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不久，就俘获了成千上万的“联合国军”。于是，志愿军在朝鲜北部的碧洞建起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战俘营。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一项新政策，允许战俘在“90天的冷却期”里自己做决定，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留在战争所在国，还可以选择去某一个交战国。1953年7月，有21名被中国军队俘获的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宣布拒绝遣返回国，选择到中国生活居住，这件事一时间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当时许多美国人指责这22名战俘是被共产党“洗脑”的叛国者。
　　以后的岁月里，这22名战俘有的先后回国，有的移居到了其他国家，只有一名叫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的美军战俘一直留在了中国，在山东省济南市生活了50年，人们习惯称他为“老温”。2004年，温纳瑞斯在山东省济南市去世。中国红十字会等单位给他敬献了花圈。
　　温纳瑞斯第一次当兵，在战场上同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作战，为二战胜利作出了贡献；第二次当兵，却被送到了朝鲜战场，参加了一场侵略战争。
　　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1922年3月出生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一个叫范德格里夫特的小镇，祖父早年从希腊移民到美国，父亲当过煤矿工人和清洁工。温纳瑞斯兄妹4人，他排行老大，下面有3个妹妹。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全家人仅靠他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经济上更加困难，作为家中长子的温纳瑞斯也不得不在上中学时就开始打工以贴补家用。中学毕业后，为减轻家庭负担，温纳瑞斯跑了好几个州，还是没找到工作，万般无奈之下，报名参了军。
　　1940年8月，温纳瑞斯当了美国陆军的一名步兵，先在巴拿马、哥伦比亚等中美洲国家驻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又先后跟随部队到过新几内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战场上同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正面作战。特别在南太平洋美军驻扎的一些小岛上，面对日本飞机连续18个月的狂轰滥炸，身为炮兵的温纳瑞斯英勇作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战结束后，温纳瑞斯复员回到了美国，先后在几家工厂做工。不料美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在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1950年9月，温纳瑞斯只得第二次报名去当兵。两个月后他去了朝鲜，这年他28岁。
　　温纳瑞斯同大批的美军一起，被派到38度线以北的平壤地区。1950年的一天深夜，温纳瑞斯被四面突然传来的阵阵枪炮声惊醒，还没等反应过来，就做了志愿军的俘虏，被送到朝鲜碧洞第5战俘营。此时，温纳瑞斯来到朝鲜才1个多月。
　　在志愿军战俘营的两年半时间里，中国人民讲和平、讲人道的博大胸怀感化了包括温纳瑞斯在内的无数战俘，使他们地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人员发扬我军优待俘虏的传统，严格执行《日内瓦战俘条约》，待战俘如兄弟，感化了无数敌军战俘，在世界面前展现了中国人民讲和平、讲人道的博大胸怀。
　　一提起战俘营，人们往往会想到恶劣的生活条件，阴森寒冷的牢房，战俘们在看守的皮鞭和刺刀下从事着沉重的劳役，等待着他们的是打骂刑罚甚至于被杀害。
　　然而回忆起在战俘营的那些日子，温纳瑞斯则说，他的战俘生活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充满了耻辱、打骂和体罚，而是充满了快乐和友爱：志愿军不让战俘干活，也不搜他们的口袋。至于金表等贵重物品，则由管理人员统一登记、管理，等遣返时还给他们。对那些犯了错误的战俘，管理人员也从不打骂，而是采用教育沟通的方法，最多关关禁闭，但决不超过一周。俘虏营没有铁丝网，更没有当时一些美国媒体说的“密布的电网”。昔日战场上的敌人变成了朋友，因此温纳瑞斯认为，他的被俘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他人生中的“解放”，是在战俘营中的两年半时光，使他逐渐获得了真理，有了真正的人生理想。
　　志愿军战俘营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冒着美军飞机不断轰炸袭扰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尽管供应补给紧张,前方战士一把炒米一把雪,但在志愿军战俘营里,战俘们的生活仍然不断得到改善。生活步入正轨后,志愿军俘管当局定出了俘虏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粮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费1545元(人民币旧币)，轻病号灶2313元，重病号灶3634元。俘虏的这个伙食标准相当于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的中、小灶标准，比志愿军一般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高出很多。为了照顾俘虏们的生活习惯，特地从中国运去面包烤箱。信奉伊斯兰教的俘虏，还在生活上另有特别的照顾。
