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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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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一次小范围的交流上，一位财政系统的厅级官员说，媒体要更加“爱护”财政官员。因为这个系统很特殊，官员愿说、敢说的很少。 对“厅长”这话，我赞同其初衷，但不同意“爱护”的说法，用“理解”更好。 在中国，财政官员是个极其重要却特殊的官员群体。他们被社会的认知和理解的程度，和其扮演的实际角色存在着不小的错位。 现实原因不易表达，但历史传统却很明了：帝制时代讲求道德治国，道德家被硬说成是国家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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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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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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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全国质监系统正面临着一次体制改革的契机。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各级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而将从质监系统并入食品药监系统管辖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批，可谓食品生产企业心头最大的事。 “办理生产许可证已成为中小食品企业最大的负担。”说起多年的办厂经历，山东济宁梁山县一食品厂老板李健（化名）一脸苦笑、满腹苦水，“一个证办下来县、市、省三级就要花费五六万元，每年养证费近3万元，中小企业利润微薄、难以承受。
美国的民众为什么总是喜欢指责中央政府？ 《南风窗》：南风窗30年特刊的系列报道中，你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中国的地方政府现在面临着很多困难，能否请你再详细地说明一下。 狄忠蒲：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困难很多，他们承担着公共教育、公共医疗、最低工资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但是地方政府很少从中央政府获得财政拨款等经济支持，所以说地方政府现在没有足够的资源履行这些职能。 美国和其他大部分西方国家与中
中国在今天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社会公民身份概念。 岳经纶，湖南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社会政策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保障G30论坛成员。日前在“羊城学堂·羊城学术菁英”论坛上主讲《新世纪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与前景》。 岳经纶教授长期从事社会保障、社会政策、劳工政
人到中年，他回来了，因为现实而洗净叠好的理想主义旧马褂，再次翻出来穿在身上，依旧熠熠生辉。 3个月之后再见秦朔，感觉他已经瘦了一圈。 从《第一财经日报》挂冠而去，创办“秦朔朋友圈”这个小微企业，变成了一个“基层媒体人”，采访、写作、编辑，日程紧密得几乎水泼不进，他的忙碌甚至让团队成员心疼。 但是，卸下了一身外加的荣衔，却也丢掉了一切让人瞻前顾后的枷锁，他又可以写一些“在位子上就写不出来”的好
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意义上的“回家”，需要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从我们跟亲人，跟土地，跟社群、社区克服分裂开始，跟与传统有关的一个鬼神世界的交流开始。过年的一切，提供的正是这个方案。 2016年1月20日，天气很冷，离春节只有十多天了，我接到了一个老乡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过年回家吗？” 很像契合情境的套话，在这个时候，一段时间没有联系的中国人，打电话或见了面
读《南风窗》上一期封面策划“我们的精神史”较受触动，春节过去不久，《平凡的世界》还在热播，平时被冷落的乡村生活或者说乡愁突然被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这一期专题从多个层面展现了城乡流动这个历史过程造成的多重因果关联，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员流动从晚清就已开始，这其中既有自然的选择，也有战争、政治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从城市到乡村的“返流”，在20世纪到如今，可能只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两者之间呈现出来的自然
法庭的配置不亚于一个精心布置的剧场；庭审的程序一环接一环，再加上种种要求、种种限制，法庭看上去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但是作为实现正义的场所，这些也是必要的代价。 不久前，“死磕派”律师迟夙生到长沙开庭，庭后发了一条微博，曝光了公诉人在法庭上的“雷人雷语”—“这里是法庭，不是讲法律的地方”。这句因为极端反常识而显得很傲慢的话，迅速传遍了网络。 当事法院事后公布了一段6分钟长的庭审视频，还原了公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社的一篇文章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 新华社的这篇文章，题目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到底有哪些新表现呢？文章列举了这样一些现象： 一些领导干部调研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调研现场成了“秀场”；一些单位“门好进、脸好看”，就是“事难办”；一些
孙中山先生的地位和作用，需要从世界大格局演变的历史视野来审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从积弱走向富强的历史分水岭，也是整个亚洲从百年衰落走向百年复兴的一个新起点。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世纪。而作为世纪的发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演变成一场千万人头落地的血腥革命。辛亥革命发生在一个民族构成相当复杂的帝国，最初的有力革命诉求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类似欧洲民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