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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存留的明建文帝时期的文字与文物，少之又少。南京中山门外的明孝陵，立着一块神功圣德碑，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九月朱棣以“孝子嗣皇帝”的名义，给他父亲立的一块神道碑。全碑2746字，一言以括之，就是“歌功颂德”四个字。该碑名为御制，其实并非朱棣亲笔，碑文应出自某位翰林学士之手。
碑文最后，开列着太祖诸子及孙的名讳，倒没有将朱允炆一笔抹杀，在“孙”一辈题名里，头一位就是：“建文君允炆”，其次为皇太子朱高炽。在《明太祖实录》里，朱允炆也被称作建文君，这三个字是永乐朝官方认可的称谓法。
朱棣在入京之始，就宣布当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纪年。建文帝垮台了，如果再沿用其年号当然不妥，将本年余下的月日，仍用洪武年号，也可理解。称君而不称帝，是革除其帝位，如元顺帝弃位窜奔之后，就被称为庚申君。
朱棣粉饰历史
到明代中后期，皇室的这段恩怨已为古迹，正德、万历、崇祯年间，不断有臣子请追上建文帝、皇后尊号及庙谥。但朝廷的态度并不积极，只是循例下礼部议，而不管议的结果如何，事情总是不了了之。终明之世，朱允炆都只是建文君。直到南明弘光朝时，明朝快完蛋了，才补上庙谥，称“惠宗让皇帝”，小马皇后随其夫，称“让皇后”。清乾隆元年，替古人做好事，改谥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明史》从之，建文的本纪便作《恭闵帝纪》。
“让皇帝”的“让”字，反映的不是历史的真实，仍属史上常见的蒙着眼睛哄鼻子。但“让”这个字不是完全无中生有，明中期以后，建文帝“逊国”的传说愈演愈烈。此说谓建文帝见大势已去，就主动逃走了，人称“逊国”。也不要怪此说迂腐，皇帝逃走在君权至上的时代，的确很难措辞。想那位英宗正统皇帝，领着大军出征，却叫人俘虏了，这等难堪之事，作史者犹腆然称“北狩”，说英宗“北狩不返”。那么，建文帝迫于无奈，三十六计遁为上策，而托一个“逊国”的名义，于各方都能接受。
建文朝留下来的史料极少，尤其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朱棣即位后，将建文时廷臣所上奏疏千余通，发给阁臣解缙等人，令其编阅，只保留兵农钱谷等政事的内容，而将对燕王态度不客气，言语有“干犯”的，一切皆焚毁。
这一方面是朱棣向归附的百官故示宽大，表示既往不咎；一方面则借此洗刷、销毁对己不利的文件。他还下令重修建文时已经修好的《明太祖实录》，将其中对己不利的材料改洗得干干净净。这便是第二版《明太祖实录》。
可是，朱棣不说“洗洗”就睡，过了若干年，“洁癖”又犯了，仍疑实录洗之不净，又把那“话儿”掏出来重洗，这就是今日所见的三修版《明太祖实录》。好多洪武年间的重要史料就这样佚失了，这还不算，他还随处布雷，埋设下许多伪造的材料，令一些重要的史实因为丧失了关键证据厘之不清了。
经过这一番严密的文网过滤和筛除，现在所能见到的洪武末至建文朝的史料，不仅相当缺乏，而且多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许多根本就是诬词。
建文帝“为僧遁去”？
死人不会翻身起来抗议、投诉，可朱棣岂能料到，万世良心不会泯灭，后来的人们叹息国初史事就展开想象力，著文章、编故事，把可怜的建文帝从沉冤百年的地下请出来，让他复活了。
在正德、嘉靖年间，也就是靖难之役过去一百年后，许多关于“革除遗事”的私人撰述累累而出，大家一起创作，一起凑材料，其中不乏传奇故事。如称刘伯温营建南京宫城时，察其风水不利，殿基不稳，将来难免要迁都。明朝原都南京，朱棣始迁北京，刘伯温的话里已暗含了对靖难之役的预言。
那本不太可信的《传信录》还写道：太祖一日问刘伯温：“汝有何术以教朕，使守天下？”“刘大师”怀里岂会无宝，马上道：“有。”即拿出一只小箱子，上挂一把灌了铁汁的锁，说后世非有大变故不可开启。
