红军优秀指挥员王尔琢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王尔琢为革命所作的贡献。会场上悬挂着由毛泽东拟稿、陈毅书写的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始方休！”
李漱清是韶山冲陈家桥人，早年师范毕业后即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地教书。李漱清一家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除长子李耿侯外，次子李贡侯及孙子李德深（李耿侯长子）也分别于1928年和1929年在江西崇义和湖南耒阳作战时牺牲，可谓满门忠烈。
毛泽东曾致信李漱清说：“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请持此往湘潭县府洽办为荷。”不久，李漱清顺利拿到光荣证书，并领取了政府所发的抚恤粮。
作为烈士家属，李漱清一直受到毛泽东很高的礼遇。毛泽东多次写信给他，嘱他“保重身体”，并请随时告知乡间情形。毛泽东曾在给韶山好友彭石麟的书信中坦承：“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这“极少”的情况，主要便指为烈士的家属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
1945年，中共“七大”作出了关于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1945年6月17日，追悼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及中共“七大”全体代表、延安各界代表参加大会。毛泽东担任主祭，并题写挽词：死难烈士万岁。
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烈士”一词。此外，中共“七大”还作出一项决定，在抗战胜利后建立烈士陵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还为建立陵园亲笔题词。毛泽东说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纪念烈士，记住他们。”
为了更好地纪念烈士，2014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作出了将国庆前的这一天，设立为“烈士纪念日”的决定。
“烈士纪念日”为何确定为9月30日？因为，1949年9月30日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开展烈士纪念活动，既能充分体现“国庆勿忘祭先烈”的情怀，又能与党和国家领导人10月1日上午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等烈士纪念活动相衔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我们也要给他树碑，树他侵略之碑”
在南京城西的江东门，有一座海内外闻名遐迩的纪念馆。
凡是去过该馆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有这样一个场景，在一座长20米、宽6米的巨型花岗岩石碑和三排常年郁郁葱葱的松柏前，每天都有群众敬献花圈，默哀祈祷，悼念被侵华日军屠杀的30多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每当解说员告知石碑上镌刻着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6个大字，系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时，人们纷纷拍照留念。
从事博物馆工作的人或许知道，该馆不仅是我国抗日战争系列历史博物馆中第一座纪念馆，也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1982年，日本文部省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妄图以此篡改侵略历史。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遗属，以及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师生，有的上书中央领导，有的给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写信，要求尽快建馆立碑，“把南京大屠杀血的历史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指示说：“日本岸信介（日本前首相）到处树碑，我们也要给他树碑，树他侵略之碑。”就这样，他亲笔为纪念馆题词，并支持馆内的建设。
在2014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当然也和这座纪念馆息息相关。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名中用了“遇难同胞”。“这四个字放在馆名中固然合适，但如果用于纪念日的称呼，‘遇难’不够准确，主要是指外延比较宽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
否决了“遇难者”后，大家又建议换成“受难者”。
“这个词，我觉得更为宽泛，也不赞成。”朱成山说，受伤了、遇到事故了都可以叫做受难者。经过反复斟酌，终于定名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之所以定名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朱成山说主要是因为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抗战期间最集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一例，“在公祭日这一天，我们要纪念抗战期间牺牲的所有民众，这是对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