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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沐浴着陕北高原明媚的阳光，背着恋人为他准备好的被褥和衣物，带着进一步提升文化素质、系统学习文学知识的强烈愿望，路遥跨进了延安大学简朴的大门。从这一天起，他步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1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正式合并成立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在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合校、分校、迁址、更名之后，于1958年9月恢复重建。其后10余年，在大部分时间里，延安大学只有四五个专业招生，在校学生规模长期保持几百人，直至1977年高考恢复。
因此，尽管校园面积不足300亩，但对于一个仅有千把师生的学校来说，已经足够大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路遥的同班同学高其国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但还未报名期间，便迫不及待地沿着校园围墙内外转了一圈，他最强烈的感觉是——“一个大学占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大气，学校里有楼房，有那么多窑洞空着，有那么大的操场，还有花园和树林，路也那么宽，还有空地，这和延安拥挤的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相比，差别太大了。哎呀，大学就是大，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同班同学白正明在《路遥的大学生活》里具体描述了那个初秋的路遥：“1973年9月初，延安大学中文学系来了一名延川学员。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长制服，挎着一个当时北京知青普遍用的黄帆布背包，脚上是一双浅蓝色球鞋;他个子不高，身体胖乎乎的，头部稍向前倾，留着青年运动发型;他脸刮得青亮青亮（圈脸胡），单眼皮下两只深邃的目光，鼻子不大不小，厚嘴唇角带着丝丝微笑。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的王路遥同学。”
就这样，24岁的青年路遥阔步走入杨家岭，走入宿舍和教室，走入图书馆，也走入了班集体。这一走，走出了他绵延整个有生之年的母校情结和师生之情、同学之谊，走出了一段坚韧不拔的奋斗者人生。
路遥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常会在合适的时候遇见合适的人。在他进入高等学校深造的道路上，有两个“贵人”起了决定性的“推”“拉”作用。这两个“贵人”，一个是时任中共延川县委书记的申昜，比路遥大20多岁;一个是时任延安大学中文系负责行政工作的领导申沛昌，比路遥大10多岁。他们俩，与路遥是真正的忘年之交。没有申昜，就没有人在政治和历史问题上为路遥扫除障碍，也没有人强力地向延安大学推介路遥;没有申沛昌，就没有人接过申昜伸过来的“橄榄枝”，就没有人准备好“定心丸”，去游说系上和学校主要领导同意录取路遥。
1. 颇费周折的录取过程
《延安文学》原主编、路遥研究会副会长曹谷溪曾在《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关于路遥与申昜的回忆》中指出：“如果说，三年前申昜同志在县革委会核心小组会上，排除来自派性的干扰，秉公执法，免除了路遥有可能蒙受的冤狱之灾，那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作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他三次亲自去延安大学，力荐路遥，更见其革命的胆略和政治远见。”当时，郭玉宝是延安大学中文系主要领导，申沛昌是行政工作负责人。“在此之前，郭玉宝和申沛昌曾带着中文系‘试点班’的20多名学生，来延川‘开门办学’。他们对路遥的才华和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成绩都有所了解。延安大学负责全盘工作的王云风同志，又是申昜上边区师范学校时的老师。他坚信，自己的努力，一定会使路遥这个人才不会被埋没。申昜同志反复向延大中文系和学校领导解释：路遥在‘文革’中是初中学生，‘清队’时已做过审查结论，许多报刊对路遥的文学创作情况给予了肯定和好评……正是申昜代表县委保送路遥，终于成全了他进大学深造的愿望。
“1976年，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延河》杂志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鸿钧亲自来延安，想让路遥到《延河》杂志去当编辑，申昜和我陪着他俩去见延大领导张逊斌和中文系领导申沛昌，为其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构建他心中的文学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2年，也就是路遥病逝的那年4月，路遥和我在西安整整聊了三个通宵。那是我和路遥的交往中交谈时间最长、交谈内容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敞开心扉的倾诉。路遥几乎将他42年的生命历程，做了一次系统的回顾和梳理。第一天晚上，是在省作协路遥的办公室里;另外的两个晚上，他让航宇在雍村饭店登记了一个标准间。在那次漫长的交谈中，路遥给我讲述了许多曾给予他巨大支持和帮助的好领导、好朋友，申昜就是其中的一位。是的，申昜同志是路遥非常敬重的一位长者，他曾在一封给申昜的信中说，申易给了他‘父亲无法给予的支持，母亲无法给予的关爱’！”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何西来在《路遥纪念集》序言《追怀文学的献身者》中写道：“申沛昌先生就是当年力排众议，把路遥招进延安大学的伯乐，如果不是他慧眼识珠，坚定地起路遥于草野之中，让路遥走进高等学府，接受科班的文学教育，那么，路遥的人生就会是别样的。”
路遥的女儿路茗茗在2019年4月向延安大学捐赠百万元图书时说：“父亲路遥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的他，只是一位初中毕业、爱好文学的普通青年，延大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和平台……父亲在世时，每每提及延大时光和老校长申沛昌伯伯等前辈时都充满感激之情，让彼时年幼的我印象深刻，心生敬意。随着年龄见长，我也越来越了解到延大时光对于父亲一生所具有的不寻常的意义，愈发感受到他称呼延安大学为‘温暖的摇篮’时那背后的深情。”
关于招收路遥到延安大学上学，以及与路遥的最初交往，申沛昌在《十五年后忆路遥》一文中写道：“1972年，已经是‘文革’后期，全国性动荡的状态有所好转，各个大学都在数年‘停课闹革命’之后，开始着手筹备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延安大学为了慎重起见，在中文系招收了一个一年制的试点班。当时提倡‘开门办学’，要求学生接触实际，学工、学农、学军。学生到校后，中文系的领导和老师们，曾组织该班学员，专程到群众创作搞得比较好，并且编印了颇有名气的《延安山花》诗集和四开小报《山花》的诞生地延川县，同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及《山花》的编创人员进行座谈。在这次座谈中，我们知道了谷溪、军民、闻频等一批扎根延川的文艺创作骨干，同时也第一次知道了路遥其人其事，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是路遥喜爱文学，颇有才华，开始写诗，也写散文、小说，歌剧一类创作也有所涉猎。但这一次并未同路遥单独接触，也没有进行过交谈和深入了解。” “到了一九七三年暑期，延安大学中文系在招收试点班的基础上，在教学和管理几个方面都做了充分准备，开始招收正规的大学生。当时按照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的教导，最长的学制就是三年，后来被称作工农兵大学生。直到1977年招生制度改革，恢复了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按分数线录取学生的制度。我当时在中文系工作，领导让我负责当年的招生事项。有一天，我的堂兄、时任中共延川县委书记的申昜来延大找我，主要讲的是路遥上大学的事情。他说，本来县上把路遥推荐给西安某大学，但人家嫌路遥曾做过县上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而且有人告状，所以不想在政治上惹麻烦，最后决定不予录取。申昜知道我在延大中文系工作，就来找我联系。”
