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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组成部分，宁夏诗歌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以下，笔者从人物叙事、历史陈述、乡村书写三个方面浅析宁夏诗歌的地域性。
人物叙事
在人物叙事上，宁夏诗歌对于当地民歌的汲取与借鉴十分突出，此种风格的诗歌以朱红兵的《沙原牧歌》和王世兴的《莲花滩》为代表，其特点是诗句末端押韵，语言直白易懂，采用西部民间的日常语言，凸显宁夏地域风貌和人的社会生活。
朱红兵的《沙原牧歌》创作于50年代末，吸收了宁夏民歌和说唱的艺术手法，通过王夫与秀兰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宁夏贫苦农民争取解放的社会生活画卷，这篇长达1800余行的叙事诗，语言朴实生动，民歌韵味浓郁，如：“沙窝地长出两朵花/一条苦根上生的它/一棵树上生着两个杈/生就他们是‘双把把’”；“贺兰山高来长城长/王夫沙滩里来放羊/提上个篮儿拿上铲/秀兰剜菜紧跟上”，诗中“沙窝”“贺兰山”“沙滩”凸显宁夏地理风貌，诗人以此地理背景来加深王夫和秀兰在读者心中的印象，抒发了解放前宁夏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和对爱情的真挚向往，其中“双把把”是地方民间用语，与“双胞胎”意同。
王世兴的长篇叙事诗《莲花滩》创作于80年代，记录和抒写了回族牧民马尔三60年代牧羊的经历和际遇，作品吸纳西部民歌的元素和风味，凸显西部地域风貌，刻画宁夏某一时期底层人物的社会生活。诗中写道“天天五更起/进圈把活干/扫圈又配羔/手儿不得闲/红日出东山/羊儿赶下滩/风雨滩上走/羊儿把膘揽”，幾句诗概括了宁夏牧民马尔三的日常生活和放牧的环境，使其勤劳能干的形象跃然而出，其中，“扫圈”“配羔”源自民间日常用语。在创作手法上，《沙原牧歌》和《莲花滩》与我国著名诗人李季写于40年代中期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异曲同工 ，同样是汲取西部民歌之长，呈现西部底层人物的生活，塑造他们充满正能量光辉形象，因此可与之媲美。
除长诗，宁夏诗歌中一些人物叙事的短诗也不乏魅力，在人物塑造和叙事上充满了地域文化的色彩，如“清晨/卖切糕的回回老汉/挑着切糕摇啊摇地走进小镇/一缕银髯在风中飘洒”（何克俭《卖切糕的回回老汉》）塑造了宁夏回族老汉朴实生动的形象；“盖头遮盖着秀发/自信的阳光照耀着眉宇/从不高傲/也从不扭捏/白鸽一样端庄/说话时总是悄声细语”（马乐群《戴盖头的女子》）几句诗将宁夏回族女性淳朴、害羞、端庄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老人给灶台里添了一把柴/岁月的叶子随着燃烧凋零/没有语言的对话/燃烧着老人的蹉跎岁月/窑洞外的风挤满院落和山坡”（蔚然《留守老人》）诗中“窑洞”“灶台”真实展现了宁夏山区农村的居住环境，衬托出西部乡村老人独守的困境；“他们总是带着手套接过你的拉面/他们瞧瞧你温柔的眼神/吃完后便沉默了/大口大口地吐烟/笼罩红润的脸”（丁学明《牛肉拉面馆的姑娘》）塑造了宁夏南部劳动人民的典型形象；“从程儿山到县城，是一条七公里的下坡路/和跨越清水河的大桥/小女孩的爸爸妈妈就在县城打工”（王怀凌《一个小女孩要到县城去》）诗歌提到的“程儿山”“清水河大桥”皆属宁夏固原的地理，因此具有地域的突出性和写实性。