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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真可知秋否
美国是一个喜欢用特定词汇给别国定性的国家。言论自由，本无可厚非，但一个超级大国所具有的话语权优势，很容易产生主导性影响，成为外交政策参考甚至依据，并影响当事国的形象。对相关的国家来说，被定得好时心里当然高兴，而被硬戴上一顶不情愿的帽子，则可能怒目相向。“战略盟友”、“非盟国的友好国家”、“合作伙伴”、“意愿者同盟”等属于前者，反过来，“邪恶帝国”、“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哨”、“新老欧洲”、“失败国家”等是后者了。
冷战后特别是９·１１以后的世界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更趋复杂与多元，在美国战略制定者心中，一国身份存在多元的可能性，即在这方面可能是伙伴，在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对手，即使盟友也不例外。
英语中的“ｈｅｄｇｉｎｇ”一词，本来更多用于经济、金融领域，近来却引发中国学者不同场合的讨论与揣摸。“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也是一样，出现在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演说稿后，似乎顿生国际政治含义。
记得当年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出台“接触”一词时，我们一时搞不清是什么意义?穴其既有“齿轮咬合”、“订婚”之意，也有住房分期付款即“按揭”之意?雪。北京的思想库曾不止一次开会讨论过。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兰德公司又提出“接触＋遏制”的对华政策。小布什上台前，曾把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对手”，后又有所谓“融合”战略。最近对华政策新词又纷至沓来。如Ｈｅｄｇｉｎｇ（两面下注、对冲、风险管理）、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利益相关者、利害共承者）等，意义越来越玄乎，国内开会研讨、撰文解释者同样不少。其实美国学者?穴还有中国学者如王缉思先生等?雪都坦称，在国际体系中，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这个词也用于对日、俄、欧盟、印度等，并无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过：中美关系太复杂，难以用一个词来表述。但我们多少对来自大洋彼岸涉及中国的专有用词仍然格外地执着。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与在众多国际双边关系的研究中中美关系“最为深入”不无关系。
尽管力量强势国家相对有话语权优势，但中国在崛起，塑造中美关系的能量已然增强。从这点上看，只有当中国的学者享有一定的定义而非复制或解释这种双边关系的话语权之后，才会有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真正感知；只有当中国的媒体有更多的原创性新闻、评论而非过多引用与转载别人的报道、画面与观点时，我们的话语权才会有真正的依据。
中国与美国正变得同等重要
仅仅几年前，“中国需要美国大于美国需要中国”的说法流行一时，但斗转星移，时移势易，这种“一头沉”的状况在变，中国持续崛起积聚的能量与影响日见清晰，美国同样需要中国。要想解决国际社会的很多问题，不仅绕不开中国，而且需要中国发挥协调作用。
在经济领域，中美的相互依赖更为突出。虽然中国对美贸易盈余，但廉价消费品让美国大众享受到了实惠，有利于美联储平抑通胀的扬升；中国市场也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拥有２０００多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券，是美财政赤字的重大平衡者。很多例证表明，中美已成为一对，“连体婴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正如中美关系不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一样，中国往何处去，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什么作用，既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外部世界。中国的发展进程并未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轨迹，冷战时期苏联追求的是军事扩张，经济上搞平行市场，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与外部世界如果不是对立至少也是并行的；日本大力拓展出口而关闭外国投资大门，造成日本更依赖外部而非外部更依赖日本（日本十多年经济低迷，而外部世界至少东亚地区几乎没受影响）。中国不断扩大出口，但也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部投资来源，中国的外资企业成为出口的主力，在全球供应链中已不可割离。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论美国实行一种什么样的对华战略或政策，虽可以干扰但并未根本影响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崛起，美国的实力同样处于扩张状态。中国的发展没有导致美国的衰落，相反，双方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态势。
根据佐利克的说法，中国曾经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对抗者、边缘者或游离者，现在则是国际体系中的准成员，是利害攸关者了。中国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就会越密切，越能成为国际秩序“和平完善”的促进者而非颠覆者。
后起大国与现存霸权关系新范式
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美中如何相处？如果像米尔斯海默坚持的那样“后起大国总会挑战现存大国不能设想中国届时是一个例外”，中国学者可以反推出“现存的霸权总倾向于遏制崛起的大国”，这只能发酵出一种对抗性心态，无助于双赢局面的形成。
中国有“表正万邦”的自律式历史情怀，强调的是培育自身的一种软力量，而不以排挤、挑战任何国家的利益为己任。中国历史盛期，曾视后起的美利坚为“良夷”，照今天的话说是友好国家；而对于一个衰落的近代中国，美国也给予过一定的同情与道义支持，甚至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的发展需要培育地缘经济与文化空间，在全球化相互依赖加深的时代，这种空间更多的是利益而非地理范畴，有交融与共通性，不意味着我进你退，也不可能相互排挤，而是可以同步扩张的。
以美国的实力地位，它仍是对世界包括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美国期望在“深度互动”中影响中国，就必须显示出更宽大的战略胸怀，以同样负责任的态度尊重中国的重大战略关切，以建设性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
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这一发展过程充满艰辛与曲折。如果说中国崛起势必带来挑战的话，那么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中国自己而非别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充分的智慧、耐心与信心，争取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来克服所面临的
