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离开北京，途经上海，于九月四日抵达厦门。他是应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来教书的。因在此只执教了一个学期，时间较短，没有展开很多的文学活动。但还是热情地支持了厦大学生的文学社团泱泱社和鼓浪社，为他们的社刊《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审改稿件，并且将《波艇》月刊介绍到北新书局代印和发行。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这也是上文所说，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的意思。”（《两地书·七三》）在这里，他又为厦大毕业生陈梦韶根据《红楼梦》改编的话剧剧本《绛洞花主》作《小引》。这篇小引虽短，但非敷衍塞责之作，却是提出了几个值得重视的新见解，其一便是接受理论上的問题：“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这时，接受美学还未流行。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鲁迅抵达广州。广州是当时的“革命策源地”，他应邀来到中山大学，原想一面教书，一面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攻。所以到广州后，即去创造社广州分部访问，还叫韦素园寄一些未名社的书来，在孙伏园开办的北新书屋里经售，也是想在此地开展文学活动的意思。但是，创造社的几个骨干，此时却已离开广州，而广州又是红里透白，鲁迅直觉到，这里既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局势非常微妙。这时，有人发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呼唤鲁迅出来呐喊，但鲁迅此时却被套上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头衔，忙得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哪里有时间呐喊呢？而且，他对广州的社会也未及深入了解，要呐喊也难。他说：“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查考。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语言。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语言，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字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anbaran（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已。”有一次，巡警捉住小偷，管屋的跟着大骂，鲁迅只听懂了这两个词，就凭这两个自以为懂得的方言词语去推测别人的对话，仿佛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似的，心安理得地回去做自己的事。“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在钟楼上》）
　　当时报上还说有两家对立的刊物《做什么》和《这样做》，是因鲁迅南来而创办的，其实与鲁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鲁迅也全不知情。
　　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五“血的游戏”，中大一些学生也被屠杀。鲁迅抗议无效，愤而辞职。但也没有马上离开广州，而是躲在白云楼寓所，整理他的著译。他编定了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散文《朝花夕拾》，又整理好译作《小约翰》，编定《唐宋传奇集》，将过去的工作告一段落。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唐宋传奇集》的《序例》中说：“日本有《游仙窟》，为唐张文成作，本当置《白猿传》之次，以章矛尘君方图版行，故不编入。”可见其对青年学者的支持。
　　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有一段记叙这段时期生活状况的话，很可以表达他此时的心境：“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他与文学青年重新接触，联手工作，是在到了上海之后。

一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来到上海，之后就定居于此。
　　他与创造社虽然有些历史恩怨，但从中国的文学事业考虑，还想与之合作，开创一个新局面。恰好创造社中有些人也有此想法，派人来与鲁迅联络，他们一拍即合，在十二月三日的《时事新报》上刊登《创造周刊》复刊启事，特约撰述员中鲁迅名列第一，郭沫若以麦克昂之名居第二，这就算是联合声明。但是，还来不及开展工作，创造社就变了卦。那时，成仿吾和一些新进分子从国外回来，推翻这个协议。他们发起普罗文学运动，却以鲁迅来祭旗，对他进行笔尖的围剿，弄得形势非常严重。