县委书记亲自找到学校，推荐路遥上大学，这可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申沛昌和申昜虽是弟兄，但他们办事情都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申沛昌作为招生负责人，仔细询问了路遥的全面情况，特别问到两个问题：一是告状的原因和内容，二是县委的看法和结论。申昜是个极其认真负责的人，他向申沛昌反复做了解释和说明。当申沛昌得知告状的是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人，告状的原因和内容是说“文革”期间路遥在武斗中打死了人，有命案在身，但延川县公检法机关经过认真调查，认为没有证据、不予认定，特别是延川县委正式做出结论，认为路遥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并竭力推荐路遥上大学深造后，申沛昌根据这些情况向系上和学校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建议录取路遥到中文系上学。申沛昌的意见，得到了系校两级领导的同意和支持。
经过延川县委和延安大学多方面的努力，1973年8月20日，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终于为路遥的《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盖上红印章并签署意见：同意上延安大学。
2. 申沛昌眼里大学时期的路遥
路遥的同学、朋友、著名作家陈泽顺，曾在《路遥的生平与创作》中写道：“1973年，路遥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这对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路遥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申沛昌认为，这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申沛昌说：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一个作家的角度看，路遥的创作，其生活素材、人物形象，包括一些故事情节，应该说主要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来源于他在社会生活中的体验和积累。而他的创作理念、写作技巧以及一些涉及到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等等，应该说得益于大学三年，是他三年间拼命攻读中外名著并从中学习、借鉴、创新的结果。当然，他本人对文学的酷爱和天赋也是不可否认和不容忽视的。路遥在上延安大学之前，是一位初中学历、具有文学天赋、文学才华的文学爱好者，还不是公认的诗人，更不是作家。路遙进入延安大学，在这个温暖的摇篮里，接受了三年科班的文学专业教育，这是路遥在走向文学巅峰的征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关键期和里程碑。延大给路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和平台，这一点十分重要。在当时那种社会复杂、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已经有北京和西安的两所高校不予录取的情况，延大如果也如法炮制，将路遥拒之校门之外，也不会有什么非议，但路遥的人生就会是别样的。
申沛昌指出，在延安大学中文系，路遥全面系统地学习了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古代文学史，以及现当代文学史和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外国文学史及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理论、现代汉语、写作、逻辑学等科班的、专业的高等文学教育方面的课程，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路遥上学时中文系的老师们，大都由西北大学、陕西师大、复旦大学等高校选调而来，出身名门，各有专长，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精通专业知识，而且对于待人接物和处世之道，也能做到通情达理。路遥上学期间有偏科问题，他重点关注的是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名著，与此距离较远的古典文学、古代汉语，他就不那么热心，时有请假缺课现象，任课教师有些意见也是正常的。后经坦诚沟通，说明情况，用“因材施教”的理由加以解释，老师们都表示理解，采取了宽容开明的态度，并没有为难路遥，准其顺利毕业，并到当时的《陕西文艺》编辑部当编辑。
因此，申沛昌说：“没有社会大学给他的生活积累以及诸多苦难、挫折、沉浮的经历;没有延安大学三年苦读，使他从文学大师们的创作中汲取营养，借鉴经验，并从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创作技巧等方面得到提高和升华;没有他对文学的酷爱、文学的天赋以及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顽强毅力，他要成长为一个著名作家，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路遥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里所说的三条应当是他登上文学巅峰的三要素。”
由于申沛昌在中文系分管行政和学生工作，他对路遥的情况比较了解，与路遥交往也多。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交谈，渐渐有了一种信任和默契。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中，路遥仍然在同申沛昌的交谈中，明确而坚定地表示了他对政治、形势、国是的看法和见解。在1974年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申沛昌带领路遥等数十名同学，到延川县等地开展批林批孔宣讲活动。其他同学分到各公社和各乡村宣讲，申沛昌和路遥留在县上，负责与各地联络和协调。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多时间朝夕相处、接触交流。路遥上大学前同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有着广泛的联系，结交了不少朋友，甚至还同北京知青林达建立了恋爱关系，因此他的信息渠道不仅通畅快捷，而且内容丰富，题材重大，他所知道和传播的信息都十分敏感又惊天动地。路遥曾对申沛昌说过，什么批林批孔，那只是个幌子，实际上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判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总理的，只不过现在不能公开说明罢了。在同路遥的交谈中，申沛昌第一次听到了“四人帮”这一特定名词。同时，路遥还讲了一些从北京传来的“小道消息”。从这些谈吐中，申沛昌强烈地感受到，路遥这个人是敢恨敢爱、爱憎分明的。这时的路遥，已经完全没有了文质彬彬、激情如火的诗人气质，有的只是叱咤风云、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政治家气魄。1975年夏，路遥利用暑假同林达一起去了一趟林达的老家福建，他在回校前给申沛昌写了一封长信，细说了他在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人心民意和国家面临的形势、未来发展的走向，通篇用的都是文学家的激情，写的却是政治家关注的事情。 1975年，申沛昌带领路遥等同学到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吴堡采风，搜集整理《吴堡民歌》。一开始还是申沛昌和路遥两个人留在县上负责联络与协调，后来中文系七四级的樊高林也加入了审稿改稿行列。分赴各地采风的同学将搜集到的诗歌初稿送到县上，由申沛昌把政治关，路遥把艺术关，一锤定音，决定取舍。在看稿过程中，路遥把那些纯属政治口号、政治标签之类的所谓“诗歌”一律砍掉，对于有些构思不错、具有乡土气息的顺口溜之类，他和樊高林又不辞辛劳，修改加工，甚至进行再创作，直到满意为止。最后，这本诗稿送交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渴望摆脱贫困、过上美好生活的追求。
3. 友情延续二十年
申沛昌说：“路遥是一个朴实本分、极重友情的普通人。路遥工作以后，我们人各两地，接触不多，但他对曾经接触不多、有过交往，特别是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有过共鸣和互为知己的人，保持着一种纯洁、高尚的感情，常记在心，永不忘怀，并且特别珍惜和看重，绝不让其受到名利和物欲的玷污。”1983年11月30日，路遥给申沛昌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沛昌老师：
您好！
