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月28日开始，匈牙利实施了“禁足令”。虽然全国确诊343人，死亡10人，但对一个经济不算发达、人口不足千万的小国来说，政府丝毫不敢松懈。
　　禁足的前日，日暖天蓝，我仪式性地在老城区散了一圈步，拍了一组告示，准备给北二外的学生上网课用。告示写得一张比一张更有人情味。残疾人用品店留下电话号码，有急需的客人可约服务;书店的停业通知不忘写上一句：“我们相信，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你们可以在书籍提供的世界里找到快乐和安慰，想来，精神的健康至少跟身体的健康同样重要。”
　　街上行人稀少，很多商店的大门外排了长长一队，间隔两米，一出一进;多瑙河畔的玛格丽特岛（无人居住的绿岛）上有坚持运动的年轻人的身影，骑车、跑步、玩滑板……说欧洲人懒散，这是事实，不过他们普遍守规也是事实。“禁足令”一旦实施，街巷里便无人随便走动，街上没警察巡逻，楼前没保安把守，只靠贴在楼门外的一纸告示，居民自觉执行。
　　我住在帝国时代的老楼里。从空中俯瞰，这是个四合院，每层都有朝向庭院的悬廊，因此邻里碰面相对频繁。远远望见会招手微笑，楼道里遇见会碰一下胳膊肘（这是疫情暴发后的新礼节），能听到比平时更多的关心，但极少听到议论和抱怨。想来疫情信息公开透明，谁知道的都不比别人更多。
　　虽然“禁足”，但可以出门购买生活必需品，看病，遛狗，甚至单人锻炼或散步（不能结伴，要在绿地），家庭范围内的婚礼和葬礼也不禁止。政府明文规定：超市和药店，午前只接待65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老人易感，政府不建议那些必须工作的家长把孩子交给老人，各街区设有托管机构。当局还推出一系列帮助困难群体的措施，比如推迟还贷时限，全额免除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社保费用等。
　　与匈牙利相比，西欧疫情更重，意大利和西班牙可用“惨烈”形容。当然就像英雄的武汉，灾难越大，人道的力量也越被激发。意大利的医护人员也像中国同行们一样前赴后继，已感染6000人，牺牲40人，但即使这样，还有许多退休医生主动返岗。在离米兰不远的一个小镇上，72岁的贝拉戴利神父真的让出了呼吸机。他要求停掉教区人专门捐给他用的呼吸机，让给一位陌生青年。几天后老人去世，全镇人在阳台上为他鼓掌送行。一个多月来，意大利已有五十多位神父因经常出入重症病房安抚患者，而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信仰。
　　另外也有巨大的悲情。意大利一位自愿调到重症科室工作的女护士发烧后跳河，因“不愿连累其他人”;德国黑森州财政部长不忍看经济的重创而抑郁卧轨，因“担心无力实现人们的巨大期望”。当然，谁都不愿听到这类黑色的消息，但对于逝者超常的责任感，我肃然起敬。
　　欧洲人的行动虽迟缓一些，可一旦行动起来，也镇定果断。不仅英、法、德等大国政府发钱补助留在家里的平民，波兰也为个体补贴工资;党派间停止了相互攻击，百姓也显示出“战时的团结”，各国都建起志愿者大军。地球是圆的，人类是共同体，没有人能在灾难中独善其身。
　　空寂的布达佩斯，让我感到熟悉的陌生。面对疫情，市民们表现出自由的自觉，独立的团结。有惊惧，但无恐慌;有伤痛，但无怨愤。这座经历了太多磨难的城市的空寂，让我想起马洛伊小说里描绘的那个在空袭后仍西装革履走在瓦砾中的布达佩斯男子，优雅从容，不带一丝失态的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