此类诗歌关注宁夏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也是宁夏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和缩影，在宁夏诗歌作品占有一定比例，宏观上诗人没有刻意把这些人物写得面面俱到，微观上则通过细节打造想要表现的主题和想要塑造的形象、叙述的故事，在描写生活事件与人物行动时，力求削弱过度的浪漫成分与奇异色彩，致力于地域化和生活化，用鲜活的社会图景和人物实现诗歌对人生存的诠释。
历史陈述
宁夏位于“丝绸之路”上，在古代曾是东西部交通贸易的重要通道，拥有古老的黄河文明和西夏文化的历史，这些积蓄给予了宁夏诗歌创作之源，因此，在历史陈述上，很多宁夏诗歌地域性比较突出，其中杨梓的《西夏史诗》堪称杰作。
《西夏史诗》是诗人历时十年完成的60余万字的诗歌巨制，它突出了西部历史的神秘性，概括了西夏的辉煌与没落，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是对宁夏历史的呈现与追溯，也是西夏党项人最为生动、形象和壮观的叙述。诗歌囊括了发生在宁夏大地的党项人重大的历史事件、传说、战争、英雄业绩等等，并按照历史中人物出现的顺序，依次将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李谅祚、李乾顺、李安全、李睍等历史人物贯穿于诗歌中，对历史的全新演绎，完成了西夏历代王位变更形成的相对独立又连贯的叙事，又将虚拟化的人物如米擒尔丹、牧羊人、盲女巫、孟小洁等嵌入故事情节之中，使之对这段历史的呈现起到串联叙事单元和推波助澜的作用。陈述这段历史时，诗人还将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贯穿其中。“一匹金翼闪闪遇火不燃遇水不沉的白骁马/穿越闪电的草甸荒界和戈壁”“他秀发飘拂的额头有一对弯弯的羊角/放射着五颜六色的洞彻心灵的光华”之类具有神性的诗句，赋予了党项文明独特而深邃的魅力，令《西夏史诗》对于宁夏地域历史的展示更加符合诗性的表达，可以说这部作品与宁夏地域性宗教神话、原始图腾、民族传说恰到好处地融合，完成了时空、意象等方面的创造性实践。
就宁夏诗歌对于地域的表现力而言，《西夏史诗》的宏大诗章有利于历史的呈现与展示，但是短诗对于宁夏历史的地域书写与回顾也不黯然失色，如以下诗句：
“一代伟人活着时心上的钉子/一座让蒙古帝国深夜里从疼痛中惊醒的城市/一个在历史远处被伟人和帝国屠城的城市”（高强《银川》）。
“宁夏以北/胡笳一曲源头来/旅人的忧郁穿过青草的手掌打马而去”（单永珍《宁夏以北》）。
“青铜峡的绝壁上/108束目光/挽留不住唐朝一袖歌舞/宋词的一阙清丽和婉约”（岳昌鸿《青铜峡》）。
“一匹党项战马/哑声而行/发黄的经卷走进寺院/消失在佛塔斜影里”（唐荣尧《西夏战事》）。
“石器，陶片，良臣/都城正上演另一场战争/清水营早已是君王銮驾上的铜扣/河东或河西/衣袖迎风”（刘学军《灵武：碎瓷》）。
由这些诗歌可见，诗人们通过诗句呈现或回顾地域性历史，追求一种根性的寄托或抵达。受地方历史文化的熏陶，他们通过诗歌参与地域文化的建构，其诗歌的语言、意义、主题、结构、形式等等形成新的文化符号，为读者提供了具有创造意义的关于宁夏文明的信息，此类题材备受推崇，在宁夏诗歌作品中占比不小。毫无疑问，这种抒写作为地域历史向现实的延伸，是诗人汲取西部文明的结果，尽管随着我国诗歌不断发展，宁夏诗歌创作的重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却丝毫没有影响宁夏诗人对于地域历史的呈现与陈述。此类诗歌一般充盈着诗人饱满的情绪，多彰显怀古的幽思和低沉的感叹，除上述诗句，较有代表性的短诗亦如杨森君《镇北堡》、虎西山的《古萧关》、张记的《惠农：哨马营遗址》等等，多不胜举。这些诗歌的题材和立意大不相同，营造的意境氛围却并夫大异，由此说明，虽然每个诗人对于历史的抒写与回顾都各有差别，但怀古意识造就了类似的情景模式，能使读者感受到似曾相识的气息。 乡村书写