来信收读，一片深情厚意，使人热泪盈眶。世界广大，但知音不多，學校三年，我们虽然是师生关系，但精神上一直是朋友。您是我生活中少数几个深刻在心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您的智慧和理解力我是深知的。我们常常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来对话和谈论的，相隔两地，接触不多，但我相信我们在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一直是稠密的。我知道您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我的一切，我自己也是一直关注着您的，并且将我的工作成果献给您和其他一些令人温暖的朋友的。
您目前的处境我理解，请您开阔一些，人间之事，天轮地转，正如李太白诗曰：长风破浪会有时……
我目前得应付诸种复杂局面，就不写长信了。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致崇高的敬意
路遥
1983.11.30
申沛昌深情地说：“路遥写这封信的时候，已是成就斐然，誉满文坛。1982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困难的日子里》荣获1982年度《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1983年《人生》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时的路遥，其声望和影响如日中天，已属全国名人。同时，他正在忙着执笔将小说《人生》改编成电影，特别是要全力以赴进行工程浩大的《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准备工作，还要‘应付诸多复杂局面’，其时间之紧张，任务之繁重，自不待说。但他还是在百忙中，抽暇给我写了这一封发自肺腑、饱含激情的信。他用文学大家的手笔，用最简洁凝练的文字，把我们之间互为知己、互相关注的深情厚谊写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时隔二十多年，至今每读此信，总令我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在这封信的非正文位置，路遥还特别写了一句，让申沛昌“最近有机会（的话）和申昜同志谈谈我的情况”。
成名后的路遥对于10年前申昜给予的帮助念念不忘，十分难能可贵。
师生之情，在岁月的长河里汩汩绵延。1988年7月，申沛昌正在忙着筹备延安大学成立50周年校庆活动，路遥也在三卷、百万字巨著《平凡的世界》全部完稿后来到延安，他们在延安宾馆进行了一次亲切而坦率的交谈。两人主要谈了各自工作和事业方面的情况。交谈中申沛昌直率地问路遥：“我听到有些人说你现在成名了，不愿承认自己曾是延大中文系学生。我是不相信，但这一说法社会上一直在流传着，到底是怎么回事？”路遥听后很激动地说：“申老师，你应该知道，我从上大学前开始直到现在，一直有人告状、诬陷，这十几年，我就是在一些奸佞小人的诽谤和攻击中走过来的，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毁人名誉实在是无耻之极，好在我已习惯。说我不认延大，这只是个小谣言而已，绝无此事。我们不是一直在来往联系吗？”听完路遥有点愤慨的解释，申沛昌确认路遥是一个珍重友情、知恩图报的人，他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好，就用“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嫉妒之心，人皆有之，嫉妒可以产生仇恨”“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把诬陷攻击变成一种前进的动力”之类的话安慰路遥。随后，申沛昌说：“现在学校马上要举行首届校庆，你给学校题个词，到时候回来参加校庆活动，并给中文系师生做一场文学创作的专题报告。”路遥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1988年7月27日，路遥给延安大学题词：“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
路遥同样参加了延安大学50周年校庆活动。2018年12月3日，路遥大学时期的同班同学王志强发表于《榆林日报》的回忆文章《路遥的大学生活》，从侧面印证了申沛昌对路遥的重视，以及路遥对申沛昌的承诺。文章写道：“1988年9月22日是延安大学50华诞，母校举行了隆重的庆典。路遥是当时的特邀代表，我是以榆林地区校友分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受邀参加了庆祝活动。我于9月21日按时报到，路遥因故于22日当天从西安匆匆往回赶。当时，眼看庆祝大会就要开始，主席台上坐满了嘉宾，然而，路遥的位子还空着，急得大会主持人、我们的老师、校党委书记申沛昌团团转……就在即将宣布大会开始的一刹那，路遥坐着呼三的小车赶到会场，不等与众人打招呼，申老师就径直将他迎上主席台，宣布大会开始。”晚宴上，路遥解释了他迟到的原因：“原计划昨天回校报到，但接到延安地区专员呼三的电话，说他当天西安的会完不了，等第二天会完了后坐他的车早点回延安，一起参加校庆，所以有些迟。”事实上他们还是拼命往回赶，最终没有耽误参会。
至于“给中文系师生做一场文学创作的专题报告”，路遥当然也没有食言。1988年10月8日的《延安大学报》第七版，曾发表了杨毛毛采写的通讯《“我感谢延大”——路遥与母校同学对话》。通讯写道：“9月24日下午，教工餐厅一楼里传出一阵阵笑声和掌声。这是著名作家、我校76届校友路遥同志正在与中文系的同学们进行文学对话。他朴实而风趣的话不时地引起全场轰动。首先，路遥同志谈了他对陕北和母校的看法，他说：我认为真正的思想出于僻静之处，在太嘈杂的社会环境里，人不得不用极大的精力去应付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而延大地处陕北，既离生活近，又不嘈杂，是治疗青年狂妄症的好地方，在母校学习的三年，是我生活的转折点，我感谢延大！他告诫同学们：有抱负的人，应该先看看别人的成果，这样就会少走弯路。基础知识很重要，应该扎扎实实学好吃透。在经历了枯燥之后才会进入诗的意境，不要异想天开，想入非非。”通讯最后写道：“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到了。但大家都觉得还有很多话要谈。走出会场，路遥又和一些同学合影留念，依依话别。他告诉大家：‘这次能回母校参加校庆，我非常高兴’。” 作为“生活中少数几个深刻在心的人”，申沛昌也是路遥在某些事情上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时，认为可以依赖的人。1992年8月，路遥抱病回到延安，但并不是求医治病，而是筹款出书。根据高其国《延大为路遥筹款出书——路遥抱病回延安的真实原因》一文介绍，路遥来延安前，正忙着在西安装修家里的房子，其时他已经病了，只是硬撑着要忙完这件事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责任编辑陈泽顺告诉路遥，五卷本的《路遥文集》编排、校对、征订全部完成了，但因征订数不够出版社的要求数量，还差5万元，开印不了。路遥和陈泽顺再三商量也没找到解决办法，就想到了母校延大，想到了延大党委书记兼校长——他们敬爱的申沛昌老师。于是，路遥于8月6日带了几份征订单、征订广告和简单的行李，匆匆坐上火车赶往延安。路遥对延大和申老师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他知道这件事对延大和申老师都是个大难题，所以他必须和申老师当面商量具体解决办法，谁知一到延安却躺进了医院。这样，路遥就委托高其国到延大找申老师，看看延大能否征订一些书或预付一点款。
高其国按照路遥的意思直接来到他们的申老师家里，师母常春说申老师去日本出差了，可能早了回不来。高其国就把路遥写的信和征订单、征订广告交给常春，常春看后立即给申沛昌打电话说了路遥的情况，并把电话递给高其国。申老师询问了路遥的病情后安顿道：“你给路遥说，叫他不要着急，先好好看病，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回到医院，高其国把情况向路遥简单说了一下，路遥说：“申老师只要答应了，肯定有办法，没有申老师办不成的事。我能上延大，毕业分配到省作协，都是申老师从中协调的。上次去榆林看病，也是申老师带我去的，先见了李焕政，又见了霍世仁，联系好老中医张鹏举。申老师在陕北人很熟，许多领导和申老师是朋友关系，所以上次看病很顺利，方方面面都有人照顾，病也好得快。这次我本来不好意思再找申老师了，但没办法，想来想去，这么大的数字就看延大和申老师有没有办法。”
对于延大的情况，路遥和高其国都是比较了解的。由于底子薄、用钱的地方太多，延大的经费很困难。对于申老师，他俩也是熟悉的，上大学时他们就和申老师联系比较多，后来除了工作上的事，其他方面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也找申老师，不知不觉好像成了习惯。高其国去过延大后不久，申老师的爱人常春和中文系的教师代表就到医院看望了路遥，安慰路遥好好看病，说出书的事申老师会想办法的，路遥很高兴。
路遥在延安看病看了20多天，却不见好转。省上领导知道后，指示路遥回西安到省内最好的医院治疗。临走前，路遥对高其国说：“申老师一回来，你就去一趟，把交谈的情况告诉我。”申沛昌从日本回校后，高其国去了延大。一见面，申沛昌就询问了路遥的病情。随后，申沛昌主持召开校党政领导会，决定从学校的图书购置费中拿出5万元，用以购买《路遥文集》，帮助路遥尽快出书。这些书出版并运回延大之后，大部分留在学校图书馆，供广大师生借阅;一部分留给中文系资料室;再留一部分给学校办公室，作为礼品赠送嘉宾，同时也可以宣传延大。与会领导一致同意这一建议，财务部门立即向出版社汇了款。陈泽顺办妥了《路遥文集》开印的相关手续，带着已落实的好消息看望了路遥。