这是捣鬼军师的典型做派，诸葛亮不是还有三个锦囊吗？在民间谶纬书《烧饼歌》里，朱元璋也令刘伯温说说后事，刘老先生滔滔不绝，竟然把未来五百年的大事全提溜了出来。多数预言隐隐讳讳，费人猜测，但有些事情说得很明白，比如靖难之役，他道：“文星高拱日防西”，说京城当防。朱元璋怪道：“朕今都城竹坚守密，何防之有？”刘道：“臣见都城虽巩固，防守严密，似觉无虞，只恐燕子飞来。”燕子指燕王，燕子飞来，即燕师之来袭也。 靖难之师果然来了，建文帝打开小箱一看，里面藏着一件袈裟、一份度牒，还有一把剃刀，不禁叹道：“此伯温教我也。”遂披剃遁去。
这是典型的宿命论，刘伯温早算出建文帝命里有此大劫，逃之不过，只求保命，于是留下僧服、僧人身份文件和剃头刀。建文帝逊国故事，大体都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还有一说，称城破之时，蜀王秘密派兵来，将建文帝偷偷接走了（王鏊《王文恪公笔记》）。我想蜀王未必有此胆量，也未必有此能力。但故事为什么单推出蜀王来呢？因为皇十一子蜀王朱椿素有贤名，是诸王中少有的贤王，朱元璋称他为“蜀秀才”，所以人们把这个美誉献给他。然而事情却是子虚乌有。
入蜀说只是“逊国传说”中的一根小分枝，因为太难以置信，所以影响不大。在传说中，建文帝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云南。这是有根据的：一则云南在天日之南，天高皇帝远；一则云南是黔国公沐家镇守，沐家与耿炳文是姻亲，同情建文帝。故传说多把建文帝安排到云南去避难。
建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们又非常同情他，痛恨朱棣上台之后的暴政，所以还在永乐初年，就已有建文帝未死的传言，顶着东厂、锦衣卫的高压，倔强地冒了出来。
据《明史·姚广孝传》讲：朱棣刚入京，就有人对他讲，建文帝实“为僧遁去”，并且揭发了一位知情人，即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主录僧是代皇帝在寺庙修行的替身和尚），甚至有人说，建文帝就藏在溥洽那里。
这大约是建文帝“逃禅”的最早传说，建文既“为僧遁去”，自然令人怀疑他的主录僧溥洽。钱谦益《初学集》甚至说，建文帝出逃，就是溥洽替他剃度的。
朱棣将信将疑，因不便大搜寺庙，就借他事将溥洽抓起来严讯，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溥洽可苦了，一关就是十七年。 溥洽的好朋友姚广孝（道衍和尚）是朱棣称帝的第一功臣，一直为此内疚。到永乐十六年（1418年）临终前，朱棣问他有何遗愿，他唯一的请求，就是赦免溥洽，这才使其逃脱牢笼。其实，要说朱棣把溥洽关这么久，就是为了追查建文帝的下落，并不可信。朱棣对政敌绝不宽恕的性情，才是他久系溥洽的原因。
民间“复活”的建文帝
永乐朝的许多政事，也被人往建文帝身上附会，如明末人张岱《石匮书·胡濙列传》记：当时有传建文帝驾崩的，也有称他逊去的，旧臣多从之而去。朱棣疑心转重，便派胡濙“巡天下”，名义上是寻访张邋遢（张三丰），又称搜求异书，实为奉了密旨，遍行郡县，密察人心，并访问建文帝下落。
因为建文帝在云南的传言尤其多，所以胡濙在南方待的时间特别久。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胡濙还朝，适逢朱棣北巡，驻跸宣府（今河北宣化），胡濙星夜驰至行在。
朱棣已经就寝，但一听胡濙来了，急忙披衣起床，召之入见，赐座与语。而胡濙说：“不足虑也。”
同书还说，胡濙未复命之先，朱棣又听到“建文蹈海”而去的传闻，乃分遣内臣郑和等浮海下西洋。直到胡濙带回“不足虑”的确信，他才完全放下心来。
这故事活灵活现，恰似真事一般，并为《明史》采信。但从其所记来看，朱棣办事似乎轻重不伦：大明王朝那么大地盘，就派一个胡濙跑单帮，访了二十年，胡子都白了，能跑多大点地儿？而另一方面呢，郑和去海外搜寻，披甲数万，战艘数十，迁延数年，往复数万里，阵仗又太大了些。一内一外，一静一嚣，甚不相称。
