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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谈起印度，我们的第一感觉是脏、乱、穷，而“人太多”（火车顶上都坐满了人）则被视为祸根所在。在人们看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缺失，或者虽有政策，执行起来虎头蛇尾，凸显了印度政府的无能。这个国家作为竞争对手，远不足虑；作为穷邻居，它似乎已经滑到了无可救药的边缘。
印度政府，还有那些热心公共事务的民间人士、非政府组织，也曾花大力气尝试控制本国人口，这其中既有宣传诱导，也有雷霆手段（其中包括获得各种执照或贷款必须出示绝育证明；犯人未经绝育手术不得假释等）。无奈的是，节制生育是同印度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相悖的，印度老百姓不喜欢计划生育，再漂亮的口号也没法让他们的思想转过弯来（印度人偏爱多子多孙，100多人的大家庭非常常见，人们的社交圈子也主要局限在自己的堂兄妹和表兄妹们中间）。1977年，在节制生育上实行强硬政策的国大党政府还被选民用选票轰下了台。此后，对任何政党来说，强制推行计划生育就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于是，新上台的各届政府对节制生育的议题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出言谨慎。
而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人们在人口问题上有了新的发现和体验，传统的人口理论受到了冲击。学者们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何积极影响为切入点，对“人口过剩”这一问题进行了再认识。人们开始摒弃新马尔萨斯主义，不再对人口增长的现象取绝对悲观态度了。而人口是一种优势而非负担的观点渐趋流行。
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红利是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以美国为例，二战后出现的“婴儿潮”后来即成长为了“兴旺的一代”。 人口红利对1970—200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
按照本书作者的说法，当下的印度在人口优势方面占尽了先机，正处于黄金时期。当年，印度因节制生育政策失败而多生的孩子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这并非印度人或政府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属歪打正着，所谓 “无心插柳柳成荫”。
今天的印度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国家，劳动大军的平均年龄仅为27岁。世界各国大多经历了这样的人口曲线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营养、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率必然下降。其后带来的就是因为居民自愿减少生育而导致的出生率下降。印度自然也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过程。但因为在人口方面受到的人为或行政干预较少，所以印度出生率下降的曲线较为平缓、自然，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也较为长久。
早在1980年，印度已经开始享受人口红利了，这一效应会一直延续到2050年，这足以避免中国这种“未富先老”的尴尬。
此外，当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纷纷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印度年轻的劳动人口恰好填补了世界劳动力的缺口。在作者看来，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人才招聘的目的地。在一个头发日渐灰白的世界上，年轻的印度工程师和经理，作为IT/外包行业的一支生力军，已经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好评。
然而，在论及人口优势的时候，作者并没有刻意回避人口众多的负面影响，事情有利即有弊：人口过多会给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带来巨大的压力，把握不好，则有可能产生剧烈的社会和文化动荡。传统的人口学观点是无法全盘否定的。对此，书中发出警告，假如国家在教育、医疗、就业、环境方面不能及时应对人口形势的变化，就会坐失人口红利的良机。上世纪80年代巴西等南美国家出现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窗户虽然开着，阳光却没有射进来”的败笔。而像一个人一样，一个国家也只能年轻一次。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家的人口命运即国运”。
特别推荐
《新四军将帅通信纪事》
斯简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
本书作者从13岁开始就在崇明、海门从事地下交通通信和抗日救国活动，15岁加入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师，从事报务工作，与通信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作者在《新四军将帅通信纪事》一书中，通过对新四军将帅与通信兵战斗历程的往事回忆，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重视新四军通信建设的史实。
作者对新四军通信的诸多事例如数家珍，他用朴素的语言和“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史实，使读者在文字的起伏中领略到阅读的愉悦。例如，通过对老战友的深情回忆，记叙了叶挺在危急情况下下令砸毁电台的悲壮。1938年1月叶挺军长为建立新四军电台通信，亲赴香港募集军费，购买通讯电台设备，由此开创了新四军无线电通信的先河。但在1940年1月皖南事变的危急时刻，为不让电台、机密落入敌手，叶挺毅然悲愤地下令砸毁军部的5部电台，烧毁密码，率领手枪队和电台人员一起冲向国民党顽军，其高大的英雄形象似一座丰碑，令人难以忘怀。
（王建春）
新书速递
《中国1911》
伍立杨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本书以辛亥革命为基点荡漾开去，以辛亥年比万历十五年，辛亥革命的重要人与事均得以体现。本书在史料的占有上，较之以往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对新史料的运用以及对旧史料的重新解读。作者从辛亥革命志士熊秉坤的回忆录中，客观地印证了孙中山先生对于辛亥革命以及武昌起义的精神领袖的地位；还通过对旧史料的新解读，得出共进会、文学社与同盟会之间关系的新结论。
