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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以后，回忆起上海书展的那10天。在巨鹿路“爱神花园”（《收获》杂志的办公地）的那个下午，成了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记忆。
在布满青藤的老建筑里，来来回回穿梭了很久。沿着旋转的楼梯一直爬到顶层，看着水晶灯从顶端一直垂落下来，站在颜色各异的玻璃片形成的拱形落地窗前，听《收获》主编程永新讲着文学的那些事，有“王朔”，有“80年代”， 也有“今天”……
80年代大家憋着一股劲往外冒
“我们从80年代聊起吧，一直觉得80年代是文学最璀璨的时期，而到后来我觉得在慢慢滑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程永新作为《收获》杂志的元老，余华、苏童、王朔等现在中国最好的作家，都是他给挖掘出来的。由此，他成为见证80年代“文学热”的一个当事人。
“你的想法是对的。80年代到90年代过渡，文学是由上往下滑落的，这个是跟民众、读者对文学的关注度开始往下降有关。”
“北岛这么形容80年代，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我们现在听80年代，像个神话，羡慕不已。”程永新听了我的描述，笑了笑，说：“80年代，大家全部都关注文学。从一个封闭社会走出来，那个时候没有事情干，当时经商是不合法的。所以，对过去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一些看法、怨气、不满，都在文学作品找到一个通道。文学恰好是跟人的欲望、追求和对现实的一些想法结合在一起。现在年轻人写作的冲击力没有80年代那么大，因为那个时候，它正好是一个机遇，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往外冒。”
“但是看中国文学史，从80年代出发的作家，重要的作品都在90年代的。像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些重要的作品都是在90年代产生的。王朔在90年代也有重要的作品，他们是80年代出发，真正有成就是在90年代。作为整个文学运动的成果其实是在90年代。”
1988年是“王朔年”，但是《收获》是从1986年就开始有王朔的东西。
程永新说着说着扯到了王朔，“王朔第一次跑到这边来找我，穿了个拖鞋，光头，而且在走廊里嗓子很大地叫我的名字。我当时很反感这个人，我说‘这个人干嘛啊。’他告诉我，‘我在做生意，倒卖中药。’”
我们一听全乐了，他倒没理会我们，继续很严肃地讲：“我当时也比较年轻，有一种偏见，心想，‘这个衣冠不整的人怎么写出好小说呢？’其实他还是很好，后来接触多了，还是觉得王朔很善良。他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非常聪明。”
后来，程永新还是用了王朔的作品，第一篇就是《顽主》，当时刚发表，便轰动了整个北京文学圈。众人议论纷纷：“还有这个人？”“这个人是干嘛的？”
改变程永新对王朔“厌恶”是因为《空中小姐》。“我觉得这个人很会讲故事，故事讲得很细腻，让我有想看下去的冲动。这也是一种能力，不一定背后有很深的思想和意义。我是一口气把他《空中小姐》看完的，我就给他写了信，他就给了我第一篇小说《顽主》。”
“他最开始给我的名字是《五花肉》，我当时看到就说，‘你这是什么名字，再去想想！’后来他就想了三个名字，我说这个‘顽主’还行。”
程永新觉得王朔的文学感觉特别好，“他的文字肯定不是像余华、苏童那么漂亮，但是对生活表现质感、生动，视角灵活，人物活灵活现，还有对中国当代影视的贡献是巨大的，几乎似乎改变了中国当代影视。所以文学界的很多人走出去是提高了影视的整体素质。”
不断挖掘新人，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几代人几乎都跟《收获》有关系。陈村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收获》在我们心中，一直是一本殿堂级的文学刊物。程永新听后，嘴角骄傲地上扬。
1983年，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程永新就来到了《收获》杂志，他伴随着《收获》走过了30多个年头，同时也是在80年代《收获》连续3年推出年轻作家专号的推动人。“80年代中期的时候，文学开始表现过往生活当中不尽如人意的东西，比如说《人到中年》这样的作品，就是表现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受到的不好遭遇，文学都是这样一些写作，当时也很影响力。”
“我刚刚说的小说虽然他们一时很轰动很受欢迎，但那些小说没有很深刻的内涵，就是表现社会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问题小说。他不要求有太深刻的思想，它只要把过去的一些问题化作故事。”
程永新是典型的上海人，语速很快，普通话交杂着上海腔。“但到80年代中期之后，大量翻译作品过来，使得中国的写作者对20世纪欧美文学有一些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写作和世界文学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批年轻人开始探索，希望有一个新的写法。”
1986年，韩少功提出的寻根文学，后来又有了先锋文学。“其实那些都是文学渴望转型的表现，向世界好的小说看齐，希望通过那些外力，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准，就是文学革命。”
“当时，我感觉到有这么一批年轻人写出完全不同于他们前面的作家所写出的作品，我就跟主持我们工作的李小林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年轻人的作品集中起来。’她很支持这个事情。”
于是，《收获》从1986年开始到1988年，连续三年推出年轻作家专号。那些作品风格不同，存在着各种技法的探索，表现着各种人跟世界的关系和生活的各种方面。“其实那件事在今天看来是完全没什么的，但是在当时，全国一片哗然。”