别看现在没什么人再信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踪迹”建文帝，然曾几何时，信的人蛮多呢，学者写文章，也热热闹闹探讨过。明代的“掌故大家”郑晓，在《今言》里就笃定地说：“成祖大举下西洋，不亦劳乎？其实派郑泛海、胡濙颁书，是因为国家有大疑，不得不如此啊！”
胡濙在宣德、正统年间做了十几年的礼部尚书，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现存的碑刻，有许多是他撰写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应酬文字。从这些碑文看，此人好交际，且交游广泛，为人性格随和，是个老机灵，无论是佛还是道，他都好一口，标准的好好先生——这样一个人，显然不是密探的底子和材料，如果让他去访建文帝，人选首先就失败了。不过此人溺仙好道，让他去访张三丰，实至名归，访建文帝，应绝无之。
那么，永乐二十一年，他对朱棣说什么“不足虑”呢？看官试想：朱棣皇帝已干了二十二年，其间数度北征，与北虏硬碰硬，还降伏了安南；他调发全国之力，营建北京，又集成《永乐大典》，做出惊人的文化建树。如果这样一位“文治武功一大圣”，还为了一个失了国、逃到鼠洞子里的建文帝忧惧，未免太小看他了！
他所“虑”者，非别人，皇太子朱高炽耳。朱棣对太子很不放心，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曾命赴南京出差的胡濙，密察在南京监国的太子行事如何。胡濙是根老油条，自然不肯说皇太子的坏话。而皇太子知道他的秘密使命，也是防着他的。等到登基了还记得此事，于是点察御前机密文书，检出胡濙当年的密奏，却见上面说的尽是太子的好话，乃大为感激，胡濙也巩固了他在新朝的宠信地位。
明初的许多故事与史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纠缠在一起，令人莫衷一是，难以辨别。而建文帝可能没有死的消息，却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成为民间饭后谈资的一种。
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时，有一个云南僧人自动站出来，来顶建文帝的包。那时，朱棣死了快二十年，时过境迁，此人不必担心被害，反想借此掇取一份天大的富贵。但假货经不起验，到朝一问，破绽百出，如他说自己年已九十余，但建文帝是洪武十年生人，当时不过六十四岁，相差太远。一打问，才知此人真名杨行祥，河南钧州人，与他同谋的十二人，都是云南、广西一带的僧徒。此人不久死在狱中，同伙流放辽东为军。此案说明，关于建文帝流亡的传说，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就是边防之地的山村野夫都是晓得的。
成化年间，仍有类似的假冒案发生。据梁亿《遵闻录》记载，成化某年，逃亡云南多年的建文帝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不想再躲躲藏藏了，一天他跑到布政司衙门，称自己就是建文皇帝。三司官员大惊，问他现身的目的，他说：“久在外，思归。”云南三司在同黔国公商量后，用囚车将此人送到北京。老头在路上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流落天涯八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等句。此老上京后，结局如何，该书没有交代。而《从亡随笔》一书，则明白写道，建文帝得获善终，被迎入大内奉养起来。