　　当时有一个青年廖立峨，原是厦门大学的学生，曾追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又跟着来到上海，自称是鲁迅的“义子”，要他供给膳宿、津贴零用，现在却对鲁迅说：“他们因为我住在你这里，就把我都看不起了。”为避免受到牵连，而告辞回家去。那时的风向，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到了不骂鲁迅即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地步。但另有一个厦门大学来的学生王方仁，却为了向鲁迅讨教的方便，在鲁迅家附近租了一个亭子间居住，后来又添了两个同伴：崔真吾和柔石，他们还搭在鲁迅家吃饭，在饭桌上相遇，就谈起出书之事。鲁迅本着支持青年文学事业的素愿，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就与他们组织了一个文艺小社团，取名为朝花社。
　　鲁迅说，朝花社创立之“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选》，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叶灵凤在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所布的围剿阵中，是冲锋在前的喽啰，而且表现得很极端。他在一篇小说里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都用鲁迅的《呐喊》去揩屁股，还有一幅题为《鲁迅先生》的漫画，画鲁迅手执“呐喊彷徨”的狼牙棒，身后插满写着“权威”“先驱”“小说旧闻钞”“有闲阶级”“以往的战绩”等旗帜，躲在酒坛后面，发出“救救老人”的呼声—把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等的批判文字，都表现在画面上。而他作为画家的笔调技法却是抄袭蕗谷虹儿的，所以鲁迅在出版《艺苑朝华》时，就顺便出了这一集，来揭穿他。其实，还有那本《比亚兹莱画选》的出版，也与揭露叶灵凤有关。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就说：“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剥来的。”蕗谷虹儿与比亚兹莱的画风，本来就有渊源关系，鲁迅在《〈蕗谷虹儿画选〉小引》中，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将问题说得很透彻：“《Modern Library》中的A. V. Beardsley画集一入中国，那锋利的刺激力，就激动了多年沉静的神经……Beardsley的线究竟又太强烈了，这时适有蕗谷虹儿的版画运来中国，是用幽婉之笔，来调和了Beardsley的锋芒，这尤合中国现代青年的心，所以他的募仿就至今不绝。”这里把叶灵凤们的摹仿途径，说得很清楚。 　　《艺苑朝华》共五辑，除《蕗谷虹儿画选》和《比亚兹莱画选》外，还有：《近代木刻选集（一）》，收英、法、美、意和瑞典木刻十二幅；《近代木刻选集（二）》，收英、法、美、德、日等国木刻十二幅；《新俄画选》，收苏联绘画、木刻十二幅。鲁迅晚年提倡木刻，这是一个开端。鲁迅自己也说：“创作木刻的绍介，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四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木刻纪程〉小引》）
　　从广告上看，《艺苑朝华》的计划还要大些。他们准备每期十二辑，每辑十二图，不断出下去。单是第一期，未出的就还有以下七辑：《法国插图选集》《英国插图选集》《俄国插图选集》《近代木刻选集（三）》《希腊瓶画选集》《近代木刻选集（四）》《罗丹雕刻选集》。但是出到第四辑，朝花社就解散了，第五辑还是解體以后出的，所以鲁迅在上文中说只出了四本。
　　朝花社于一九三○年春散体。为什么散体？鲁迅说：“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但后来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和《鲁迅回忆录》里还是说了出来。原来是王方仁捣的鬼。王方仁以有哥哥在上海四马路开教育用品社的方便为词，请求由他的社代买纸张油墨，并代为销售，但所用的纸，其实是不合于印木刻图用的，多是从拍卖行兜来的次货，油墨也是廉价的，印出来不是相得益彰，而是一块块、一堆堆不见线条的画，就相形见绌，以致卖得不好，收不回本钱，只好倒闭。所以说是大家受了一个人的骗。
　　但鲁迅却在朝花社里认识了一个靠得住的青年朋友，这就是柔石。他是一个实干的人，朝花社里除了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朝花社倒闭之后，他不但力气白花，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于是他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店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方面拼命地译书，准备还款。而且对鲁迅非常照顾，他们一同走路的时候，简直是扶着鲁迅走，因为怕他被汽车撞死。鲁迅说：“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为了忘却的记念》）
