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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代表作品，《洛丽塔》中包含大量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讽刺，表现出作家明显的“反弗洛伊德”倾向。与此同时，小说的内容又与弗洛伊德理论出现了巧合般的呼应，体现出作家对弗洛伊德理论无意识的接纳。纳博科夫讽刺弗洛伊德的目的在于强调小说的虚构性，而对其理论的无意识接纳是对小说人物人性合理刻画的结果，恰恰印证了弗洛伊德理论部分内容的合理性。这种讽刺和接纳的统一进一步增强了小说“虚构”的艺术色彩，与作家的文学创作观念十分契合。
关键词：《洛丽塔》 讽刺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俄裔美国作家，他对弗洛伊德的抨击是一以贯之的。在他看来，“弗洛伊德主义及其被荒唐的理论和方法所玷污的整个领域是最可恶的自欺欺人的骗局”a。在小说《洛丽塔》中，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直接进行讽刺的语句就多达十几处。在情节方面，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也与精神分析中“经典”的治疗案例大相径庭。通过将这些零星的讽刺和具体情节对应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关内容中，笔者发现：看似对立的两者实际上却出现了巧合般的呼应。作家试图在情节中针对弗洛伊德理论最鲜明的内容进行犀利批判，但从细节上看，小说恰恰印证了弗洛伊德理论部分内容的合理性。这种讽刺和接纳的统一体现出作家在对小说人物人性合理刻画的同时，强调小说的“虚构性”。具体来说，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讽刺和接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梦的理论与象征作用
在对梦进行解释的研究中，弗洛伊德把“象征作用”（symbolism）作为对梦“稳定的解译”，他坚决主张“在真正的象征与性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b。而在纳博科夫看来，“以不学无术，邪恶的胡说八道对轻信的公众进行欺骗的最极端的例子便是弗洛伊德式的梦的解释”，“每天早上，我以驳斥那个维也纳庸医而得到极大的乐趣，那就是我回想和解释我的梦的细节，根本不用性象征或神秘的情结来说事”c。
通读小说可以发现，《洛丽塔》中不乏对梦境和性象征的讽刺。在男主人公亨伯特得知将和洛丽塔周末去湖边野餐的晚上，他先做了一场和洛丽塔“欢快堕落”的梦，接着服用一片安眠药，开始了一场看似无意义的梦境：“不一会儿，一场不是续集、只能算作诙谐的模拟之作的梦境，以一种富有深意的清晰向我展示出那个我还从来没有去过的湖。虽然从国外输入的含羞草和夹竹桃在充满砂石的湖岸边开着花儿，但湖上亮晃晃地结了一大片翠绿色的冰，有个麻脸的爱斯基摩人正白费力气地想用一柄鹤嘴锄把冰凿破。我相信要是我给布兰奇·施瓦茨曼博士的档案里添上这一样场性欲梦，她准会付给我满袋钱币。不幸，这场梦剩下的那部分明摆着是折中主义的。大黑兹和小黑兹绕着湖骑马前行，我也弓起腿来跨在马上，任凭马上下颠动，尽管两条腿之间并没有马，只有可以伸缩的空气——由于做梦人心不在焉而造成的一个那种小小的疏漏。”d这场梦分为两个部分，它们均表现出对弗洛伊德“梦的理论”的讽刺。“鹤嘴锄”是一种“具有刺穿性和伤害性的东西”，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是“男性器官”（male organ）的象征。e“性欲梦”（libidream）则更加明显地将弗洛伊德提出的“力比多”（libido）和“梦”（dream）进行组合，达到讽刺效果。因此主人公说要是他给布兰奇·施瓦茨曼博士講述这样一场梦，她准会给自己丰厚的回报。布兰奇·施瓦茨曼博士在小说序言中断言主人公应该向一名高明的精神病理学家求救，代表着精神分析学说的支持者。这场梦的后半段则成了“折中主义”，梦中的“我”和黑兹母女虽然有着明显暗示性行为的动作，却无起到“象征作用”的物品，“只有可以伸缩的空气”，因而作者戏称是“心不在焉造成的小小疏漏”。
主人公的其他梦境大多是直白的，梦中是荒诞直接的性描写，不需要性象征来解释，这也是对弗洛伊德“梦的理论”无声的批判。例如在黑兹发生车祸后，亨伯特带着安眠药去接洛丽塔的前一晚，“因为无缘无故，令人异常疲惫地与一个毛茸茸的身材矮小的两性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合而从梦中惊醒”。