宁夏诗歌中乡村题材的作品为数不少，且地域性突出，擅長此类创作的诗人王怀凌、张联具有代表性，他们有乡村生活经历，对乡村有密切的观察，诗歌灵感多源自宁夏南部乡村的滋养。
王怀凌的诗集《草木春秋》《中年生活》收录了很多乡村诗，其中写家乡李家庄的诗歌地域色彩鲜明，情感真挚，为读者铺开宁夏南部乡村的画卷，如：“我从车窗望去/先看到米冈山缥缈的烟岚/再看到近处的村舍、苗圃、撂荒的土地”（《车过李家庄》）；“顿家川/西海固深处/灰头灰脑的小山村/自卑得连姓甚名谁都不敢说/蜷缩在一座山的下面/而这座山——米冈山/一不留神露出了峥嵘/成为六盘山的主峰”（《顿家川》）；“正午的风歇在花上/牛羊歇在树荫活里/南墙根灰头灰脑的老人和孩子/看上去多像刚出笼的土豆”（《李家庄》）。不难发现，王怀凌在乡村诗的抒情中，展示了自己熟悉宁夏山区风貌，并将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形成的综合信息不露声色地融入到地域性抒写中，无论村舍、米冈山还是其熟悉的老人、孩子以及牲畜都隐含着宁夏地域文化的内容和丰富的形态，蕴含着诗人丰厚的生活经验和富于个性的文学创造。无疑，这是诗人与乡土情感相融的结果。王怀凌另外的乡村诗《庙儿沟》《这个村庄不会消失》《村庄的荒凉》《搓一把新麦咀嚼》《一个老实人和一群羊》等等作品也同样洋溢着浓郁的西部乡村气息。就诗歌而言，他对一定地域的人文风貌、生产生活、自然风光的抒写涵盖自身的地域意识和血缘意识以及创造意识，这些内容在诗歌文本中带着有鲜明的宁夏地域文化印记。
张联八十至九十年代曾居住宁夏盐池县王乐井乡小阳沟村以种植为生，同时从事诗歌创作。他的诗集《傍晚集》《清晨集》诞生于这个时间段，其诗歌书写的地域不仅是诗人生产生活的地域空间，同时，又是承载宁夏村庄文化及诗人心理空间的综合体。张联对于乡村的描写是亲历经验的分享，如：“没有谁能惊动我/包括我的皮水桶，我的扁担/我冒着热气的水窖/或者我的黑色的盛水缸”（《傍晚集第223首》）；“在湿的村子里/墙根的骡子/正吃着秋草/你走了过来/晨日里它摇了几下尾巴/吐噜着鼻音”（《清晨集第340首），从诗句上看，诗人对于小阳沟村的抒写，包含他对于宁夏乡村生活和地域文化的认知，朴实的情感毋庸置疑。
除上述诗人，宁夏其他诗人的乡村诗也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雪舟《诵经》、杨建虎《一头牛的孤独及其他》、杨春礼《田野上》、刘乐牛《故乡的泉水》等等，他们的诗中，“戴白帽”“诵经”是宁夏回族典型的标识；“六盘山以西”“野草湾”明确指出村庄所处的宁夏地域范围；“窑洞”“泉”透露宁夏乡村特殊的地理环境。此外，马占祥的《周家湾村中有条小河穿过》、王新荣的《西海固的水》、高鹏程的《旱塬纪事》、郭静的《拾土豆的人》、潘春生的《面对家园》、张铎的《扬场》、柳风的《喊叫水》、王自安的《冶家村》、谢瑞的《忧伤的麦子》、春血的《故乡人》等等作品也彰显了乡村书写的地域性。
总之，地域性书写使宁夏诗歌特点突出，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等有别于其他省份，独树一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塞上平原的生活环境成就了宁夏诗人的地域性抒怀，也丰富了我国诗歌的多元形态。