一系列内部问题，并通过发展促进世界和平。
美国是一个喜欢用特定词汇给别国定性的国家。言论自由，本无可厚非，但一个超级大国所具有的话语权优势，很容易产生主导性影响，成为外交政策参考甚至依据，并影响当事国的形象。对相关的国家来说，被定得好时心里当然高兴，而被硬戴上一顶不情愿的帽子，则可能怒目相向。“战略盟友”、“非盟国的友好国家”、“合作伙伴”、“意愿者同盟”等属于前者，反过来，“邪恶帝国”、“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暴政前哨”、“新老欧洲”、“失败国家”等是后者了。
冷战后特别是９·１１以后的世界所面临的安全挑战更趋复杂与多元，在美国战略制定者心中，一国身份存在多元的可能性，即在这方面可能是伙伴，在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对手，即使盟友也不例外。
英语中的“ｈｅｄｇｉｎｇ”一词，本来更多用于经济、金融领域，近来却引发中国学者不同场合的讨论与揣摸。“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也是一样，出现在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演说稿后，似乎顿生国际政治含义。
记得当年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出台“接触”一词时，我们一时搞不清是什么意义?穴其既有“齿轮咬合”、“订婚”之意，也有住房分期付款即“按揭”之意?雪。北京的思想库曾不止一次开会讨论过。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兰德公司又提出“接触＋遏制”的对华政策。小布什上台前，曾把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对手”，后又有所谓“融合”战略。最近对华政策新词又纷至沓来。如Ｈｅｄｇｉｎｇ（两面下注、对冲、风险管理）、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利益相关者、利害共承者）等，意义越来越玄乎，国内开会研讨、撰文解释者同样不少。其实美国学者?穴还有中国学者如王缉思先生等?雪都坦称，在国际体系中，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这个词也用于对日、俄、欧盟、印度等，并无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说过：中美关系太复杂，难以用一个词来表述。但我们多少对来自大洋彼岸涉及中国的专有用词仍然格外地执着。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与在众多国际双边关系的研究中中美关系“最为深入”不无关系。
尽管力量强势国家相对有话语权优势，但中国在崛起，塑造中美关系的能量已然增强。从这点上看，只有当中国的学者享有一定的定义而非复制或解释这种双边关系的话语权之后，才会有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真正感知；只有当中国的媒体有更多的原创性新闻、评论而非过多引用与转载别人的报道、画面与观点时，我们的话语权才会有真正的依据。
中国与美国正变得同等重要
仅仅几年前，“中国需要美国大于美国需要中国”的说法流行一时，但斗转星移，时移势易，这种“一头沉”的状况在变，中国持续崛起积聚的能量与影响日见清晰，美国同样需要中国。要想解决国际社会的很多问题，不仅绕不开中国，而且需要中国发挥协调作用。
在经济领域，中美的相互依赖更为突出。虽然中国对美贸易盈余，但廉价消费品让美国大众享受到了实惠，有利于美联储平抑通胀的扬升；中国市场也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拥有２０００多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券，是美财政赤字的重大平衡者。很多例证表明，中美已成为一对，“连体婴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正如中美关系不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一样，中国往何处去，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什么作用，既取决于中国，也取决于外部世界。中国的发展进程并未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轨迹，冷战时期苏联追求的是军事扩张，经济上搞平行市场，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与外部世界如果不是对立至少也是并行的；日本大力拓展出口而关闭外国投资大门，造成日本更依赖外部而非外部更依赖日本（日本十多年经济低迷，而外部世界至少东亚地区几乎没受影响）。中国不断扩大出口，但也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部投资来源，中国的外资企业成为出口的主力，在全球供应链中已不可割离。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论美国实行一种什么样的对华战略或政策，虽可以干扰但并未根本影响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崛起，美国的实力同样处于扩张状态。中国的发展没有导致美国的衰落，相反，双方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态势。
根据佐利克的说法，中国曾经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对抗者、边缘者或游离者，现在则是国际体系中的准成员，是利害攸关者了。中国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就会越密切，越能成为国际秩序“和平完善”的促进者而非颠覆者。
后起大国与现存霸权关系新范式
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美中如何相处？如果像米尔斯海默坚持的那样“后起大国总会挑战现存大国不能设想中国届时是一个例外”，中国学者可以反推出“现存的霸权总倾向于遏制崛起的大国”，这只能发酵出一种对抗性心态，无助于双赢局面的形成。
中国有“表正万邦”的自律式历史情怀，强调的是培育自身的一种软力量，而不以排挤、挑战任何国家的利益为己任。中国历史盛期，曾视后起的美利坚为“良夷”，照今天的话说是友好国家；而对于一个衰落的近代中国，美国也给予过一定的同情与道义支持，甚至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的发展需要培育地缘经济与文化空间，在全球化相互依赖加深的时代，这种空间更多的是利益而非地理范畴，有交融与共通性，不意味着我进你退，也不可能相互排挤，而是可以同步扩张的。
以美国的实力地位，它仍是对世界包括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美国期望在“深度互动”中影响中国，就必须显示出更宽大的战略胸怀，以同样负责任的态度尊重中国的重大战略关切，以建设性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
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这一发展过程充满艰辛与曲折。如果说中国崛起势必带来挑战的话，那么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中国自己而非别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充分的智慧、耐心与信心，争取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来克服所面临的
一系列内部问题，并通过发展促进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