如此等等，建文帝逊国故事，渐渐从一丝轻风，变作一股劲风；又由一张草图，渐而设色，成为一幅人物众多、场景复杂多变的长卷。终于在万历时，一幅完整的建文帝逃亡路线图被绘制出来，并把随帝逃亡之人、逃亡期间的故事、逃亡所经的人与事等等，交代得环环相扣、清清楚楚。而社会上一般人，也多倾向于接受出亡说。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建文帝“天位虽不终，但自保之智有足多者”，即婉转地表明了态度。“自保之智”，是说建文帝善于躲猫猫，朱棣就是抓他不着。
碑文最后，开列着太祖诸子及孙的名讳，倒没有将朱允炆一笔抹杀，在“孙”一辈题名里，头一位就是：“建文君允炆”，其次为皇太子朱高炽。在《明太祖实录》里，朱允炆也被称作建文君，这三个字是永乐朝官方认可的称谓法。
朱棣在入京之始，就宣布当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纪年。建文帝垮台了，如果再沿用其年号当然不妥，将本年余下的月日，仍用洪武年号，也可理解。称君而不称帝，是革除其帝位，如元顺帝弃位窜奔之后，就被称为庚申君。
朱棣粉饰历史
到明代中后期，皇室的这段恩怨已为古迹，正德、万历、崇祯年间，不断有臣子请追上建文帝、皇后尊号及庙谥。但朝廷的态度并不积极，只是循例下礼部议，而不管议的结果如何，事情总是不了了之。终明之世，朱允炆都只是建文君。直到南明弘光朝时，明朝快完蛋了，才补上庙谥，称“惠宗让皇帝”，小马皇后随其夫，称“让皇后”。清乾隆元年，替古人做好事，改谥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明史》从之，建文的本纪便作《恭闵帝纪》。
“让皇帝”的“让”字，反映的不是历史的真实，仍属史上常见的蒙着眼睛哄鼻子。但“让”这个字不是完全无中生有，明中期以后，建文帝“逊国”的传说愈演愈烈。此说谓建文帝见大势已去，就主动逃走了，人称“逊国”。也不要怪此说迂腐，皇帝逃走在君权至上的时代，的确很难措辞。想那位英宗正统皇帝，领着大军出征，却叫人俘虏了，这等难堪之事，作史者犹腆然称“北狩”，说英宗“北狩不返”。那么，建文帝迫于无奈，三十六计遁为上策，而托一个“逊国”的名义，于各方都能接受。
建文朝留下来的史料极少，尤其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朱棣即位后，将建文时廷臣所上奏疏千余通，发给阁臣解缙等人，令其编阅，只保留兵农钱谷等政事的内容，而将对燕王态度不客气，言语有“干犯”的，一切皆焚毁。
这一方面是朱棣向归附的百官故示宽大，表示既往不咎；一方面则借此洗刷、销毁对己不利的文件。他还下令重修建文时已经修好的《明太祖实录》，将其中对己不利的材料改洗得干干净净。这便是第二版《明太祖实录》。
可是，朱棣不说“洗洗”就睡，过了若干年，“洁癖”又犯了，仍疑实录洗之不净，又把那“话儿”掏出来重洗，这就是今日所见的三修版《明太祖实录》。好多洪武年间的重要史料就这样佚失了，这还不算，他还随处布雷，埋设下许多伪造的材料，令一些重要的史实因为丧失了关键证据厘之不清了。
经过这一番严密的文网过滤和筛除，现在所能见到的洪武末至建文朝的史料，不仅相当缺乏，而且多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许多根本就是诬词。
建文帝“为僧遁去”？
死人不会翻身起来抗议、投诉，可朱棣岂能料到，万世良心不会泯灭，后来的人们叹息国初史事就展开想象力，著文章、编故事，把可怜的建文帝从沉冤百年的地下请出来，让他复活了。
在正德、嘉靖年间，也就是靖难之役过去一百年后，许多关于“革除遗事”的私人撰述累累而出，大家一起创作，一起凑材料，其中不乏传奇故事。如称刘伯温营建南京宫城时，察其风水不利，殿基不稳，将来难免要迁都。明朝原都南京，朱棣始迁北京，刘伯温的话里已暗含了对靖难之役的预言。
那本不太可信的《传信录》还写道：太祖一日问刘伯温：“汝有何术以教朕，使守天下？”“刘大师”怀里岂会无宝，马上道：“有。”即拿出一只小箱子，上挂一把灌了铁汁的锁，说后世非有大变故不可开启。