　　可惜这样一个做实事的好人，却和一些革命者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枪毙在龙华警备司令部里了。鲁迅痛恨这种残暴行为，他与冯雪峰一起编了《前哨》创刊号“纪念战死者专号”，并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和《柔石小传》，两年后，又发表《为了忘却的记念》，进行悼念。直至逝世前半年，别人在来信中提到看桃花时，他还说：“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1936年4月15日致颜黎民信）

二

　　译文社与一般文学社团不同，它其实只是《译文》杂志的编辑部，后来兼出《译文丛书》，而且出版发行工作一概委托给某一出版社，自己只是编稿而已。但是，中途发生了一件事，鲁迅为了支持一位年轻编辑的工作，维护他的人格尊严，挺身对抗出版界的诸多实权派，却是值得书写的。
　　创办《译文》杂志，是鲁迅的主意，目的是要提高一下翻译的身价。
　　中国人喜欢赶时髦，走极端，过去一向不重视翻译，但到了一九三○年，翻译作品却忽然泛滥起来，讲得好听一点，说是“翻译年”，但乱译、赶译、瞎译的很多，弄得译作的信誉更加一落千丈，书店不肯收译稿，读者也很有意见。鲁迅一向是重视翻译工作的，那几年他就写了许多为翻译辩护的文章，为了振兴翻译事业，他又与茅盾商量，想创办一专门刊载翻译文学作品的杂志，不搞一般的时髦品，但求真想用功者读后有点好处，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要好，销数不求其多。发起人除鲁迅、茅盾以外，又加了一个黎烈文。黎烈文原是《申报》《自由谈》副刊的编辑，因为倾向进步，经常发表鲁迅等革命作家的文章，引起当局的不满和反动文人的围攻，在他们的压力下辞职了，鲁迅说为防他消极，要他一起来做发起人。但是他们都是有年纪的人，而且很忙，得有一个青年人做跑腿的工作，茅盾推荐了黄源。黄源是茅盾主持的《文学》杂志的助编。
　　这样，《译文》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了，由生活书店发行。编者在《创刊号前记》里介绍本刊的特点是：“原料没有限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固定：小说，戏剧，诗，论文，随笔，都要来一点。”“文字之外，多加图画。”这是一本门类广泛、图文并茂的翻译刊物。前三期由鲁迅编辑。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日记中记道：“晴，热。自晨至晚编《译文》……胁痛颇烈。”可见其辛劳！
　　本来说好，黄源只做做跑腿工作的，如联系出版社、跑印刷厂等。但鲁迅看到他做事踏实，先是把校对工作交给他，三期之后，又让他接任编辑之责，说：“我跟茅盾说过，你学习了三个月已经毕业了，第四期起，由你编辑。”这样，他就放手交权，让黄源独当一面，自己只是从背后加以支持。
　　由于《译文》译者的阵容强大，内容扎实，插图精美，同时也由于鲁迅的信誉，杂志深受读者欢迎，第一期出版后，很快就再版了五次。所以不久，鲁迅就策划再出版《译文丛书》之事。当时刚好茅盾有一本译作《弱小民族文学集》，黎烈文有一本《梅里美短篇小说集》，鲁迅又正邀请孟十还合译六卷本《果戈理选集》，这些都可作为第一批译作，收入《译文丛书》。
　　出版方面，仍由黄源与生活书店接洽。当时生活书店主持人邹韬奋到欧洲去了，书店业务由徐伯昕经管。黄源与徐伯昕一说，徐伯昕当即答应，说叫他们先译出来，成书后再订合同。于是，鲁迅一面“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地赶译《死魂灵》，先给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发表，再行出书，一面催促合作伙伴孟十还赶快译：“我想，先生最好先把《密尔格拉特》赶紧译完，即出版。假如定果戈理的选集为六本，则明年一年内应出完，因为每一个外国大作家，在中国只能走运两三年，一久，就又被厌弃了，所以必须在还未走气时出版。”（1935年9月8日致孟十还信）鲁迅这时已很注意读者心理和市场行情了。
　　但不久，邹韬奋从欧洲回国，情况起了一些变化。他让体弱有病的徐伯昕到莫干山休养，由毕云程代行经理之职。《译文》杂志第二年的出版业务是签过合同的，当然还是有效，《译文丛书》只有口头协议，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他们就不认账了，说生活书店不能出版这套丛书。鲁迅对于这种毁约的事情见得多了，听了也并不生气，就商量着另找一家出版社。黄源想了一下说，他和巴金、吴朗西很熟，他们在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但不知道经济上有没有能力出这套丛书？鲁迅对巴金有好的印象，也支持过他的工作，就同意黄源去联系。巴金、吴朗西对鲁迅都很尊重，这件事他们当然支持，于是一说即合。鲁迅听了也很高兴，事情就定了下来。黄源遂于九月十五日在南京饭店设宴，请双方见面讲定《译文丛书》的出版事宜。那天，双方的主要人物都出场了，译文社方面有鲁迅、茅盾、黎烈文；文化生活出版社方面，巴金和吴朗西都来了；鲁迅又请了胡风，并带了许广平和海婴，可见其情绪之好；黄源还请了《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他当时在该杂志里是傅东华的助手—《文学》杂志实际上是茅盾和郑振铎主持的，茅盾因政治原因不能出面，前几年郑振铎又远在北平教书，所以请傅东华挂主编之职。但这个傅东华，却在宴会之后就把消息通到生活书店里去了。 　　于是，第三天，即九月十七日，生活书店就请鲁迅到新亚公司吃饭。主人是邹韬奋、毕云程，鲁迅是茅盾和郑振铎请来的，此外还有傅东华和胡愈之。刚开席，毕云程就提出撤换《译文》编辑问题，说是仍要鲁迅担任，不要黄源。这显然是因为黄源联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文丛书》的缘故。但这是你生活书店拒绝接受之后再联系别的出版社的，有何不可？鲁迅觉得他们这样做未免太霸道了，而且认为这是“吃讲茶”的办法，绝对不能接受。于是把筷子一放，就拂袖而去，弄得一桌子人都很尴尬。
