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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知名的大企业中，海航企业文化中的佛教色彩是最为不加遮掩，甚至明目彰显的。自称是台湾某国学大师的弟子的前董事局主席陈峰在其办公室旁边设有打坐密室，如同今天用APP记录走步健身的里程一样，他用蝇头小楷标记打坐日。在陈峰身体力行的表率下，大到海航大厦的外部造型、布局，小到员工身上印着“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真言的工牌，海航的佛教元素无处不在。
海航的经营问题解决和公司治理途径都或多或少依托佛法。传闻海航刚刚从大英山机场搬迁到美兰机场时曾发生过一次飞行风险，陈峰则带领一班人在美兰机场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以求保佑。海航于2010年通过捐赠成立的用于开展慈善事业的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和于2016年12月在美国纽约州注册成立的境外基金会Cihang Charity Foundation Inc都是以慈航命名，海航致力于“慈航普度”，“度己度人”的愿心不言自明。分别持股29.50%的Cihang Charity Foundation Inc和持股22.75%的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成为海航的主要股东。
即使在市场曝出海航陷入流动性危机，海航发函银监会表示海航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的2017年，与两个基金会共同持股的主要股东（董事局主席陈峰、董事长王健分别持股14.98%，为最大自然人股东）承诺，在他们离职或离世时把通过股权激励制度获得的股权捐赠给基金会。其中约60%股权捐赠给境内的，约40%的股权捐赠给境外的。
然而，2021年开年海航破产的消息依然不胫而走。那么，企业文化中的佛教元素为什么未能帮助海航脱离苦海呢？
不管是佛教元素，还是其他精神形态元素，企业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发挥是建立在科学规范公司治理制度等硬实力基础上的。
从海航的基本公司治理构架来看，无论改制前的国资，还是后来作为过渡的工会，进而到现在的慈航等基金会，海航的控股股东始终是虚化的主体。上述虚化的控股股东显然无法形成制衡的股权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少数高管对集团经营管理事务的实际操纵，形成内部人控制格局。由于缺乏制衡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和潜在的自动纠错机制，仅仅依靠企业文化中所宣扬的佛教克制内敛向善的宗教主张根本无法阻止海航高管利欲熏心下的盲目扩张。
从2009年到2011年，在短短的两年内，通过并购，海航集团旗下公司由200家迅速接近600家，涉及航空、物流、资本、实业、旅业等领域。2015年至2017年，海航系的并购浪潮更是达到了巅峰，一举入股希尔顿酒店、德意志银行、纽约和倫敦的摩天大楼、香港的“地王”等。2017年，海航以1.2万亿总资产进阶世界500强公司。据接管海航的联合工作组顾刚先生描述，海航集团股权关系树状图共三张，每张近3米，总长9米，可谓海航版的“清明上河图”。
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所面临的盈利压力和市场竞争并不会因为公益的愿心、抽象的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的佛教因素而释放和缓解，在海航的发展历程中，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有传言陈峰请其师傅帮助海航拟定了企业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员工行为规范，要求所有国内员工和外籍员工倒背如流。早期海航员工与乘客打招呼，都是执佛教的单手礼。应该说，在海航发展初期，注重佛教的企业文化、敢于标新立异的海航，确实为当时我国服务意识淡漠的航空业带来一股新风。
然而，面对海航扩张过程中急剧膨胀的资金需求，海航不得不置外部分散股东的利益于不顾，开始利用所控股的公司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完全把佛法强调的“不贪不嗔不痴”的告诫抛在了脑后。我们知道，资金占有是公司治理实践中控股股东利用金字塔等控股结构，形成的表征责任承担能力的现金流权与表征重要事项决策影响力的控制权分离，损害外部分散股东权益的典型行为。据媒体报道，“海航控股”（600221）为其关联公司以拆借资金、履约代偿、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等原因占用的资金总额超过95亿元，自身贷款资金被关联方实际使用总金额超过178亿元。而在“海航控股”为关联公司提供的超过八十笔担保款项是股东及关联方在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以公司的名义提供的担保。
笃信佛教文化的海航在陷入现实财务困境后不得不转而寻求政府扶助之手，从出世的超脱回归到入世的务实。
如果说海航发展过程中是否得到佛祖的保佑有待观察，但当地政府始终不离不弃若隐若现对海航予以扶助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上述意义上，当地政府也许才是海航应该供奉的那座真神。
海航的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9月海南省航空公司，是一家最初致力于解决海南航空运输问题的地方国企。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海航完成了国企改制的几乎所有尝试。海航曾引入乔治？索罗斯股权投资，进行今天很多国企正在推进的混改。作为业务主体的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发行B股，于1999年发行A股上市。2004年2月原由海南国资委控制的“三亚凤凰机场”被司法拍卖，海航集团获得其67%股权从而掌控“三亚凤凰机场”。
