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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振兴 新型城乡关系 城乡融合 城乡社会学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开始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社会发展呈现大转型、大分化、大流动的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立足农村现实，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谋求在城市发展向好的状态下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致力于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为农业农村发展描绘了一个理想蓝图。基于这种大国转身的宏阔背景，深刻把握我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变迁、现实样态和发展规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构建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于乡村地域是一个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激发农村内部的活力，更重要的是要借力于城市的发展，通过调节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为农村农业发展注入活力与动力。按照这一逻辑，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就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然而，纵观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由“城市中心主义”演变出来的城乡二元格局，一直是中国城乡关系最基本的特征。在这种秩序结构中，城市社会为一元，农村社会为另一元，城乡关系的建设逻辑是“城市本位”，重点表达为“国家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与资源分配、社会以城市为主体的日常运转、个体形塑了一种以城市化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2002年之后，中央先后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美丽乡村建设，旨在消解城乡差距，破解“城乡二元性”，但这一系列发展战略依旧难以逾越“城市中心主义”的历史窠臼，实质上仍是一个“城市中心主义下乡”并最终为城市化建设服务的过程。这样，中国城乡关系呈现二元经济结构“变型”和二元社会结构“固化”并存的显著特征，即在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减的背景下，城镇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化趋于加剧。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城乡社会差距依然突出。因此，针对城乡二元秩序带来的各种现实困境，从城乡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寻求中国特色城乡二元秩序的破解之道，构建新时代城乡“平等互惠、开放包容、共建共享、各美其美、和谐共生”的新型城乡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持续关注并深入探讨的重大议题。
城乡关系既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也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看，厘清城乡关系的基本内涵和概念体系，归纳我国城乡关系的时空变迁与一般特征，梳理城乡关系的理论进路和推进模式，探索迈向新型城乡关系的实践创新与发展样态，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基本前提。因而，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尊重地方首创精神，从实践中挖掘重构城乡关系的本土思想资源，是探索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源泉。
1.城乡关系的内涵厘定和理论演进研究
关于城乡关系的内涵厘定，学者们通常从关系实体、要素系统和空间维度等三个层面加以阐释。首先，从关系实体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亚当·斯密认为，城市和农村是一种依存关系，城乡之间是一种基于产业分工而形成的互为市场的互利关系，是一种通过人的活动形成和维系的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两种实体之间的关系。其次，从要素系统看：城市和农村是通过人口、商品等要素流动而彼此紧密联系又相互依赖的两个共生系统。最后，从空问维度看：列斐伏尔认为，城乡关系是一种纵深的、多维度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是“空间关系”重组的过程。城乡关系中的“城”与“乡”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是社会概念，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本真性存在。
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演进，大致分为早期阶段、突破阶段和拓展阶段。早期城乡关系的理论框架，以亚当·斯密“乡村-城市”的自然顺序理论为代表，强调先有乡村后有城市的顺序，将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商业对应起来进行历史分析。20世纪中叶以来，城乡关系理论不断取得突破：50年代以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三阶段模型等分析框架为代表;60年代以“增长极”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为基础的“城乡空间极化发展”的城乡非均衡发展理论模型为代表;70年代以后，“乡村城市发展战略”、自上而下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自下而上的“选择性空间封闭”发展论等理论框架被相继提出，试图破解五六十年代城乡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城市偏向”弊端，“乡村偏向”理论则更是弥合了以往理论对乡村发展关注的不足。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网络科技、信息技术的迅猛崛起，城乡关系研究进入理论拓展阶段。城乡融合区（Desakota）模式及“区域网络发展”模型的提出，是对“乡村偏向”理论的一种重新构建，旨在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理论追求。可以说，城乡关系理论的“自然顺序理论”“城市偏向理论”“乡村偏向理论”“城乡一体化理论”等，充分展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即每一阶段城乡关系理论的推进，都是建立在以往理论基础之上对其进行修正的探索性阐释。
2.中国城乡关系的时空变迁与一般特征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发展规律经历了“同一-对立-融合”三个阶段，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逻辑和一般性论述，为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提供了理论范式。所谓“同一”，是指城市与农村尚处于原始的耦合状态，二者是彼此外在的参照物。所谓“对立”，指的是城市与农村以单向统治与单向汲取为手段，以实现自身存在与发展。所谓“融合”，则是指城市与农村作为一种社会统一体而存在。综合来看，学术界关于我国城乡关系的时空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三种。首先是“两阶段论”：主要为城乡分治、以农补工阶段（1978年以前），城乡互相支持、不断走向融合阶段（1978年以后）。其次是“三阶段论”：主要观点有城乡分割阶段（1978-1999年）、乡城流动阶段（2000-2014年）和城乡一体化阶段（2015年以后）;城乡无差别阶段、城乡分离对立阶段和城乡融合统筹阶段。最后是“四阶段论”：主要观点为城乡分离的初步形成时期（1949年以前）、城乡分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1949-1978年）、城乡关系调整与对立扩大时期（1979-2002年）、统筹城乡发展时期（2003年至今）;城乡二元结构时期（1949-1978年）、工业城镇化时期（1979-1994年）、土地城镇化时期（1995-2013年）、“以人为本”和“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时期（2014年以来）;城乡关系趋好阶段（1978-1983年）、城乡再度分离阶段（1984-2002年）、城乡统筹发展阶段（2003-2011年）和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学术界按照城乡关系的构成要素，聚焦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生活形态、城乡公共服务、城乡空间布局及城乡公民权利等五个方面，探讨城乡关系的一般特征。具体表现为：我国基础设施的城乡差别，表现为明显的二元供给特征及非均衡性;在长期的二元结构影响下，城乡生活形态呈现出城乡分割的双重生活形态;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各公共服务领域表现出非均等化特征;城乡的空间布局带有非常强烈的政策痕迹，在加速了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的衰落;受二元分割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公民权利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这正是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
3.迈向新型城乡关系的政策选择与实践创新研究
经过不断的创新摸索，西方国家在城乡发展路径创新上形成了丰富的实践模式。其中，美国选择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城乡发展模式，英国选择了逆城市化发展模式，日本选择了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韩国选择了“新村运动”，印度选择了“二元经济”结构惯性下的城乡分割模式，而中国则以“城乡中国”为新的发展形态，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城乡发展模式。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是城乡中国的具体演绎路径。