　　长期的战地生活和因为想家带来的思想压力，使不少战俘的健康出现了问题。这一情况经过层层上报，最后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加强战俘的营养，采取急救措施。于是，一批高水平的医生从中国各地来到碧洞，在这里建起了专门的战俘总医院。
　　


　　温纳瑞斯告诉记者：“我在战俘营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在这些日子里，深深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言论所感动。记得到了战俘营后，由于美军实施空中‘绞杀战’封锁志愿军交通运输线，企图阻止中朝军队的反击，这给前线部队和对战俘的物资供应都带来极大的困难，志愿军战士每天都在吃玉米、高粱、咸菜。我们这些吃惯了牛肉、面包、奶酪、巧克力的美国战俘，开始都担心会受罪。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俘虏营我们生活得非常好。志愿军组织车辆冒着美国飞机的轰炸，从国内运来大米、面粉、肉类为我们改善生活。志愿军还组织我们开展文体活动，为我们建立了俱乐部、图书阅览室，买来萨克斯管、吉他、钢琴等乐器以及国际象棋、篮球和橄榄球等体育用品。每半月都有机动放映组为我们放演中国或朝鲜拍摄的电影。几乎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组织长达两小时的晚会，演出我们自己排练的节目。丰富多彩的生活，使我们淡化了想家的念头。记得有一个荷兰战俘是个文盲，别人都给家写信他不会写，时常抹眼泪。一位会荷兰语的志愿军军官当了他半年的老师，使他不仅会写信，还能写文章。”
　　“时间长了，我们和志愿军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朝鲜群众给看管我们的一位志愿军战士送了一个红苹果，这位战士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苹果，知道我想吃，便把这个苹果送到了我手中。还有一名志愿军战士领到了一支钢笔，他舍不得用，得知我喜欢钢笔时，便送给了我。这支钢笔至今我还保存着。我抽烟很厉害，不少志愿军战士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烟送给我抽。可以说，我在俘虏营的那段生活，是非常快乐的，我深信这支军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是一支仁慈的军队，是一支得人心的军队。”
　　志愿军还特别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宗教习惯，使战俘们能过基督教的圣诞节、感恩节，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开斋节等。尤其是过圣诞节和春节的时候，一连几天战俘营都处在节日气氛之中。在俘管人员的悉心照料下，战俘们精神状态很好。有的俘虏还非常调皮和风趣，他们见了从战俘营边走过的朝鲜村妇就大喊“阿妈妮！阿妈妮！”让人哭笑不得。
　　1952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在管理人员的精心安排下，在碧洞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俘奥运会”，选手是来自北朝鲜各地战俘营的500多名战俘，他们身着统一的服装，扛着各种旗帜，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运动场，“奥运圣火”点燃之后，各种比赛激烈角逐。比赛项目很丰富，跨栏、跳高、篮球、排球、足球、拳击、游泳、跳水等一应俱全。在战俘营内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堪称世界战俘史上的奇迹。
　　从志愿军战俘营成立之日起,就不断有国际知名人士、外国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和新闻记者参观访问。他们亲眼看到，在志愿军战俘营，没有铁丝网，没有狼狗，没有炮楼碉堡，除了战俘营大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值勤外，没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到处巡查监视。这里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信仰，志愿军对所有战俘均一视同仁，平等对待。1952年9月，著名的国际和平人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英国的莫妮卡·费尔顿夫人，专程到战俘营住了几天，进行深入的考察，并多次同战俘座谈。她感叹地说：“简直是奇迹！这哪里是战俘营，分明是一所国际大学校！”她回国后，著文盛赞志愿军对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
　　