　　第二天，刚好黄源为了《译文》的编务来找鲁迅，鲁迅就把此事告诉他，并且说，已经约好茅盾与黎烈文来开会，叫他留下吃中饭，下午一起参加会议。茅盾和黎烈文来后，鲁迅说：“《译文》第二年合同，我已经签发，但他们昨夜把它推翻了，因此这合同作废。”接着就从口袋里取出合同，撕得粉碎。并说：“生活书店如要继续出版《译文》，合同由黄源签字，你们同意吗？”茅盾和黎烈文都表示同意，会议就结束了。
　　后来，胡愈之、郑振铎曾出面调解，但由于他们的条件时有变化，都没有谈妥。于是，《译文》杂志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出版了终刊号。到一九三六年三月才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译文》事件对鲁迅刺激很大，他在致友人书信中，曾多次提及，对此事提出尖锐的批评。
　　近年常看到有人撰文，说鲁迅脾气不好，动不动翻脸，很难相处，不如有些文化人那样随和易处，还要向读者提问：你是喜欢与那些随和的人交朋友呢，还是喜欢与鲁迅这样的人交朋友呢？这其实是一种误导。因为他抽掉了处世的原则问题，只从随和不随和来看，这就陷入了无是非观。中国前有“和光同尘”的古训，今有“捣糨糊”的伎俩，倒是很随和的，但如果照这条路子走下去，必然弄得大家不能明辨是非，不敢坚持真理，更不能仗义执言，这将成何世界？
　　关于《译文》事件，即使是生活书店中的同人，也自有公论。当时到莫干山养病去的经理徐伯昕，后来就说：“书店要把他（按：指黄源）撤职，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怪不得鲁迅十分生气，在那么多信中提到这件事。……黄源在鲁迅的指导下编辑《译文》，在困难条件下坚持与国民党作斗争，书店不但不支持鲁迅和黄源，反而要把黄源撤换，这种做法到底对谁有利，不是很清楚吗？”“在《译文》停刊事件以前同鲁迅关系一直很好。……像在《译文》停刊这样重大问题上同鲁迅发生这么深的分歧，还从来没有过。我认为书店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鲁迅先生是正确的。”

三

　　一九三五年，鲁迅又创立了一个“奴隶社”。它其实只是为几位青年作家出版作品而拟定的社名。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的《奴隶丛书》有三种：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田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假托“上海容光书局”发行。
　　萧军（即田军）、萧红是东北流亡作家。他们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一日逃离日军占领的哈尔滨，经大连到达青岛，经朋友介绍，萧军在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萧红在家做家务并写稿。萧军在哈尔滨时就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到青岛后完成了初稿；萧红在萧军的鼓励下，也开始写一部中篇小说《生死场》。但当时革命文学理论流行，他们也吃不准自己所写的东西是否有社会价值，于是萧军就写信给鲁迅，请教一些创作上的问题，并想请他看看稿件。他并不认识鲁迅，只是听朋友说起，写给鲁迅的信可由内山书店转去，所以就大胆地试它一试。但想不到不久就收到回信，简短地回答了他所提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创作上的疑问，鲁迅答道：“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另一个是要请鲁迅看稿的要求，鲁迅答道：“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并告以寄稿地址。（1934年10月9日复萧军信）
　　萧军萧红收到鲁迅的回信后，简直欣喜若狂。萧军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人与人间》里回忆道：“我把这信和朋友们一起读了又读；和萧红一起读了又读；当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候，只要抽出时间，不论日间或深夜，不论在海滨或山头……我也总是把它读了又读。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它就如一纸‘护身符箓’似的永远带在我身边！”
　　其实，这里关于创作题材问题的意见，早在三年前鲁迅就在回复沙汀、艾芜提问的那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已经说过了，而且还表达得更充分，但左翼作家听不进鲁迅的劝告，总是热心于配合政治任务写作，为“最中心之主题”论所左右，因而难以有大成就。难怪后来鲁迅不赞成萧军加入左联，怕他“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萧军倒是认为：鲁迅关于创作问题的意见“是从实际、根本出发来要求于一个作者的”，说“这一具体而扼要的教导，它开扩了、丰富了我们的创作思想，天地变得广阔了”（《人与人间》）。所以，萧军、萧红是遵照鲁迅所说的这条路子走下去的，虽然由于时代环境的关系，未能安心写作，但成就还是要比他们大些，这是值得后人总结的历史教训。
