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论文“处女作”
　　
　　雷颐跟洋务运动似乎有天然的缘分，作为“文革”后首批迈入高校大门的大学生，他的第一篇正式论文便是关于洋务运动。
　　“在以前观念中，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外地主阶级联合、勾结帝国主义……“文革”中，基本是这个观念。但我在研究中接触到一些史料，发现事情好像并不完全是这样。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文明、特别是引进大机器生产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完全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判断一个历史事件进步与否不是看它的动机——保护腐朽的封建王朝，镇压太平天国——主要看它的客观效果，引进了大机器代表着进步生产力，而生产力恰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很关键的一点。”
　　中国研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著名历史学家李时岳当时是雷颐的任课老师，一次，李时岳外出无法给他们上课，布置下一篇论文，雷颐在论文中尝试着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当时我对洋务运动并没有很成熟的理性认识，但还是洋洋洒洒写了一番，现在看来当然很幼稚。”
　　老师却对这篇论辩之作评价甚高，当时雷颐所在的历史系，70多个人一起上课，李时岳常常是上完课就走人，对学生并无多少印象，因为这篇文章，李时岳开始对雷颐青睐有加，希望雷颐能报考他的研究生。
　　“实际上老师那时候已经是这个观点，只不过从来没有公开讲过，他在做准备。我的文章，和老师的内心是吻合的。”没过多久，李时岳就在当时黎澍主导下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把洋务运动直接纳入到整个现代史的线索之中，认为洋务运动是戊戌维新以及辛亥革命的基础，这等于是提出了全新的近代史史观。
　　文章甫一问世，就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从前都认为洋务是反动的，维新是进步的，它们两者是斗争冲突的关系。以前的现代史线索是：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完全是从参与者的阶级来划分的。现在的历史研究中，意识形态已经被淡化了。而在当时，阶级的观点是很重要的，这直接决定了你的立场，你跟谁站队。认为洋务运动是进步的，那你就认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是进步的，但是从传统意义上讲，他们三个人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李鸿章是卖国贼。在当时这个帽子可是不得了，反对者认为，你简直要把整个近代史翻过来了！”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那时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文革思想残余依然存在，两种力量两种声音此消彼长地争论着，当时社会上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每次一有运动，李时岳的这篇文章就被列入批判的行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雷颐反而坚定了要报考李先生的研究生，并从此结下了与洋务运动以及晚清史的不解之缘。
　　
　　舟大而水小的悲剧
　　
　　人物周刊：从“文革”结束到现在，是否可以说，主流历史观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
　　雷颐：我想可以这样说，对李鸿章一点一点地在肯定，但现在依然不可能彻底为之“平反”。我的新书封面上有4个关键短语：“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给朝廷打报告的艺术”、“改革家的风骨”、“痞子手段和外交荣辱”，这正是我通过此书想要表达的。
　　人物周刊：据说毛主席对李鸿章有这样一句评价，“吾观李合肥……舟大而水小也。”你怎么看？
　　
　　雷颐：不管是谁说的，这都是一句很贴切的比喻。舟大而水小，作为一个改革家，他所处的时代能给他提供的舞台已经败落，动几下要搁浅。我想揭示的，正是李鸿章与那个衰朽的王朝之间的关系。他想尽自己的努力，去挽救一个风雨飘摇、衰朽不堪的王朝，但是一直受封建传统制约的他，又不可能跳出来站到另外一个队伍中，这是他个人的局限性，同时也是他个人悲剧之所在。
　　人物周刊：在成为晚清的地方大员——江苏巡抚之前，李鸿章曾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个怎样的官衔？
　　雷颐：庶吉士是一个文职，主要任务是修文书，是很小的一个官职，很难在现在的官员体制中寻找到对应的位置，如果一定要勉强地比，也可以把翰林院比成我现在任职的社科院：没有什么实权，负责国家的文化、礼仪……的机构，庶吉士也就类似个小科长吧。
　　人物周刊：洋务运动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之间关系怎样？
　　雷颐：他们三人在洋务运动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彼此之间也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曾、李总的来说是一系的，他们俩跟左之间矛盾较大。三者经历都有相似之处，都是读书人出身，后事行伍。三人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就是李。