申沛昌说：“帮助路遥出书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乘去西安开会之机，急匆匆地去西京医院看望路遥。那时的路遥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当我告诉他5万元出书经费已经解决时，他蜡黄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用他干枯的大手费力地紧握著我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看到他的病容和虚弱的身体，我像触电一样，浑身发软，热泪盈眶。一个多么自信坚强、志存高远的陕北硬汉，竟然病成这样！我只说了‘应该，应该’，就无法再说下去了。我们坐下之后，他给我说，省委已经内定，省作协换届时，让他担任主席;说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病好之后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说他特别想吃母亲做的‘和和饭’;说他现在主要是黄疸控制不住，希望能吃些中药，但西医大夫不赞成。从他那有气无力、表情严肃的言谈中，我深深感到他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对自己的疾病一方面觉得焦虑和无奈，另一方面还抱有病愈的希望。特别是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工作，还想着要干一番事业，正像别林斯基所说，是‘直到最后一息都忠于神圣天职的人’。他的这种崇高境界和博大胸怀，使我深感震撼并肃然起敬。”
路遥出书的心愿达到了，但精装本的五卷《路遥文集》在路遥逝世两个月后，才被陈泽顺放在了桌子上路遥的遗像前，说：“路遥，你看，这是你的文集……”
路遥逝世后，1994年春天，路遥的生前好友曹谷溪、赵兴国、冯文德、张史杰、霍世仁等倡议成立路遥纪念馆筹委会，并推选申沛昌为筹委会主任。筹委会先后召开三次会议，勘定了馆址，研究了设计方案，并筹措资金20多万元，日本路遥研究专家安本实等个人也捐款数万元。1994年9月11日初步勘定的这个路遥纪念馆馆址，位于延安大学校园后山半坡，后来成为路遥墓园。当时参与勘址的6名人员由申沛昌带领，成员除曹谷溪外，还包括延安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高才、基建处处长方占武、基建处副处长张兴广，以及当时担任校报摄影与文字记者的本文作者。
1995年，在路遥逝世三周年前夕，他的骨灰还被保存在西安三兆公墓。为了让路遥遗骨入土为安，在亲友们的倡议和支持下，延安大学在前一年初步勘定的路遥纪念馆馆址修建了路遥墓，请中国作协党组原副书记王巨才题写了“路遥之墓”几个大字。此前，经袁广斌提示、曹谷溪建议、申沛昌确定，这座曾被当地群众和早期延大师生非正式地称作“南山峁”的无名山，被正式命名为“文汇山”。从此，每年都有很多中外文学爱好者登山凭吊路遥。2000年11月，在路遥逝世8周年之际，申沛昌先生大笔一挥，潇洒地题写了“文滙山”三个繁体大字，勒于山腰一块半人多高的拇指状石头上。
2002年11月，路遥研究会依托延安大学成立，申沛昌担任首任会长。路遥研究会先后编印了超过8期的会刊《路遥研究》，与延安大学有关领导和教师申沛昌、宋学成、马一夫、厚夫、袁广斌等共同出版了《路遥与延安大学》《路遥纪念集》《路遥研究资料汇编》《路遥再解读》等书籍，举办了路遥逝世10周年、15周年、20周年、25周年纪念活动与学术研讨，以及路遥诞辰70周年纪念座谈会等。 另外，申沛昌还同清涧县商定，由延安大学文学院、路遥研究会、清涧县委宣传部，联合举办了面向全国的“路遥文学讲习所”，通过参观、旅游、讲习三结合方式，请北京、西安、延安的知名作家、评论家授课，培养青年文学爱好者，传承路遥的文学事业和路遥的精神。
谈到自己的学生路遥，申沛昌自豪地说：“延安大学为路遥的成功成名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付出了诸多的努力，做出了无私的奉献，而路遥也为延安大学树立了一面旗帜，争得了巨大的荣耀，证明了延安的窑洞里不但能出马列，也能出文豪;山沟里可以飞出金凤凰，小学校可以培养出大名人，路遥就是典范。”
路遥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关注各种人物和校内外活动。大学时期是路遥人生道路的转折时期，也是他在文学创作上洞察生活、丰富阅历、积累情感的重要阶段。他为《延安颂》编选稿件，参加全省文学创作会议，带队到外地开展教学实习和时事政治宣讲，赴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编选民歌，组织班级编排大型文艺节目“我们生活在杨家岭”和《长征组歌》等。班级、学校和社会活动提高了路遥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使他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认识了社会，也使他胸中的浩然之气进一步养成，更使他的思想理论和文学创作水平得到了锻炼与提高。
42年的人生中，路遥结识、交往了数不胜数的朋友，这些朋友在路遥成长、成熟、成才、成名、成家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巨大的、无法替代的作用。朋友如此之多，最主要的原因是路遥与人为善、对人真诚、办事认真。除此之外，路遥的才华与荣誉、选择与机遇、奋斗与追求，也是他吸纳朋友、拥有朋友的重要原因。因为朋友，路遥的“路”，才并不总是“遥”。
1. 才华出众的同学
据路遥的大学同学王志强回忆：“1973年8月，刚刚接到录取通知书不久，中文系七三级的同学们又接到了学校的电报：因有紧急任务，中文系学生提前报到。中文系只有我们一个班，30位同学，急匆匆地提前来到学校，领到的紧急任务便是选编诗集《延安颂》。报到后的我们，被老师直接领入图书馆、阅览室，开始紧张地翻阅报纸、杂志，为编辑《延安颂》搜集整理资料。迟报到一周的王路遥，刚进校就同我们一道投入到资料搜集工作之中。我们翻江倒海地将校图书馆和阅览室所收藏的解放前后的报刊，统统拿出来阅读、搜集，凡是有歌颂延安、歌颂毛主席的诗词都在被选的范围。路遥很有眼光，他翻阅快、选择准，除了筛选出名家作品外，他精选出的本土诗人曹谷溪的诗歌《书记的‘胃口’》顺利入选，同时受到师生的关注。
“1974年夏，复刊不久的《陕西文艺》因编辑人员短缺，决定借调路遥去做杂志的编辑工作，学校也很支持。一到编辑部，他就受到老编辑和领导的器重。他一边工作，一边创作，是年8月在渭北平原实地采访后创作的长篇散文《银花灿灿》发表于《陕西文艺》第五期，署名‘路遥’;此后，他再次深入渭河水电站建筑工地，与建设大军同吃同住同劳动，创作出第二篇散文《灯火闪闪》，发表于《陕西文艺》1975年第一期。作品的发表在我们班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同学们争相传阅，纷纷要求征订《陕西文艺》。在《陕西文艺》借调的半年时间里，我们班的班务工作由高其国同学协助党支部书记张子刚代行，生活干事乔文英每月按时寄给路遥19.5元的助学金和生活费。1975年年初，路遥圆满完成了编辑工作返回学校，继续和我们一同上课。一天，我好奇地问他当编辑的感受，他习惯性地弹弹烟灰，显示出自豪的样子，微微一笑：‘我在编辑部半年的工作比咱在校三年都学得多！那里才是真正学習和锻炼人的地方。’”
路遥逝世18年后，同学陈行之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1974年，我到延安大学读书的时候，听说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这个人著名因为两个原因：其一，在众多的中文系学生中，他是唯一把文学作品变为铅字的人;其二，这个人曾经是延安地区延川县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还当过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自然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好奇。这个人就是路遥。”当时，在延安大学师生眼里，能将作品变为铅字，简直是了不得的大事，路遥理所当然地成为备受师生瞩目的人物。
陈行之亦即陈泽顺，当年他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是《路遥文集》的责任编辑。他曾在《一个点燃精神之火的人》一文中写道，1973年7月，《陕西文艺》发表了路遥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以这篇小说为标记，路遥向中国文坛走来了。这一年10月，路遥到西安，参加了《陕西文艺》编辑部召集的创作座谈会。从这个时候开始，路遥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著名作家的机会，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教诲。在这些老作家中，柳青的人格气质和艺术风格，对路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路遥在延川县在为创作做生活准备的话，他在延安大学的读书生活，就是在为创作做理论和实践的准备。这期间，路遥相继发表了《姐姐》《雪中红梅》《月夜》等一批出色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关注农村青年的人生际遇，写出了他们的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在路遥上大学的年代，开展教学实习、参加社会实践和参与社会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王志强说：“1974年冬，中文系组织七三级同学赴铜川矿务局三里洞煤矿学工实习。实习期间，同学们为三里洞煤矿写了很多宣传报道稿件，三个星期里30多篇稿件被矿办小报和广播室采用。虽然稿件均署名为延安大学工农兵学员，但路遥、张子刚、张边林、许卫、冯继承等同学的稿件被采用最多。”
