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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北京市正式发布《城南行动计划》,投资2900亿元改造北京南城,旨在改变北京城南北“阴阳脸”的不均衡现状。南城,即将迎来一次新的发展契机。在这2900亿元尚未发酵时,生活在南城胡同里的居民,依旧像往常一样,在狭窄的巷子里遛弯、聊天、买菜。而几年之后,随着“南城计划”的展开,京城里仅存的一部分“老北京”将面临远离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的境况。以北京广安大街的拆迁为例,仅仅20天,2716户居民就搬走了99%,而这2000多户居民被安置在了何处?生活状况如何?北京城里的其他早已迁走“土著”的命运又是怎样的?
北京土著纷纷献花,祭奠即将消失的“老花市”
“老花市”位于北京市崇文门。清朝中期,该地区就已经成为北京生产销售绢花等手工艺品的集散地,故北京人亲切地称这个地方为“花市”。崇文门花市不仅是绢花等手工艺品的集散地,随后也成了鲜花市场。另外,一些手工艺人也进驻这里,于是这个市场便逐渐繁荣起来。
花市虽然没有大栅栏、南锣鼓巷、后海等景点被国内外游客熟知,但是她在“老北京们”的心中,却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只要你问一个“老北京”花市怎么走,得到的答案不仅有确切的地理位置,就连周边的饭店、茶楼也可能有详细的介绍。
随着北京南城经济的高速发展,崇文门一带建起了新世界商城、国瑞城等国际化购物商城,花市地区也随着周边大街的扩建而大规模搬迁改造。2001年前后,一大批居民随着两广路的扩建,率先离开了花市,大部分迁到了离花市几十公里的郊区。2005年前后,随着东花市地区开始了拆迁改造,又一大批“北京原住民”被迫迁到了郊区安置。
目前,花市只剩下一条小胡同没有进行改造。由于花市早年居民很多,有很多原来住在花市的居民自发地赶来,想要再看一眼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估计今年底将拆迁完毕,花市胡同就没有了,生在花儿市长在花儿市,50多年了,没想到她先走了。”一位在花市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感慨道。
伊莎:“老北京话”即将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
“每次打车,司机都会问我是哪里的人,我说我是北京人,但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说听我的口音不像。” 说这话的是一个22岁的女孩,伊莎,现就读于北京某重点高校。“我很早就从城里搬了出去,所以老北京话说得也不是那么纯正了。”伊莎说,她只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房子很小,也就10平方米左右,但是左邻右舍的关系非常好,整个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
大约七八岁那年,伊莎全家搬到了南四环外的一个住宅小区居住。“由于父母工作的关系,我们住进了楼房,虽然楼房有暖气,冬天不用生炉子,还有独立卫生间,但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伊莎思考了片刻。“是声音,那种仅仅属于老北京胡同的声音,”伊莎说,“虽然搬离城里十多年了,以前的家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样子了,但童年时候的那些个邻居家聊天、打招呼、小贩吆喝的声音,却是非常地清晰,以至于每当我闭上眼睛,那些亲切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回荡。”在老舍先生的遗作《正红旗下》中,就提到了老北京胡同小贩的吆喝声。虽然当时的旗人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但只要一听到胡同外小贩的吆喝声,还是很乐意往自家的墙壁上多添几个“鸡爪子”的(注:鸡爪子即在赊账时,对于赊的数量的记录)。“没错,比如,弹——棉花——嘞!磨剪子磨刀——嘞!还有,麻花排叉江米条素丸子——卖喽!”伊莎拿出小时候的照片,“我很怀念小时候的生活,尤其是说老北京话的感觉。”
“我家原来住在宣武区虎坊桥果子巷,也就是菜市口百货商场的后面。现在那边已经拆得差不多了。”伊莎越说越伤感起来。“一听到南城即将改造的消息,我马上就回去看了一下。胡同已经拆得没剩下几条了,但还是听到了久违的老北京话。也许过不了多少年,熟悉的胡同味儿北京话就会随着胡同的消失而越来越难以听到了。”伊莎说话,几乎没有带一点老北京的“京味”,“那是因为我已经搬离城里10多年了,京味儿早就消失了,但是只要我一听到有人用老北京话跟我说话,我就会特别兴奋地跟他聊天。而现在这批比我那时候更小的随父母搬到郊区的孩子,他们长大后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不会说老北京话了?再过十几年,二十几年,哪里还能听到纯正的老北京话呢?”和伊莎心存同样忧虑的老北京人不在少数,目前北京人已经住“散”了,而新出生的“2010后”的北京孩子,马上就要面临不会说纯正方言的“危机”。“虽然普通话在语音语调上,跟北京话非常相近,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专属于有自己家乡地域的语言,我不希望北京话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伊莎说。
