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生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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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存留的明建文帝时期的文字与文物,少之又少。南京中山门外的明孝陵,立着一块神功圣德碑,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九月朱棣以“孝子嗣皇帝”的名义,给他父亲立的一块神道碑。全碑2746字,一言以括之,就是“歌功颂德”四个字。该碑名为御制,其实并非朱棣亲笔,碑文应出自某位翰林学士之手。
  碑文最后,开列着太祖诸子及孙的名讳,倒没有将朱允炆一笔抹杀,在“孙”一辈题名里,头一位就是:“建文君允炆”,其次为皇太子朱高炽。在《明太祖实录》里,朱允炆也被称作建文君,这三个字是永乐朝官方认可的称谓法。
  朱棣在入京之始,就宣布当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纪年。建文帝垮台了,如果再沿用其年号当然不妥,将本年余下的月日,仍用洪武年号,也可理解。称君而不称帝,是革除其帝位,如元顺帝弃位窜奔之后,就被称为庚申君。
  朱棣粉饰历史
  到明代中后期,皇室的这段恩怨已为古迹,正德、万历、崇祯年间,不断有臣子请追上建文帝、皇后尊号及庙谥。但朝廷的态度并不积极,只是循例下礼部议,而不管议的结果如何,事情总是不了了之。终明之世,朱允炆都只是建文君。直到南明弘光朝时,明朝快完蛋了,才补上庙谥,称“惠宗让皇帝”,小马皇后随其夫,称“让皇后”。清乾隆元年,替古人做好事,改谥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明史》从之,建文的本纪便作《恭闵帝纪》。
  “让皇帝”的“让”字,反映的不是历史的真实,仍属史上常见的蒙着眼睛哄鼻子。但“让”这个字不是完全无中生有,明中期以后,建文帝“逊国”的传说愈演愈烈。此说谓建文帝见大势已去,就主动逃走了,人称“逊国”。也不要怪此说迂腐,皇帝逃走在君权至上的时代,的确很难措辞。想那位英宗正统皇帝,领着大军出征,却叫人俘虏了,这等难堪之事,作史者犹腆然称“北狩”,说英宗“北狩不返”。那么,建文帝迫于无奈,三十六计遁为上策,而托一个“逊国”的名义,于各方都能接受。
  建文朝留下来的史料极少,尤其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朱棣即位后,将建文时廷臣所上奏疏千余通,发给阁臣解缙等人,令其编阅,只保留兵农钱谷等政事的内容,而将对燕王态度不客气,言语有“干犯”的,一切皆焚毁。
  这一方面是朱棣向归附的百官故示宽大,表示既往不咎;一方面则借此洗刷、销毁对己不利的文件。他还下令重修建文时已经修好的《明太祖实录》,将其中对己不利的材料改洗得干干净净。这便是第二版《明太祖实录》。
  可是,朱棣不说“洗洗”就睡,过了若干年,“洁癖”又犯了,仍疑实录洗之不净,又把那“话儿”掏出来重洗,这就是今日所见的三修版《明太祖实录》。好多洪武年间的重要史料就这样佚失了,这还不算,他还随处布雷,埋设下许多伪造的材料,令一些重要的史实因为丧失了关键证据厘之不清了。
  经过这一番严密的文网过滤和筛除,现在所能见到的洪武末至建文朝的史料,不仅相当缺乏,而且多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许多根本就是诬词。
  建文帝“为僧遁去”?