据路遥大学时期班上的党组织负责人张子刚和同学王志强回忆，1974年初，中央发出一号文件，要求参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开展批林和批孔。为了做好地方宣讲工作，申沛昌、张子刚和班长路遥带领中七三全体同学，于4月份前往延川、延长两县开展宣讲并取得了成功。在宣讲期间及宣讲结束回校后，全班同学写了好多诗歌，出了几期诗歌墙报，在路遥的倡导下，大家还将这些诗歌里的42首选编成《批林批孔诗选——烈火熊熊》，打印装订，散发并邮寄给校内师生和全国一些高等院校。集子选取每位同学至少一首诗，少数写得好的同学选了两首。路遥亲自写了序，他的一首诗的题目是《爆破手》。为了使这本诗集有一定分量，路遥、许卫、白正明，后来还包括张子刚，合写了一首题为《烈火熊熊》的压卷长诗，由路遥主笔。写那首长诗的时候，几个人整整奋战了一个通宵。尽管大家的眼睛都熬红了，可心里却很舒畅。由于路遥的带动，全班同学写了各种题材的诗歌，得到了路遥的热情指点。 王志强说：“1975年秋，延大中文系七三级和七四级50多人去吴堡采风，搜吴堡新民歌。我们组六七个同学先行下到丁家湾公社大枣湾大队，半个月后转移到了毛主席东渡黄河的川口大队。不久，路遥和张子刚来到川口，当天就和我们一起参加在黄河畔上的垒石造田劳动。路遥个子小劲大，背着百十斤重的大石头稳步前行。傍晚，我们在一起聆听给毛主席扳船的老艄公薛海玉老人讲他给毛主席扳船的革命故事。那次采风是搜集民歌，但实际上我们也创作了大量民歌，署上农民的名字，编辑出版了《吴堡民歌选》。路遥不仅创作了不少民歌，他还和《陕西文艺》编辑部的李知、董墨共同创作完成了3万字的访问式散文《吴堡行》，刊发于《陕西文艺》1976年第一期，后来被北京外文出版社译为英文，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登载。另一篇《黄河老水手》也发表于《陕西文艺》1976年第一期。”
张子刚说：“1975年上半年，我们全班同学外出开展写作实习，30个人兵分两路，一路南下去宝鸡秦川机床厂，一路北上到榆林报社。南下的人比较多，由老师带队;北上的只有路遥、高其国、王双全、白凤武、白正明、师刚强和我7位同学，没有老师带队。当时，榆林报社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派专人给我们以具体指导。我们分小组去采访，写出初稿后回到报社，先由我们几个人一块儿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分头修改，然后再送交报社的编辑去审阅。我记得每次讨论稿子的时候，路遥提出的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好多稿子是按照他提出的意见修改的。在实习期间，我们7位同学在《榆林报》上发表了几十篇稿件。”王志强说：“回校后他们7人小组还排练了文艺节目汇报演出，以男声小合唱形式演唱《游击队之歌》《大刀歌》《毕业歌》等革命历史歌曲。”
张子刚回忆说：“路遥在体育活动方面，最爱打的是羽毛球，其他像篮球、排球、乒乓球什么的都不爱打。我们经常和他在一起打羽毛球，在校内打，‘开门办学’出去也打。路遥还是一个天真活泼的人。记得1975年上半年在榆林报社实习的时候，有一天，晚饭过后，我们几个同学在报社的院子里活动时，路遥主动组织大家排成一行，带领大家像孩子一般天真地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等儿歌。”而对于路遥究竟喜爱哪些体育活动，王志强与张子刚的记忆则有所不同：“路遥喜爱篮球和足球，他和班上的男生经常在篮球场上打球。路遥个小人胖，弹跳力不强，但较灵活，三大步投篮很规范。他经常和北京知青里的男同学一块踢足球并收听国内外足球比赛的广播转播，很喜欢宋世雄老师的解說。”
比路遥低一个年级的中文系同学周喜存回忆：“路遥并不只是读书，他爱好也很广泛，和我也比较熟。在我的印象中，再没遇到过抽烟那么凶的校友了，只要有烟就一直抽。我记得1975年冬，有一天我坐亲戚的货车从城里回学校，车上拉了一车的鸡。晚上九点多，早没有公交车了，我看见路遥站在马路边，抽着烟，穿着大衣。我就叫亲戚停下车捎上路遥。那天驾驶室已经坐了我们三个人，我让路遥进来挤一挤，路遥怎么都不进来，他把玻璃摇下来，手抓在车里面，人就在车外的脚踏板上站着，从东关一直站到学校，然后我们俩一起走回了宿舍。路遥爱打篮球，有一次中午正睡着觉呢，他就把我叫起来，到操场上打篮球，就我们两个人，我上篮，他防我，或者我防守，他进攻。”另一位中七四同学樊高林说：“路遥不光对俄罗斯文学感兴趣，对俄罗斯歌曲也很欣赏，爱哼俄罗斯民歌。上大学时我不懂俄罗斯歌曲，有一次问他哼的是什么，他说是苏联歌曲。他喜欢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有时候记不住词，只是觉得这个歌好听。他也爱唱陕北民歌。”中七四级女同学曹国英也说：“我与路遥不是同班，也不是同级，但政治课经常在一块儿上，他总是在政治课上写他的东西，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我与他的交集主要是一起在教学楼前的树下，老师拉手风琴，同学拉二胡，我们唱歌，有时也讨论人生理想。在我眼中，路遥是一个豪爽的陕北男子，有啥说啥，毫无保留。路遥生活简朴，爱吃羊肉、饸饹和洋芋擦擦。路遥经常有的一个动作是穿着筒子棉袄，裹着身体，筒着袖子。我那时在班里和年级中算比较小的，路遥经常叫我小曹。路遥还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爱激动。”
王志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路遥的业余爱好广泛，文艺、体育都有所爱……他推荐我进入校乐队，吹笛子兼拉小提琴。最让我难忘的是教路遥吹笛子。他来到我的宿舍和我拉话，聊到音乐，他说：‘我想跟你学乐器，就教我吹笛子吧！我现在还能吹些简单的调调，复杂的我不会，颤音、吐音、变调都有难度，你教我。’我说：‘你这家伙现在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文学家了，还跟我学吹笛子干甚！’他说：‘你不知道，我也喜欢音乐，最喜欢民歌、民乐这些我们民族的东西，这个你比我在行。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聪明，就用一根空心竹子，随便钻几个眼儿，就吹得吱哇哇响，而且那么动听。’他停了停又说：‘你看咱们陕北的唢呐，声音厚重洪亮、粗犷豪放，结婚过事情没有吹鼓手就不红火、没气氛。’我说：‘就是嘛，你看西洋乐器里的长笛、短笛，就是根据中国的竹笛原理而用铜管仿制的，小号、长号、圆号等管乐器都是根据我们的唢呐原理加工制作的。古文里说的丝竹就指现在所说的弦乐和管乐，都是中国的发明。’他又说：‘对的哩，我看交响乐团里演奏的乐器，多数是来自我们民族的东西。’他说他还喜欢交响乐，并连连点出世界音乐大师的名字。我说：‘那你能当我的音乐老师了，你还要我教你吹笛子？’他说：‘理论上一知半解，实践上离你差远了！我想学一门乐器，业余娱乐，有利于健康。小提琴太难，吹笛子我有基础……’于是我将校乐队发给我的较高级的12支套笛递给他一支，当起了他的老师。
“路遥的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白天上课，晚上看书写作，他总是在晚饭后练习一会儿吹奏，有时还要我做示范。他很有悟性，运气均匀，指法能跟上节奏，一曲慢板的启蒙调《东方红》吹得很流畅。我又教他‘吐音’，给了他一本《笛子吹奏法》让他参考。路遥学习很投入，不时地向我请教，进步很快，信天游吹得有声有色。半年后，他把书交给我说：‘志强，我不能跟你学了，笛子这么简单的乐器还那么复杂，有那么深的学问，我是学不好了，会吹个调调就行了，我不为演出为消遣。’后来很少听到他的笛子声，倒是常能听到他走路时哼着的陕北小调，他哼得最多的是《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电影《人生》一上演，我就听到了我非常熟悉、路遥非常喜欢的这支曲子，它正是贯穿于《人生》全剧的主旋律，歌名被路遥改为《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董培华说：“1974年元旦，路遥组织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我们生活在杨家岭》组歌，找延安师范学校音乐教师丁永光谱曲，到姚店延安钢厂借工人的工作服，先后两次派我去延安军分区大砭沟部队驻地借军服30套，在学校元旦文艺晚会上进行了演出，受到普遍赞誉……路遥给人的感觉是和凡人不搭话，难以接近。其实并非如此，只要你和他谈论文学话题，他就像装满了水的瓶子往外倒一样，滔滔不绝。有一次，我和路遥谈到中文系的专业时，他说中文系全称‘中国语言文学系'，涵盖内容确实较广，它是综合性的，包括语言、艺术、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一项巨大而艰苦的系统工程，要想在文学上获得成功，就必须按文学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不断提高自己，精读世界古今中外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代表作，充实自己的头脑。要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多学习，多观察，了解体验群众生活，哪怕一个群体、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动作或者一句话都要注意观察，细细品味，把它记下来，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灵感。你不了解群众生活，不掌握素材，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写？”
