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见于《周礼》、经由《说文解字》表述的汉字六书，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是最早的汉字构造理论。汉字六书背后的思想代表了一种“元认知”，即认知的认知，是中国古人对万象万物进行分类的源头，早已深深嵌入中华文化，成为稳定的核心理念。汉字的特点不仅仅在于笔画形体，还在于其“形”、其“气”、其“神”的互融不分，在于通过这种互相关联中体现的指号学整体观、互动观、创新观，蕴含了“兼和相济”“生生不息”的理念。汉字六书不可分割，不能只看象形不看指事、会意，也不能只看形声不看转注、假借，其各种构成和用法必须“协同合作”才能充分显露特色、发挥作用。汉字六书代表的哲理和皮尔士指号学理论多有相合之处，或毋宁说，汉字六书更适合用皮氏指号学理论做分析和研究。汉字六书中也包含皮氏指号论的物感物觉（征象）、物物相指（对象）、象征意义（释象）这三个要素（只是这三个要素的分布有所不同）。文章专门抽取其庞大理论体系中的象似（icon）、标指（index）、象征（symbol），变通为物象、传通、寓意三要素，称之为“汉字三翼”，即物象、传通、寓意，借“汉字三翼”从汉字文化的探索性指号分析，从“三元”“三翼”角度进一步讨论指号学理论，同时也比较索绪尔符号学理论和皮尔士指号理论之间的一些重要差异，不求全面，只求管窥，力图超越二元对立观，走出“皮相”，回归感官，并且让“形”“神”相连、心物交合。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属于“声音中心主义”，他的理论不关心形物、描摹和“自然逻辑”，只关心“约定俗成”、语言系统的“内部规律”和普遍性。从皮尔士指号理论看，指号活动、指号过程离不开物感物觉的像似性、物物相指的标指性和约定俗成的象征性，这三个构成成分需要交融一体，不断在互动互构的过程中，自我更新，持续开放，还要根据具体脉络和语境，临时变通所表达的意义，从而具有强大的能产性和可变性。汉字系统也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与时俱进，在日常生活中随机应变，回应交流的需要，尽显活态生命力。毋庸置疑，用指号学方法可研究物象、传通、寓意之汉字三翼，不仅是理解中国文化哲理根基的一个重要路径，也具有指号学的普遍意义，符合心物交融、身心一体、万物相依、互为条件的自然伦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汉字六书的深处隐藏着指号生态学密码，透露出形声相济、音义协和的共生讯息，如果认真挖掘，仔细比较，推敲理论，很可能有助于超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生成强大隐喻，达致生生感悟，让我们返观原初的指号状态。指号活动是一种习惯性活动，一定要借助已有习惯、已有知识、已有观念、已有分类看问题，即便是创新，也要有“习惯成自然”的基础，先“守正”，后“创新”，守正创新是“大道”。汉字三翼和其他社会、自然、文化等等多方面的系统要素相结合，共同体现了一种生存哲理、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一种具有能产性、适应性、持续性特征的社会文化的“超大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