此外，“手枪”的形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这也是作家讽刺的对象。它既多次出现在亨伯特的遐想和梦境中，也是最后亨伯特杀死情敌复仇的犯罪道具。在刚和洛丽塔相遇的那段时间，亨伯特就做出了预言似的梦境：“有时，我在梦中想要杀人。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比如，我握着一支枪。比如，我瞄准一个满不在乎、却暗中留神注意的敌人。噢，我确实扣动了枪机，可是一颗又一颗子弹都从那个怯生生的枪口虚弱无力地落到了地上。在这些梦里，我唯一的想头就是掩盖起我的可耻的失败，不让我那渐渐变得恼怒起来的仇敌看到。”
在小说后半部分，当亨伯特检查一把真正带在身边的手枪的时候，作家的声音再次出现，讽刺道：“我们必须记住，手枪是弗洛伊德学说中原始父亲中枢神经系统的前肢的象征。”这些对梦境和性象征的讽刺贯穿小说，提醒着读者不要对小说中的梦进行象征的解读。正如纳博科夫在小说后附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最讨厌象征与寓意（这一方面由于我与弗洛伊德式的伏都巫术有宿怨，一方面由于我厌恶文学神秘主义者与社会学家发明的概括化）。”
然而，性象征的内容在小说中也有着呼应。在亨伯特与少年时期初恋女友安娜贝尔进行幽会的时候，作家用“情欲的权杖”（sceptre of my passion）来代指男性的生殖器。“权杖”（sceptre）一词本无性器官的含义，作家这里十分自然地使用借喻，与弗洛伊德的“象征作用”如出一辙。
二、创伤固着
弗洛伊德将神经官能症固执于过去的现象，称为创伤性现象，将神经症的起因归结于无法逾越强烈的情感体验。对于如何治疗创伤固着（fixation）神经症，弗洛伊德在著作中同样进行了讨论。简而言之，将潜意识中的创伤经历变成患者意识的一部分，是可能治疗创伤固着的一种方式。而纳博科夫喜爱文字游戏和设置迷局，从“创伤”（trauma）的视角来解读亨伯特与初恋情人安娜贝尔的关系，是他给试图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洛丽塔》的学者设置的最大陷阱。 在小说一开始，作家就借亨伯特的自白不断暗示：“可是，我深信，从某种魔法和宿命的观点而言，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创伤来源一方面是安娜贝尔的早逝，另一方面是他们之间几次被打断的性接触。最后一次发生在海滩边，当亨伯特与安娜贝尔亲热，正要占有她时，被两个起哄的老人打断。四个月后，安娜贝尔死于斑疹伤寒。这未能实现的欲望，在亨伯特的强烈暗示下，似乎是造成他对“性感少女”病态性欲的根源。他的创伤固着在少年时期的海滩，因此他对与安娜贝尔有密切关联的洛丽塔有强烈的欲望。
带着治疗创伤固着的期待阅读小说，会在后半部分发现纳博科夫精心设计的情节。在亨伯特收到黑兹太太表达爱意的信后，他杂乱的思绪中浮现“或是‘创伤’，‘创伤事件’和‘绞架横档’这种叫人恐惧的，神秘的，险恶的词语之后，夜间十分可怕地折磨着我”。在带着洛丽塔旅游的途中，亨伯特又戏谑地讽刺道：“研究我这种病例的那个能干的精神病大夫如今，我相信，亨伯特博士已经使他陷入一种野兔似的痴迷的状态——无疑急于要我带着我的洛丽塔到海边去，让我最终在那儿获得自己毕生追求的欲望的‘满足’，彻底摆脱儿时最初跟幼小的李小姐（指安娜贝尔，笔者注）所未完成的恋情‘下意识的’困扰。”小说中亨伯特确实试图和洛丽塔在海滩的洞穴里完成少年时期被打断的性接触。然而，身上沾满沙粒的洛丽塔却令亨伯特失去欲望，他甚至觉得她像“一头海牛”。因此，从创伤固着的角度，小说并未解答为什么亨伯特对未成年的性感少女，尤其是洛丽塔有着病态的性欲。我们从亨伯特的讲述中也可以读出，即便是将创伤经历作为他意识的一部分，也无法排除他入狱后对洛丽塔的狂热。将安娜贝尔和洛丽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许是纳博科夫从小说一开始便设计好的情节。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论述中同样提到了这种治疗方式的不确定性：“如果医生将自己的知识作为一条信息传达给患者，那么它是无效果的。不，这样说是不确切的。它不具有使症状去除的效果，但它有另外一种效果——使分析得以启动，而其第一个表现时常是拒绝。在这之后，患者知道了他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他的症状的意义；但他知道的还很有限。”f小说中的亨伯特从一开始便对精神分析医生表现出强烈的拒绝，在疗养院治疗期间他编造梦境戏弄精神分析医生，在旅店洗手间谈话时对弗洛伊德故作无知，后期又将其称为“骗子和巫医”等。但是，他对自我的分析却一直在进行。在他看来，创伤早在遇到洛丽塔的时刻便解除了，而“这些特殊的感觉即使不是由现代精神病学的原则而产生的，至少也受其影响”。
三、人格构成理论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同样引人关注。小说《洛丽塔》对此进行了直接的讽刺。亨伯特在决定复仇后的不断思考中想到，“不论精神治疗大夫在我后来‘抑郁消沉的时期’怎么蛮横地对我加以盘问，我还是找不到可以跟我少年时代的任何时刻联系起来的任何公认为真实的思慕”。这里“少年时代公认的思慕”便是指精神分析中的“恋母情结”一说。亨伯特的母亲早在他童年时便以野餐时被雷击中的荒诞方式意外去世。在小说一开始亨伯特回忆童年时期的生活时，他特意提到对母亲的印象就是一些朦胧的画面，似乎是在给后文这一段讽刺做铺垫。