陈广铁: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回家
“我家以前住在光明楼板厂,北京市第五十中学的对面,但现在那里建成了新的商品住宅区。” 同大多数北京人一样,随着2000年城市拆迁建设,陈广铁一家不得不挥别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和相处了多年的老邻居,搬到北京市大兴区去居住。
“当时我们家的院子里有四户,我和父母是第一家,第二家住一个姓陈的大妈,第三家住一个姓刘的阿姨,第四家人姓科。”陈广铁说,“你能相信么,那时候一家做饭,整个院子都能知道他们家晚上吃什么,而且做完的饭会挨家挨户去送,邻居们一到夏天,就聚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炸酱面、红烧带鱼、鱼香茄子的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陈广铁还说,如果做饭没酱油了,就可以到邻居家厨房随便拿,至于院子里的葱、大白菜基本上就是公用。“和邻居都处得跟亲戚似的,我结婚那年,每家都腾出了一间房子给我摆宴席,上班的、上学的都请了一天假来帮忙。我母亲去世时,出殡的一些事宜全是邻居大妈一手帮我操办的,我们的关系真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说到这里,陈广铁的神情变得伤感起来,“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了,却因为拆迁而各奔东西了。”
从大杂院搬到楼房居住的居民普遍都有这样的遗憾,每家每户都是单独的一个单元房,把门一关,就等于与外界隔绝,不要说邻里之间串门儿、送东西,就连见了面,都不一定打招呼。“住胡同的时候,看见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打个招呼,就连有时候上公共厕所,看见旁边蹲着一位‘爷’,也会问一句‘吃了么您呐?’搬进楼房也有十年了,除了住的相邻的邻居,其他人就算见了面,也不一定能认出来。”陈广铁不无遗憾地说道。
“我家那时离龙潭湖和天坛都很近,没事的时候就去里面散散步。往西北方向骑车不到20分钟,就是故宫天安门,有时候看见千里迢迢、大包小包地从外地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游客,心中就油然而生一种骄傲感。对他们来说,也许‘到此一游’是一生的心愿,但对于我们这些个老北京人来说,天坛、故宫这些个地方,不过就是家里的后花园,因为北京城就是我们的家啊!”陈广铁的眼圈湿润了,“即使现在搬走了,我还是认为以前的胡同才是我真正的家。迫于当时的经济压力,我搬到了离‘家’几十公里外的大兴,但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总有一天,我会回家!”陈广铁坚定地说,“虽然老房子上已经起了高楼,但是那片土地却还是我出生、成长并无限热爱的土地。”
这不仅仅是陈广铁一人的心愿,也是很多老北京人共同的心愿。不管付出多么艰苦的努力,不管承受多么大的经济压力,即使资金只能在城里买一个非常小的房子,也还是要回城。正如陈广铁所说的:北京城才是他们的家啊!
王小漠:“坚守”北京城的代价: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我家以前就是住在老花市的胡同里。”说这话的是王小漠,北京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和大多数的老北京一样,她家以前住的胡同已经成了城市建设的牺牲品,但幸运的是,王小漠一家并没有搬离城里,而是在老屋附近的一个小区内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二手房。
“老房拆迁的时候,我正上高二,再有1年就面临高考了。父母考虑到,如果搬到大兴去,每天上学放学用在路上的时间加在一起要4个小时。为了能让我多睡一会儿,父母决定不离开城里,在老花市旁边的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如同许多工薪阶层的老北京人一样,王小漠一家的经济实力是没有办法全款负担那套二手房的。“当时给的拆迁费远远不够在城里买房的,我的爸爸妈妈为了凑钱买房,不仅动用了以前的积蓄和老人半辈子的存款,还跟亲戚借了钱。家里本来就不富裕,自从买了那套房子以后,家里连买油盐酱醋这些小事,都要算计着来。”王小漠说,“到现在借款还没有完全还清,好在我马上就要工作了,可以为家里分担一些。”
“我是真的离不开那片地方,不是留恋繁华,而是留恋故土。即使住上了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的楼房,但还是怀念小时候平房的生活。”王小漠说,“我以前写一篇文章叫《不想再思量你能否归来吗?》,写的就是我对小时候胡同生活的留恋和这种生活一去不复返的悲伤。我对老北京的感情已经超越了一个普通市民对家乡的感觉,而是像一个女人留恋她远去的情郎。”或许这也是让像王小漠一样的其他家庭,宁愿背负沉重的债务,也要坚守下去的原因?