其一，在城乡统筹方面，学者们从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城乡统筹发展的方式、动力机制和关键内容、区域与空间等视角探索城乡统筹的实现路径。由于城乡之间的制度二元性与要素二元性依旧存在，如何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分治”的发展格局，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实现城乡共赢，是城乡统筹的关键一环。其二，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农村社区建设、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土地制度建设、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及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等。然而，单纯开展农村建设、改善农村居住和生活环境，未必能触及到困扰农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市场驱动的逻辑下，如果无法实现把资源、资本等要素向农村地区有序和有效回流，就不能弥合城乡差距。其三，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学者们认为，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源。东部地区差异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中原经济区产业发展革新的新型城镇化推进策略、西部地区空间结构重组的新型城镇化路径，是新型城镇化地方实践创新的代表性案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各异，新型城镇化试验在某些地方演化为“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就业不充分”等不可持续的样态。其四，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学术界早在1983年就对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开展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将中心城市与周边乡村地区的发展加以通盘考虑。在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的推动下，诸多富有创新精神和推广价值的实践模式逐步形成。然而，如何跨过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土地分配制度等体制障碍，仍是新型城乡关系建立的现实困境。近年来，关于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成为迈向新型城乡关系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4.既有研究不足及趋势评述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反思，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新型城乡关系的概念指向还比较模糊。在现有研究中，新型城乡关系核心内容的指向并不明确，也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进行验证与测量。其次，新型城乡关系研究的宏观维度缺失，呈现出碎片化特征。从宏观角度来说，目前关于新型城乡关系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也没有开展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大多从不同的角度着手就各地区内小范围的实践个案开展经验研究，很难从学术层面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型城乡关系发展路径。最后，城乡关系的本土理论特别是有影响力的经典理论还比较少，从理论自觉的高度推动本土话语体系建构尤为迫切。
鉴于以上不足，新型城乡关系研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第一，探索和明确所谓新型城乡关系的“新”为何物，应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平等发展主体，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概念体系、理论架构和关键议题，进一步明确新型城乡关系对于乡村振兴的意义与功能。第二，针对新型城乡关系研究宏观维度缺失和碎片化问题，应提供一套针对性强并服务全局的政策分析工具，尝试开发一套有针对性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检测系统。第三，针对城乡关系本土话语体系缺失问题，应注重理论自觉和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通过“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跳出城乡关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圈子，深度发掘本土思想资源，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维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关系理论。这样，把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放置在乡村振兴视野下，试图建构一套对中国鲜活经验具有充分解释力的中层社会学分析框架，正是本文理论建构的旨趣所在。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探索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架构、结构性难题、重点领域及关键突破口、政策体系和指标体系等，是落實新发展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重要议题，也是系统回答“什么是新型城乡关系”“为什么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如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这三大核心命题的关键所在。
1.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架构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既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紧迫性，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面向。乡村振兴视野下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架构，聚焦回答“什么是新型城乡关系”这一核心命题，囊括了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之问的关系、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这是本文展开的理论起点。
第一，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之问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当前正处于大转型、大流动、大发展的新时期，不仅城市正在发生复杂而激烈的社会转型，乡村社会也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剧烈冲击，原有的城乡社会样态随之发生巨变，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进一步凸显。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新型城乡关系致力于解决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二元性秩序，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形态。新型城乡关系既不是消灭城乡差异，也不是城乡一致化、均质化，而是消除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变城乡截然分开和对立的局面，实现城乡有机融合，形成更大的城乡区域统一体，实现区域协调与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聚焦如何回应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核心是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尺，乡村振兴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经济社会基础;构建新型城乡关系需要以乡村振兴为理念先导，而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以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为实现路径。 第二，社会转型、国家治理和共享发展：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础。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离不开中国大国治理的制度传统、社会转型的现实语境和共享发展的政策理念。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改变高度重叠，且压缩在较短的时间内展开。工业化、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明显快于人的城市化，导致所谓的虚城市化、半城市化、被城市化等中间形态出现在城乡连续体之中。这些中间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风险，避免了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也型构了中国城乡发展的独特面貌——城乡之间的动态平衡。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城乡社会在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呈现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挑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急需现代化，迫切呼唤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费孝通早年的江村研究以及后来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小城镇、浦东开发开放等的持续关注表明，城乡之问建立有效的联结，可以为破除城乡二元对立提供新的可能性。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既要保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又要保证城乡融合发展的一致性。因此，社会转型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和共享发展理论，是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础。
第三，城乡社会学：新型城乡关系的分析视角。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乡村全面振兴，通过城乡融合发展，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美好生活。本文接续费孝通城乡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以关系主义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明确“城”和“乡”的双重聚焦，从城乡关联的角度看城乡差距和发展不平等，进而考察中国正在经历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这正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分析视角。根据中国城乡梯度发展的基本国情，“生存、发展与生活”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具体分析工具。生存，一般指的是人存活于世的基础性要素，主要包括人口、土地、产业等;发展，处于第二阶段，与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有关;生活，则是最高层次，涉及到生活形态等议题。人口、土地、产业、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和生活形态，构成新型城乡关系的七大内涵要素。城乡要素结构、组合形态与区域差异，对应不同的城乡发展现况和城乡关系模式。因而，新型城乡关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理论原点，以城乡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聚焦人的生存、发展、生活三个层面，围绕城乡人口、土地、产业、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基本公共服务、生活形态等七个要素，是一种城乡融合发展的和谐共生型城乡关系。
2.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结构性难题
城乡关系从分离对立向融合一体的转型，根植于具体的时空背景，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征。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结构性难题，聚焦回应“为什么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这一核心命题，是整个分析框架的“现实起点”，不仅涉及对中国城乡关系历时性演进过程的回溯，还包括对中国城乡关系开展共时性的地域差异性分析。在梳理中国城乡关系历时性演进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关系共时性的空间样态及结构性特征，为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提供地方图谱、监测重点和关键突破口。