王志强说：“1988年建校50周年庆典结束后，同学们参观了我们当年的宿舍。得知就在他们宿舍里住过的学长路遥来了，学弟们热烈鼓掌并纷纷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和路遥所著的《人生》，要他签字，签毕后与我们合影留念。我们陪着路遥，第一次享受到了作为名人同学的荣耀，心情很激动……夜晚，大雨倾盆，庆祝晚会被迫中断，我们就和路遥在中文系办公楼上打牌。其间，几位学生闻讯赶来，拿出笔记本要路遥签字，路遥不假思索，在几个笔记本上题了同样的字：‘有耕耘，就有收获！路遥。88年9月22日。’”
2. 刻苦上进的同学
张子刚描述道：“路遥读书是分秒必争的，每天晚上都读到很晚才睡觉，有时候一边吃饭还一边读书。有一次我和包括他在内的几位同学去西安收集诗集《延安颂》的编写资料，在铜川到西安的火车上，他一直在读书，直到火车进站……路遥特别注重体验生活。记得有一个学期我们到吴堡县的川口采集民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去黄河边散步，看到黄河边有一队纤夫拉着船逆流而上，路遥就主动去帮纤夫拉纤，拉了好长一段路程，有意识地去感受和体验纤夫拉纤的艰辛。”
同班同学王双全在《我们的班长》一文中回忆：“路遥的床头经常放着两本书，一本是艾思奇的哲学名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本是柳青的《创业史》（第一卷）。他把这两本书啃得烂熟，不知翻了多少遍，还说他可以全部将它们背出来。我曾和他开玩笑说：‘你是不是要在那兩本书里掏出金来？’他笑着说：‘金子倒没有，哲理却不少呀！’在党员生活会上，他总是侃侃而谈，见解精辟独到，令大家折服。”王双全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和路遥在同班三年期间，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我们经常聊关于社会的话题。路遥劳动的时候比较卖力，他经常说我们干快一点，早点回去还能看一会儿书。1975年4月份，我和路遥在延安报社实习，有一次到黄陵县采访北京第五医疗队赴延的情况。在一周的采访过程中，我和路遥住一个宿舍，每天晚上都会聊聊天。他热爱祖国，热爱党，讴歌伟大领袖，紧跟时代脚步，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回报党、回报人民和自己的父母。”
王志强回忆道：“路遥对理论课的学习很认真，是非常尊重老师的学生。大二以后，他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很频繁，活动圈子不仅是文化界、文学界，而且有北京知青和政界领导，他还给我们讲过孙立哲为农民看病的故事。尽管社会活动多，但对他喜爱的专业课却很少缺漏。为了便于学习讨论，我们班划分了3个学习小组，我和路遥同在第二组，许卫同学是组长。组织讨论时，路遥的发言大胆、谦虚、准确，讨论起来有理有据;不仅是文学课，政治课、哲学课他都很清楚，这让其他同学刮目相看;《矛盾论》《实践论》他学得很深，而且能理论联系实际，以自己的生活事例阐明观点。”
同学刘国芳说：“他那时候爱收集农村的方言土语，有一次闲聊时我说了一句‘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绥德的婆姨米脂的汉’，路遥兴奋地说，‘哎呀，这话说得好。’”同学刘茂芳也说：“路遥为文学创作倾注了很多心血，包括平时闲聊或者开玩笑，他创作的弦都绷得紧紧的，随时随地积累创作素材，收集创作需要的东西。”
课外活动路遥也参加，但很有节制，无论是玩扑克牌、打羽毛球还是打篮球，只是玩上二三十分钟或者更短一会就不玩了。比如打篮球，他不考虑时间到了没到，也不管场上人员的多少，只要想起了什么事，把球一扔转身就走了。午休时，他有时候会猛然坐起来，拿起笔就写，写一会儿又躺下。在他的床头或小木柜里，经常放着书、纸、笔和笔记本。晚上他怕影响其他同学休息，从教室回米很晚，有时刚睡下又突然坐起来穿上衣服，拿起纸笔就去了教室。
董培华说：“上大学前，路遥写诗歌（包括信天游）、散文较多，小说只是偶尔写一点。当他流露出要写长篇小说时，文艺圈里有人说：‘路遥就不是写小说的料’，刺疼了路遥，伤了他的自尊心，路遥曾说他‘听后很生气’。流言蜚语并没有打击路遥的积极性，反而激励了路遥写小说的坚定信念。路遥以此为动力，下定了决心：‘说我不是写小说的料，范进五十多岁中了举人，尹枢七十一岁考上了状元，我就不信，我一定要写，而且还要写好……’宿舍离饭堂有一段距离，大约二三百米远，到吃饭时间向饭堂走或者买饭排队时，路遥总是低着头思考问题，一手端着碗，一手拿着筷子，用筷子不紧不慢地敲着碗，其他同学有说有笑，有时同学向路遥问话，他只是礼节性地回应几句，又低下头。一开始同学们还不大习惯，后来就慢慢地习以为常了。”
根据同班同学董培华在《路遥的大学生活》一文中的记叙，路遥的原名叫王卫国，进校时许多同学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都以路遥相称，时间长了，笔名路遥自然就成了他的名字。路遥不闲聊、不贪玩、不闲逛，上课时有目的、有重点地选学课程，轻易不逃课，对感兴趣的课听得十分认真，做笔记也很仔细;遇到不爱听的课，就低着头拔胡子，刺激神经，拔下来又在嘴唇上扎一下，说凉凉的很爽，要么他就趴在桌子上写作，写错了就把纸揉成团塞进桌斗。有时，一堂课或一个上午，不光把自己的桌斗都塞满，连同桌的桌斗也塞得满满的，被同学戏称为“团长”先生。自习时，路遥是学校阅览室和图书馆的常客。按照借书制度，图书馆可以向每个学生借一两本书，但对中文系学生特别宽松，对中七三学生尤为照顾，因为中文系教师包永新和政教系教师仵学元的爱人都在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工作人员看到路遥酷爱学习，更是分外关照。图书馆书库规定“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但却允许路遥入库翻阅任何一种资料，包括禁书，还可以借阅更多的图书与资料，并带回宿舍。 同学徐来见也在《炽烈年华展雄才》一文中写道：“讲义发下来了，我给他放进抽屉，他不仅不整理不阅读，急用时，抓出来捏成一团，就进了厕所。”
同学刘平安说：“他看书经常看到半夜。那时候电灯的开关还是拽绳的，熄灯后他就拿个手电筒，把被子撑起来用手电在被子里照着看书。第二天上午睡起来洗过脸，就把高其国的自行车推上到城里吃饭去了。城里当时只有延河饭店卖粉汤、饸饹、馍馍，举牌牌卖呢。高其国那个自行车，有个脚踏板都掉了。路遥烟瘾很大，有时抽烟一根接一根。有一次上现代文学课，他抽完一根烟，就在桌斗里把火往熄按，想用胸脯遮挡，但烟还是从侧面飘出来了。代课的张老师就从讲台上走下来说，‘不要把衣服烧着了’，大家就都笑了。他爱拿圆珠笔写字，两根圆珠笔一反一正用胶布缠起来写，写东西时爱揪胡茬，手稿都撂在桌斗里。”
中文系七四级同学雷景发，在《于细微处知未来——我记忆中的路遥》一文中，毫不掩饰他对路遥的钦佩之情：“1974年秋，入校时间不长，我便被七三级的一位男同学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个头不高，敦敦实实，虎头虎脑，衣着朴素简单，平时似乎不修边幅，满脸络腮胡茬黑乎乎的，浑身透出陕北小伙特有的虎劲，走起路来低着头，仿佛心有所思。总见他在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支香烟，还时不时地吸上一两口。他，一意前行，目不斜视，旁若无人，总是低着头走路。随着时日的流逝，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印象越来越深。上课了，他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在队伍中间低头走进教室;上厕所，也是低头去低头回，仿佛还在思索着什么;到饭厅，仍旧低头走路，从未见过他有着急的样子。出入宿舍，他依然是老样子。在图书馆、阅览室，我也会常常看到他那熟悉的身影，不是在阅览室低头记录着什么，就是从图书馆抱着厚厚一摞子图书，低头往回走……我们是一窑之隔的近邻，见面多了，接触频繁了，就了解丰富了，印象深刻了。王路遥——好名字！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地区文化馆访问创作室的白龙同志，从他口中得知路遥常常跟人合作，已经陆续发表了数量不小的散文、诗歌，偶尔也会有短篇小说和小小说，也算是文艺圈内小有名气的人了。我禁不住内心激动，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意。有一次班长让我们晚自习在教室里听路遥谈‘素材与积累’，我早早地来到教室，在自己的座位上做好听讲的准备。他不很健谈，但讲得是如此得通俗易懂，那么得深入浅出，简直听得我入迷了。我五体投地，心悦诚服，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回想起我们已有的所见所闻，我怎么也按捺不住了，我悄悄地握起手中的笔。此后，我的名字也就常常出现在班级的墙报、专栏上了。