　　朝鲜战争结束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执行“自愿遣返”的政策，温纳瑞斯和另外21名战俘经过认真考虑后，选择了到中国定居，一时间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达成停战协定。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交战各方应遣返所有战俘，但作为《日内瓦公约》签约国之一的美国却破坏公约，执行所谓“自愿遣返”的政策，即允许战俘在90天的“冷却期”里做出自己的决定，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留在战争所在国，还可以选择到某一个交战国。
　　由于怕归国后受到政治迫害，也为了探求真理和维护世界和平，当时共有21名美国战俘和1名英国战俘拒绝遣返回国，选择了到中国定居，其中就有温纳瑞斯。
　　当时，朝中方面直接遣返了“联合国军”方面被俘人员12773人（其中南朝鲜军被俘人员7860人，“联合国军”被俘人员4913人）。在4300名美军战俘中，有23人决定到中国去，另外还有1名英国人、几名比利时人以及350名南朝鲜人也选择到共产主义国家去。这些想去中国的战俘并没有马上被送到中国，而是给了他们90天的“冷却期”进行最后的思考，在此期间，美国派出了牧师和神甫来做说服美军战俘的工作。牧师和神甫们磨破了嘴皮，甚至播放他们父母的录音劝他们回国。其间，美军战俘爱德华·狄更生和克劳德·贝奇乐改变了主意，决定回美国。然而等待爱德华和克劳德的并不是两边鲜花的夹道欢迎，而是冷酷的军事法庭的审判。爱德华被判刑10年，他的罪名是“私通敌人”以及作为战俘行为不当；而克劳德则因“私通敌人”罪被判终身监禁，后来刑期减到20年。虽然他们服刑3年后都被释放了，但这两位美军战俘的命运让其他人更加坚定了去中国的决心，他们向中国红十字会申请，最终获得批准留在了中国。
　　温纳瑞斯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在板门店，美国当局为了说服我，就以各种优惠条件拉拢我。一个美国军官送给我好多书籍和大量的礼物，说回到美国后可以给我安排年薪70万美元的工作，并帮我找一个美丽的姑娘做妻子。我经过反复考虑，终于顶住了这些‘糖衣炮弹’，我下决心到中国去，同中国人民一道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今天，我仍认为我当时的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21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宣布拒绝回国，选择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当时震惊了西方世界。西方国家舆论认定这是共产党对这些战俘进行“洗脑”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宣称，这些战俘选择了和平，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毫无疑问的是，这22名战俘的选择是中国军队俘虏政策的胜利。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胜利在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由于有许多美国人指责他们这些战俘叛国，还有些美国人认为在被关押期间，中国军队对他们进行了“洗脑”，温纳瑞斯曾就此告诉记者说：“我在朝鲜两年零十个月，有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同志愿军生活在一起的。我在美国时过着不能温饱的生活，但在志愿军的战俘营里，我却生活得很好，受到人道的待遇，几乎每顿饭都可以吃到肉类和蔬菜。我和同伴们能和志愿军从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变为朋友，首先是因为我们从内心里佩服志愿军，感到志愿军确实把我们当作朋友对待，是志愿军用实际行动感化了我们。我们就想，中国政府对待我们这些敌对国家的战俘都能这么好，对待本国人民就会更加好了，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是多么幸福啊！因此我不愿遣返，想去这个国家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进入志愿军战俘营，是我一生中的新起点。我选择中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寻求真理。”
　　温纳瑞斯被保送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娶了山东姑娘为妻，先后当过造纸厂工人、英语口语教授，在中国过着安宁平静的生活。“文革”时期，当红卫兵准备揪斗他时，是周总理亲自出面保护他。
　　1954年2月，温纳瑞斯和另外20名美国战俘和1名英国战俘一同来到中国，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大会，授予他们“国际和平战士”称号。他们随后被送到山西太原集中学习，学习中国历史、社会情况、经济建设、生活习俗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学习共产主义理论。一年之后，他们又回到北京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给了他们上大学、去工厂、下农场或闲住的四种选择。温纳瑞斯选择了到工厂工作，他被安排在了山东济南造纸厂当工人。
　　当时一提起“美帝国主义”，工友们都憎恨不已，但当工友们得知温纳瑞斯拒绝遣返回美国的有关事迹后，非但没有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参加过侵朝战争的美国兵而憎恨歧视他，反而很尊重照顾他这位“美帝国主义的背叛者”。特别是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更是喜欢接近他，和他这个性格开朗幽默的“美国大个子”交朋友。工作之余，温纳瑞斯也喜欢和工友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扑克，工友们嫌叫他的中国名字“温纳瑞斯”拗口，干脆都叫他“老温”，温纳瑞斯也喜欢大家这样称呼他。在工作之余，温纳瑞斯坚持每天至少学习两三个汉字的发音和拼写，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他的汉语也说得越来越好了。