第一，城乡关系发展的区域类型和空间差序。长期以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城乡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全国的宏观层面，也表现在一定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地域社会。城乡关系的区域类型往往遵循两套逻辑：一是按照东、中、西的地域划分;二是按照城市群的类型分类，如按照紧密结合型、分离便通型和空间隔离型，可以对城乡关系进行空间差序的分类。本文围绕区域类型与空间差序，按照“生存-发展-生活”的分析工具和城乡关系内涵要素的不同组合，将城乡关系分为不同的理想类型和实践形态。首先，从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出发，结合区域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形态和区位特质，把当前城乡关系分为产业升级-生活质量共振型（以东部地区为主）、产业发展与福利制度融合型（以中部地区为主）和人口迁移与生计发展型（以西部地区为主）;其次，从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要素出发，将当前的城乡关系勾勒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型（以东部地区为主）、城乡统筹融合发展型（以中部地区为主）、城乡脱贫攻坚和保障兜底型（以贫困地区为主），以及各类亚发展类型（以东北地区及民族地区为主）;最后，从以城带乡的紧密程度和生活形态出发，把城乡关系归纳为城市群中的城乡关系（包括东部紧密型城市群与中西部松散型城乡群）、城乡相连的城乡关系（以中西部地区为主）、城市周边的城乡关系（以西部地区城加乡模式为主），以及基于網络平台的城乡关系（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 ）。城乡关系的共时性分析和类型化研究，可以总结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梯度，从而提出多层次、有侧重和针对性的发展目标。
第二，现阶段我国城乡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乡村振兴的立足点在农村，“短板”是贫困人口，关键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这就需要决策者制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体系，补短版，强弱项，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因城乡资源禀赋和要素组合的不同，我国现阶段城乡关系呈现若干结构性特征：以交通、信息技术、物流网等为重点的城乡基础设施的非均衡性;以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为核心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非包容性;以区域产业结构、要素流动和市场环境为关键的城乡生产方式的非开放性;以地区规划、行政性分割和地方性竞争为特质的城乡空间布局的非协调性;以户籍制度、参与制度和协商制度等为载体的城乡公民权利的非对称性;以多元文化、生态环境和心理结构为表征的城乡生活形态的非共享性。正是这六大结构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成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现实困境。
3.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点领域与突破口
城乡关系的区域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各地的发展样态上，也体现在城乡关系内涵要素组合的侧重点上。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应以“生存-发展-生活”为导向，聚焦回应“如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这一核心命题，立足于区域发展的基本格局，梳理不同地区发展类型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开展区域比较及典型案例的总结，挖掘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突破口。 第一，人口融合和土地权益：以东部地区为重点。东部大都市群地区是我国最为典型的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产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城乡居民生活形态美好，对全国具有先行先试的价值。这一地区的城乡关系也具有一些其他地区不容易出现的难点问题，突出体现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和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改革开放后的人口流动，使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从农村场域转移到了城市场域，城市内部出现“新二元结构”。对于东部地区来说，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应该坚持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重点关注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尤其是解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外来常住人口覆盖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及高城市化率使该地区土地价值快速升值，土地成为城乡互动的核心要素。这样，要坚持“地利共享”的原则，重点关注土地要素在城乡互动过程中的农民权益问题，尤其是要规范土地流转制度及土地流转后农民的利益分配及补偿制度。
第二，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以中部地区为重点。从城镇化样态来看，中部地区是全国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區域，城镇化快速提升，但总体水平依然较低，核心城市的中心带动作用不强，城市群的联结度不够，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城乡之间的金融联接渠道不畅。该地区城乡关系的基本格局是，城乡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迹象，突出体现在城乡公共服务与产业发展上。对中部地区来说，乡村振兴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机遇。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过程中，要坚持用“一体化”推倒“二元墙”，充分利用中部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发展，实现在中部城市经济圈快速发展中实现工农产业对接。在公共服务层面，要优化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改善农村生产性和生活性基础设施，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产业发展层面，要坚持发展“大农业”，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城乡产业整合性发展，在产业转移中实现城乡经济互动，在加快要素市场建设中推进城乡资源整合，实现城乡平等互惠、开放包容。
第三，精准扶贫和生活形态：以西部地区为重点。西部地区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试验场，城乡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亟待完善，产业发展较为单一，人口就地城镇化或本地城镇化特征明显。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同时，农村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贫困形势依然严峻，农村居民普遍面临生计的可持续性问题。受限于城乡人口流动、资本要素流通、城乡文化交流，区域范围内的城乡要素互动环境较为封闭。这种非开放性特征，使较多农村还处在一种原子化的状态，呈现出一种极具地域特征的生活形态。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过程中，西部地区要特别关注深度贫困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的生计发展与城乡融合，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同时，结合文化创新和全域旅游开发，探索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发力点和区域对口支援的社会联结点，实现广大西部农村地区的生活形态升级，实现城乡各美其美，和谐共生。
4.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政策体系和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政策体系和实现路径，是整个分析框架的“政策起点”。当前，我国城乡发展阶段、发展样态、要素禀赋、问题与约束等，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性。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必须以“生存-发展-生活”为主线，立足新发展理念，从类型学角度区分城乡关系发展的区域形态和空间样态，找准各地的发展能级和战略重点，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第一，“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发展理念直接关系到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指向。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一定时期内对发展方向、速度与质量、重点及能力的重大选择、规划及策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破解发展难题，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必须触动传统经济社会的体制根基，加快对户籍管理、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土地市场等的制度创新，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切实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产业新体系;协调发展，需要从发展内容、发展空间、发展时间等三个维度，重点促进城乡区域融合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绿色发展，要求通过构建城乡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政策机制和技术机制，坚持可持续发展，协同推进城乡生态融合互补，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开放发展，着力打破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的半封闭体系，加快实现城乡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的开放包容和平等交换，促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实现城乡资源要素交换有序化;共享发展，通过推进城乡在公共资源、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共建共享，逐步让广大农民享有与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公民权利，让城乡居民有更多获得感，最终迈向共同富裕。
