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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杨洁勉起身离开酒店的小会议室。他突然又往回走，拿起桌子上的矿泉水带上。“刚才就喝了几口，不要浪费。”
这是杨洁勉长期参与国际活动过程中养成的一种习惯。
68岁的杨洁勉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已经有将近50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他同国外政界、学界等领域的权威人士有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和德维尔潘、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已故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等。“我在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立足点首先是要向对方学习。”杨洁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近几年，卸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長的杨洁勉已经较少接受媒体采访。“有些问题，我现在不便谈;也不是不谈，而是怕误导。”杨洁勉坦言。仍然身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学术的研究和探讨上。
杨洁勉。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中国新闻周刊：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是真正重视全球治理这个议题的？
杨洁勉：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全球治理、国际治理是从古就有的。但是，真正开始实践，大概是在350年以前，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世界开始连成一片，但是主要还是以欧洲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治理逐步地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注重点。但是“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这个提法的出现要到1990年，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政界的，前德国总理勃兰特，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另外一个是美国的罗西瑙（James N. Rosenau）教授，他编了一本册子，名字叫《没有政府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这个概念是有一定的观察期和考虑期的，因为全球治理是西方提出来，当时的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疑虑。中国学界方面，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以后开始比较多地探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提法。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是第一次采用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之后这个词汇也就在政界和学界中经常使用了。之后中央政治局有两次集体学习，主题就围绕着全球治理。我想，有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主要是有下面这么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相比于之前国际关系领域里常提到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这些概念，全球治理的范围要更广;另外，面对着一些全球性的挑战，人类的认知程度和应对能力相对而言还是不配套的，需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个原因，2008年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北京奥运会，再一个就是源于美国、波及全球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十国集团（G20）由原来的部长级别升级为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参加的峰会。首届G20峰会，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出席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
第三个原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逆全球化的潮流也不断涌现。从上世纪末发生在美国西雅图的反全球化大游行开始，到现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但全球化是个历史潮流，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能顺势而为和趋利避害。
中国新闻周刊：从决策层面看，对于全球治理这个概念，中国从开始探讨到正式接纳，其实也就大约用了十年的时间。放在全球范围内，这个速度属于很快的吗？
杨洁勉：应该说，前面的准备期要长得多，虽然之前可能用的不是现在的这个提法。其实，从改革开放开始，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同世界融合速度的加快，关于全球治理的思考和探讨一直就有。
现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则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条件：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是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国际范畴来看，也有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比如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有英国的脱欧。
再就是，全球治理是同多边主义紧密相结合。近代两三百年来，多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是始终存在的。现在，多边主义从外交领域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变成了一种理念和方向。现在讲的多边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内，就是要提高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话语权。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世界的一半，对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更高，并出现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国际力量的对比，面临一个相对均衡化的拐点。
但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坚持多边主义，改善全球治理。我的理解就是，不仅中国要坚持，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也要坚持。如果美国不坚持，那么它对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会产生非常大的破坏性。再比如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这三年来反反复复，到今天还没有搞定。这些就说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斗争也很胶着。
不过，看国际局势的变化，还是要看趋势，有的时候还要放在更长一点的时间段来考虑。
中国新闻周刊：能说这种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斗争的胶着态势，是阶段性的，而不是趋势性的吗？ 杨洁勉：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各个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比较坚信，全球化势不可挡，多边主义是必然之路。而且从国际共识来讲，对多边主义的认同超过了对多极化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多边主义的基础会更广泛一点。当然从我们的角度讲，多边主义和多极化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有的国家不一定会接受多极世界，但一般会支持多边主义。
中国新闻周刊：在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上，中国近些年呈现出什么明显的特点？
杨洁勉：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时中国所提的国际新秩序主要是指政治秩序（当然，用词不一样）。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90年代，邓小平又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背景是美国和西方赢得了冷战，老布什总统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甚至有美国的学者提出了“历史的终结”。
到了新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的发展，为形成比较全面、均衡的全球治理格局奠定了基础。而且，中国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平台上发声，比如说APEC、G20、金砖、上合、亚信会议等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些年，中国的主场外交形成了一个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就逐步体现出来了。
在去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中国新闻周刊：你同国外政界、学界等领域的权威人士有长时间的密切接触，他们在理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上，会感到困难吗？如果会的话，这种困难主要是什么？
杨洁勉：我在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立足点首先是要向对方学习。因为他们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和治学经验，从他们的背景、世界观会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比如美国的基辛格、法国的拉法兰和德维尔潘，德国的施罗德，新加坡的李光耀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世界是大家的，中国的观点不管有多高明，但总有不足的一面。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对方，理解对方，通过求同存异，找到共同点、相近点。如果出现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需要向他們说明为什么不一样。说到理解上的困难，他们还是有的，主要是因为在历史、哲学、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知不同，而难以理解我们的理想、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等。
在国际交往和交流中，如果抱着先要教育别人的想法，我认为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在这点上，我们要永远学习周恩来总理。
另外，讲好中国故事，你得知道你是跟谁讲，你跟发达国家的前政要或者是现政要，你跟美国的学术大咖和非洲的学者，讲的对象是不一样的，讲的重点也就应该不一样。
越是在中国地位和实力提升，越是在中国有更多发声机会的时候，我们越需要谦虚谨慎。善于倾听和学习，一方面能增加我们自身的智慧，也能让对方对我们更加尊重。
（实习生周炫辰对本文亦有贡献）
这是杨洁勉长期参与国际活动过程中养成的一种习惯。