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地政府曾多次向海航集团及其旗下公司提供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2009年3月，海南省财政厅批复给予海航集团及旗下4家企业8亿元新增贷款全额贴息政策。据当时媒体报道，在这一政策下，海航集团旗下公司将以几乎等同于零利率的价格获得贷款。除此贴息贷款政策扶持外，为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海南省政府还为海航集团提供了地方发债、减少税收等优惠政策。2010年2月，海航集团旗下重要上市公司海南航空（600221，现简称海航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将向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海南省国资委全资公司）和海航集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共募集资金30亿元，以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海南航空资本金不足和资产负债率过高的问题，而其中20.47亿元将被用于偿还银行贷款。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海航系获得来自海南省政府15亿元资金支持。
在陷入危机的海航通过变卖资产仍无力自救后，海航再次想到了当地政府，主动请求当地政府介入。
海航2020年2月29日官宣，“为有效化解风险，维护各方利益，应本集团请求，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派出专业人员共同成立了‘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将全面协助、全力推进海航集团风险处置工作。”海南政府随即宣布接管海航，派驻工作组，由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顾刚担任联合工作组组长。
2021年，相关债权人因海航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申请法院对海航破产重整。海航集团旗下3家上市公司，20家子公司同时被申请破产重整。海航就这样在其所高调宣扬的佛教文化庇护下，在政府若隐若现的扶助之手支持下，成为一个精神佛系政治正确经济野蛮的奇怪的复合体，一步步从昔日的明星企业走向破产的深渊。
海航的破产事实上打破的不仅仅是一些企业对政府扶助之手的迷恋（毕竟政府扶助之手总有力所不逮之时），还有为数不少一度执迷不悟的企业对佛法无边的信仰。其实，佛法同样只保佑那些遵循市场规律理性追求利润和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组织和个人，而不是无原则地庇护那些外表恭敬内心亵渎，长期和甚至临时“抱佛脚”的组织和个人。
海航破产给我们这些企业的启发是，遇到危机转而“求制度”，而不是求佛祖保佑，制衡完备的公司治理制度才是能够为企业平稳发展保驾护航的“真佛”。这里也奉劝那些与海航有相同经历的企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
海航的经营问题解决和公司治理途径都或多或少依托佛法。传闻海航刚刚从大英山机场搬迁到美兰机场时曾发生过一次飞行风险，陈峰则带领一班人在美兰机场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以求保佑。海航于2010年通过捐赠成立的用于开展慈善事业的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和于2016年12月在美国纽约州注册成立的境外基金会Cihang Charity Foundation Inc都是以慈航命名，海航致力于“慈航普度”，“度己度人”的愿心不言自明。分别持股29.50%的Cihang Charity Foundation Inc和持股22.75%的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成为海航的主要股东。
即使在市场曝出海航陷入流动性危机，海航发函银监会表示海航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的2017年，与两个基金会共同持股的主要股东（董事局主席陈峰、董事长王健分别持股14.98%，为最大自然人股东）承诺，在他们离职或离世时把通过股权激励制度获得的股权捐赠给基金会。其中约60%股权捐赠给境内的，约40%的股权捐赠给境外的。
然而，2021年开年海航破产的消息依然不胫而走。那么，企业文化中的佛教元素为什么未能帮助海航脱离苦海呢？
“软实力”建在沙滩上
不管是佛教元素，还是其他精神形态元素，企业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发挥是建立在科学规范公司治理制度等硬实力基础上的。
从海航的基本公司治理构架来看，无论改制前的国资，还是后来作为过渡的工会，进而到现在的慈航等基金会，海航的控股股东始终是虚化的主体。上述虚化的控股股东显然无法形成制衡的股权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少数高管对集团经营管理事务的实际操纵，形成内部人控制格局。由于缺乏制衡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和潜在的自动纠错机制，仅仅依靠企业文化中所宣扬的佛教克制内敛向善的宗教主张根本无法阻止海航高管利欲熏心下的盲目扩张。
从2009年到2011年，在短短的两年内，通过并购，海航集团旗下公司由200家迅速接近600家，涉及航空、物流、资本、实业、旅业等领域。2015年至2017年，海航系的并购浪潮更是达到了巅峰，一举入股希尔顿酒店、德意志银行、纽约和倫敦的摩天大楼、香港的“地王”等。2017年，海航以1.2万亿总资产进阶世界500强公司。据接管海航的联合工作组顾刚先生描述，海航集团股权关系树状图共三张，每张近3米，总长9米，可谓海航版的“清明上河图”。
内部人控制损人利己