第二，指导原则：因域施策、分类调控。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城乡关系发展样态的区域差异性，结合内涵要素组合形态的不同侧重点，开展类型化研究，做到因域施策、分类调控。对于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较高和外来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地区而言，人口融合与土地权益是两个突出问题，应重点围绕户籍制度改革、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问题展开，解决好流动人口有序融入的制度化渠道，赋予农民平等的财产与土地收益权利;对于城乡统筹发展面临实践瓶颈的中部地区而言，需要进一步突破相应的制度约束，聚焦公共服务与产业发展，推动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和面向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制度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对于城乡关系尚处低水平均衡状态的西部地区而言，孱弱的城市经济对乡村的带动能力不强，应聚焦精准脱贫与生活形态升级，以托底型社会政策保障居民的可持续生计，逐步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东北地区受封闭的产业与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产业发展迟滞与人口流失严重，城乡发展困难较多，应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吸纳与集聚人力资源，以构建产业新体系带动城乡发展的全面振兴。民族地区则主要聚焦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尊重民族地区资源禀赋与地方性知识的独特作用，突出文化创新与绿色发展。 第三，体制机制：行政主导、市场驱动与社会协同。新型城乡关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应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维度来找寻，这是新型城乡关系发展理念、指导原则和地方图谱的实现路径。首先，通过制度设计与政府主导，创新国家治理体制机制，健全城乡公共产品均衡配置机制，完善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财政体制。其次，通过城乡资源配置与市场驱动，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建立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宅基地退出、土地流转补偿及社会保障的政策体系，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渠道。再次，通过城乡社区治理、培育社会组织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构建城乡社会治理共同体。最后，通过培育城乡创新平台，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的协同合作。运用大数据、数字化平台，开展技术治理和智慧治理，搭建政府与市场合作的融合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项目化形式，拓展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渠道，健全政府与社会的联动机制;通过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吸纳社会主体参与城乡社区治理，激活市场与社会的专业协同机制。
5.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指标体系与监测评估
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指标体系，应该基于城乡关系的空间形态、结构化特征等实际，以“生存-发展-生活”为指引，对城乡一体化发展地区（以东部地区为主）、城乡统筹融合发展地区（以中部地区为主）、城乡可持续生计发展地区（以西部地区为主）的新型城乡关系开展分类设计、系统评估和动态监测，比较新型城乡关系的动力机制与区域差异，反思其深层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的政策体系，以期更好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第一，新型城乡关系指标体系的构建理念和评估原则。新型城乡关系的指标体系构建，应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基本理念，立足六大结构化难题，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聚焦人口、土地、产业、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生活形态等七大要素组合形态，注重区域化差异和类别化指向的建构原则。城乡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是一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有机整体，由能采用量化手段进行量化的指标因子所构成，是一个根据城乡关系融合的终极目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反映城乡关系发展程度和水平的指标集合。
第二，新型城乡关系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优化。新型城乡关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共有3大子系统，即控制变量、核心变量、调节变量等。其中，控制变量涉及地方的资源环境、社会生态、文化传统等发展环境，核心变量主要由新型城乡关系的七大要素构成，调节变量主要是党的领导、国家治理和社会动员等。根据“生存-发展-生活”的逻辑，核心变量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为人口、土地、产业，这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基础与关键。人口，包括城乡的人口分布、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等;土地，包括耕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等三块土地的确权与收益分配;产业，包括城乡空间规划与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及产业转移。第二层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包括居住质量、垃圾处理、公共交通、信息技术、物流网络等建设情况;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劳动力市场等;社会福利，包括公共福利、职业福利，老年、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群体福利。第三层为生活形态，用以衡量不同区域的和谐共生。包括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文化娱乐、价值观念、自我认同等。
第三，新型城乡关系发展的系统评估与动态监测。为更加清晰把握中国新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程，应该开发运用具有“理想类型”特性的指标体系，对各地区发展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和效果评估，探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城乡关系的发展阶段、发展梯度和发展难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国家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资料，搜集相关指标数据，建立“乡村振兴视野下新型城乡关系数据库”及案例库。另一方面，对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加权、降维等技术处理，设计计算方法，分别对省级和县域两个层面的新型城乡关系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在年度测评的基础上，以5年或10年为阶段性测评单位，回溯评价和动态监测各地城乡关系的发展效果，科学预测乡村振兴进程中不同时间节点的新型城乡关系发展水平。
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一项系统性工程，既包含宏观层面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又涉及中观层面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还关注微观层面农村地区及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深入探究乡村振兴视野下新型城乡关系，是转型大背景下我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使命。构建新型城乡关系，需要从“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出发，将城乡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以“生存-发展-生活”为演进逻辑，以城乡关系目前的六大结构性难题为现实出发点，以“因域施策、分类调控”为发展路径，以城乡平等互惠、开放包容、共建共享、各美其美、和谐共生为发展指向，探寻一个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社会学中层理论。
新型城乡关系聚焦“可持续生计、共享发展和美好生活”，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和多元共生的城乡关系形态。“可持续生计”积极探索如何构建托底型社会政策，解决城乡发展不充分中的生存问题，重点探讨人口流出型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与发展能力，以及如何改革农民土地增值分配机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平等的财产与土地收益权利，最终迈向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旨在破解我国城乡关系以往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偏向模式和二元性结构秩序，重点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中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追求共建共享与人的全面发展。这样，通过基础设施共享改革，创新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和福利制度供给机制，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均衡发展，农民与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城乡居民共同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美好生活”是在满足“自在性”日常生活基础上的日益增长的“自为性”生活，体现“生活的全面性”和“人的全面发展”，旨在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城乡居民的社会福祉和幸福体验问题。新型城乡关系下的“美好生活”，需要创新生态文明制度，满足人民对绿色生活的诉求。同时，要提升城乡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公民广泛而有序的政治参与，遵循各美其美、多元共生原则，构建城乡居民的多元化参与机制。