  死人不会翻身起来抗议、投诉,可朱棣岂能料到,万世良心不会泯灭,后来的人们叹息国初史事就展开想象力,著文章、编故事,把可怜的建文帝从沉冤百年的地下请出来,让他复活了。
  在正德、嘉靖年间,也就是靖难之役过去一百年后,许多关于“革除遗事”的私人撰述累累而出,大家一起创作,一起凑材料,其中不乏传奇故事。如称刘伯温营建南京宫城时,察其风水不利,殿基不稳,将来难免要迁都。明朝原都南京,朱棣始迁北京,刘伯温的话里已暗含了对靖难之役的预言。
  那本不太可信的《传信录》还写道:太祖一日问刘伯温:“汝有何术以教朕,使守天下?”“刘大师”怀里岂会无宝,马上道:“有。”即拿出一只小箱子,上挂一把灌了铁汁的锁,说后世非有大变故不可开启。
  这是捣鬼军师的典型做派,诸葛亮不是还有三个锦囊吗?在民间谶纬书《烧饼歌》里,朱元璋也令刘伯温说说后事,刘老先生滔滔不绝,竟然把未来五百年的大事全提溜了出来。多数预言隐隐讳讳,费人猜测,但有些事情说得很明白,比如靖难之役,他道:“文星高拱日防西”,说京城当防。朱元璋怪道:“朕今都城竹坚守密,何防之有?”刘道:“臣见都城虽巩固,防守严密,似觉无虞,只恐燕子飞来。”燕子指燕王,燕子飞来,即燕师之来袭也。 靖难之师果然来了,建文帝打开小箱一看,里面藏着一件袈裟、一份度牒,还有一把剃刀,不禁叹道:“此伯温教我也。”遂披剃遁去。
  这是典型的宿命论,刘伯温早算出建文帝命里有此大劫,逃之不过,只求保命,于是留下僧服、僧人身份文件和剃头刀。建文帝逊国故事,大体都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还有一说,称城破之时,蜀王秘密派兵来,将建文帝偷偷接走了(王鏊《王文恪公笔记》)。我想蜀王未必有此胆量,也未必有此能力。但故事为什么单推出蜀王来呢?因为皇十一子蜀王朱椿素有贤名,是诸王中少有的贤王,朱元璋称他为“蜀秀才”,所以人们把这个美誉献给他。然而事情却是子虚乌有。
  入蜀说只是“逊国传说”中的一根小分枝,因为太难以置信,所以影响不大。在传说中,建文帝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云南。这是有根据的:一则云南在天日之南,天高皇帝远;一则云南是黔国公沐家镇守,沐家与耿炳文是姻亲,同情建文帝。故传说多把建文帝安排到云南去避难。
  建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们又非常同情他,痛恨朱棣上台之后的暴政,所以还在永乐初年,就已有建文帝未死的传言,顶着东厂、锦衣卫的高压,倔强地冒了出来。
  据《明史·姚广孝传》讲:朱棣刚入京,就有人对他讲,建文帝实“为僧遁去”,并且揭发了一位知情人,即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主录僧是代皇帝在寺庙修行的替身和尚),甚至有人说,建文帝就藏在溥洽那里。
  这大约是建文帝“逃禅”的最早传说,建文既“为僧遁去”,自然令人怀疑他的主录僧溥洽。钱谦益《初学集》甚至说,建文帝出逃,就是溥洽替他剃度的。
  朱棣将信将疑,因不便大搜寺庙,就借他事将溥洽抓起来严讯,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溥洽可苦了,一关就是十七年。   溥洽的好朋友姚广孝(道衍和尚)是朱棣称帝的第一功臣,一直为此内疚。到永乐十六年(1418年)临终前,朱棣问他有何遗愿,他唯一的请求,就是赦免溥洽,这才使其逃脱牢笼。其实,要说朱棣把溥洽关这么久,就是为了追查建文帝的下落,并不可信。朱棣对政敌绝不宽恕的性情,才是他久系溥洽的原因。
  民间“复活”的建文帝
  永乐朝的许多政事,也被人往建文帝身上附会,如明末人张岱《石匮书·胡濙列传》记:当时有传建文帝驾崩的,也有称他逊去的,旧臣多从之而去。朱棣疑心转重,便派胡濙“巡天下”,名义上是寻访张邋遢(张三丰),又称搜求异书,实为奉了密旨,遍行郡县,密察人心,并访问建文帝下落。
  因为建文帝在云南的传言尤其多,所以胡濙在南方待的时间特别久。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胡濙还朝,适逢朱棣北巡,驻跸宣府(今河北宣化),胡濙星夜驰至行在。
  朱棣已经就寝,但一听胡濙来了,急忙披衣起床,召之入见,赐座与语。而胡濙说:“不足虑也。”
  同书还说,胡濙未复命之先,朱棣又听到“建文蹈海”而去的传闻,乃分遣内臣郑和等浮海下西洋。直到胡濙带回“不足虑”的确信,他才完全放下心来。
  这故事活灵活现,恰似真事一般,并为《明史》采信。但从其所记来看,朱棣办事似乎轻重不伦:大明王朝那么大地盘,就派一个胡濙跑单帮,访了二十年,胡子都白了,能跑多大点地儿?而另一方面呢,郑和去海外搜寻,披甲数万,战艘数十,迁延数年,往复数万里,阵仗又太大了些。一内一外,一静一嚣,甚不相称。
  别看现在没什么人再信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踪迹”建文帝,然曾几何时,信的人蛮多呢,学者写文章,也热热闹闹探讨过。明代的“掌故大家”郑晓,在《今言》里就笃定地说:“成祖大举下西洋,不亦劳乎?其实派郑泛海、胡濙颁书,是因为国家有大疑,不得不如此啊!”