在母亲缺失的状况下，小说主人公的父亲对他的人格形成十分重要。如果对照弗洛伊德的人格构成理论，同样能发现讽刺的情节。在弗洛伊德的人格构成理论中，“超我”是“自我”中负责良心评判、自我监视的机构。它依据“道德原则”，接管父母职能，监视指导自我。同时，“超我”形成的基础是“认同”（或译自居identification），即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的同化。小说中，亨伯特的父亲对待两性关系十分轻率。他玩弄亨伯特母亲的姐姐西比尔的感情，连仆人也经常谈论他的各个女朋友。儿童时期的亨伯特身边充满了为了讨好他父亲的成年女性的笑脸。甚至在亨伯特的性观念还很朦胧时，其父便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把认为需要了解的性知识都告诉了他。这样的父亲形象与依据“道德原则”行事、需要监视“自我”的“超我”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在主人公不断因对洛丽塔的狂热产生罪疚时，形成自我监视的“超我”更多是来自外界道德的压力，而非对童年时期代表权威的父亲形象的认同。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对父亲的“认同”的确对亨伯特的人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假如一个男孩使自己认同父亲，他就想和父亲一样。”g童年时期亨伯特对父亲拥有众多女友感到高兴，因而他在内心构建“父亲”形象，以“父亲”自居的过程中，乐于不断地同年轻妓女发生关系。对父亲的认同同样使他在与洛丽塔的关系中试图扮演一个称职的父亲角色，他尝试教导洛丽塔，像过去父亲教他各种体育项目一样乐于教洛丽塔打网球，想要参与洛丽塔的成长。性欲之外，亨伯特对洛丽塔还有类似父爱的感情，这点从亨伯特面对怀孕之后不再是“性感少女”的洛丽塔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在叙述中也穿插着内心独白的流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直‘跟洛丽塔待在一起’，就像女人‘怀着孩子’那样。”
在谈及宇宙观问题时，弗洛伊德指出宇宙起源中的“神性创造者”总是“父亲”形象，同时解释道：“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与父亲具有相同特点的人，此人（或更确切地说，无疑是由父亲和母亲结合起来的父母亲机构）也在儿童弱小和无助状态中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监护。”h在亨伯特童年时期，其父亲经营的华丽的米兰纳饭店，便象征着他对亨伯特提供的安全保护。这种安全的保护在亨伯特的回忆中也是以“宇宙”的形象出现的：“在我周围，华丽的米兰纳大饭店像一个私人宇宙那样旋转，像外边闪闪发光的那个较大的藍色宇宙中的一个用石灰水刷白了的宇宙。”这种快乐的记忆对他影响深远。当他在和洛丽塔旅行的途中发现一张父亲的米兰纳饭店的彩色照片时，他感到兴奋得意。而这印象中的蓝色和白色，也在亨伯特对最后一个情人里塔唱的小调中，与具有关键意义的“着魔的猎人”旅店联系在了一起。
此外，小说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接纳还体现在亨伯特展现出的“自恋”倾向。在《自我与本我》中，弗洛伊德提到一种“继发自恋”模式，是通过“认同作用”将性对象纳入心中。亨伯特的父亲在他第一次结婚前已经去世，如果把“继发自恋”作为对父亲强烈认同的结果，便可以解释亨伯特在叙述中多次表现出的对自己容貌和男子气概的自信。他对自己之外的男性在回忆中大多是以肥胖、衰老的形象出现，包括小说中最为神秘的奎尔蒂。作为亨伯特一直担心的情敌，一开始的时候，奎尔蒂在亨伯特的认识上是与自己十分相像的，而最后展现出的形象却是秃顶、肥胖。亨伯特的“自恋”倾向在面对洛丽塔时却展现出极大的自卑，和洛丽塔出行的过程中，他时刻担心着自己被监视。这非常符合弗洛伊德对自恋者提出的“变形虫”模型，当亨伯特的“力比多”能量将洛丽塔作为投注对象时，其对自我的投注便减少了。 四、结语
纳博科夫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回应了他的文学艺术观，他强调小说的虚构性，把写作当成是一场文字游戏。通过整理《洛丽塔》的小说情节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关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作家纳博科夫在创作中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不断地进行讽刺，甚至精心设计陷阱，展现出他的“反弗洛伊德”倾向。而与此同时，小说的情节也体现了作家对精神分析学说无意识地接纳，印证了部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合理性。这种讽刺与接纳并存的效果，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纯粹虚构的艺术色彩，与作家的文学创作观念十分契合。