这是捣鬼军师的典型做派，诸葛亮不是还有三个锦囊吗？在民间谶纬书《烧饼歌》里，朱元璋也令刘伯温说说后事，刘老先生滔滔不绝，竟然把未来五百年的大事全提溜了出来。多数预言隐隐讳讳，费人猜测，但有些事情说得很明白，比如靖难之役，他道：“文星高拱日防西”，说京城当防。朱元璋怪道：“朕今都城竹坚守密，何防之有？”刘道：“臣见都城虽巩固，防守严密，似觉无虞，只恐燕子飞来。”燕子指燕王，燕子飞来，即燕师之来袭也。 靖难之师果然来了，建文帝打开小箱一看，里面藏着一件袈裟、一份度牒，还有一把剃刀，不禁叹道：“此伯温教我也。”遂披剃遁去。
这是典型的宿命论，刘伯温早算出建文帝命里有此大劫，逃之不过，只求保命，于是留下僧服、僧人身份文件和剃头刀。建文帝逊国故事，大体都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还有一说，称城破之时，蜀王秘密派兵来，将建文帝偷偷接走了（王鏊《王文恪公笔记》）。我想蜀王未必有此胆量，也未必有此能力。但故事为什么单推出蜀王来呢？因为皇十一子蜀王朱椿素有贤名，是诸王中少有的贤王，朱元璋称他为“蜀秀才”，所以人们把这个美誉献给他。然而事情却是子虚乌有。
入蜀说只是“逊国传说”中的一根小分枝，因为太难以置信，所以影响不大。在传说中，建文帝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云南。这是有根据的：一则云南在天日之南，天高皇帝远；一则云南是黔国公沐家镇守，沐家与耿炳文是姻亲，同情建文帝。故传说多把建文帝安排到云南去避难。
建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们又非常同情他，痛恨朱棣上台之后的暴政，所以还在永乐初年，就已有建文帝未死的传言，顶着东厂、锦衣卫的高压，倔强地冒了出来。
据《明史·姚广孝传》讲：朱棣刚入京，就有人对他讲，建文帝实“为僧遁去”，并且揭发了一位知情人，即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主录僧是代皇帝在寺庙修行的替身和尚），甚至有人说，建文帝就藏在溥洽那里。
这大约是建文帝“逃禅”的最早传说，建文既“为僧遁去”，自然令人怀疑他的主录僧溥洽。钱谦益《初学集》甚至说，建文帝出逃，就是溥洽替他剃度的。
朱棣将信将疑，因不便大搜寺庙，就借他事将溥洽抓起来严讯，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溥洽可苦了，一关就是十七年。 溥洽的好朋友姚广孝（道衍和尚）是朱棣称帝的第一功臣，一直为此内疚。到永乐十六年（1418年）临终前，朱棣问他有何遗愿，他唯一的请求，就是赦免溥洽，这才使其逃脱牢笼。其实，要说朱棣把溥洽关这么久，就是为了追查建文帝的下落，并不可信。朱棣对政敌绝不宽恕的性情，才是他久系溥洽的原因。
民间“复活”的建文帝
永乐朝的许多政事，也被人往建文帝身上附会，如明末人张岱《石匮书·胡濙列传》记：当时有传建文帝驾崩的，也有称他逊去的，旧臣多从之而去。朱棣疑心转重，便派胡濙“巡天下”，名义上是寻访张邋遢（张三丰），又称搜求异书，实为奉了密旨，遍行郡县，密察人心，并访问建文帝下落。
因为建文帝在云南的传言尤其多，所以胡濙在南方待的时间特别久。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胡濙还朝，适逢朱棣北巡，驻跸宣府（今河北宣化），胡濙星夜驰至行在。
朱棣已经就寝，但一听胡濙来了，急忙披衣起床，召之入见，赐座与语。而胡濙说：“不足虑也。”
同书还说，胡濙未复命之先，朱棣又听到“建文蹈海”而去的传闻，乃分遣内臣郑和等浮海下西洋。直到胡濙带回“不足虑”的确信，他才完全放下心来。
这故事活灵活现，恰似真事一般，并为《明史》采信。但从其所记来看，朱棣办事似乎轻重不伦：大明王朝那么大地盘，就派一个胡濙跑单帮，访了二十年，胡子都白了，能跑多大点地儿？而另一方面呢，郑和去海外搜寻，披甲数万，战艘数十，迁延数年，往复数万里，阵仗又太大了些。一内一外，一静一嚣，甚不相称。
别看现在没什么人再信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踪迹”建文帝，然曾几何时，信的人蛮多呢，学者写文章，也热热闹闹探讨过。明代的“掌故大家”郑晓，在《今言》里就笃定地说：“成祖大举下西洋，不亦劳乎？其实派郑泛海、胡濙颁书，是因为国家有大疑，不得不如此啊！”