　　左性格有些极端，比较意气用事，比较激烈一些，他跟李鸿章一样，原先也是曾国藩的幕僚，但他一直有独立的意愿，一旦独立起来他就不买曾国藩的账。李鸿章也是在曾的帮助下独立成为国家大员，但是始终保持着对曾国藩的尊敬，开口闭口称曾国藩“我老师”。左宗棠和曾国藩的矛盾更多的是一种意气之争。当然，也有权力范围的争夺，左后来主要在西北，李在东南，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西部利益”和“东部利益”，都希望国家更重视自己，给更多的资源——左宗棠提出应该注重西北，中俄在西北在新疆一直纷争不断；而李鸿章说西北那么远，现在繁华之地在东南，离北京更近，近代战争都是从海上过来，所以重点在东南……但他们三个一遇到大事，特别是关于洋务运动的，就很快统一起来，可以说，这个三角关系一直复杂而微妙。
　　人物周刊：为什么从李鸿章上台开始来考量晚清的这40年？换言之，您认为李在位的这40年对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这个封建王朝意味着什么？
　　雷颐：既然我选择用奏折作为切入点，就得选择李鸿章为官作为起点。在此之前他只是曾的幕僚，写奏折也只是代笔，没有自己独立的身份。1862 年当上江苏巡抚，是地方大员，写下了大量的奏折——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可以直接给中央打报告了。在这之前，他只是另外一个大官的秘书，甚至只是秘书团中的一员。
　　从1862年到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下《辛丑条约》后病逝，这40年中，李鸿章几乎一直处于权力的中心，这40年，也是晚清在近代最后生存和最后残喘的40年。它本来还有一些机会，能够自我改良——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上宪政的道路，但是每一次机会，都是清廷自己主动地放弃了，出于种种原因，放弃了自己生存的机会。
　　
　　两次政治改革的机会
　　
　　人物周刊：书中有一章《铁路贵姓？》，让人联想起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那场“姓社姓资”的大讨论，这中间是不是也有一点借历史故事对当下现实发言的意味？
　　雷颐：是。洋务运动还谈不上什么体制改革，只是引进对统治者最有好处的一些器物，都遇到那么多的阻力，在今天难以想象的阻力。比如修电路、架电报线。晚清时西北有俄国在新疆伊犁不断惹事，东边有日本不断入侵，电线对于战事的信息传递最有好处的。但是清朝大批官员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为什么电线外国可以用中国人不可以用？因为中国人崇拜祖先，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中国人一直有这个传统，什么东西来，先要站个队，姓“社”还是姓“资”？“铁路贵姓？”先要问个姓什么，把技术层面的东西都上升到道德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引进西方技术就是背叛祖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引进“狄夷”的东西就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崩溃——“溃夷夏之防”，认为狄夷和华夏之间有一道文化的防线，“溃防”就是破坏了文化安全。
　　人物周刊：今天这个防线还有吗？
　　雷颐：应该说，这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一些人脑子里依然存在，这是中国近代的习惯性的思维传统。牛仔裤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能穿的，因为牛仔裤跟资产阶级是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披肩发。我现在这发型，搁“文革”中就要被打。1982到1983年曾有过一个“反精神污染”运动，很多机关都规定：女同志披肩发我们恕不接待——这毕竟比“文革”文明进步多了，“文革”时，红卫兵拿着剪刀、棍棒，在街头就给你剪了。这套思维现在逐渐在淡化，毕竟是文明了、进步了，但进步来之不易。
　　人物周刊：你说晚清曾有过政治体制改革，并走上民主宪政的机会，但是每次都被它放弃了。就你分析，这机会出现过几次？
　　雷颐：戊戌维新是一次，后来的1905年的新政又是一次。但是它一次次地错过，一次次地放弃了机会，它总是在下一步才做上一步应该做的事情，总是应该做它不做，等到被打了它才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危及的是它的王朝本身。
　　拿海军衙门来说，在有了近代海军以后，一定要有一个海军司令部。但是清政府就是不肯成立，他认为引进军舰已经是一种让步了，你要成立海军司令部，这就是政治组织架构上的变动了，破坏了中国吏户礼兵刑工的传统架构，你连组织结构上都要学西方了吗？其实日本的明治维新，首先设立的就是海军大臣、海军衙门，在这一点上李鸿章跟左宗棠意见一致，都认为中国应该设海军衙门。建立海军衙门实际上是把海军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来，就这样清政府都不愿意。当时中国仅有的几支海军：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都是地方官建的，属于“地方军区”，我进口法国的船，他进口英国的船，地方官员在意志和利益上又难以统一，实际打仗的时候，没有统一的指挥，很难彼此协调配合。等到1885年福建海战，马尾水师被法军彻底打败，李和左分别上奏折，清政府这时候才勉强同意设立海军衙门——它总是要到吃了大亏以后再作政治体制上的让步，而这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人物周刊：所以你前段时间专门发表了一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专栏文章？