  胡濙在宣德、正统年间做了十几年的礼部尚书,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现存的碑刻,有许多是他撰写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应酬文字。从这些碑文看,此人好交际,且交游广泛,为人性格随和,是个老机灵,无论是佛还是道,他都好一口,标准的好好先生——这样一个人,显然不是密探的底子和材料,如果让他去访建文帝,人选首先就失败了。不过此人溺仙好道,让他去访张三丰,实至名归,访建文帝,应绝无之。
  那么,永乐二十一年,他对朱棣说什么“不足虑”呢?看官试想:朱棣皇帝已干了二十二年,其间数度北征,与北虏硬碰硬,还降伏了安南;他调发全国之力,营建北京,又集成《永乐大典》,做出惊人的文化建树。如果这样一位“文治武功一大圣”,还为了一个失了国、逃到鼠洞子里的建文帝忧惧,未免太小看他了!
  他所“虑”者,非别人,皇太子朱高炽耳。朱棣对太子很不放心,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曾命赴南京出差的胡濙,密察在南京监国的太子行事如何。胡濙是根老油条,自然不肯说皇太子的坏话。而皇太子知道他的秘密使命,也是防着他的。等到登基了还记得此事,于是点察御前机密文书,检出胡濙当年的密奏,却见上面说的尽是太子的好话,乃大为感激,胡濙也巩固了他在新朝的宠信地位。
  明初的许多故事与史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纠缠在一起,令人莫衷一是,难以辨别。而建文帝可能没有死的消息,却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成为民间饭后谈资的一种。
  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时,有一个云南僧人自动站出来,来顶建文帝的包。那时,朱棣死了快二十年,时过境迁,此人不必担心被害,反想借此掇取一份天大的富贵。但假货经不起验,到朝一问,破绽百出,如他说自己年已九十余,但建文帝是洪武十年生人,当时不过六十四岁,相差太远。一打问,才知此人真名杨行祥,河南钧州人,与他同谋的十二人,都是云南、广西一带的僧徒。此人不久死在狱中,同伙流放辽东为军。此案说明,关于建文帝流亡的传说,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就是边防之地的山村野夫都是晓得的。
  成化年间,仍有类似的假冒案发生。据梁亿《遵闻录》记载,成化某年,逃亡云南多年的建文帝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不想再躲躲藏藏了,一天他跑到布政司衙门,称自己就是建文皇帝。三司官员大惊,问他现身的目的,他说:“久在外,思归。”云南三司在同黔国公商量后,用囚车将此人送到北京。老头在路上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流落天涯八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等句。此老上京后,结局如何,该书没有交代。而《从亡随笔》一书,则明白写道,建文帝得获善终,被迎入大内奉养起来。
  如此等等,建文帝逊国故事,渐渐从一丝轻风,变作一股劲风;又由一张草图,渐而设色,成为一幅人物众多、场景复杂多变的长卷。终于在万历时,一幅完整的建文帝逃亡路线图被绘制出来,并把随帝逃亡之人、逃亡期间的故事、逃亡所经的人与事等等,交代得环环相扣、清清楚楚。而社会上一般人,也多倾向于接受出亡说。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建文帝“天位虽不终,但自保之智有足多者”,即婉转地表明了态度。“自保之智”,是说建文帝善于躲猫猫,朱棣就是抓他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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