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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落实十九大提出的一些改革目标,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稳定性强、可持续性强的发展,重点是推动以下五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打破旧垄断,着力降低五大基础成本。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成本比较高。下一步能不能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打破行政垄断,加快市场要素的改革,关键问题是要放宽准入,企业的混改既包括国有企业内部的混改,也包括行业混改。例如在石油、天然气、铁路、物流、金融等领域,让一些民营企业,或者让行业外的,包括国营资本在内的其他企业进去,扩大有效竞争,这实际上能降低全社会的成本,应该成为下一步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第二,以税改带动减税。在目前税收结构不变,财政收支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真正能够减税的空间相当有限。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进行税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要以间接税为主转向直接税为主。现在我们考虑另外一个思路,把税制改革和减税有机结合起来,减税才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增加房地产税、环境税,然后这一块加起来,生产环节的税和费适当下降,这样减税才具有可行性,整个效率比较高。另外要减少企业五险一金这类税费。
第三,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经济在过去两三年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城市化进程出现重要变化,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这次十九大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件事情。未来农村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体系的组成部分,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进城,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城乡之间的人员、资金,特别是土地这个要素要能够自由流动,优化配置。所以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再拖下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人市,农民宅基地要逐步进入流转,这个大方向已经明确了,关键是如何落实。这里面有一个理念要搞清楚,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才是真正的保护和发展农民利益。我们要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分给农民,这样才能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
第四,重塑提高地方竞争机制,政府竞争成功是中国成功的秘决之一。地方竞争在中国发展中占有重要的角色,这个机制不能丢,而应该与时俱进,而且要转型升级。地方竞争的目标要变过去追求CDP,向高质量发展,相应的内容调整,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又形成分工合力和生态环境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的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的竞争。
我想,中国今后10年大都市圈的發展,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的打造,都有很多机会。但是这些机会将来到底会落到什么地方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的竞争优势。所以,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白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纠错,在竞争中发现推广好做法和政策。
最后,加快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和竞争。中国现在人均CDP是8000美元,发达国家是四五万美元,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服务业。密集服务的差距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像研发、金融、信息服务、物流,社会服务业,像医疗、教育、文化等等这些领域,这类产业有一个特点,往往不是硬技术,而是软技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是要进一步坚持和扩大中国过去30多年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竞争和改革这样一些好的做法。另外,我们意识到与互联网大数据相结合,利用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方式,中国有可能形成世界级的技术企业和产业,形成更具竞争优势的现代化竞争体系。
第一,打破旧垄断,着力降低五大基础成本。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成本比较高。下一步能不能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打破行政垄断,加快市场要素的改革,关键问题是要放宽准入,企业的混改既包括国有企业内部的混改,也包括行业混改。例如在石油、天然气、铁路、物流、金融等领域,让一些民营企业,或者让行业外的,包括国营资本在内的其他企业进去,扩大有效竞争,这实际上能降低全社会的成本,应该成为下一步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第二,以税改带动减税。在目前税收结构不变,财政收支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真正能够减税的空间相当有限。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进行税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要以间接税为主转向直接税为主。现在我们考虑另外一个思路,把税制改革和减税有机结合起来,减税才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增加房地产税、环境税,然后这一块加起来,生产环节的税和费适当下降,这样减税才具有可行性,整个效率比较高。另外要减少企业五险一金这类税费。
第三,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经济在过去两三年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城市化进程出现重要变化,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这次十九大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件事情。未来农村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体系的组成部分,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进城,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城乡之间的人员、资金,特别是土地这个要素要能够自由流动,优化配置。所以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再拖下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人市,农民宅基地要逐步进入流转,这个大方向已经明确了,关键是如何落实。这里面有一个理念要搞清楚,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才是真正的保护和发展农民利益。我们要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分给农民,这样才能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
第四,重塑提高地方竞争机制,政府竞争成功是中国成功的秘决之一。地方竞争在中国发展中占有重要的角色,这个机制不能丢,而应该与时俱进,而且要转型升级。地方竞争的目标要变过去追求CDP,向高质量发展,相应的内容调整,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又形成分工合力和生态环境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的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的竞争。
我想,中国今后10年大都市圈的發展,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的打造,都有很多机会。但是这些机会将来到底会落到什么地方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的竞争优势。所以,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白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纠错,在竞争中发现推广好做法和政策。
最后,加快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和竞争。中国现在人均CDP是8000美元,发达国家是四五万美元,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服务业。密集服务的差距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像研发、金融、信息服务、物流,社会服务业,像医疗、教育、文化等等这些领域,这类产业有一个特点,往往不是硬技术,而是软技术。所以,我们下一步还是要进一步坚持和扩大中国过去30多年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竞争和改革这样一些好的做法。另外,我们意识到与互联网大数据相结合,利用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方式,中国有可能形成世界级的技术企业和产业,形成更具竞争优势的现代化竞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