胡濙在宣德、正统年间做了十几年的礼部尚书，北京地区这一时期现存的碑刻，有许多是他撰写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应酬文字。从这些碑文看，此人好交际，且交游广泛，为人性格随和，是个老机灵，无论是佛还是道，他都好一口，标准的好好先生——这样一个人，显然不是密探的底子和材料，如果让他去访建文帝，人选首先就失败了。不过此人溺仙好道，让他去访张三丰，实至名归，访建文帝，应绝无之。
那么，永乐二十一年，他对朱棣说什么“不足虑”呢？看官试想：朱棣皇帝已干了二十二年，其间数度北征，与北虏硬碰硬，还降伏了安南；他调发全国之力，营建北京，又集成《永乐大典》，做出惊人的文化建树。如果这样一位“文治武功一大圣”，还为了一个失了国、逃到鼠洞子里的建文帝忧惧，未免太小看他了！
他所“虑”者，非别人，皇太子朱高炽耳。朱棣对太子很不放心，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曾命赴南京出差的胡濙，密察在南京监国的太子行事如何。胡濙是根老油条，自然不肯说皇太子的坏话。而皇太子知道他的秘密使命，也是防着他的。等到登基了还记得此事，于是点察御前机密文书，检出胡濙当年的密奏，却见上面说的尽是太子的好话，乃大为感激，胡濙也巩固了他在新朝的宠信地位。
明初的许多故事与史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纠缠在一起，令人莫衷一是，难以辨别。而建文帝可能没有死的消息，却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成为民间饭后谈资的一种。
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时，有一个云南僧人自动站出来，来顶建文帝的包。那时，朱棣死了快二十年，时过境迁，此人不必担心被害，反想借此掇取一份天大的富贵。但假货经不起验，到朝一问，破绽百出，如他说自己年已九十余，但建文帝是洪武十年生人，当时不过六十四岁，相差太远。一打问，才知此人真名杨行祥，河南钧州人，与他同谋的十二人，都是云南、广西一带的僧徒。此人不久死在狱中，同伙流放辽东为军。此案说明，关于建文帝流亡的传说，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就是边防之地的山村野夫都是晓得的。
成化年间，仍有类似的假冒案发生。据梁亿《遵闻录》记载，成化某年，逃亡云南多年的建文帝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不想再躲躲藏藏了，一天他跑到布政司衙门，称自己就是建文皇帝。三司官员大惊，问他现身的目的，他说：“久在外，思归。”云南三司在同黔国公商量后，用囚车将此人送到北京。老头在路上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流落天涯八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等句。此老上京后，结局如何，该书没有交代。而《从亡随笔》一书，则明白写道，建文帝得获善终，被迎入大内奉养起来。
如此等等，建文帝逊国故事，渐渐从一丝轻风，变作一股劲风；又由一张草图，渐而设色，成为一幅人物众多、场景复杂多变的长卷。终于在万历时，一幅完整的建文帝逃亡路线图被绘制出来，并把随帝逃亡之人、逃亡期间的故事、逃亡所经的人与事等等，交代得环环相扣、清清楚楚。而社会上一般人，也多倾向于接受出亡说。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建文帝“天位虽不终，但自保之智有足多者”，即婉转地表明了态度。“自保之智”，是说建文帝善于躲猫猫，朱棣就是抓他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