总之，新型城乡关系的建构过程，是对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中心-边缘”破立并举的过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上来说，新型城乡关系研究，通过把城乡社会视为一个研究整体，提出一个有别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有助于突破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城乡二元的分析模式和单一静态的理论视角，在大大提升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同时，也能推进中国城乡社会学、发展社会学、转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从而为全球社会学的知识库存增添中国贡献，争取更多的学术话语权。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构建新型城乡关系需要一系列推进战略、体制机制和相关政策体系，这为各级政府有效化解城乡关系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直接提供了理论源泉和思想启迪及具有操作性的思路对策，并为发展中大国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秦开凤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开始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社会发展呈现大转型、大分化、大流动的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立足农村现实，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谋求在城市发展向好的状态下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致力于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为农业农村发展描绘了一个理想蓝图。基于这种大国转身的宏阔背景，深刻把握我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变迁、现实样态和发展规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构建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由于乡村地域是一个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激发农村内部的活力，更重要的是要借力于城市的发展，通过调节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为农村农业发展注入活力与动力。按照这一逻辑，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就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然而，纵观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由“城市中心主义”演变出来的城乡二元格局，一直是中国城乡关系最基本的特征。在这种秩序结构中，城市社会为一元，农村社会为另一元，城乡关系的建设逻辑是“城市本位”，重点表达为“国家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与资源分配、社会以城市为主体的日常运转、个体形塑了一种以城市化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2002年之后，中央先后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美丽乡村建设，旨在消解城乡差距，破解“城乡二元性”，但这一系列发展战略依旧难以逾越“城市中心主义”的历史窠臼，实质上仍是一个“城市中心主义下乡”并最终为城市化建设服务的过程。这样，中国城乡关系呈现二元经济结构“变型”和二元社会结构“固化”并存的显著特征，即在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减的背景下，城镇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化趋于加剧。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城乡社会差距依然突出。因此，针对城乡二元秩序带来的各种现实困境，从城乡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寻求中国特色城乡二元秩序的破解之道，构建新时代城乡“平等互惠、开放包容、共建共享、各美其美、和谐共生”的新型城乡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持续关注并深入探讨的重大议题。
二、文献回顾
城乡关系既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也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看，厘清城乡关系的基本内涵和概念体系，归纳我国城乡关系的时空变迁与一般特征，梳理城乡关系的理论进路和推进模式，探索迈向新型城乡关系的实践创新与发展样态，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基本前提。因而，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尊重地方首创精神，从实践中挖掘重构城乡关系的本土思想资源，是探索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源泉。
1.城乡关系的内涵厘定和理论演进研究
关于城乡关系的内涵厘定，学者们通常从关系实体、要素系统和空间维度等三个层面加以阐释。首先，从关系实体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亚当·斯密认为，城市和农村是一种依存关系，城乡之间是一种基于产业分工而形成的互为市场的互利关系，是一种通过人的活动形成和维系的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两种实体之间的关系。其次，从要素系统看：城市和农村是通过人口、商品等要素流动而彼此紧密联系又相互依赖的两个共生系统。最后，从空问维度看：列斐伏尔认为，城乡关系是一种纵深的、多维度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是“空间关系”重组的过程。城乡关系中的“城”与“乡”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是社会概念，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本真性存在。
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演进，大致分为早期阶段、突破阶段和拓展阶段。早期城乡关系的理论框架，以亚当·斯密“乡村-城市”的自然顺序理论为代表，强调先有乡村后有城市的顺序，将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商业对应起来进行历史分析。20世纪中叶以来，城乡关系理论不断取得突破：50年代以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三阶段模型等分析框架为代表;60年代以“增长极”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为基础的“城乡空间极化发展”的城乡非均衡发展理论模型为代表;70年代以后，“乡村城市发展战略”、自上而下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自下而上的“选择性空间封闭”发展论等理论框架被相继提出，试图破解五六十年代城乡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城市偏向”弊端，“乡村偏向”理论则更是弥合了以往理论对乡村发展关注的不足。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网络科技、信息技术的迅猛崛起，城乡关系研究进入理论拓展阶段。城乡融合区（Desakota）模式及“区域网络发展”模型的提出，是对“乡村偏向”理论的一种重新构建，旨在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理论追求。可以说，城乡关系理论的“自然顺序理论”“城市偏向理论”“乡村偏向理论”“城乡一体化理论”等，充分展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即每一阶段城乡关系理论的推进，都是建立在以往理论基础之上对其进行修正的探索性阐释。
2.中国城乡关系的时空变迁与一般特征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发展规律经历了“同一-对立-融合”三个阶段，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逻辑和一般性论述，为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提供了理论范式。所谓“同一”，是指城市与农村尚处于原始的耦合状态，二者是彼此外在的参照物。所谓“对立”，指的是城市与农村以单向统治与单向汲取为手段，以实现自身存在与发展。所谓“融合”，则是指城市与农村作为一种社会统一体而存在。综合来看，学术界关于我国城乡关系的时空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三种。首先是“两阶段论”：主要为城乡分治、以农补工阶段（1978年以前），城乡互相支持、不断走向融合阶段（1978年以后）。其次是“三阶段论”：主要观点有城乡分割阶段（1978-1999年）、乡城流动阶段（2000-2014年）和城乡一体化阶段（2015年以后）;城乡无差别阶段、城乡分离对立阶段和城乡融合统筹阶段。最后是“四阶段论”：主要观点为城乡分离的初步形成时期（1949年以前）、城乡分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1949-1978年）、城乡关系调整与对立扩大时期（1979-2002年）、统筹城乡发展时期（2003年至今）;城乡二元结构时期（1949-1978年）、工业城镇化时期（1979-1994年）、土地城镇化时期（1995-2013年）、“以人为本”和“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时期（2014年以来）;城乡关系趋好阶段（1978-1983年）、城乡再度分离阶段（1984-2002年）、城乡统筹发展阶段（2003-2011年）和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学术界按照城乡关系的构成要素，聚焦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生活形态、城乡公共服务、城乡空间布局及城乡公民权利等五个方面，探讨城乡关系的一般特征。具体表现为：我国基础设施的城乡差别，表现为明显的二元供给特征及非均衡性;在长期的二元结构影响下，城乡生活形态呈现出城乡分割的双重生活形态;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各公共服务领域表现出非均等化特征;城乡的空间布局带有非常强烈的政策痕迹，在加速了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的衰落;受二元分割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公民权利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这正是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
3.迈向新型城乡关系的政策选择与实践创新研究
经过不断的创新摸索，西方国家在城乡发展路径创新上形成了丰富的实践模式。其中，美国选择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城乡发展模式，英国选择了逆城市化发展模式，日本选择了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韩国选择了“新村运动”，印度选择了“二元经济”结构惯性下的城乡分割模式，而中国则以“城乡中国”为新的发展形态，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城乡发展模式。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是城乡中国的具体演绎路径。
其一，在城乡统筹方面，学者们从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城乡统筹发展的方式、动力机制和关键内容、区域与空间等视角探索城乡统筹的实现路径。由于城乡之间的制度二元性与要素二元性依旧存在，如何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分治”的发展格局，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实现城乡共赢，是城乡统筹的关键一环。其二，在新农村建设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农村社区建设、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土地制度建设、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及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等。然而，单纯开展农村建设、改善农村居住和生活环境，未必能触及到困扰农村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市场驱动的逻辑下，如果无法实现把资源、资本等要素向农村地区有序和有效回流，就不能弥合城乡差距。其三，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学者们认为，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源。东部地区差异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中原经济区产业发展革新的新型城镇化推进策略、西部地区空间结构重组的新型城镇化路径，是新型城镇化地方实践创新的代表性案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各异，新型城镇化试验在某些地方演化为“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就业不充分”等不可持续的样态。