质疑声此起彼伏，程永新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收获》作为一本老牌杂志，1957年创办的，他们觉得突然推出年轻人的东西，这么一种姿态，好像不太对劲。当时都有人打报告，宣传部、作协领导专门来调查这件事。到最后是以没事告终。”
“后来大家是作为一个事件来谈的，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生活当中已经存在。写作的变化，年轻人的存在，都已经变成现实了。只不过由《收获》来牵头做这件事情，它就直接、迅速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其实我们不做，其他刊物肯定也会有人去做。反过来看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允许你骂现代，骂生活就是一种进步。”
今年，《收获》又推出了年轻作家的专号，显然没有当时的轰动效果，但是其实正如程永新所说，“慢慢的，我们变成了一个常态，不断地发现新人，挖掘新人，变成了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表现内心达到什么样深度，作品就有什么样的份量
“人们都说现在没有纯文学了？”
程永新看了30年的文字，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学态度显然比较客观。“整个社会转型以后，人们关注文学的方式出现了分化，所以，对传统文学怎么去理解，确实与从前不一样。年轻一代与我们一代成长的背景、生活状况完全不一样，比如像韩寒、郭敬明这些作家，他们是没有文革记忆、历史记忆的一代人，他们是全新的。在新的社会里所产生的这一代人对写作的看法，造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文学表达。”
程永新似乎并不排斥今天的网络文学，“现在成了几种写作人并存的状态，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的，可以互相刺激。”
“年轻的作家像张悦然，我们私下也聊过，他们从新概念作文大赛里出来，然后网络上也被很多年轻人所喜欢，有很多粉丝，可是她对传统文学有一种敬畏在里面。我跟郭敬明也接触过，给我的印象非常有礼貌和谦虚。前几年的书展，他和麦家有个谈话，让我去主持，我感觉他对用传统方式写作的作家还是有一种敬意。很多网络的作家，也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在纸质媒体上发表，希望得到传统文学界的认可，这种状况挺好的。”
“好文学的标准是什么？”说到这个问题，程永新若有所思，“这个十年内心文学发展得非常迅猛，我们觉得好的文学还是与人有关，与人性有关系，反映人精神面貌和本质的东西，反映人的生活和世界。表现人内部心灵最本质的东西，达到什么样深度，作品就有什么样的份量。”
最后，程永新微微笑了笑，充满自信地说，“对于年轻作家，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成长，他们会越来越关注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没有传统和历史的未来是很肤浅的。”
在布满青藤的老建筑里，来来回回穿梭了很久。沿着旋转的楼梯一直爬到顶层，看着水晶灯从顶端一直垂落下来，站在颜色各异的玻璃片形成的拱形落地窗前，听《收获》主编程永新讲着文学的那些事，有“王朔”，有“80年代”， 也有“今天”……
80年代大家憋着一股劲往外冒
“我们从80年代聊起吧，一直觉得80年代是文学最璀璨的时期，而到后来我觉得在慢慢滑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程永新作为《收获》杂志的元老，余华、苏童、王朔等现在中国最好的作家，都是他给挖掘出来的。由此，他成为见证80年代“文学热”的一个当事人。
“你的想法是对的。80年代到90年代过渡，文学是由上往下滑落的，这个是跟民众、读者对文学的关注度开始往下降有关。”
“北岛这么形容80年代，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我们现在听80年代，像个神话，羡慕不已。”程永新听了我的描述，笑了笑，说：“80年代，大家全部都关注文学。从一个封闭社会走出来，那个时候没有事情干，当时经商是不合法的。所以，对过去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一些看法、怨气、不满，都在文学作品找到一个通道。文学恰好是跟人的欲望、追求和对现实的一些想法结合在一起。现在年轻人写作的冲击力没有80年代那么大，因为那个时候，它正好是一个机遇，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往外冒。”
“但是看中国文学史，从80年代出发的作家，重要的作品都在90年代的。像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些重要的作品都是在90年代产生的。王朔在90年代也有重要的作品，他们是80年代出发，真正有成就是在90年代。作为整个文学运动的成果其实是在90年代。”
1988年是“王朔年”，但是《收获》是从1986年就开始有王朔的东西。
程永新说着说着扯到了王朔，“王朔第一次跑到这边来找我，穿了个拖鞋，光头，而且在走廊里嗓子很大地叫我的名字。我当时很反感这个人，我说‘这个人干嘛啊。’他告诉我，‘我在做生意，倒卖中药。’”
我们一听全乐了，他倒没理会我们，继续很严肃地讲：“我当时也比较年轻，有一种偏见，心想，‘这个衣冠不整的人怎么写出好小说呢？’其实他还是很好，后来接触多了，还是觉得王朔很善良。他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非常聪明。”
后来，程永新还是用了王朔的作品，第一篇就是《顽主》，当时刚发表，便轰动了整个北京文学圈。众人议论纷纷：“还有这个人？”“这个人是干嘛的？”
改变程永新对王朔“厌恶”是因为《空中小姐》。“我觉得这个人很会讲故事，故事讲得很细腻，让我有想看下去的冲动。这也是一种能力，不一定背后有很深的思想和意义。我是一口气把他《空中小姐》看完的，我就给他写了信，他就给了我第一篇小说《顽主》。”