ac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独抒己见》，唐建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第135页
bef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车文博等译，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第124页，第229页。
d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gh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车文博等译，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第146页。
参考文献：
[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独抒己见[M].唐建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2]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M].车文博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M].车文博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车文博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6] 那洋.透过《洛丽塔》看纳博科夫的“反弗洛伊德倾向”[D].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2009.
[7] Vladimir.Nobokov. Lolita[M].Penguin Classics，201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纳博科夫《洛丽塔》中人物精神分析研究”（项目编号：201810370035）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付杰，安徽师范大学2016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关键词：《洛丽塔》 讽刺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俄裔美国作家，他对弗洛伊德的抨击是一以贯之的。在他看来，“弗洛伊德主义及其被荒唐的理论和方法所玷污的整个领域是最可恶的自欺欺人的骗局”a。在小说《洛丽塔》中，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直接进行讽刺的语句就多达十几处。在情节方面，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也与精神分析中“经典”的治疗案例大相径庭。通过将这些零星的讽刺和具体情节对应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关内容中，笔者发现：看似对立的两者实际上却出现了巧合般的呼应。作家试图在情节中针对弗洛伊德理论最鲜明的内容进行犀利批判，但从细节上看，小说恰恰印证了弗洛伊德理论部分内容的合理性。这种讽刺和接纳的统一体现出作家在对小说人物人性合理刻画的同时，强调小说的“虚构性”。具体来说，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讽刺和接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梦的理论与象征作用
在对梦进行解释的研究中，弗洛伊德把“象征作用”（symbolism）作为对梦“稳定的解译”，他坚决主张“在真正的象征与性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b。而在纳博科夫看来，“以不学无术，邪恶的胡说八道对轻信的公众进行欺骗的最极端的例子便是弗洛伊德式的梦的解释”，“每天早上，我以驳斥那个维也纳庸医而得到极大的乐趣，那就是我回想和解释我的梦的细节，根本不用性象征或神秘的情结来说事”c。