68岁的杨洁勉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已经有将近50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他同国外政界、学界等领域的权威人士有长时间的密切接触，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和德维尔潘、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已故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等。“我在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立足点首先是要向对方学习。”杨洁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近几年，卸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長的杨洁勉已经较少接受媒体采访。“有些问题，我现在不便谈;也不是不谈，而是怕误导。”杨洁勉坦言。仍然身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学术的研究和探讨上。
全球化势不可挡，多边主义是必然之路
中国新闻周刊：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是真正重视全球治理这个议题的？
杨洁勉：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全球治理、国际治理是从古就有的。但是，真正开始实践，大概是在350年以前，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世界开始连成一片，但是主要还是以欧洲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治理逐步地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注重点。但是“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这个提法的出现要到1990年，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政界的，前德国总理勃兰特，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另外一个是美国的罗西瑙（James N. Rosenau）教授，他编了一本册子，名字叫《没有政府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这个概念是有一定的观察期和考虑期的，因为全球治理是西方提出来，当时的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疑虑。中国学界方面，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以后开始比较多地探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提法。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是第一次采用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之后这个词汇也就在政界和学界中经常使用了。之后中央政治局有两次集体学习，主题就围绕着全球治理。我想，有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主要是有下面这么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相比于之前国际关系领域里常提到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这些概念，全球治理的范围要更广;另外，面对着一些全球性的挑战，人类的认知程度和应对能力相对而言还是不配套的，需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个原因，2008年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北京奥运会，再一个就是源于美国、波及全球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二十国集团（G20）由原来的部长级别升级为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参加的峰会。首届G20峰会，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出席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
第三个原因，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逆全球化的潮流也不断涌现。从上世纪末发生在美国西雅图的反全球化大游行开始，到现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此起彼伏。但全球化是个历史潮流，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能顺势而为和趋利避害。
在国际交往和交流中，如果抱着先要教育别人的想法，我认为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在这点上，我们要永远学习周恩来总理。
中国新闻周刊：从决策层面看，对于全球治理这个概念，中国从开始探讨到正式接纳，其实也就大约用了十年的时间。放在全球范围内，这个速度属于很快的吗？
杨洁勉：应该说，前面的准备期要长得多，虽然之前可能用的不是现在的这个提法。其实，从改革开放开始，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同世界融合速度的加快，关于全球治理的思考和探讨一直就有。
现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则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条件：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是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从国际范畴来看，也有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比如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有英国的脱欧。
再就是，全球治理是同多边主义紧密相结合。近代两三百年来，多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是始终存在的。现在，多边主义从外交领域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变成了一种理念和方向。现在讲的多边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内，就是要提高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话语权。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世界的一半，对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更高，并出现了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国际力量的对比，面临一个相对均衡化的拐点。
但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坚持多边主义，改善全球治理。我的理解就是，不仅中国要坚持，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也要坚持。如果美国不坚持，那么它对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会产生非常大的破坏性。再比如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这三年来反反复复，到今天还没有搞定。这些就说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斗争也很胶着。
不过，看国际局势的变化，还是要看趋势，有的时候还要放在更长一点的时间段来考虑。
中国新闻周刊：能说这种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斗争的胶着态势，是阶段性的，而不是趋势性的吗？ 杨洁勉：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各个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比较坚信，全球化势不可挡，多边主义是必然之路。而且从国际共识来讲，对多边主义的认同超过了对多极化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多边主义的基础会更广泛一点。当然从我们的角度讲，多边主义和多极化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有的国家不一定会接受多极世界，但一般会支持多边主义。
抱着先要教育别人的想法，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中国新闻周刊：在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上，中国近些年呈现出什么明显的特点？
杨洁勉：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时中国所提的国际新秩序主要是指政治秩序（当然，用词不一样）。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90年代，邓小平又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背景是美国和西方赢得了冷战，老布什总统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甚至有美国的学者提出了“历史的终结”。
到了新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的发展，为形成比较全面、均衡的全球治理格局奠定了基础。而且，中国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平台上发声，比如说APEC、G20、金砖、上合、亚信会议等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些年，中国的主场外交形成了一个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就逐步体现出来了。
在去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中国新闻周刊：你同国外政界、学界等领域的权威人士有长时间的密切接触，他们在理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上，会感到困难吗？如果会的话，这种困难主要是什么？
杨洁勉：我在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立足点首先是要向对方学习。因为他们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和治学经验，从他们的背景、世界观会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比如美国的基辛格、法国的拉法兰和德维尔潘，德国的施罗德，新加坡的李光耀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世界是大家的，中国的观点不管有多高明，但总有不足的一面。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对方，理解对方，通过求同存异，找到共同点、相近点。如果出现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需要向他們说明为什么不一样。说到理解上的困难，他们还是有的，主要是因为在历史、哲学、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知不同，而难以理解我们的理想、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等。
在国际交往和交流中，如果抱着先要教育别人的想法，我认为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在这点上，我们要永远学习周恩来总理。
另外，讲好中国故事，你得知道你是跟谁讲，你跟发达国家的前政要或者是现政要，你跟美国的学术大咖和非洲的学者，讲的对象是不一样的，讲的重点也就应该不一样。
越是在中国地位和实力提升，越是在中国有更多发声机会的时候，我们越需要谦虚谨慎。善于倾听和学习，一方面能增加我们自身的智慧，也能让对方对我们更加尊重。
（实习生周炫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