“他最开始给我的名字是《五花肉》，我当时看到就说，‘你这是什么名字，再去想想！’后来他就想了三个名字，我说这个‘顽主’还行。”
程永新觉得王朔的文学感觉特别好，“他的文字肯定不是像余华、苏童那么漂亮，但是对生活表现质感、生动，视角灵活，人物活灵活现，还有对中国当代影视的贡献是巨大的，几乎似乎改变了中国当代影视。所以文学界的很多人走出去是提高了影视的整体素质。”
不断挖掘新人，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几代人几乎都跟《收获》有关系。陈村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写本。”《收获》在我们心中，一直是一本殿堂级的文学刊物。程永新听后，嘴角骄傲地上扬。
1983年，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程永新就来到了《收获》杂志，他伴随着《收获》走过了30多个年头，同时也是在80年代《收获》连续3年推出年轻作家专号的推动人。“80年代中期的时候，文学开始表现过往生活当中不尽如人意的东西，比如说《人到中年》这样的作品，就是表现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受到的不好遭遇，文学都是这样一些写作，当时也很影响力。”
“我刚刚说的小说虽然他们一时很轰动很受欢迎，但那些小说没有很深刻的内涵，就是表现社会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问题小说。他不要求有太深刻的思想，它只要把过去的一些问题化作故事。”
程永新是典型的上海人，语速很快，普通话交杂着上海腔。“但到80年代中期之后，大量翻译作品过来，使得中国的写作者对20世纪欧美文学有一些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写作和世界文学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批年轻人开始探索，希望有一个新的写法。”
1986年，韩少功提出的寻根文学，后来又有了先锋文学。“其实那些都是文学渴望转型的表现，向世界好的小说看齐，希望通过那些外力，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准，就是文学革命。”
“当时，我感觉到有这么一批年轻人写出完全不同于他们前面的作家所写出的作品，我就跟主持我们工作的李小林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年轻人的作品集中起来。’她很支持这个事情。”
于是，《收获》从1986年开始到1988年，连续三年推出年轻作家专号。那些作品风格不同，存在着各种技法的探索，表现着各种人跟世界的关系和生活的各种方面。“其实那件事在今天看来是完全没什么的，但是在当时，全国一片哗然。”
质疑声此起彼伏，程永新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收获》作为一本老牌杂志，1957年创办的，他们觉得突然推出年轻人的东西，这么一种姿态，好像不太对劲。当时都有人打报告，宣传部、作协领导专门来调查这件事。到最后是以没事告终。”
“后来大家是作为一个事件来谈的，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生活当中已经存在。写作的变化，年轻人的存在，都已经变成现实了。只不过由《收获》来牵头做这件事情，它就直接、迅速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其实我们不做，其他刊物肯定也会有人去做。反过来看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允许你骂现代，骂生活就是一种进步。”
今年，《收获》又推出了年轻作家的专号，显然没有当时的轰动效果，但是其实正如程永新所说，“慢慢的，我们变成了一个常态，不断地发现新人，挖掘新人，变成了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表现内心达到什么样深度，作品就有什么样的份量
“人们都说现在没有纯文学了？”
程永新看了30年的文字，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学态度显然比较客观。“整个社会转型以后，人们关注文学的方式出现了分化，所以，对传统文学怎么去理解，确实与从前不一样。年轻一代与我们一代成长的背景、生活状况完全不一样，比如像韩寒、郭敬明这些作家，他们是没有文革记忆、历史记忆的一代人，他们是全新的。在新的社会里所产生的这一代人对写作的看法，造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文学表达。”
程永新似乎并不排斥今天的网络文学，“现在成了几种写作人并存的状态，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的，可以互相刺激。”
“年轻的作家像张悦然，我们私下也聊过，他们从新概念作文大赛里出来，然后网络上也被很多年轻人所喜欢，有很多粉丝，可是她对传统文学有一种敬畏在里面。我跟郭敬明也接触过，给我的印象非常有礼貌和谦虚。前几年的书展，他和麦家有个谈话，让我去主持，我感觉他对用传统方式写作的作家还是有一种敬意。很多网络的作家，也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在纸质媒体上发表，希望得到传统文学界的认可，这种状况挺好的。”
“好文学的标准是什么？”说到这个问题，程永新若有所思，“这个十年内心文学发展得非常迅猛，我们觉得好的文学还是与人有关，与人性有关系，反映人精神面貌和本质的东西，反映人的生活和世界。表现人内部心灵最本质的东西，达到什么样深度，作品就有什么样的份量。”
最后，程永新微微笑了笑，充满自信地说，“对于年轻作家，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成长，他们会越来越关注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没有传统和历史的未来是很肤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