印度政府，还有那些热心公共事务的民间人士、非政府组织，也曾花大力气尝试控制本国人口，这其中既有宣传诱导，也有雷霆手段（其中包括获得各种执照或贷款必须出示绝育证明；犯人未经绝育手术不得假释等）。无奈的是，节制生育是同印度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相悖的，印度老百姓不喜欢计划生育，再漂亮的口号也没法让他们的思想转过弯来（印度人偏爱多子多孙，100多人的大家庭非常常见，人们的社交圈子也主要局限在自己的堂兄妹和表兄妹们中间）。1977年，在节制生育上实行强硬政策的国大党政府还被选民用选票轰下了台。此后，对任何政党来说，强制推行计划生育就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于是，新上台的各届政府对节制生育的议题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出言谨慎。
而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人们在人口问题上有了新的发现和体验，传统的人口理论受到了冲击。学者们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何积极影响为切入点，对“人口过剩”这一问题进行了再认识。人们开始摒弃新马尔萨斯主义，不再对人口增长的现象取绝对悲观态度了。而人口是一种优势而非负担的观点渐趋流行。
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红利是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以美国为例，二战后出现的“婴儿潮”后来即成长为了“兴旺的一代”。 人口红利对1970—200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
按照本书作者的说法，当下的印度在人口优势方面占尽了先机，正处于黄金时期。当年，印度因节制生育政策失败而多生的孩子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这并非印度人或政府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属歪打正着，所谓 “无心插柳柳成荫”。
今天的印度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国家，劳动大军的平均年龄仅为27岁。世界各国大多经历了这样的人口曲线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营养、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率必然下降。其后带来的就是因为居民自愿减少生育而导致的出生率下降。印度自然也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过程。但因为在人口方面受到的人为或行政干预较少，所以印度出生率下降的曲线较为平缓、自然，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也较为长久。
早在1980年，印度已经开始享受人口红利了，这一效应会一直延续到2050年，这足以避免中国这种“未富先老”的尴尬。
此外，当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纷纷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印度年轻的劳动人口恰好填补了世界劳动力的缺口。在作者看来，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人才招聘的目的地。在一个头发日渐灰白的世界上，年轻的印度工程师和经理，作为IT/外包行业的一支生力军，已经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好评。
然而，在论及人口优势的时候，作者并没有刻意回避人口众多的负面影响，事情有利即有弊：人口过多会给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带来巨大的压力，把握不好，则有可能产生剧烈的社会和文化动荡。传统的人口学观点是无法全盘否定的。对此，书中发出警告，假如国家在教育、医疗、就业、环境方面不能及时应对人口形势的变化，就会坐失人口红利的良机。上世纪80年代巴西等南美国家出现的人口红利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窗户虽然开着，阳光却没有射进来”的败笔。而像一个人一样，一个国家也只能年轻一次。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家的人口命运即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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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将帅通信纪事》
斯简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
本书作者从13岁开始就在崇明、海门从事地下交通通信和抗日救国活动，15岁加入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师，从事报务工作，与通信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作者在《新四军将帅通信纪事》一书中，通过对新四军将帅与通信兵战斗历程的往事回忆，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重视新四军通信建设的史实。
作者对新四军通信的诸多事例如数家珍，他用朴素的语言和“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史实，使读者在文字的起伏中领略到阅读的愉悦。例如，通过对老战友的深情回忆，记叙了叶挺在危急情况下下令砸毁电台的悲壮。1938年1月叶挺军长为建立新四军电台通信，亲赴香港募集军费，购买通讯电台设备，由此开创了新四军无线电通信的先河。但在1940年1月皖南事变的危急时刻，为不让电台、机密落入敌手，叶挺毅然悲愤地下令砸毁军部的5部电台，烧毁密码，率领手枪队和电台人员一起冲向国民党顽军，其高大的英雄形象似一座丰碑，令人难以忘怀。
（王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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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11》
伍立杨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本书以辛亥革命为基点荡漾开去，以辛亥年比万历十五年，辛亥革命的重要人与事均得以体现。本书在史料的占有上，较之以往的辛亥革命史著作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对新史料的运用以及对旧史料的重新解读。作者从辛亥革命志士熊秉坤的回忆录中，客观地印证了孙中山先生对于辛亥革命以及武昌起义的精神领袖的地位；还通过对旧史料的新解读，得出共进会、文学社与同盟会之间关系的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