通读小说可以发现，《洛丽塔》中不乏对梦境和性象征的讽刺。在男主人公亨伯特得知将和洛丽塔周末去湖边野餐的晚上，他先做了一场和洛丽塔“欢快堕落”的梦，接着服用一片安眠药，开始了一场看似无意义的梦境：“不一会儿，一场不是续集、只能算作诙谐的模拟之作的梦境，以一种富有深意的清晰向我展示出那个我还从来没有去过的湖。虽然从国外输入的含羞草和夹竹桃在充满砂石的湖岸边开着花儿，但湖上亮晃晃地结了一大片翠绿色的冰，有个麻脸的爱斯基摩人正白费力气地想用一柄鹤嘴锄把冰凿破。我相信要是我给布兰奇·施瓦茨曼博士的档案里添上这一样场性欲梦，她准会付给我满袋钱币。不幸，这场梦剩下的那部分明摆着是折中主义的。大黑兹和小黑兹绕着湖骑马前行，我也弓起腿来跨在马上，任凭马上下颠动，尽管两条腿之间并没有马，只有可以伸缩的空气——由于做梦人心不在焉而造成的一个那种小小的疏漏。”d这场梦分为两个部分，它们均表现出对弗洛伊德“梦的理论”的讽刺。“鹤嘴锄”是一种“具有刺穿性和伤害性的东西”，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是“男性器官”（male organ）的象征。e“性欲梦”（libidream）则更加明显地将弗洛伊德提出的“力比多”（libido）和“梦”（dream）进行组合，达到讽刺效果。因此主人公说要是他给布兰奇·施瓦茨曼博士講述这样一场梦，她准会给自己丰厚的回报。布兰奇·施瓦茨曼博士在小说序言中断言主人公应该向一名高明的精神病理学家求救，代表着精神分析学说的支持者。这场梦的后半段则成了“折中主义”，梦中的“我”和黑兹母女虽然有着明显暗示性行为的动作，却无起到“象征作用”的物品，“只有可以伸缩的空气”，因而作者戏称是“心不在焉造成的小小疏漏”。
主人公的其他梦境大多是直白的，梦中是荒诞直接的性描写，不需要性象征来解释，这也是对弗洛伊德“梦的理论”无声的批判。例如在黑兹发生车祸后，亨伯特带着安眠药去接洛丽塔的前一晚，“因为无缘无故，令人异常疲惫地与一个毛茸茸的身材矮小的两性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合而从梦中惊醒”。
此外，“手枪”的形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这也是作家讽刺的对象。它既多次出现在亨伯特的遐想和梦境中，也是最后亨伯特杀死情敌复仇的犯罪道具。在刚和洛丽塔相遇的那段时间，亨伯特就做出了预言似的梦境：“有时，我在梦中想要杀人。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比如，我握着一支枪。比如，我瞄准一个满不在乎、却暗中留神注意的敌人。噢，我确实扣动了枪机，可是一颗又一颗子弹都从那个怯生生的枪口虚弱无力地落到了地上。在这些梦里，我唯一的想头就是掩盖起我的可耻的失败，不让我那渐渐变得恼怒起来的仇敌看到。”
在小说后半部分，当亨伯特检查一把真正带在身边的手枪的时候，作家的声音再次出现，讽刺道：“我们必须记住，手枪是弗洛伊德学说中原始父亲中枢神经系统的前肢的象征。”这些对梦境和性象征的讽刺贯穿小说，提醒着读者不要对小说中的梦进行象征的解读。正如纳博科夫在小说后附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最讨厌象征与寓意（这一方面由于我与弗洛伊德式的伏都巫术有宿怨，一方面由于我厌恶文学神秘主义者与社会学家发明的概括化）。”
然而，性象征的内容在小说中也有着呼应。在亨伯特与少年时期初恋女友安娜贝尔进行幽会的时候，作家用“情欲的权杖”（sceptre of my passion）来代指男性的生殖器。“权杖”（sceptre）一词本无性器官的含义，作家这里十分自然地使用借喻，与弗洛伊德的“象征作用”如出一辙。
二、创伤固着
弗洛伊德将神经官能症固执于过去的现象，称为创伤性现象，将神经症的起因归结于无法逾越强烈的情感体验。对于如何治疗创伤固着（fixation）神经症，弗洛伊德在著作中同样进行了讨论。简而言之，将潜意识中的创伤经历变成患者意识的一部分，是可能治疗创伤固着的一种方式。而纳博科夫喜爱文字游戏和设置迷局，从“创伤”（trauma）的视角来解读亨伯特与初恋情人安娜贝尔的关系，是他给试图从精神分析角度解读《洛丽塔》的学者设置的最大陷阱。 在小说一开始，作家就借亨伯特的自白不断暗示：“可是，我深信，从某种魔法和宿命的观点而言，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创伤来源一方面是安娜贝尔的早逝，另一方面是他们之间几次被打断的性接触。最后一次发生在海滩边，当亨伯特与安娜贝尔亲热，正要占有她时，被两个起哄的老人打断。四个月后，安娜贝尔死于斑疹伤寒。这未能实现的欲望，在亨伯特的强烈暗示下，似乎是造成他对“性感少女”病态性欲的根源。他的创伤固着在少年时期的海滩，因此他对与安娜贝尔有密切关联的洛丽塔有强烈的欲望。