人物叙事
在人物叙事上，宁夏诗歌对于当地民歌的汲取与借鉴十分突出，此种风格的诗歌以朱红兵的《沙原牧歌》和王世兴的《莲花滩》为代表，其特点是诗句末端押韵，语言直白易懂，采用西部民间的日常语言，凸显宁夏地域风貌和人的社会生活。
朱红兵的《沙原牧歌》创作于50年代末，吸收了宁夏民歌和说唱的艺术手法，通过王夫与秀兰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宁夏贫苦农民争取解放的社会生活画卷，这篇长达1800余行的叙事诗，语言朴实生动，民歌韵味浓郁，如：“沙窝地长出两朵花/一条苦根上生的它/一棵树上生着两个杈/生就他们是‘双把把’”；“贺兰山高来长城长/王夫沙滩里来放羊/提上个篮儿拿上铲/秀兰剜菜紧跟上”，诗中“沙窝”“贺兰山”“沙滩”凸显宁夏地理风貌，诗人以此地理背景来加深王夫和秀兰在读者心中的印象，抒发了解放前宁夏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和对爱情的真挚向往，其中“双把把”是地方民间用语，与“双胞胎”意同。
王世兴的长篇叙事诗《莲花滩》创作于80年代，记录和抒写了回族牧民马尔三60年代牧羊的经历和际遇，作品吸纳西部民歌的元素和风味，凸显西部地域风貌，刻画宁夏某一时期底层人物的社会生活。诗中写道“天天五更起/进圈把活干/扫圈又配羔/手儿不得闲/红日出东山/羊儿赶下滩/风雨滩上走/羊儿把膘揽”，幾句诗概括了宁夏牧民马尔三的日常生活和放牧的环境，使其勤劳能干的形象跃然而出，其中，“扫圈”“配羔”源自民间日常用语。在创作手法上，《沙原牧歌》和《莲花滩》与我国著名诗人李季写于40年代中期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异曲同工 ，同样是汲取西部民歌之长，呈现西部底层人物的生活，塑造他们充满正能量光辉形象，因此可与之媲美。
除长诗，宁夏诗歌中一些人物叙事的短诗也不乏魅力，在人物塑造和叙事上充满了地域文化的色彩，如“清晨/卖切糕的回回老汉/挑着切糕摇啊摇地走进小镇/一缕银髯在风中飘洒”（何克俭《卖切糕的回回老汉》）塑造了宁夏回族老汉朴实生动的形象；“盖头遮盖着秀发/自信的阳光照耀着眉宇/从不高傲/也从不扭捏/白鸽一样端庄/说话时总是悄声细语”（马乐群《戴盖头的女子》）几句诗将宁夏回族女性淳朴、害羞、端庄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老人给灶台里添了一把柴/岁月的叶子随着燃烧凋零/没有语言的对话/燃烧着老人的蹉跎岁月/窑洞外的风挤满院落和山坡”（蔚然《留守老人》）诗中“窑洞”“灶台”真实展现了宁夏山区农村的居住环境，衬托出西部乡村老人独守的困境；“他们总是带着手套接过你的拉面/他们瞧瞧你温柔的眼神/吃完后便沉默了/大口大口地吐烟/笼罩红润的脸”（丁学明《牛肉拉面馆的姑娘》）塑造了宁夏南部劳动人民的典型形象；“从程儿山到县城，是一条七公里的下坡路/和跨越清水河的大桥/小女孩的爸爸妈妈就在县城打工”（王怀凌《一个小女孩要到县城去》）诗歌提到的“程儿山”“清水河大桥”皆属宁夏固原的地理，因此具有地域的突出性和写实性。此类诗歌关注宁夏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也是宁夏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和缩影，在宁夏诗歌作品占有一定比例，宏观上诗人没有刻意把这些人物写得面面俱到，微观上则通过细节打造想要表现的主题和想要塑造的形象、叙述的故事，在描写生活事件与人物行动时，力求削弱过度的浪漫成分与奇异色彩，致力于地域化和生活化，用鲜活的社会图景和人物实现诗歌对人生存的诠释。
