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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斗来来回回打了七次，到最后吃上馒头的时候，就已经快没力气了。当时手全是泥土，但是肚子饿，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狼吞虎咽地边吃边撤。
他是一名抗日救国的八路军战士，曾是甘肃玉门市第一任公安局长，担任过安西地区邮电局长，为支援西北建设的无数知青送去过家中的祝福。如今，这位抗战老兵仍豪迈地说：“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我照样上战场。”在抗战的峥嵘岁月，头部受伤的他，在战地医院里，看着同样抗日负伤命悬一线的亲哥哥，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时至今日，这位被后人称为“抗日兄弟”的老人家，依旧蜗居在60平方米的平房。这位老人，便是抗战老兵刘善明。如今，刘善明老人60年没回过老家了，他第一次想求组织，帮他找找老家的兄弟，不知他们还在不在！
从来不给组织上添麻烦
刘善明，这名已经90多岁的老兵，至今还住在上世纪50年代的平房中。岁月的更迭，老人昔日帅气的面庞如今褶皱纵横，但瘦弱的身躯仍旧保持着军人的作风。
当记者走进刘善明的家中时，老人倔强的让儿女把他从病床上扶起，用尽全身力气，敬了一个军礼。从刘善明老人儿女的叙述中，记者得知，老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分到一套单位楼房，但是他仍坚持住在华林坪的老屋里。老人的小儿子告诉记者：“父亲艰苦了大半辈子，他觉得，组织上已经安排给他一间屋子，就不要再添麻烦了。”刘善明老人的家中，除了一台液晶电视机和老人睡的医用病床，其他的陈设，都给人一种置身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感觉。在这间上世纪80年代初期味道浓郁的老屋中，老人平淡地说：“现在有的吃，有的住，不打仗，别给组织添麻烦。”
在记者来之前的几个月，刘善民老人不幸摔倒骨折，由于年龄的原因，不能接受手术治疗，老人的生活就只能局限在家中。如今坐轮椅之前，都要坚强的站立一会才肯坐下去。而他的爱好，现在也只剩下了看电视：“我爱看战争片，尤其是抗日电视剧。如果我能年轻40岁，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我照样上战场。”
一顿饭时间参加7次战斗
1940年中，16岁的刘善明与哥哥走出家门，加入八路军。因为刘善明机敏能干，被分配到了一二零师的特务团，参与侦察敌人动向和师部卫戍的工作。“我们不参加侦察任务的时候就在师部站岗，有时候看见贺老总、徐老总的时候，就比谁站的直，远远看见师长的时候，心里就特别激动！”刘善明说。
随着1940年底百团大战的结束，侵华日军对各根据地展开血腥围剿，各部队分散突围。在突围过程中，刘善明和战友们一次次与侵华日军展开战斗，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一次突围战斗中，刚从包围圈中冲出来的刘善明正在和战友们吃饭，当馒头刚送到嘴边的时候，只听得外围警戒哨响起了枪声，刘善明随即把馒头揣进兜里，抄起步枪跑向阻击阵地。在打退敌人后，刘善明赶紧从兜里拿出馒头，伴着战火就吃起来，吃了没两口，日军的一枚榴弹在阵地前又炸响了，刘善明再一次收起了馒头。
“这场战斗来来回回打了七次，到最后吃上馒头的时候，就已经快没力气了。当时手全是泥土，但是肚子饿，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狼吞虎咽地边吃边撤。”刘善明笑呵呵地说着。1941年至1942年，随着日军的囚笼政策的紧逼，抗日根据地迎来了最艰苦的时期，一两天见不到粮食已经让大家习以为常，树皮和观音土在饿急的时候也能充当“口粮”。
“有一次我们在平原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当地老百姓把节省出来的黑豆分给我们一些，我们都舍不得吃，但是你看看现在生活多好，顿顿都有肉。”随着中午时间的临近，居民区的饭香让刘善明又想起了反囚笼时期的往事。
在战地医院看见哥哥
1944年，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刘善明所在的特务团被派往忻县附近，要拔掉日军的炮楼。岂料这一仗，差点成了刘善明兄弟俩的最后一次见面。在抵达任务区之前，刘善明和哥哥在行军中短暂地见了一面，但是随着战事的推进，兄弟俩又分开了。
“一开始我们打的很顺利，外围阵地上的鬼子都被打的躲到炮楼里去了。但是我们没有炮，步枪和手榴弹对炮楼没有多大作用。当时担心我哥是不是牺牲了，就稍微抬头看了看炮楼。”刘善明一边介绍着，一边摸着头部一个宽达一指的凹槽。在抬头后，还没看清情况的刘善明忽然被一枚子弹擦头而过，军帽被打飞。他检查后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中弹，觉得头顶上有东西流下来。一摸后，疼得呲了一下牙。随后，因为团里神枪手的发威，在打哑两处火力点的情况下，战士们开始冲锋了。但是刚站起来，又是一枚子弹在刘善明的左臂上打了一个对穿。“日本人给我一场战斗留了两处伤。”刘善明指着头上和手臂上的伤痕说。
战斗结束后，刘善明被送到后方医院紧急处理两处枪伤，为了节约药品，两处伤的消毒使用了大量盐水，疼的刘善明直哼哼。在伤口包扎完毕后，刘善明在医院找起了哥哥。经过一番打听后找到了哥哥，但是结果却让刘善明比受伤更难受。“哥哥面部严重受伤，下巴上的整块骨头都被打碎了，半张脸都没了，听说是掩护战友被迫击炮炸的。”说起哥哥的伤势，刘善明没有过多的描述。
