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秦皇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杨立秋的文学创作进入了豐收期。长篇小说《渝水两岸》（百花文艺出版社，与杨瑞峰合作）率先问世；中篇小说《远行的火》在《鸭绿江》2016年第9期发头条，接着又在《北京文学》2016年第11期发表了短篇小说《保家仙儿》。长、中、短篇均有斩获，一时间令人刮目相看。《渝水两岸》写的是所谓“工业题材”，属于国有企业改革大题材，在网络文学大行其道，古代宫廷穿越题材抢夺眼球，悬疑魔幻类题材畅销，很多作者选择逃避现实、转向自我的当下，杨立秋们的勇气可嘉可赞又难能可贵。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工业题材的作品曾有过光彩的成果，因而占有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作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创作出描写那个“火红的年代”中，祖国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作品：如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原动力》和《乘风破浪》、周立波的《铁水奔流》等长篇小说。由于时代的影响和个人的局限，多数作品气势恢宏，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同时留有比较浓重的概念化痕迹，作家常常专注于塑造共产主义新人，集中表现先进与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工业题材小说主要由改革文学浪潮推进。1979年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问世，不但在文学界一炮打响，甚至都对当时的企业改革，企业管理提供了参照和镜鉴，一时间洛阳纸贵，社会上到处在呼唤“乔厂长”归来。之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三千万》等工业题材作品纷纷问世。这些小说浓墨重彩地展示了企业改革中的矛盾，揭示了改革的艰难，也反映了人自身观念变革的阵痛过程，塑造了工业战线的新人形象。80年代末9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主要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些作品为代表，如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寂寞歌唱》、肖克凡的《黑砂》《最后一个工人》、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它们主要描绘了社会转型期工人的艰难生活和理想追寻。进入21世纪以来，较重要的工业题材小说主要有王十月的《国家订单》、王立纯的《月亮上的篝火》、焦祖尧的《飞狐》、肖克凡的《机器》《生铁开花》、贺晓彤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曹征路的《问苍茫》、刘庆邦的《红煤》、李铁的《长门芳草》等。这些作品视野更为开阔，有的是揭示全球化时代工业生活的真实图景，有的在叙述工厂发展的艰难步履，有的在探寻企业改革的路径，有的在思考工人的地位和处境等。
　　毋庸讳言，工业题材作品的扛鼎之作还得属当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记得当时还在大学课堂上，著名小说家、我的恩师汤吉夫先生，不但把小说讲得绘声绘色，而且把作家蒋子龙请到了我校讲座，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王蒙语），与所谓农业题材、知青题材、都市情感题材等作品相比，工业题材的作品不但越来越少，而且影响也日渐式微。工人形象几乎成为稀有品种。获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写农业农村农民所谓“三农”作品。无论是莫言、陈忠实，还是路遥、贾大山等作家，都是以刻画不同时代的农民而见长。必须承认，这些年来，我们对工业题材的忽视、对工人形象塑造的乏力以及对国企改革阵痛的视而不见，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中国当代文学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代表日益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这也同时给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历史使命和责任”，就要求作家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来。也因此，杨立秋们的《渝水两岸》让我迫不及待地为其点赞。
　　首先，《渝水两岸》以极大的勇气热情和直面现实的胆量，描写了北方古城雄关啤酒厂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以杨昊为代表的勇于改革承担重任的企业家和以孟桦为代表的自私自利自肥、挖国有企业墙脚的人的缠斗和博弈。作家非常熟悉啤酒厂的工作和生活，曾经担任过工厂的领导干部。在改革大潮的裹挟下，每个人都经历着阵痛和困惑，浓郁的生活气息中，散发着古城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期盼。令人感受最深的是作品中呈现出一个个精彩的商战的案例。作家用艺术的方式诠释了关于销售方面的生意经，让读者体味到“商场如战场”的滋味。作品集中刻画了几场精彩的商场上的战役。博弈的双方——书中的两位主人公：杨昊和孟桦各自使出浑身解数，斗智斗勇，充满了机智、敏锐、奸诈甚至阴险。双方在利益和道德操守面前展开了互不相让的斗争，让读者在领略了商战中那种惊心动魄、生死存亡、寸土必争的紧张与刺激，精彩与惊险，与此同时，也领悟了作家在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下对时代变革的思考，对人性善恶的拷问，对伦理道德的坚守。