那时候北京城并不繁华,没有购物中心,没有摩天大楼,没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甚至硬件条件不比现在某些郊区的新兴小区。但是,即便如此,老北京人还是留恋,留恋故土,留恋老北京话,留恋亲人般的友邻,留恋平和安详的生活。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他们是幸运的,经过改革开放,经过社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脚下的土地变得比金子还要贵重;然而,和守望自己的家园相比,谁更珍贵呢?
编辑/任 涓woshirenjuan@126.com
北京土著纷纷献花,祭奠即将消失的“老花市”
“老花市”位于北京市崇文门。清朝中期,该地区就已经成为北京生产销售绢花等手工艺品的集散地,故北京人亲切地称这个地方为“花市”。崇文门花市不仅是绢花等手工艺品的集散地,随后也成了鲜花市场。另外,一些手工艺人也进驻这里,于是这个市场便逐渐繁荣起来。
花市虽然没有大栅栏、南锣鼓巷、后海等景点被国内外游客熟知,但是她在“老北京们”的心中,却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只要你问一个“老北京”花市怎么走,得到的答案不仅有确切的地理位置,就连周边的饭店、茶楼也可能有详细的介绍。
随着北京南城经济的高速发展,崇文门一带建起了新世界商城、国瑞城等国际化购物商城,花市地区也随着周边大街的扩建而大规模搬迁改造。2001年前后,一大批居民随着两广路的扩建,率先离开了花市,大部分迁到了离花市几十公里的郊区。2005年前后,随着东花市地区开始了拆迁改造,又一大批“北京原住民”被迫迁到了郊区安置。
目前,花市只剩下一条小胡同没有进行改造。由于花市早年居民很多,有很多原来住在花市的居民自发地赶来,想要再看一眼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估计今年底将拆迁完毕,花市胡同就没有了,生在花儿市长在花儿市,50多年了,没想到她先走了。”一位在花市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感慨道。
伊莎:“老北京话”即将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
“每次打车,司机都会问我是哪里的人,我说我是北京人,但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说听我的口音不像。” 说这话的是一个22岁的女孩,伊莎,现就读于北京某重点高校。“我很早就从城里搬了出去,所以老北京话说得也不是那么纯正了。”伊莎说,她只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房子很小,也就10平方米左右,但是左邻右舍的关系非常好,整个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
大约七八岁那年,伊莎全家搬到了南四环外的一个住宅小区居住。“由于父母工作的关系,我们住进了楼房,虽然楼房有暖气,冬天不用生炉子,还有独立卫生间,但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伊莎思考了片刻。“是声音,那种仅仅属于老北京胡同的声音,”伊莎说,“虽然搬离城里十多年了,以前的家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样子了,但童年时候的那些个邻居家聊天、打招呼、小贩吆喝的声音,却是非常地清晰,以至于每当我闭上眼睛,那些亲切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回荡。”在老舍先生的遗作《正红旗下》中,就提到了老北京胡同小贩的吆喝声。虽然当时的旗人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但只要一听到胡同外小贩的吆喝声,还是很乐意往自家的墙壁上多添几个“鸡爪子”的(注:鸡爪子即在赊账时,对于赊的数量的记录)。“没错,比如,弹——棉花——嘞!磨剪子磨刀——嘞!还有,麻花排叉江米条素丸子——卖喽!”伊莎拿出小时候的照片,“我很怀念小时候的生活,尤其是说老北京话的感觉。”
“我家原来住在宣武区虎坊桥果子巷,也就是菜市口百货商场的后面。现在那边已经拆得差不多了。”伊莎越说越伤感起来。“一听到南城即将改造的消息,我马上就回去看了一下。胡同已经拆得没剩下几条了,但还是听到了久违的老北京话。也许过不了多少年,熟悉的胡同味儿北京话就会随着胡同的消失而越来越难以听到了。”伊莎说话,几乎没有带一点老北京的“京味”,“那是因为我已经搬离城里10多年了,京味儿早就消失了,但是只要我一听到有人用老北京话跟我说话,我就会特别兴奋地跟他聊天。而现在这批比我那时候更小的随父母搬到郊区的孩子,他们长大后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不会说老北京话了?再过十几年,二十几年,哪里还能听到纯正的老北京话呢?”和伊莎心存同样忧虑的老北京人不在少数,目前北京人已经住“散”了,而新出生的“2010后”的北京孩子,马上就要面临不会说纯正方言的“危机”。“虽然普通话在语音语调上,跟北京话非常相近,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专属于有自己家乡地域的语言,我不希望北京话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伊莎说。
陈广铁: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回家