带着治疗创伤固着的期待阅读小说，会在后半部分发现纳博科夫精心设计的情节。在亨伯特收到黑兹太太表达爱意的信后，他杂乱的思绪中浮现“或是‘创伤’，‘创伤事件’和‘绞架横档’这种叫人恐惧的，神秘的，险恶的词语之后，夜间十分可怕地折磨着我”。在带着洛丽塔旅游的途中，亨伯特又戏谑地讽刺道：“研究我这种病例的那个能干的精神病大夫如今，我相信，亨伯特博士已经使他陷入一种野兔似的痴迷的状态——无疑急于要我带着我的洛丽塔到海边去，让我最终在那儿获得自己毕生追求的欲望的‘满足’，彻底摆脱儿时最初跟幼小的李小姐（指安娜贝尔，笔者注）所未完成的恋情‘下意识的’困扰。”小说中亨伯特确实试图和洛丽塔在海滩的洞穴里完成少年时期被打断的性接触。然而，身上沾满沙粒的洛丽塔却令亨伯特失去欲望，他甚至觉得她像“一头海牛”。因此，从创伤固着的角度，小说并未解答为什么亨伯特对未成年的性感少女，尤其是洛丽塔有着病态的性欲。我们从亨伯特的讲述中也可以读出，即便是将创伤经历作为他意识的一部分，也无法排除他入狱后对洛丽塔的狂热。将安娜贝尔和洛丽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许是纳博科夫从小说一开始便设计好的情节。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论述中同样提到了这种治疗方式的不确定性：“如果医生将自己的知识作为一条信息传达给患者，那么它是无效果的。不，这样说是不确切的。它不具有使症状去除的效果，但它有另外一种效果——使分析得以启动，而其第一个表现时常是拒绝。在这之后，患者知道了他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他的症状的意义；但他知道的还很有限。”f小说中的亨伯特从一开始便对精神分析医生表现出强烈的拒绝，在疗养院治疗期间他编造梦境戏弄精神分析医生，在旅店洗手间谈话时对弗洛伊德故作无知，后期又将其称为“骗子和巫医”等。但是，他对自我的分析却一直在进行。在他看来，创伤早在遇到洛丽塔的时刻便解除了，而“这些特殊的感觉即使不是由现代精神病学的原则而产生的，至少也受其影响”。
三、人格构成理论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同样引人关注。小说《洛丽塔》对此进行了直接的讽刺。亨伯特在决定复仇后的不断思考中想到，“不论精神治疗大夫在我后来‘抑郁消沉的时期’怎么蛮横地对我加以盘问，我还是找不到可以跟我少年时代的任何时刻联系起来的任何公认为真实的思慕”。这里“少年时代公认的思慕”便是指精神分析中的“恋母情结”一说。亨伯特的母亲早在他童年时便以野餐时被雷击中的荒诞方式意外去世。在小说一开始亨伯特回忆童年时期的生活时，他特意提到对母亲的印象就是一些朦胧的画面，似乎是在给后文这一段讽刺做铺垫。
在母亲缺失的状况下，小说主人公的父亲对他的人格形成十分重要。如果对照弗洛伊德的人格构成理论，同样能发现讽刺的情节。在弗洛伊德的人格构成理论中，“超我”是“自我”中负责良心评判、自我监视的机构。它依据“道德原则”，接管父母职能，监视指导自我。同时，“超我”形成的基础是“认同”（或译自居identification），即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的同化。小说中，亨伯特的父亲对待两性关系十分轻率。他玩弄亨伯特母亲的姐姐西比尔的感情，连仆人也经常谈论他的各个女朋友。儿童时期的亨伯特身边充满了为了讨好他父亲的成年女性的笑脸。甚至在亨伯特的性观念还很朦胧时，其父便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把认为需要了解的性知识都告诉了他。这样的父亲形象与依据“道德原则”行事、需要监视“自我”的“超我”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在主人公不断因对洛丽塔的狂热产生罪疚时，形成自我监视的“超我”更多是来自外界道德的压力，而非对童年时期代表权威的父亲形象的认同。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对父亲的“认同”的确对亨伯特的人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假如一个男孩使自己认同父亲，他就想和父亲一样。”g童年时期亨伯特对父亲拥有众多女友感到高兴，因而他在内心构建“父亲”形象，以“父亲”自居的过程中，乐于不断地同年轻妓女发生关系。对父亲的认同同样使他在与洛丽塔的关系中试图扮演一个称职的父亲角色，他尝试教导洛丽塔，像过去父亲教他各种体育项目一样乐于教洛丽塔打网球，想要参与洛丽塔的成长。性欲之外，亨伯特对洛丽塔还有类似父爱的感情，这点从亨伯特面对怀孕之后不再是“性感少女”的洛丽塔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在叙述中也穿插着内心独白的流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直‘跟洛丽塔待在一起’，就像女人‘怀着孩子’那样。”
