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女明星的故事使得“代孕”变成热点话题。代孕在中国不合法，但在某些国家，包括在美国的某些州是合法的，乌克兰和印度还有专门的代孕产业。但即便在代孕合法的地方，人们想起它也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这种反感到底来自哪里，它是合理的吗？
　　比如，现在有一对夫妇，可能因为自己无法生育，也可能仅仅因为自己不想生孩子，决定只提供卵子和精子，请另一位女性代劳。
　　可能你认为这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也可能你认为这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也可能你就是不喜欢。把这件事想明白并不容易，不妨从纯理性角度梳理一下其中的逻辑。
　　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出过一本书叫《金钱不能买什么》，提供了非常过硬的反代孕理由。
　　桑德尔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把好东西明码标价地买卖，会“腐蚀”这个好东西。比如说，你跟一位心爱的姑娘一起度过一个下午，畅谈人生和艺术，你觉得很美好。后来你知道，那是你妈妈看你太孤僻，花钱请的陪聊服务，那你会不会感到很难受呢？
　　另一个理由是这会让社会更加不平等。
　　哪怕代孕行为没有伤害代孕妈妈，也没有伤害任何一个具体的当事人，它也伤害了一样东西——我们对社会的观感。
　　寻求代孕的夫妇有很多钱，代孕妈妈则很缺钱或者没有钱，代孕让一部分金钱从有钱人身上转移到钱少的人身上，双方的金钱地位似乎更平等了。那为什么桑德尔还说社会变得更不平等了呢？
　　因为允许代孕只能让参与者的金钱数量变得更平等，但是让整个社会上金钱的效用更不平等了。
　　众所周知，巴菲特爱喝可口可乐。巴菲特非常有钱，但他再有钱，喝的可乐跟我喝的可乐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只要我愿意，我喝的可乐可以比他多。在对可口可乐的享受上，我跟巴菲特非常平等。
　　金钱数量的不平等并不代表金钱效用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是不能用钱买到的。你不是富豪，但是你可以比富豪更年轻、更健康;你的空闲时间比他多，长得比他帅;你的妻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就是爱你而不爱他。
　　如果社会是这样的，你会觉得这个社会虽然收入不平等，但也还可以。富人钱再多，也无非只能买些奢侈品。一个金钱的效用很有限，有钱人不能为所欲为的社会，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而这就包括富人要像穷人一样面对生老病死，面对生孩子的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的比较是多维度的。你钱多，可是我学问大;你漂亮，可是我强壮。金钱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人们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追求，人们的生活比较自由。
　　但如果说金钱什么都能买到，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花钱可以雇用别人替你当兵、可以给后代做基因定制、可以保送子女上好大学，甚至可以不必亲自生孩子、可以购买寿命的话，钱就太有用了。
　　这样的社会就成了单一维度社会：任何两个人站在一起，只要看看谁有钱就行了。那你追求别的就没意义了，你做什么事情都只会想它值多少钱。
　　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会很痛苦。
　　我们真正担心的还不是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社会明天会不会出现，我们担心的是变化趋势。我们希望社会往越来越平等的方向走，担心社会往不平等的方向走。
　　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发展的整个趋势本来是越来越平等的。比如，洗衣机这种东西，对富人的生活其实没啥影响，他们本来也不用自己动手洗衣服。洗衣机让普通人也过上了不用亲自洗衣服的生活。洗衣机促进了人与人在生活效用上的平等。
　　而有很多好发明都是富人推动的。特斯拉推出的第一款电动汽车是豪华跑车。我们应该感谢购买那批车的富人。哪怕他们仅仅是为了炫酷，实际上也促进了特斯拉的成长，这才使得特斯拉今天可以向市场提供相对不那么贵的电动汽车。
　　这就是市场的作用：减少稀缺，让更多的人买得起。市场的这个机制能减少不平等。
　　为什么买跑车就可以，买肾就不行呢？因为肾都是人身上长出来的。你买一个肾，别人就得失去一个肾。
　　这种买卖也许能增大市场上人肾的供货量，但是不会自动把人肾升级成人工肾。要想实现用人工肾取代人肾，我们要做的恰恰是禁止人腎买卖。
　　如果现在有一种能提高人寿命的药，哪怕它卖得很贵，第一拨用上的只能是富人，它增大了金钱效用的不平等，我们也认了。因为市场可以自动让这个药变便宜，将来人人都能用上它。
　　但是如果这种药必须得用穷人的寿命来配制，比如，某富豪花一亿美元，可以用穷人十年的寿命换自己一年寿命，他可以把钱都用来给自己的寿命“充值”，那就不行了。
　　因为这种药没有减少不平等，反而让社会更加不平等。今天有人同意卖一亿美元，明天就会有人同意卖一千万、一百万，甚至一万美元。哪怕穷人都是自愿的，我们也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的社会太可怕了。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治疗不育不孕、研发人造子宫，我们可以接受，而对代孕，我们不愿意接受。
　　总而言之，金钱数量的不平等有时候能促进金钱效用的平等，但效用的不平等就是不平等。我们喜欢平等。
　　对平等的追求也许是一个非理性的执念，但既然我不是巴菲特，我选择站在平等这边。
　　（冬 冬摘自“得到”App，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