“我家以前住在光明楼板厂,北京市第五十中学的对面,但现在那里建成了新的商品住宅区。” 同大多数北京人一样,随着2000年城市拆迁建设,陈广铁一家不得不挥别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和相处了多年的老邻居,搬到北京市大兴区去居住。
“当时我们家的院子里有四户,我和父母是第一家,第二家住一个姓陈的大妈,第三家住一个姓刘的阿姨,第四家人姓科。”陈广铁说,“你能相信么,那时候一家做饭,整个院子都能知道他们家晚上吃什么,而且做完的饭会挨家挨户去送,邻居们一到夏天,就聚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炸酱面、红烧带鱼、鱼香茄子的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陈广铁还说,如果做饭没酱油了,就可以到邻居家厨房随便拿,至于院子里的葱、大白菜基本上就是公用。“和邻居都处得跟亲戚似的,我结婚那年,每家都腾出了一间房子给我摆宴席,上班的、上学的都请了一天假来帮忙。我母亲去世时,出殡的一些事宜全是邻居大妈一手帮我操办的,我们的关系真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说到这里,陈广铁的神情变得伤感起来,“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了,却因为拆迁而各奔东西了。”
从大杂院搬到楼房居住的居民普遍都有这样的遗憾,每家每户都是单独的一个单元房,把门一关,就等于与外界隔绝,不要说邻里之间串门儿、送东西,就连见了面,都不一定打招呼。“住胡同的时候,看见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打个招呼,就连有时候上公共厕所,看见旁边蹲着一位‘爷’,也会问一句‘吃了么您呐?’搬进楼房也有十年了,除了住的相邻的邻居,其他人就算见了面,也不一定能认出来。”陈广铁不无遗憾地说道。
“我家那时离龙潭湖和天坛都很近,没事的时候就去里面散散步。往西北方向骑车不到20分钟,就是故宫天安门,有时候看见千里迢迢、大包小包地从外地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游客,心中就油然而生一种骄傲感。对他们来说,也许‘到此一游’是一生的心愿,但对于我们这些个老北京人来说,天坛、故宫这些个地方,不过就是家里的后花园,因为北京城就是我们的家啊!”陈广铁的眼圈湿润了,“即使现在搬走了,我还是认为以前的胡同才是我真正的家。迫于当时的经济压力,我搬到了离‘家’几十公里外的大兴,但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总有一天,我会回家!”陈广铁坚定地说,“虽然老房子上已经起了高楼,但是那片土地却还是我出生、成长并无限热爱的土地。”
这不仅仅是陈广铁一人的心愿,也是很多老北京人共同的心愿。不管付出多么艰苦的努力,不管承受多么大的经济压力,即使资金只能在城里买一个非常小的房子,也还是要回城。正如陈广铁所说的:北京城才是他们的家啊!
王小漠:“坚守”北京城的代价: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我家以前就是住在老花市的胡同里。”说这话的是王小漠,北京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和大多数的老北京一样,她家以前住的胡同已经成了城市建设的牺牲品,但幸运的是,王小漠一家并没有搬离城里,而是在老屋附近的一个小区内买了一套60平方米的二手房。
“老房拆迁的时候,我正上高二,再有1年就面临高考了。父母考虑到,如果搬到大兴去,每天上学放学用在路上的时间加在一起要4个小时。为了能让我多睡一会儿,父母决定不离开城里,在老花市旁边的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如同许多工薪阶层的老北京人一样,王小漠一家的经济实力是没有办法全款负担那套二手房的。“当时给的拆迁费远远不够在城里买房的,我的爸爸妈妈为了凑钱买房,不仅动用了以前的积蓄和老人半辈子的存款,还跟亲戚借了钱。家里本来就不富裕,自从买了那套房子以后,家里连买油盐酱醋这些小事,都要算计着来。”王小漠说,“到现在借款还没有完全还清,好在我马上就要工作了,可以为家里分担一些。”
“我是真的离不开那片地方,不是留恋繁华,而是留恋故土。即使住上了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的楼房,但还是怀念小时候平房的生活。”王小漠说,“我以前写一篇文章叫《不想再思量你能否归来吗?》,写的就是我对小时候胡同生活的留恋和这种生活一去不复返的悲伤。我对老北京的感情已经超越了一个普通市民对家乡的感觉,而是像一个女人留恋她远去的情郎。”或许这也是让像王小漠一样的其他家庭,宁愿背负沉重的债务,也要坚守下去的原因?
那时候北京城并不繁华,没有购物中心,没有摩天大楼,没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甚至硬件条件不比现在某些郊区的新兴小区。但是,即便如此,老北京人还是留恋,留恋故土,留恋老北京话,留恋亲人般的友邻,留恋平和安详的生活。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他们是幸运的,经过改革开放,经过社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脚下的土地变得比金子还要贵重;然而,和守望自己的家园相比,谁更珍贵呢?
编辑/任 涓woshirenju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