历史陈述
宁夏位于“丝绸之路”上，在古代曾是东西部交通贸易的重要通道，拥有古老的黄河文明和西夏文化的历史，这些积蓄给予了宁夏诗歌创作之源，因此，在历史陈述上，很多宁夏诗歌地域性比较突出，其中杨梓的《西夏史诗》堪称杰作。
《西夏史诗》是诗人历时十年完成的60余万字的诗歌巨制，它突出了西部历史的神秘性，概括了西夏的辉煌与没落，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是对宁夏历史的呈现与追溯，也是西夏党项人最为生动、形象和壮观的叙述。诗歌囊括了发生在宁夏大地的党项人重大的历史事件、传说、战争、英雄业绩等等，并按照历史中人物出现的顺序，依次将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李谅祚、李乾顺、李安全、李睍等历史人物贯穿于诗歌中，对历史的全新演绎，完成了西夏历代王位变更形成的相对独立又连贯的叙事，又将虚拟化的人物如米擒尔丹、牧羊人、盲女巫、孟小洁等嵌入故事情节之中，使之对这段历史的呈现起到串联叙事单元和推波助澜的作用。陈述这段历史时，诗人还将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贯穿其中。“一匹金翼闪闪遇火不燃遇水不沉的白骁马/穿越闪电的草甸荒界和戈壁”“他秀发飘拂的额头有一对弯弯的羊角/放射着五颜六色的洞彻心灵的光华”之类具有神性的诗句，赋予了党项文明独特而深邃的魅力，令《西夏史诗》对于宁夏地域历史的展示更加符合诗性的表达，可以说这部作品与宁夏地域性宗教神话、原始图腾、民族传说恰到好处地融合，完成了时空、意象等方面的创造性实践。
就宁夏诗歌对于地域的表现力而言，《西夏史诗》的宏大诗章有利于历史的呈现与展示，但是短诗对于宁夏历史的地域书写与回顾也不黯然失色，如以下诗句：
“一代伟人活着时心上的钉子/一座让蒙古帝国深夜里从疼痛中惊醒的城市/一个在历史远处被伟人和帝国屠城的城市”（高强《银川》）。
“宁夏以北/胡笳一曲源头来/旅人的忧郁穿过青草的手掌打马而去”（单永珍《宁夏以北》）。
“青铜峡的绝壁上/108束目光/挽留不住唐朝一袖歌舞/宋词的一阙清丽和婉约”（岳昌鸿《青铜峡》）。
“一匹党项战马/哑声而行/发黄的经卷走进寺院/消失在佛塔斜影里”（唐荣尧《西夏战事》）。
“石器，陶片，良臣/都城正上演另一场战争/清水营早已是君王銮驾上的铜扣/河东或河西/衣袖迎风”（刘学军《灵武：碎瓷》）。
由这些诗歌可见，诗人们通过诗句呈现或回顾地域性历史，追求一种根性的寄托或抵达。受地方历史文化的熏陶，他们通过诗歌参与地域文化的建构，其诗歌的语言、意义、主题、结构、形式等等形成新的文化符号，为读者提供了具有创造意义的关于宁夏文明的信息，此类题材备受推崇，在宁夏诗歌作品中占比不小。毫无疑问，这种抒写作为地域历史向现实的延伸，是诗人汲取西部文明的结果，尽管随着我国诗歌不断发展，宁夏诗歌创作的重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却丝毫没有影响宁夏诗人对于地域历史的呈现与陈述。此类诗歌一般充盈着诗人饱满的情绪，多彰显怀古的幽思和低沉的感叹，除上述诗句，较有代表性的短诗亦如杨森君《镇北堡》、虎西山的《古萧关》、张记的《惠农：哨马营遗址》等等，多不胜举。这些诗歌的题材和立意大不相同，营造的意境氛围却并夫大异，由此说明，虽然每个诗人对于历史的抒写与回顾都各有差别，但怀古意识造就了类似的情景模式，能使读者感受到似曾相识的气息。 乡村书写