其四，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学术界早在1983年就对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开展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将中心城市与周边乡村地区的发展加以通盘考虑。在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的推动下，诸多富有创新精神和推广价值的实践模式逐步形成。然而，如何跨过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土地分配制度等体制障碍，仍是新型城乡关系建立的现实困境。近年来，关于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成为迈向新型城乡关系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4.既有研究不足及趋势评述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反思，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新型城乡关系的概念指向还比较模糊。在现有研究中，新型城乡关系核心内容的指向并不明确，也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进行验证与测量。其次，新型城乡关系研究的宏观维度缺失，呈现出碎片化特征。从宏观角度来说，目前关于新型城乡关系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也没有开展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大多从不同的角度着手就各地区内小范围的实践个案开展经验研究，很难从学术层面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型城乡关系发展路径。最后，城乡关系的本土理论特别是有影响力的经典理论还比较少，从理论自觉的高度推动本土话语体系建构尤为迫切。
鉴于以上不足，新型城乡关系研究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第一，探索和明确所谓新型城乡关系的“新”为何物，应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平等发展主体，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概念体系、理论架构和关键议题，进一步明确新型城乡关系对于乡村振兴的意义与功能。第二，针对新型城乡关系研究宏观维度缺失和碎片化问题，应提供一套针对性强并服务全局的政策分析工具，尝试开发一套有针对性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检测系统。第三，针对城乡关系本土话语体系缺失问题，应注重理论自觉和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通过“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跳出城乡关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圈子，深度发掘本土思想资源，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维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关系理论。这样，把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放置在乡村振兴视野下，试图建构一套对中国鲜活经验具有充分解释力的中层社会学分析框架，正是本文理论建构的旨趣所在。
三、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探索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架构、结构性难题、重点领域及关键突破口、政策体系和指标体系等，是落實新发展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重要议题，也是系统回答“什么是新型城乡关系”“为什么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如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这三大核心命题的关键所在。
1.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架构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既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紧迫性，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面向。乡村振兴视野下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架构，聚焦回答“什么是新型城乡关系”这一核心命题，囊括了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之问的关系、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这是本文展开的理论起点。
第一，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之问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当前正处于大转型、大流动、大发展的新时期，不仅城市正在发生复杂而激烈的社会转型，乡村社会也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剧烈冲击，原有的城乡社会样态随之发生巨变，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进一步凸显。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新型城乡关系致力于解决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二元性秩序，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形态。新型城乡关系既不是消灭城乡差异，也不是城乡一致化、均质化，而是消除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变城乡截然分开和对立的局面，实现城乡有机融合，形成更大的城乡区域统一体，实现区域协调与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聚焦如何回应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核心是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尺，乡村振兴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经济社会基础;构建新型城乡关系需要以乡村振兴为理念先导，而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以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为实现路径。 第二，社会转型、国家治理和共享发展：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础。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离不开中国大国治理的制度传统、社会转型的现实语境和共享发展的政策理念。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改变高度重叠，且压缩在较短的时间内展开。工业化、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明显快于人的城市化，导致所谓的虚城市化、半城市化、被城市化等中间形态出现在城乡连续体之中。这些中间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风险，避免了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也型构了中国城乡发展的独特面貌——城乡之间的动态平衡。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城乡社会在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结构、空间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呈现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挑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急需现代化，迫切呼唤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费孝通早年的江村研究以及后来对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小城镇、浦东开发开放等的持续关注表明，城乡之问建立有效的联结，可以为破除城乡二元对立提供新的可能性。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既要保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又要保证城乡融合发展的一致性。因此，社会转型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和共享发展理论，是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础。
第三，城乡社会学：新型城乡关系的分析视角。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乡村全面振兴，通过城乡融合发展，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美好生活。本文接续费孝通城乡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以关系主义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明确“城”和“乡”的双重聚焦，从城乡关联的角度看城乡差距和发展不平等，进而考察中国正在经历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这正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分析视角。根据中国城乡梯度发展的基本国情，“生存、发展与生活”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具体分析工具。生存，一般指的是人存活于世的基础性要素，主要包括人口、土地、产业等;发展，处于第二阶段，与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有关;生活，则是最高层次，涉及到生活形态等议题。人口、土地、产业、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和生活形态，构成新型城乡关系的七大内涵要素。城乡要素结构、组合形态与区域差异，对应不同的城乡发展现况和城乡关系模式。因而，新型城乡关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理论原点，以城乡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聚焦人的生存、发展、生活三个层面，围绕城乡人口、土地、产业、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基本公共服务、生活形态等七个要素，是一种城乡融合发展的和谐共生型城乡关系。
2.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结构性难题
城乡关系从分离对立向融合一体的转型，根植于具体的时空背景，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征。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结构性难题，聚焦回应“为什么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这一核心命题，是整个分析框架的“现实起点”，不仅涉及对中国城乡关系历时性演进过程的回溯，还包括对中国城乡关系开展共时性的地域差异性分析。在梳理中国城乡关系历时性演进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关系共时性的空间样态及结构性特征，为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提供地方图谱、监测重点和关键突破口。