“我们那排窑洞宿舍前面有块土质的篮球场，球场前面有片不小的杨树林，杨树已有小碗粗细了，树林西边有好几棵脸盆粗细的柳树，我记得特别清楚，从北往南数第三棵柳树，是棵歪脖子树。树林不算小，在靠南的林中竟然夹杂着四五棵大碗口粗细的核桃树，这可是我们的秘密去处，因为知道的人少之又少，甚至根本没人会去那里。每当到了夏秋之季，树上就会挂满繁硕的核桃，树枝也会被压得很低很低。在这里既能消遣纳凉，又能吃到可口的家乡美味，真可谓一举两得。每年一进入阴历六月中旬，这儿便成了我们宿舍同伴的乐园了，我和蔡建平等人就会成为这里的常客。午饭后，趁着同学们休息的时间，我们几个就会悄悄地来到这里，吃着核桃，谝着闲传，谈着理想，快乐极了。我们每次回去，总会时不时地遇到路遥，起初我们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擦肩而过，后来我就留心了，并且做了细致的观察。他要么和我们前后脚走向那里，要么先我们一步到达，早早地坐在那里。他总是肩挎‘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小黄包，里面装着沉重的书籍，左手也抱几本书，右手拿盒香烟。他嘴角叼烟，不紧不慢地来到那棵歪脖子柳树下，从书包中掏出图书、笔和笔记本，连同手中的书和烟先放在地上，再将书包铺在树下，就势坐上去，依靠在倾斜的柳树树身上，犹如靠在了椅子的靠背上那样自然、顺畅。接下来，他不是木讷地吸烟、低头沉思，就是低下头，手握笔杆，一刻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偶尔，他也会停下笔来，打开书看上一会，然后又埋头在笔记本上写着写着。只要开春天气热了，这位歪脖子树下的常客就会如约而至，从不缺席，星期天也很少例外。我发现，他常常静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低头出神般地注视着眼前，一坐就是好长一段时间，但烟却少不了要抽的。偶尔，他也会悠闲地吐上几个烟圈，然后再狠狠地吸上几口。有时，他会下意识地在下巴的刚劲胡茬处揪着、揪着，仿佛还会做出将揪下的胡茬放在嘴边吹落的举动，然后接着又去揪着、揪着。这会给人一种百思不得其解但却又仿佛心有所悟的感觉。这是个奇人，是个怪人，是个值得我反复琢磨的人，我常常在心底这么地想着、想着。我记得非常清晰，时间一长，柳树下他坐过的地方，竟也留下兩个清晰的屁股蛋印痕。他就是那么执着，他就是那么入迷，如醉如痴，让人不得不佩服。”
在中七四同学何登亮的印象中，路遥不怕苦不怕累。那时候，学校经常在农忙季节组织师生帮助临近的生产队劳动，中文系就参加过莫家湾植树造林、枣园收麦子等。收麦子时生产队管饭吃。虽说夏天收麦子又热又累，很辛苦，但对农村出身的学员来说算不了什么，起码能吃馒头、吃大烩菜或水萝卜凉菜、喝红豆稀饭，能落个饭饱肚圆。这在学校是给不了的，所以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更重要的是还能省两斤饭票。路遥在割麦子时有一股蛮劲。平地上的麦子长得有半人高，路遥总是低头弯腰，用力挥着镰刀。他不是一手抓麦一手割，而是整个左胳膊一挥一个圆圈，用左膝盖一顶，当镰刀过后，就是一簇麦子到手，三下五除二，一捆麦子割完。然后他挺起腰，右手擦擦汗又一头钻进麦海里不顾一切地割起来。他的这一举动，不仅表现出一个工农兵学员的本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说明他无论干什么，都有一股钻劲、认真劲，是一个能打能拼、做事一定要做成做好、干出大事业的人。
3. 禀赋不凡的同学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第九节里写道：“在大学里时，我除过在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著外，就是钻进阅览室，将中国建国以来的几乎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始后的终刊号，阅读完这些杂志，实际上也就等于检阅了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 路遥的大学同班同学高其国说：“人人都有理想、梦想，但能不能达到理想、梦想，差别就在于达到理想和梦想的措施上。我与路遥相处20年，我特别惊异于路遥达到目的措施，是那么的精准，那么的恰到好处，那么的简单明了，那么的好操作，那么的举重若轻。老实说这种实践的智慧才能，不是靠读书学习就能获得的，他是个别人的一种特殊禀赋。路遥成长为一个英雄人物，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坎，跟他接触的人里面有很多是高层次的人关系很大。他交接的人物大都是一把手，都是有实权的人。”“大约在毕业离校后不久，路遥到单位来找我，手里拿着至少十几本的一套《陕西文艺》说，你把这给我保存一下，我過些时候来取，不要给别人看得丢了，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齐了，包括我丢了的创刊号。我看他这么重视，当面就锁进我的柜子里。路遥是个忙人，他浑身带着一身的事，这时候是他毕业以后的安排问题，虽然大体上有眉目了，但还没有成为现实。路遥是一个最识时务、最善于把握时机的聪明人，但他又是一个脚踏实地、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仗的人，干什么就务什么。他要进入陕西文艺界，他要掌握陕西文艺界的创作状况，没有比《陕西文艺》更直接、更全面、更重要的资料了。路遥总能找到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和关系。”在榆林实习期间，路遥曾一个人前往榆林以北200公里之外的成吉思汗陵。站在这位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陵前，路遥对这位蒙古帝国可汗的传奇壮举钦佩不已。回到榆林后，路遥激动地对高其国说，今后，我要写一部小说——《成吉思汗》。
张子刚说：“我看他平时像专门学习柳青，有点儿想赶上柳青、超过柳青的意味。”
同学许卫说：“路遥特别崇拜柳青，大段地背柳青的作品，张嘴就来，影响得我们班同学都看《创业史》，也把书中精彩的段落摘抄在笔记本里。他是一个话少、做事实、行重于言的人，所以他的写作风格实际上体现了他的为人风格，也是他的性格，所以他走的也是一条艰难的创作之路。”
据同学董培华回忆，路遥从学生时代就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做事有宏观运筹，能顾全大局。进入大学初期，路遥不是班干部，因编辑诗集《延安颂》等活动表现突出，有同学提议让路遥当班长。他说：“系上已经指定了班长，我即使不当班长，照样可以协助班干部工作。平白无故将班长换下来，有损同学的自尊心。”可是让路遥当班长的提议得到了全班同学的一致赞同，最后经系上批准，不到一学期路遥就被选成了班长。他当班长后，班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一些重大而敏感的政治原则问题，如“教育路线回潮”等问题，路遥召集班上的党员干部研究，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他不仅自己埋头学习，还积极带头，组织全班同学写诗歌和学习体会等。路遥通过种种办法，极大地调动了同学们的诗歌创作积极性，使全班形成了阅读、写作的学习风气，提高了同学们的写作能力。
与路遥住在同一宿舍的高其国爱看《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连环画，路遥说：“其国这个方法很好，可以省好多时间。多读书，读好书，勤动手，对我们将来走向社会有好处。但要有侧重点，三年的时间短暂，要把专业学精学通是不可能的。但在写作方面，采访搜集素材上、逻辑思维上还是要重视一点，不读书或者少读书就很难写出好文章。要多看世界名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以后都能用得上。写作首先要从诗歌入手，因为写诗可以激发想象力，锻炼思维能力，开阔视野，而且诗歌长短不受限制，很灵活;然后再写散文，因为写散文能打好文字功底，散文文体内涵很深，但很有节奏感，像俄语读起来就很有节奏感。”路遥说得津津有味，而且说着说着就讲起了俄语。董培华虽然对文学创作和俄语不懂，但对路遥说的道理很赞同，因为俄语听起来的确节奏很明显，很好听。路遥说：“我们这个中文专业虽然包括的内容很多，但你要像了解诗歌和俄语的节奏感一样，从中掌握它的特点规律，选学你所要的东西。但多学点没有坏处。”