　　其次，杨立秋塑造了在国企改革洪流中，新时代鲜明而丰富的工人形象。任何一个作家都清楚，一部作品好不好，人物立不立得起来，关键看矛盾冲突设置得成功不成功，精彩不精彩。要塑造一个正直的、优秀的、清廉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当代正面形象，必然要把这样的人物放在鱼肉百姓、背叛集体的腐败分子、堕落分子的无情斗争中去展现、去描绘、去刻画，才会有血有肉，饱满生动，真切感人。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人物刻画和描写，只能让作品索然无味，最终必然失去读者失去市场。杨立秋深谙此道并精心塑造了几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几组人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拧巴。第一组人物就是两个主角：杨昊和孟桦。这两个人物在作品中始终是处在对立、拧巴和矛盾的状态中。而每个人自身的心态、行为和处境也处在别扭、拧巴的过程中。杨昊，凝聚了一切美好的品质：出身贫寒，扎根基层，凭着自身的天分和努力，逐步向着理想奋进。矛盾的是他命运多舛，这么一个品节高尚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却连续遭遇朋友的背叛，领导的弃用，妻子的出轨，亲情的反目等一系列打击，在家庭亲情上，社会人际关系上陷入一塌糊涂的境地，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极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老对手孟桦，从小信奉“只要目的，不看手段，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路成长的轨迹也是以此为信条，为满足欲望与虚荣不计后果。工作后，他一心投机钻营，迎合奉承，没有责任心和进取心，一心为了私欲苟且经营。他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生活作风腐化堕落，甚至为了打击对手不顾昔日的友情和同事的关系去勾引别人的老婆，满足自己多方面的丑恶的欲望，一度很有市场。但是孟桦的生活也很拧巴：处心积虑的阴谋总是被对手破解，眼看要到手的利益总是鸡飞蛋打，最后落了个东窗事发，锒铛入狱的下场。其实，这种以金钱为中心，以欺骗为手段的人注定要接受社会的惩罚。可以说，孟桦就是杨昊的反面写照，也是造就杨昊拧巴人生的主因。同时，他和杨昊是“瑜亮共生”的关系，是一个矛盾事物的两面。这一组拧巴人物的塑造主要体现作家对时代变革大潮下，上至国家、民族，下至企业、个人何去何从的一种反思和追问的探索，是作品主题意蕴的承载。 　　另一组拧巴的人物是程馨、程诺两姐妹。两人虽是亲姐妹，但是性格、理想、信念、追求都不一样，而两人的命运却都和一个男人——杨昊拴在一起。程馨是一个容貌姣好，骄傲虚荣的家庭主妇形象，所以轻易被孟桦的金钱诱惑，造成家庭破碎，众叛亲离的下场，因爱慕虚荣而被玩弄，被抛弃，最终一无所得。程诺是一个美丽聪慧，单纯善良，却又明辨是非，敢爱敢恨的形象。她对姐夫杨昊从崇拜到同情，进而发展到爱慕，一开始对爱的追求总得不到对方的回应甚至是躲避。但是在共同的价值观中，在风雨同舟相知相伴中，她最终收获了理想的爱情。这对姐妹的塑造体现了作者审美理想和道德价值观，是作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假恶丑的鞭挞的直接体现。
　　作品中的老厂长于生也是一个集拧巴因素于一身的人物。这个国企中老领导的代表，经历过改制中的迷茫，在领导岗位上，他能识大局顾大体，为公家费力劳神，但也常怀私心，生活作风也有不检点之处。他能知人善任，也喜欢阿谀奉承，被小人蛊惑。于生这个人物的塑造是真实立体的，可以说，多年来企业改革大潮中，这种管理者比比皆是。在急剧变化和民族复兴的时刻，面对得与失，每个人都得做出选择。每个人选择时都充满了矛盾犹豫和纠结，这就造成了人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拧巴人物”系列是杨立秋为当代文学画廊提供的新人形象，“拧巴”人物之多，给我们带来很深的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對社会的拷问无疑加重了作品的分量。
　　再次，《渝水两岸》在语言上很有特点。通俗而文雅，平和而清新、实在质朴。没有那种佶屈聱牙的叙述圈套和故弄玄虚，而是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充满了“辽西走廊”浓郁的民俗风情，方言土语、俚语的巧妙运用，营造出典型的地域特征和城乡气息。创造了符合人物身份和背景的口语、对话，更加生动形象，真实传神地把各色人物刻画出来。精准生动的比喻，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精细观察和斟酌。小说是语言的艺术，长篇小说尤甚。说句实在话，当代很多长篇令人难以卒读。《渝水两岸》让我们读起来，并没有工业雾霾的味道，而是画面感很强，仿佛在欣赏一部当代企业改革画卷，深思和咀嚼社会各种人物心灵的故事。
　　诚然，工业题材小说相对于乡土题材、历史题材、都市题材乃至军旅题材而言，在当前文学创作中仍居于一种弱势地位，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实际水准与壮阔的工业化进程不相适应。当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特别是目前所进行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转方式、调结构”等深度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以及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变化，给工业题材创作既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困难。应该看到，无论是我们国内港珠澳大桥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新机场、华为等现代企业的飞速发展，还是我们的高铁走出去，“一带一路”的宏伟目标，中国工人阶级劈山开路、遇水搭桥的英雄壮举，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可歌可泣的实绩，都为我们的作家创作提供了新鲜的题材和无穷的创作源泉。时代在急切地呼唤作家多为工业题材浓墨重彩地创作出精品力作来。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杨立秋、杨瑞峰的《渝水两岸》是对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一次成功探索。在工业题材受到相对冷落的当下，其具有某种代表意义和独特价值。当然，严格地说，作品在深度、厚度、广度和力度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书的印制装帧略显简单也有些遗憾。改革的年代向来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提高讲好故事的能力。广大作家倾情关注现实中国，勇于书写中国故事，为时代生活描绘民魂的图谱，这既是人民的期待，也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系海关总署驻天津特派办海关学会秘书长，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