第一，城乡关系发展的区域类型和空间差序。长期以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城乡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全国的宏观层面，也表现在一定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地域社会。城乡关系的区域类型往往遵循两套逻辑：一是按照东、中、西的地域划分;二是按照城市群的类型分类，如按照紧密结合型、分离便通型和空间隔离型，可以对城乡关系进行空间差序的分类。本文围绕区域类型与空间差序，按照“生存-发展-生活”的分析工具和城乡关系内涵要素的不同组合，将城乡关系分为不同的理想类型和实践形态。首先，从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出发，结合区域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形态和区位特质，把当前城乡关系分为产业升级-生活质量共振型（以东部地区为主）、产业发展与福利制度融合型（以中部地区为主）和人口迁移与生计发展型（以西部地区为主）;其次，从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要素出发，将当前的城乡关系勾勒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型（以东部地区为主）、城乡统筹融合发展型（以中部地区为主）、城乡脱贫攻坚和保障兜底型（以贫困地区为主），以及各类亚发展类型（以东北地区及民族地区为主）;最后，从以城带乡的紧密程度和生活形态出发，把城乡关系归纳为城市群中的城乡关系（包括东部紧密型城市群与中西部松散型城乡群）、城乡相连的城乡关系（以中西部地区为主）、城市周边的城乡关系（以西部地区城加乡模式为主），以及基于網络平台的城乡关系（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 ）。城乡关系的共时性分析和类型化研究，可以总结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梯度，从而提出多层次、有侧重和针对性的发展目标。
第二，现阶段我国城乡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乡村振兴的立足点在农村，“短板”是贫困人口，关键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这就需要决策者制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体系，补短版，强弱项，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因城乡资源禀赋和要素组合的不同，我国现阶段城乡关系呈现若干结构性特征：以交通、信息技术、物流网等为重点的城乡基础设施的非均衡性;以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为核心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非包容性;以区域产业结构、要素流动和市场环境为关键的城乡生产方式的非开放性;以地区规划、行政性分割和地方性竞争为特质的城乡空间布局的非协调性;以户籍制度、参与制度和协商制度等为载体的城乡公民权利的非对称性;以多元文化、生态环境和心理结构为表征的城乡生活形态的非共享性。正是这六大结构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成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现实困境。
3.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点领域与突破口
城乡关系的区域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各地的发展样态上，也体现在城乡关系内涵要素组合的侧重点上。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应以“生存-发展-生活”为导向，聚焦回应“如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这一核心命题，立足于区域发展的基本格局，梳理不同地区发展类型的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开展区域比较及典型案例的总结，挖掘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突破口。 第一，人口融合和土地权益：以东部地区为重点。东部大都市群地区是我国最为典型的人口流入型地区，城乡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产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城乡居民生活形态美好，对全国具有先行先试的价值。这一地区的城乡关系也具有一些其他地区不容易出现的难点问题，突出体现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和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改革开放后的人口流动，使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从农村场域转移到了城市场域，城市内部出现“新二元结构”。对于东部地区来说，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应该坚持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重点关注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尤其是解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外来常住人口覆盖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及高城市化率使该地区土地价值快速升值，土地成为城乡互动的核心要素。这样，要坚持“地利共享”的原则，重点关注土地要素在城乡互动过程中的农民权益问题，尤其是要规范土地流转制度及土地流转后农民的利益分配及补偿制度。
第二，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以中部地区为重点。从城镇化样态来看，中部地区是全国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區域，城镇化快速提升，但总体水平依然较低，核心城市的中心带动作用不强，城市群的联结度不够，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城乡之间的金融联接渠道不畅。该地区城乡关系的基本格局是，城乡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迹象，突出体现在城乡公共服务与产业发展上。对中部地区来说，乡村振兴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机遇。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过程中，要坚持用“一体化”推倒“二元墙”，充分利用中部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发展，实现在中部城市经济圈快速发展中实现工农产业对接。在公共服务层面，要优化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改善农村生产性和生活性基础设施，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产业发展层面，要坚持发展“大农业”，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城乡产业整合性发展，在产业转移中实现城乡经济互动，在加快要素市场建设中推进城乡资源整合，实现城乡平等互惠、开放包容。
第三，精准扶贫和生活形态：以西部地区为重点。西部地区是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试验场，城乡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亟待完善，产业发展较为单一，人口就地城镇化或本地城镇化特征明显。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同时，农村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贫困形势依然严峻，农村居民普遍面临生计的可持续性问题。受限于城乡人口流动、资本要素流通、城乡文化交流，区域范围内的城乡要素互动环境较为封闭。这种非开放性特征，使较多农村还处在一种原子化的状态，呈现出一种极具地域特征的生活形态。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过程中，西部地区要特别关注深度贫困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的生计发展与城乡融合，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同时，结合文化创新和全域旅游开发，探索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发力点和区域对口支援的社会联结点，实现广大西部农村地区的生活形态升级，实现城乡各美其美，和谐共生。
4.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政策体系和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政策体系和实现路径，是整个分析框架的“政策起点”。当前，我国城乡发展阶段、发展样态、要素禀赋、问题与约束等，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性。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必须以“生存-发展-生活”为主线，立足新发展理念，从类型学角度区分城乡关系发展的区域形态和空间样态，找准各地的发展能级和战略重点，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第一，“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发展理念直接关系到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指向。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一定时期内对发展方向、速度与质量、重点及能力的重大选择、规划及策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破解发展难题，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必须触动传统经济社会的体制根基，加快对户籍管理、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土地市场等的制度创新，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切实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产业新体系;协调发展，需要从发展内容、发展空间、发展时间等三个维度，重点促进城乡区域融合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绿色发展，要求通过构建城乡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政策机制和技术机制，坚持可持续发展，协同推进城乡生态融合互补，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开放发展，着力打破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的半封闭体系，加快实现城乡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的开放包容和平等交换，促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实现城乡资源要素交换有序化;共享发展，通过推进城乡在公共资源、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共建共享，逐步让广大农民享有与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公民权利，让城乡居民有更多获得感，最终迈向共同富裕。