在谈及宇宙观问题时，弗洛伊德指出宇宙起源中的“神性创造者”总是“父亲”形象，同时解释道：“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与父亲具有相同特点的人，此人（或更确切地说，无疑是由父亲和母亲结合起来的父母亲机构）也在儿童弱小和无助状态中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监护。”h在亨伯特童年时期，其父亲经营的华丽的米兰纳饭店，便象征着他对亨伯特提供的安全保护。这种安全的保护在亨伯特的回忆中也是以“宇宙”的形象出现的：“在我周围，华丽的米兰纳大饭店像一个私人宇宙那样旋转，像外边闪闪发光的那个较大的藍色宇宙中的一个用石灰水刷白了的宇宙。”这种快乐的记忆对他影响深远。当他在和洛丽塔旅行的途中发现一张父亲的米兰纳饭店的彩色照片时，他感到兴奋得意。而这印象中的蓝色和白色，也在亨伯特对最后一个情人里塔唱的小调中，与具有关键意义的“着魔的猎人”旅店联系在了一起。
此外，小说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接纳还体现在亨伯特展现出的“自恋”倾向。在《自我与本我》中，弗洛伊德提到一种“继发自恋”模式，是通过“认同作用”将性对象纳入心中。亨伯特的父亲在他第一次结婚前已经去世，如果把“继发自恋”作为对父亲强烈认同的结果，便可以解释亨伯特在叙述中多次表现出的对自己容貌和男子气概的自信。他对自己之外的男性在回忆中大多是以肥胖、衰老的形象出现，包括小说中最为神秘的奎尔蒂。作为亨伯特一直担心的情敌，一开始的时候，奎尔蒂在亨伯特的认识上是与自己十分相像的，而最后展现出的形象却是秃顶、肥胖。亨伯特的“自恋”倾向在面对洛丽塔时却展现出极大的自卑，和洛丽塔出行的过程中，他时刻担心着自己被监视。这非常符合弗洛伊德对自恋者提出的“变形虫”模型，当亨伯特的“力比多”能量将洛丽塔作为投注对象时，其对自我的投注便减少了。 四、结语
纳博科夫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回应了他的文学艺术观，他强调小说的虚构性，把写作当成是一场文字游戏。通过整理《洛丽塔》的小说情节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有关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作家纳博科夫在创作中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不断地进行讽刺，甚至精心设计陷阱，展现出他的“反弗洛伊德”倾向。而与此同时，小说的情节也体现了作家对精神分析学说无意识地接纳，印证了部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合理性。这种讽刺与接纳并存的效果，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纯粹虚构的艺术色彩，与作家的文学创作观念十分契合。
ac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独抒己见》，唐建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第135页
bef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车文博等译，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第124页，第229页。
d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gh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车文博等译，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第146页。
参考文献：
[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独抒己见[M].唐建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2]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M].车文博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M].车文博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车文博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6] 那洋.透过《洛丽塔》看纳博科夫的“反弗洛伊德倾向”[D].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2009.
[7] Vladimir.Nobokov. Lolita[M].Penguin Classics，201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纳博科夫《洛丽塔》中人物精神分析研究”（项目编号：201810370035）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付杰，安徽师范大学2016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