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所面临的盈利压力和市场竞争并不会因为公益的愿心、抽象的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的佛教因素而释放和缓解，在海航的发展历程中，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有传言陈峰请其师傅帮助海航拟定了企业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员工行为规范，要求所有国内员工和外籍员工倒背如流。早期海航员工与乘客打招呼，都是执佛教的单手礼。应该说，在海航发展初期，注重佛教的企业文化、敢于标新立异的海航，确实为当时我国服务意识淡漠的航空业带来一股新风。
然而，面对海航扩张过程中急剧膨胀的资金需求，海航不得不置外部分散股东的利益于不顾，开始利用所控股的公司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完全把佛法强调的“不贪不嗔不痴”的告诫抛在了脑后。我们知道，资金占有是公司治理实践中控股股东利用金字塔等控股结构，形成的表征责任承担能力的现金流权与表征重要事项决策影响力的控制权分离，损害外部分散股东权益的典型行为。据媒体报道，“海航控股”（600221）为其关联公司以拆借资金、履约代偿、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等原因占用的资金总额超过95亿元，自身贷款资金被关联方实际使用总金额超过178亿元。而在“海航控股”为关联公司提供的超过八十笔担保款项是股东及关联方在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以公司的名义提供的担保。
迷恋地方扶助之手
笃信佛教文化的海航在陷入现实财务困境后不得不转而寻求政府扶助之手，从出世的超脱回归到入世的务实。
如果说海航发展过程中是否得到佛祖的保佑有待观察，但当地政府始终不离不弃若隐若现对海航予以扶助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上述意义上，当地政府也许才是海航应该供奉的那座真神。
海航的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9月海南省航空公司，是一家最初致力于解决海南航空运输问题的地方国企。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海航完成了国企改制的几乎所有尝试。海航曾引入乔治？索罗斯股权投资，进行今天很多国企正在推进的混改。作为业务主体的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发行B股，于1999年发行A股上市。2004年2月原由海南国资委控制的“三亚凤凰机场”被司法拍卖，海航集团获得其67%股权从而掌控“三亚凤凰机场”。
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地政府曾多次向海航集团及其旗下公司提供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2009年3月，海南省财政厅批复给予海航集团及旗下4家企业8亿元新增贷款全额贴息政策。据当时媒体报道，在这一政策下，海航集团旗下公司将以几乎等同于零利率的价格获得贷款。除此贴息贷款政策扶持外，为抵御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海南省政府还为海航集团提供了地方发债、减少税收等优惠政策。2010年2月，海航集团旗下重要上市公司海南航空（600221，现简称海航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将向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海南省国资委全资公司）和海航集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共募集资金30亿元，以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海南航空资本金不足和资产负债率过高的问题，而其中20.47亿元将被用于偿还银行贷款。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海航系获得来自海南省政府15亿元资金支持。
“抱佛脚”不如“求制度”
在陷入危机的海航通过变卖资产仍无力自救后，海航再次想到了当地政府，主动请求当地政府介入。
海航2020年2月29日官宣，“为有效化解风险，维护各方利益，应本集团请求，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派出专业人员共同成立了‘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将全面协助、全力推进海航集团风险处置工作。”海南政府随即宣布接管海航，派驻工作组，由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顾刚担任联合工作组组长。
2021年，相关债权人因海航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申请法院对海航破产重整。海航集团旗下3家上市公司，20家子公司同时被申请破产重整。海航就这样在其所高调宣扬的佛教文化庇护下，在政府若隐若现的扶助之手支持下，成为一个精神佛系政治正确经济野蛮的奇怪的复合体，一步步从昔日的明星企业走向破产的深渊。
海航的破产事实上打破的不仅仅是一些企业对政府扶助之手的迷恋（毕竟政府扶助之手总有力所不逮之时），还有为数不少一度执迷不悟的企业对佛法无边的信仰。其实，佛法同样只保佑那些遵循市场规律理性追求利润和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组织和个人，而不是无原则地庇护那些外表恭敬内心亵渎，长期和甚至临时“抱佛脚”的组织和个人。
海航破产给我们这些企业的启发是，遇到危机转而“求制度”，而不是求佛祖保佑，制衡完备的公司治理制度才是能够为企业平稳发展保驾护航的“真佛”。这里也奉劝那些与海航有相同经历的企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