　　刚到中国的新奇感过后，由于语言不通，以及家庭、恋爱、婚姻、生活习惯、怀乡思亲等多种原因，到中国的21名美英战俘（当时已有一名战俘因病死亡）中有的人开始想家，并通过各种途径回到美国。从1955年至1966年的11年间，先后有18人申请离开中国。中国政府的原则是，尊重本人意愿，来去自由。他们有的返回美国、英国有的去第三国定居。而温纳瑞斯则喜欢上了中国，一直留在了中国。
　　作为一名美国人，温纳瑞斯习惯了吃黄油面包，在两年零八个月的志愿军战俘营里，虽然也能吃到黄油面包，但由于当时志愿军物资供应紧张，很多时候吃的还是米饭和馒头，温纳瑞斯在美国生活在贫困家庭，生活适应能力比较强，逐渐地也就适应了。
　　1963年，经过工厂推荐，中国红十字会保送他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列主义理论等课程。在北京4年的大学生活中，温纳瑞斯虚心好学，最终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结业证书。
　　毕业后，他要求仍回到济南造纸厂工作。回到工厂后，不少工友评价他说：“老温真和咱们一条心，没有忘了咱们！”和他的感情更近了。
　　温纳瑞斯在美国由于经济困窘,28岁了还没有结婚。他来到中国的济南后,很快就建立起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老温曾娶过两个中国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位山东姑娘，结婚10年后患肺病去世，两人一直没有孩子。1966年，热心的工友又给老温介绍了一位名叫白锡荣的离过婚的32岁山东姑娘，两人都比较满意，一年后造纸厂的工友们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为他们热热闹闹操办了婚礼，工友们送给他们的结婚贺礼是每人一套毛主席像章。1970年6月，他们的大女儿温绍霞出生了；1972年，他们又喜得一子，取名温绍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温纳瑞斯自然也逃不过造反派的“专政”目光。北京的红卫兵说他是美国特务，曾派人专程到济南来抓他，准备把他带到北京去揪斗。和他相处了十多年的工友们一面想办法把他藏起来，一面和北京来人周旋。后来情况反映到了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出面说话了，指出温纳瑞斯是“国际和平战士”，任何人都不能动他的一根毫毛。造反派虽然悻悻然，却也无可奈何，“文革”十年，温纳瑞斯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冲击。
　　从1977年开始，温纳瑞斯先后被山东大学等高校聘请担任教授，讲授英语口语课程。他居住在中国红十字会为他提供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享受着教授级的待遇和公费医疗，国家每4年为他提供一次去美国的往返机票。老伴白锡荣的4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视温纳瑞斯如亲生父亲，经常买来温纳瑞斯喜欢的烟酒来看望他。笔者2001年去采访温纳瑞斯时，他和老伴生的一双子女都已结婚，小外孙女也已上小学二年级了，温纳瑞斯每天在家中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尽享着天伦之乐。
　　


　　温纳瑞斯回美国探亲，应邀在美国的47个州作演讲，介绍他在中国的经历和中国人的生活，在美国掀起一股“温纳瑞斯热”。温纳瑞斯说:“我比尼克松早来中国20年,我比尼克松更荣耀”。
　　自从1950年离开美国以后，温纳瑞斯曾3次回美探亲，第一次探亲时是在1976年，他本来只请了半年的假，结果美国国内的许多组织和团体纷纷邀请他作演讲介绍他在中国的生活和经历，他只好延长了假期，在美国呆了11个月。
　　在这11个月里，他的足迹遍及美国47个州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听众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传播和平思想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以及自己几十年来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当时美国的200多家新闻媒体对他进行过追踪报道，形成一股风靡全美的“温纳瑞斯热”。美国的《美中通讯》在介绍温纳瑞斯时说:“他的家乡把他当英雄来接待。”“美中人民友好协会”还赠送给他一幅万人签名、长达4米的条幅,以表扬他对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作的贡献。
　　温纳瑞斯在美国四处作演讲，介绍他在中国的经历和生活，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理所当然引起了美国一些右翼团体的反感，也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他在洛杉矶母亲家中居住时，联邦调查局就曾准备在邻居家中安装窃听器对他进行监控，遭到了邻居的拒绝。他在各地作演讲时，也经常有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在场，然而看到听众那期待的目光，他还是毫不畏惧地继续演讲了下去，因为他坚信一些听众对他说的话：“只要你说的都是你的亲身经历，又是有利于发展中美友谊的，谁也不敢出来干涉你！”