　　雷颐：我想，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程度，就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改革与之配套。商品房出现以后，北京很早就建了天通苑——所谓的经济适用房，按道理来讲应该很好，但是你到天通苑下面的车库去看一看，停的都是豪华轿车，为穷人建的经济适用房最后大多是被富人们通过关系买走了。那我就觉得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监控，甚至都不要建经济适用房，与其又被富人们赚一道，还不如让他们到自由竞价的市场上去买。
　　
　　跟对人的官场文化
　　
　　人物周刊：对你来说，解读奏折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通过细节发现一些深层次的、大的东西。
　　雷颐：我这次通读奏折，发现很多这样有趣的东西。慈禧60大寿，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慈禧那么大权威，皇帝想废就废，想关起来就关起来，她从哪里都可以弄到这笔钱，为什么她非要动用海军军费？正好我读到1891年李鸿章给海军衙门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找到了答案。
　　这封信叫《谈路灯新事并催拨路款》。慈禧这个人很讲享受，她以保守著称，反对革新，但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奢侈品，她都有，颐和园的电灯，都是德国最先进的电灯，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进口，于是这封信里前面都是说如何找了个德国专家，电灯该如何安装……信的最后才提到，主张中国修铁路，打通山海关，修从东北到沈阳的一条战略铁路。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清政府政治的腐败——先得把老佛爷哄高兴了，最后才能提几句，修路缺多少钱，能不能赶紧拨过来？
　　你要找档案，你根本找不到慈禧动用海军军费的任何书面的白纸黑字的证据，只有海军衙门给打的一个报告，里面说我们现在要训练海军，要在北京挖一个湖来训练海军，修昆明湖，其实就是给慈禧修园。用昆明湖来操练现代海军，这不是一个笑话吗？这就反映出中国政治的一个传统。
　　还是说历史，李鸿章信中提到的这一条富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修了一半就停了，没有钱，钱用去修颐和园了。结果呢？甲午战争在东北这里打仗，甲午战争失败就跟没有铁路运兵有关系，割台湾、赔款，使清朝朝灭亡跨了一大步。我们都知道，外国的国会辩论最激烈的就是财政预算，钱怎么用。统治者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慈禧以为自己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当统治者开始随便乱花钱的时候，最后受损的还是他自己。
　　人物周刊：李鸿章跟维新派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据说李常常在私下里维护康有为等人，他本人内心深处对维新是什么态度？他搞洋务运动，只是针对技术层面吗？还是他若干次想去触动主体？若干次想去打擦边球？
　　雷颐：内心深处他是支持维新的，当然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老官僚，他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些事情他深知突破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对康有为等维新派都抱有一种同情，甚至私下里帮他们传过话，荣禄跟慈禧的对话，他私下里传授给康有为；抓维新派的时候，他对其中一些小官员采取了保护措施。
　　其实康有为提出的很多举措：比如废八股、建新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的，他也想搞，但没搞成，所以他对康有为评价很高。但这个老谋深算的官员又很能保护自己。在维新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剧烈的政治斗争中，六君子被杀，所有跟维新派有关的官员不是被杀就是被贬。慈禧对维新派进行彻底清算的时候，很多人揭发，说李鸿章实际上是“康党”。慈禧知道李鸿章内心同情康有为，也想趁机敲打敲打他，就拿着别人揭发他的信给他看——有人说你是“康党”。
　　李也很老练，他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了只能默然。面对老佛爷的质问，李鸿章干脆承认：你知道的，我确实是“康党”，多少年来我的观点就是如此。但是李很明白：戊戌变法一方面是政纲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光绪的“帝党”和慈禧的“后党”之间的夺权斗争。李鸿章特别圆滑，他从来不参与到帝、后两党的纷争中，他说“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即表态：我从来不参加“帝党”。慈禧也知道他不是皇帝那一党的，因此也就放他一马了。
　　人物周刊：因此你评价李鸿章，“既要做官，又要做事；既要维新，但首先是自保。”
　　雷颐：没错。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仅仅是犯思想错误甚至路线错误，问题都不是很大，你只要不犯组织错误，不要站错队。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官场文化的一种传统，我想趁此揭示出中国官场传统中一种深层次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在今天的一些地方还在起作用，直到现在一些地方当官还要跟对人，这是跟现代政治文明背道而驰的，人们可以借此反思，我们的政治文化是不是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