第二，指导原则：因域施策、分类调控。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城乡关系发展样态的区域差异性，结合内涵要素组合形态的不同侧重点，开展类型化研究，做到因域施策、分类调控。对于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较高和外来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地区而言，人口融合与土地权益是两个突出问题，应重点围绕户籍制度改革、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问题展开，解决好流动人口有序融入的制度化渠道，赋予农民平等的财产与土地收益权利;对于城乡统筹发展面临实践瓶颈的中部地区而言，需要进一步突破相应的制度约束，聚焦公共服务与产业发展，推动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和面向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制度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对于城乡关系尚处低水平均衡状态的西部地区而言，孱弱的城市经济对乡村的带动能力不强，应聚焦精准脱贫与生活形态升级，以托底型社会政策保障居民的可持续生计，逐步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东北地区受封闭的产业与经济发展模式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产业发展迟滞与人口流失严重，城乡发展困难较多，应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吸纳与集聚人力资源，以构建产业新体系带动城乡发展的全面振兴。民族地区则主要聚焦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尊重民族地区资源禀赋与地方性知识的独特作用，突出文化创新与绿色发展。 第三，体制机制：行政主导、市场驱动与社会协同。新型城乡关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应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维度来找寻，这是新型城乡关系发展理念、指导原则和地方图谱的实现路径。首先，通过制度设计与政府主导，创新国家治理体制机制，健全城乡公共产品均衡配置机制，完善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财政体制。其次，通过城乡资源配置与市场驱动，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建立健全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宅基地退出、土地流转补偿及社会保障的政策体系，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渠道。再次，通过城乡社区治理、培育社会组织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力量的协同参与，构建城乡社会治理共同体。最后，通过培育城乡创新平台，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的协同合作。运用大数据、数字化平台，开展技术治理和智慧治理，搭建政府与市场合作的融合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项目化形式，拓展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渠道，健全政府与社会的联动机制;通过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吸纳社会主体参与城乡社区治理，激活市场与社会的专业协同机制。
5.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指标体系与监测评估
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指标体系，应该基于城乡关系的空间形态、结构化特征等实际，以“生存-发展-生活”为指引，对城乡一体化发展地区（以东部地区为主）、城乡统筹融合发展地区（以中部地区为主）、城乡可持续生计发展地区（以西部地区为主）的新型城乡关系开展分类设计、系统评估和动态监测，比较新型城乡关系的动力机制与区域差异，反思其深层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的政策体系，以期更好地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第一，新型城乡关系指标体系的构建理念和评估原则。新型城乡关系的指标体系构建，应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基本理念，立足六大结构化难题，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聚焦人口、土地、产业、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生活形态等七大要素组合形态，注重区域化差异和类别化指向的建构原则。城乡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是一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有机整体，由能采用量化手段进行量化的指标因子所构成，是一个根据城乡关系融合的终极目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反映城乡关系发展程度和水平的指标集合。
第二，新型城乡关系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优化。新型城乡关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共有3大子系统，即控制变量、核心变量、调节变量等。其中，控制变量涉及地方的资源环境、社会生态、文化传统等发展环境，核心变量主要由新型城乡关系的七大要素构成，调节变量主要是党的领导、国家治理和社会动员等。根据“生存-发展-生活”的逻辑，核心变量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为人口、土地、产业，这是新型城乡关系的基础与关键。人口，包括城乡的人口分布、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等;土地，包括耕地、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等三块土地的确权与收益分配;产业，包括城乡空间规划与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及产业转移。第二层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包括居住质量、垃圾处理、公共交通、信息技术、物流网络等建设情况;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劳动力市场等;社会福利，包括公共福利、职业福利，老年、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群体福利。第三层为生活形态，用以衡量不同区域的和谐共生。包括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文化娱乐、价值观念、自我认同等。
第三，新型城乡关系发展的系统评估与动态监测。为更加清晰把握中国新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程，应该开发运用具有“理想类型”特性的指标体系，对各地区发展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和效果评估，探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城乡关系的发展阶段、发展梯度和发展难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国家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资料，搜集相关指标数据，建立“乡村振兴视野下新型城乡关系数据库”及案例库。另一方面，对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加权、降维等技术处理，设计计算方法，分别对省级和县域两个层面的新型城乡关系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在年度测评的基础上，以5年或10年为阶段性测评单位，回溯评价和动态监测各地城乡关系的发展效果，科学预测乡村振兴进程中不同时间节点的新型城乡关系发展水平。
四、结语：迈向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
乡村振兴视野下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一项系统性工程，既包含宏观层面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又涉及中观层面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还关注微观层面农村地区及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深入探究乡村振兴视野下新型城乡关系，是转型大背景下我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使命。构建新型城乡关系，需要从“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出发，将城乡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以“生存-发展-生活”为演进逻辑，以城乡关系目前的六大结构性难题为现实出发点，以“因域施策、分类调控”为发展路径，以城乡平等互惠、开放包容、共建共享、各美其美、和谐共生为发展指向，探寻一个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社会学中层理论。
新型城乡关系聚焦“可持续生计、共享发展和美好生活”，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和多元共生的城乡关系形态。“可持续生计”积极探索如何构建托底型社会政策，解决城乡发展不充分中的生存问题，重点探讨人口流出型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与发展能力，以及如何改革农民土地增值分配机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平等的财产与土地收益权利，最终迈向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旨在破解我国城乡关系以往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偏向模式和二元性结构秩序，重点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中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追求共建共享与人的全面发展。这样，通过基础设施共享改革，创新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和福利制度供给机制，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均衡发展，农民与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城乡居民共同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美好生活”是在满足“自在性”日常生活基础上的日益增长的“自为性”生活，体现“生活的全面性”和“人的全面发展”，旨在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城乡居民的社会福祉和幸福体验问题。新型城乡关系下的“美好生活”，需要创新生态文明制度，满足人民对绿色生活的诉求。同时，要提升城乡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公民广泛而有序的政治参与，遵循各美其美、多元共生原则，构建城乡居民的多元化参与机制。
总之，新型城乡关系的建构过程，是对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中心-边缘”破立并举的过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上来说，新型城乡关系研究，通过把城乡社会视为一个研究整体，提出一个有别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有助于突破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城乡二元的分析模式和单一静态的理论视角，在大大提升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同时，也能推进中国城乡社会学、发展社会学、转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从而为全球社会学的知识库存增添中国贡献，争取更多的学术话语权。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构建新型城乡关系需要一系列推进战略、体制机制和相关政策体系，这为各级政府有效化解城乡关系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直接提供了理论源泉和思想启迪及具有操作性的思路对策，并为发展中大国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