在临时的战地医院，刘善明在哥哥的病床边守候了很久，但是始终没有哭。老人说，他看到哥哥受重伤时心里的确难过，但是再难过也要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邢大军举据《兰州晚报》整理
他是一名抗日救国的八路军战士，曾是甘肃玉门市第一任公安局长，担任过安西地区邮电局长，为支援西北建设的无数知青送去过家中的祝福。如今，这位抗战老兵仍豪迈地说：“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我照样上战场。”在抗战的峥嵘岁月，头部受伤的他，在战地医院里，看着同样抗日负伤命悬一线的亲哥哥，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时至今日，这位被后人称为“抗日兄弟”的老人家，依旧蜗居在60平方米的平房。这位老人，便是抗战老兵刘善明。如今，刘善明老人60年没回过老家了，他第一次想求组织，帮他找找老家的兄弟，不知他们还在不在！
从来不给组织上添麻烦
刘善明，这名已经90多岁的老兵，至今还住在上世纪50年代的平房中。岁月的更迭，老人昔日帅气的面庞如今褶皱纵横，但瘦弱的身躯仍旧保持着军人的作风。
当记者走进刘善明的家中时，老人倔强的让儿女把他从病床上扶起，用尽全身力气，敬了一个军礼。从刘善明老人儿女的叙述中，记者得知，老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分到一套单位楼房，但是他仍坚持住在华林坪的老屋里。老人的小儿子告诉记者：“父亲艰苦了大半辈子，他觉得，组织上已经安排给他一间屋子，就不要再添麻烦了。”刘善明老人的家中，除了一台液晶电视机和老人睡的医用病床，其他的陈设，都给人一种置身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感觉。在这间上世纪80年代初期味道浓郁的老屋中，老人平淡地说：“现在有的吃，有的住，不打仗，别给组织添麻烦。”
在记者来之前的几个月，刘善民老人不幸摔倒骨折，由于年龄的原因，不能接受手术治疗，老人的生活就只能局限在家中。如今坐轮椅之前，都要坚强的站立一会才肯坐下去。而他的爱好，现在也只剩下了看电视：“我爱看战争片，尤其是抗日电视剧。如果我能年轻40岁，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我照样上战场。”
一顿饭时间参加7次战斗
1940年中，16岁的刘善明与哥哥走出家门，加入八路军。因为刘善明机敏能干，被分配到了一二零师的特务团，参与侦察敌人动向和师部卫戍的工作。“我们不参加侦察任务的时候就在师部站岗，有时候看见贺老总、徐老总的时候，就比谁站的直，远远看见师长的时候，心里就特别激动！”刘善明说。
随着1940年底百团大战的结束，侵华日军对各根据地展开血腥围剿，各部队分散突围。在突围过程中，刘善明和战友们一次次与侵华日军展开战斗，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一次突围战斗中，刚从包围圈中冲出来的刘善明正在和战友们吃饭，当馒头刚送到嘴边的时候，只听得外围警戒哨响起了枪声，刘善明随即把馒头揣进兜里，抄起步枪跑向阻击阵地。在打退敌人后，刘善明赶紧从兜里拿出馒头，伴着战火就吃起来，吃了没两口，日军的一枚榴弹在阵地前又炸响了，刘善明再一次收起了馒头。
“这场战斗来来回回打了七次，到最后吃上馒头的时候，就已经快没力气了。当时手全是泥土，但是肚子饿，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狼吞虎咽地边吃边撤。”刘善明笑呵呵地说着。1941年至1942年，随着日军的囚笼政策的紧逼，抗日根据地迎来了最艰苦的时期，一两天见不到粮食已经让大家习以为常，树皮和观音土在饿急的时候也能充当“口粮”。
“有一次我们在平原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当地老百姓把节省出来的黑豆分给我们一些，我们都舍不得吃，但是你看看现在生活多好，顿顿都有肉。”随着中午时间的临近，居民区的饭香让刘善明又想起了反囚笼时期的往事。
在战地医院看见哥哥
1944年，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刘善明所在的特务团被派往忻县附近，要拔掉日军的炮楼。岂料这一仗，差点成了刘善明兄弟俩的最后一次见面。在抵达任务区之前，刘善明和哥哥在行军中短暂地见了一面，但是随着战事的推进，兄弟俩又分开了。
“一开始我们打的很顺利，外围阵地上的鬼子都被打的躲到炮楼里去了。但是我们没有炮，步枪和手榴弹对炮楼没有多大作用。当时担心我哥是不是牺牲了，就稍微抬头看了看炮楼。”刘善明一边介绍着，一边摸着头部一个宽达一指的凹槽。在抬头后，还没看清情况的刘善明忽然被一枚子弹擦头而过，军帽被打飞。他检查后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中弹，觉得头顶上有东西流下来。一摸后，疼得呲了一下牙。随后，因为团里神枪手的发威，在打哑两处火力点的情况下，战士们开始冲锋了。但是刚站起来，又是一枚子弹在刘善明的左臂上打了一个对穿。“日本人给我一场战斗留了两处伤。”刘善明指着头上和手臂上的伤痕说。
战斗结束后，刘善明被送到后方医院紧急处理两处枪伤，为了节约药品，两处伤的消毒使用了大量盐水，疼的刘善明直哼哼。在伤口包扎完毕后，刘善明在医院找起了哥哥。经过一番打听后找到了哥哥，但是结果却让刘善明比受伤更难受。“哥哥面部严重受伤，下巴上的整块骨头都被打碎了，半张脸都没了，听说是掩护战友被迫击炮炸的。”说起哥哥的伤势，刘善明没有过多的描述。
在临时的战地医院，刘善明在哥哥的病床边守候了很久，但是始终没有哭。老人说，他看到哥哥受重伤时心里的确难过，但是再难过也要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邢大军举据《兰州晚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