　　萧军将书稿寄给鲁迅不久，他所任职的《青岛晨报》就因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系而无法生存下去了。他与萧红拿到四十元钱，就流浪到上海。他们在上海无亲无故，这四十块钱买了船票之后，剩下来的就不多了，是用不了几天的，是鲁迅接济了他们，而且为他们介绍文章到《文学》《太白》《新小说》等刊物上发表，取得稿费来维持生活。当时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情况复杂，鲁迅怕他们不熟悉上海的情况，容易上当受骗，还特地请青年作者叶紫做他们的向导，带领了他们一段时期。接着，就以奴隶社的名义，为他们三人各出了一本书。鲁迅不但为他们看稿，而且还为这三本书各写了序言，对它们的成绩作出肯定，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如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里说：他见过几种述说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緊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这几本书出之后，影响很大，作为青年作家，他们就站住脚了。特别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因为是写东北抗日义军的，在当时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当然更加引人注意。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四

　　鲁迅帮助青年作家的出版工作，不仅限于文学社团，对他们个人的出书或鲁迅本人没有介入的出版社，也是竭力加以帮助。
　　比如孙用，原来只是鲁迅编辑《奔流》杂志时的一个投稿者，彼此并不认识。他从世界语转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童话叙事长诗《勇敢的约翰》，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寄给鲁迅。鲁迅一向很爱裴多菲的人和诗，又见译文认真而且流利，计划印单行本未成，便想陆续登在《奔流》杂志上，介绍给中国，于是写信给译者，问他是否能访到美丽的插图。等孙用写信到匈牙利访到十二幅很好的图片时，《奔流》已经莫名其妙地停刊了。鲁迅觉得将这書湮没了太可惜，自己又无力印行，就介绍到小说月报社去，然而似要非要，又送到学生杂志社去，却是简直不要，于是，满身晦气，怅然回来。最后，鲁迅找到一家小书店—湖风书店承印，图片的印费还是鲁迅垫付的，终于把此书较好地出版了。
　　又如，巴金和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鲁迅也没有什么关系，但鲁迅赞赏他们所做的文化事业，而且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好作家，所以很支持他们的工作。他们推出第一套丛书《文化生活丛刊》时，要求鲁迅支持，鲁迅就给了他们一本译稿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接着，他们要出版《文学丛刊》，巴金希望第一集里有鲁迅的作品，以资号召，鲁迅也立即答应了，他打算给的是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这本书，原准备了八则材料，现在只写成四篇：一篇是为了回敬成仿吾的黑旋风式的批评，从《呐喊》中抽下来的《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还有在厦门时写的两篇《铸剑》（发表时题为《眉间尺》）和《奔月》，一九三四年又写了一篇《非攻》，还有四篇没有写。当时，鲁迅身体已经不好，本来准备慢慢写的，不料忽然在报纸上看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广告，说是在旧历新年之前要将《文学丛刊》第一集的十六本出齐，他不愿耽误出版社的出书计划，于是就在一个月之内赶写好余下的四篇，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将《故事新编》编好，并作序讫。巴金也很重视，在一个月之内，就将《故事新编》印出，送到鲁迅手中。此后，巴金又向鲁迅约《文学丛刊》第四集的稿子，鲁迅也答应了，将几篇文章放在一起，准备出一本《夜记》，可惜此书未及完成，鲁迅就逝世了，这部书稿是由许广平编辑出版的。
　　当然，巴金、吴朗西对鲁迅的工作也很支持。上文所说生活书店拒绝出版的《译文丛书》，就是文化生活社接下来的，还有，鲁迅以三闲书屋自费出版的《死魂灵百图》，也是文化生活社承印的。他们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在当时文化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巴金是鲁迅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