宁夏诗歌中乡村题材的作品为数不少，且地域性突出，擅長此类创作的诗人王怀凌、张联具有代表性，他们有乡村生活经历，对乡村有密切的观察，诗歌灵感多源自宁夏南部乡村的滋养。
王怀凌的诗集《草木春秋》《中年生活》收录了很多乡村诗，其中写家乡李家庄的诗歌地域色彩鲜明，情感真挚，为读者铺开宁夏南部乡村的画卷，如：“我从车窗望去/先看到米冈山缥缈的烟岚/再看到近处的村舍、苗圃、撂荒的土地”（《车过李家庄》）；“顿家川/西海固深处/灰头灰脑的小山村/自卑得连姓甚名谁都不敢说/蜷缩在一座山的下面/而这座山——米冈山/一不留神露出了峥嵘/成为六盘山的主峰”（《顿家川》）；“正午的风歇在花上/牛羊歇在树荫活里/南墙根灰头灰脑的老人和孩子/看上去多像刚出笼的土豆”（《李家庄》）。不难发现，王怀凌在乡村诗的抒情中，展示了自己熟悉宁夏山区风貌，并将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形成的综合信息不露声色地融入到地域性抒写中，无论村舍、米冈山还是其熟悉的老人、孩子以及牲畜都隐含着宁夏地域文化的内容和丰富的形态，蕴含着诗人丰厚的生活经验和富于个性的文学创造。无疑，这是诗人与乡土情感相融的结果。王怀凌另外的乡村诗《庙儿沟》《这个村庄不会消失》《村庄的荒凉》《搓一把新麦咀嚼》《一个老实人和一群羊》等等作品也同样洋溢着浓郁的西部乡村气息。就诗歌而言，他对一定地域的人文风貌、生产生活、自然风光的抒写涵盖自身的地域意识和血缘意识以及创造意识，这些内容在诗歌文本中带着有鲜明的宁夏地域文化印记。
张联八十至九十年代曾居住宁夏盐池县王乐井乡小阳沟村以种植为生，同时从事诗歌创作。他的诗集《傍晚集》《清晨集》诞生于这个时间段，其诗歌书写的地域不仅是诗人生产生活的地域空间，同时，又是承载宁夏村庄文化及诗人心理空间的综合体。张联对于乡村的描写是亲历经验的分享，如：“没有谁能惊动我/包括我的皮水桶，我的扁担/我冒着热气的水窖/或者我的黑色的盛水缸”（《傍晚集第223首》）；“在湿的村子里/墙根的骡子/正吃着秋草/你走了过来/晨日里它摇了几下尾巴/吐噜着鼻音”（《清晨集第340首），从诗句上看，诗人对于小阳沟村的抒写，包含他对于宁夏乡村生活和地域文化的认知，朴实的情感毋庸置疑。
除上述诗人，宁夏其他诗人的乡村诗也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雪舟《诵经》、杨建虎《一头牛的孤独及其他》、杨春礼《田野上》、刘乐牛《故乡的泉水》等等，他们的诗中，“戴白帽”“诵经”是宁夏回族典型的标识；“六盘山以西”“野草湾”明确指出村庄所处的宁夏地域范围；“窑洞”“泉”透露宁夏乡村特殊的地理环境。此外，马占祥的《周家湾村中有条小河穿过》、王新荣的《西海固的水》、高鹏程的《旱塬纪事》、郭静的《拾土豆的人》、潘春生的《面对家园》、张铎的《扬场》、柳风的《喊叫水》、王自安的《冶家村》、谢瑞的《忧伤的麦子》、春血的《故乡人》等等作品也彰显了乡村书写的地域性。
总之，地域性书写使宁夏诗歌特点突出，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等有别于其他省份，独树一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塞上平原的生活环境成就了宁夏诗人的地域性抒怀，也丰富了我国诗歌的多元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