　　众多美国媒体在报道他的传奇经历和事迹时，竟站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上，一些媒体称他是“民间大使”、“和平使者”，另外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则称他是“被共产党‘洗过脑’的变节者”、“叛徒”、“疯子”。然而不论这些媒体的立场如何，在他们的报道中却都没有回避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温纳瑞斯作为一名前美军战俘，在中国定居后不但没有遭到迫害，反而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
　　1983年，温纳瑞斯第二次飞返洛杉矶探望母亲，当时他的母亲已经96岁高龄了，但老人家的神智依然清醒。她听了儿子介绍在中国的经历和生活情况后，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中国人对你这样好，你可千万要对得住中国人民啊！”
　　2000年，温纳瑞斯第三次回美国探亲，不到半年他就返回了中国。也曾经有人问温纳瑞斯：“美国经济那么发达，你怎么没有选择在美国安度晚年呢？”温纳瑞斯深有感慨地说：“美国人情味淡薄，有不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相当凄惨。我在中国有妻子儿女，有外孙女，还有那么多关心过照顾过我的好朋友，中国政府每月发给我几千元的退休工资，我的所有医疗费用,都是公家负担。每次返美探亲,工资照发,还发给出国旅费和往返机票费。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回到美国后我一无所有。至于回国探亲也是应该的，因为像我这样的年纪，再不回去看看不行了。亲戚朋友一个个都没有了。中国有句话叫‘叶落归根’，我的根在中国，我的骨灰将来要撒在黄河里……”
　　温纳瑞斯回国时，有人问他，是不是每天都有中国警察在监视他？
　　温纳瑞斯感到有点好笑，他说：“我留在中国生活，是自愿的，不是被迫的，我不可能做出伤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事。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我是国际和平战士，是国际友人，又不是恐怖分子，还有必要派警察监视我吗？”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温纳瑞斯在中国生活了近50年，却仍然是美国国籍。
　　温纳瑞斯解释说，“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曾多次提出要加入中国国籍，可当时不少政府机关陷于瘫痪状态，对他的要求，一直没有做出回应，时间久了，这事也就放下来了。温纳瑞斯每年都要到济南市公安局的外事管理部门办理在中国居留的例行登记手续。
　　温纳瑞斯在接受采访时曾自豪地告诉记者：“我比尼克松总统早20年到中国，我比尼克松更荣耀！现在中美建交了，我和所有的中国朋友和美国朋友都很高兴，伟大的中美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携起手来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温纳瑞斯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关心国内外大事，79岁高龄时仍盼望着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曾专门就此做出批示。
　　在中国度过了近半个世纪，温纳瑞斯这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言谈举止、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他喜欢喝中国的“老白干”白酒，喜欢抽济南当地产的“大鸡”牌香烟，更喜欢喝中国的茉莉花茶，至于西方人喜欢喝的饮料咖啡，他却很少喝。他每天吃的主食也是米饭和馒头，很少吃黄油面包。
　　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温纳瑞斯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20世纪60年代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期间，学习的主课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列主义理论等课程。
　　大学毕业后，他又多次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的书籍，他的书桌上摆放着翻旧了的《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周恩来选集》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书籍，他还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2004年，身体状况一向比较好的温纳瑞斯因腿部摔伤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家人按照他的意愿，把他葬在了济南的一个公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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