董培华说，路遥的星期天也很忙。别的同学上街、看书或者洗衣服，而路遥有时连早饭都不吃就去到城里、文化馆、报社找文学创作爱好者和知名人士交流，常常回来很晚，从不坐车。那时，延河上还没有王家坪大桥，都是蹚水过河，夏季河水不深，只能达到膝盖，也不凉。有一次，路遥从城里返校时，天色已经很晚，他从延安中学向对岸的王家坪走，要绾起裤腿蹚河而过。河床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非常垫脚，当路遥穿着塑料凉鞋过河时，没想到被石头挂掉了一只凉鞋，他就弯下腰在河里摸着找。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值班人员以为路遥是坏人，打着手电下到河边喊叫。但当弄清原因后，值班人员也绾起裤腿，下到河里帮着路遥找鞋。
董培华还回忆道，上大学时，路遥通过谷溪、晓雷的介绍，认识了甘泉县文化馆馆长张弢。路遥大学毕业后，张弢升为甘泉县文化局局长，路遥到甘泉县找张弢时结识了一批人。有一次，在甘泉县道镇乡党委书记高应才的陪同下，路遥到清泉沟体验生活，看见一个年轻小媳妇圪蹴在硷畔上刷牙，路遥对这一情景很感兴趣，常常念叨此事，后来把这一细节写进了《人生》（但据同学白正明回忆，农村女人刷牙的情景，路遥在上大学时就写到了——作者注）。路遥在甘泉县创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当时的甘泉县委领导对路遥的创作非常重视，要求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配合路遥，并指示要把政府招待所的套间免费提供给路遥搞创作。这套客房，当时是甘泉县仅有的最高规格客房，石窑结构，两孔相连，是专供地区和上级领导检查工作时的接待房。路遥入住后，县委还让宣传部安排专门人员每天给路遥送《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各一份，同时要求县招待所安排专人送饭、送水等，搞好服务工作。
4. 简朴独特的同学
张子刚说：“路遥在大学期间生活很简朴，无论是穿衣还是吃饭，都不怎么讲究。临毕业的那个学期，就是1976年的上半年，我们的学习不怎么紧张。一次，高其国从家里带来半袋面粉。我们便和路遥三个人一起开起了小灶，由我扮‘厨师’的角色。我们每天中午吃一顿揪面片。那时候虽然没有多少调味品和好的菜肴，但是我们都吃得很香、很开心。 “路遥的烟瘾比较大，特别是当他写东西的时候，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间或有这样的情况：当他身上带的烟抽光了而又烟瘾大发的时候，就来向我要烟抽。我那时候经济上比他还要困难，基本上不抽烟，可是我的箱子里经常放着一两盒价值几毛钱的烟，那是为了应付突然而来的客人而准备的。他来要烟，我就给他抽上一两支，让他过过烟瘾。
“路遥比较深沉，善于动脑筋思考问题，闲坐的时候好像脑子里老想着什么事情。他有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老是用两个指头揪一下胡茬，放在嘴边一吹，如此反复不止。”
根据张子刚的解释，路遙并不是拔下胡茬，而是对着没拔下胡茬的手指空吹一下（这与前文雷景发等同学的回忆有所不同——作者注）。
高其国说：“在我的印象里，路遥的生活不很规律，有游侠的一面。就拿大学集体生活中的作息时间和地点来说，他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他一般睡得较晚，起得较迟，还有打呼噜的毛病，常有夜不归宿的情况。特别是在节假日，爱和他熟悉的人长谈，时间晚了，只要有个睡的地方就行，随遇而安，毫不讲究，倒头就睡得很实，不一会就打鼾。路遥的鼾声虽然响动不小，但比较匀称，起先睡觉比较浅的舍友还受些影响，后来就习惯了，加之他一般开始睡觉的时候，其他人都睡实了，所以对其他人的影响也不大。在校时，他有时不在自己宿舍睡，而是在其他宿舍，外系熟人的宿舍里也睡。在我的印象中，路遥睡觉的时间比较短，但只要醒过来，就很精神，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睡眠不足、萎靡不振的样子。
“路遥在领导能力上和文学创作上像个英雄，但生活能力却很差……路遥胃口好、不挑食，粗粮细粮、肉菜素菜都能行，从来没听说过他对饭食的议论，说他特别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从不挑剔饭淡了、咸了，好像他对吃饭毫不在意，只是因为饿了才要吃饭。记得大学放假期间，有时我们几个同学自己做饭吃，每当这时，子刚是主要的干活人，和面、炒菜;我打下手，提水、生火、扫地;路遥坐在一边想心事、拔胡子，饭熟了也不管做得好不好，吃饱了碗也不洗就走了……路遥很穷，但他好像对钱麻木不仁，没感情，我没见他身上带什么钱，也没见他有多珍惜钱，钱对于路遥来说就和饭票、粮票、车票一样，只在用的时候有价值，用过了就完事……路遥一生多次为钱所困，但钱还是未成为路遥的追求目标。路遥在穿戴上也不讲究，甚至有些不修边幅。虽然上大学前，路遥已经有了对象林达，林达出身于知识分子、干部家庭，经济情况也好，路遥的衣服都是由林达操办的，质量不错，款式颜色也很讲究，大小肥瘦也很合体，但路遥坐卧行走的生活方式很随便，他从来不说哪件衣服好、哪件衣服不好，他爱穿什么、不爱穿什么，他感到热的时候就把外衣脱下米，顺领子一提，搭在肩膀上，走路时也掉不下来，很老练，像个农民、工人、运动员的样子，回到宿舍也是随便往床上一扔了事，不叠整齐，也不挂起来，乱作一团。”
女同学乔文英说：“王路遥进校时很朴实、很土，跟女生话更少，但他点子多。他很少和我们开玩笑，但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乔老爷帮我办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帮我把衣服补补——他不是常读书创作嘛，右胳膊那块儿都磨破了。”
王志强说：“有一次，校学生会生活部部长王双全从食堂买回一颗猪头，用我们宿舍的水桶在火炉子上煮着吃，路遥和我们一起吃得很香。遇上过节，路遥就买来几毛钱一斤的散装酒，白正明从家里拿来香肠，和宿舍里的同学一起喝酒。延安城里的小东门食堂，是我们上大学时经常改善伙食的地方。每逢星期天，同学们就三三两两结伴去解馋，排队买八分钱一碗的素白面和一毛五分钱一碗的肉臊子白面。路遥爱吃白面，经常和我们一起去。”
同学刘茂芳说：“上学期间，路遥的社会活动是很多的，有一次要去外边参加一个研讨性的活动，走之前他就把班上同学都召集起来，让大家谈一谈看对当前的文艺创作有些什么看法，或者是有些什么建议，或者有些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有些什么困惑。当时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好多。其中许卫说她有个问题想提出来，问路遥能不能带上去。路遥说什么问题？许卫说以后文学作品里面还能不能反映婚姻家庭生活？结果路遥说，这还像是个问题。路遥每做一件事，都要做到最好，他既然参加这个活动，就要带上有价值的东西，要给参加会议的人提出一些有启迪的东西，他也要在里面汲取一些东西。”
5. 尽职尽责的同学
王志强在《路遥的大学生活》一文中写道：“迟报到一周的路遥，刚进校就同我们一道投入到资料搜集工作之中。二十多天的选编工作结束后，开始了正常学科课程的学习……进校之初，我们的班干部由班主任临时指定。两个月之后，班上进行了正式选举，路遥全票当选为班长。”
谈到刚刚入学并选编《延安颂》那段日子，同学许卫回忆说：“我们几个女生比较统一，来得比较早，7月下旬就到校做这件事情了，有的同学9月份才来学校，王路遥就来得特别晚。当时座位也不多了，他就坐在我前面了。他挺愿意跟大家接近的，但平时话不多。他和北京知青谈恋爱，所以跟北京知青还爱说一点。私下里，他也是很幽默的，会讲一些小故事。有时候他也会串门到女生宿舍这边。他当班长以后很有作为，这个主意那个主意，多得很，老是搞些大的活动，搞得很好，他的能力呀、才华呀都是非常好的。写《我们生活在杨家岭》时，因为都是工农兵学员，就按工、农、兵分角色写不同的朗诵内容，都是经过几次改稿才定下来的……主要是路遥在执笔起草。”
王志强回忆说：“1974年全国开始教育整顿，班长路遥作出计划，邀请部分文学名家陆续在班上开讲座，以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写作水平。他邀请的第一位老师是延安的诗人曹谷溪。此后，他在延安陆续请来了白龙、梅绍静、晓雷、李天芳、韩起祥等，分别讲授诗歌、散文和曲艺创作。他还从西安请来陈忠实、董墨、李知等老师，分别讲授新闻、散文和小说创作……讲座是在两年内分期进行的。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能在自己的教室里聆听那么多名家、名师的讲课，如果没有路遥的组织和邀请，是根本不可能的。” 张子刚说：“路遥上大学期间，对班集体工作非常热心，也非常认真负责。记得进校的第一个学期末，也就是1974年元旦，全校要进行歌咏比赛。当时，演唱什么我们心中没底。路遥提出由我们班自己编写组歌进行演唱。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最后确定组歌的题目是《我们生活在杨家岭》。歌词是路遥、许卫、白正明和我四个人分工写的，最后由路遥统一修改定稿。组歌由《我们生活在杨家岭》《抗大的旗帜永鲜红》《延水朗朗星满天》《批林批孔当闯将》和《青春的火焰多灿烂》五首歌组成，全班同学进行了精心排练。为达到演出效果，路遥通过关系从位于姚店的延安钢厂借来工人服装，从延安军分区借来军装。这次演出，指挥是白正明，领唱是我，朗诵是许卫和张边林。演出的效果非常好，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据参加创作的许卫回忆：“有一次，路遥整整一夜没睡觉，大家都陪着他。他在那儿不停地写，我们在一边帮着抄写、整理。有时他停下来抽烟，和我们说笑一会儿就继续写。”
王志强说，1974年迎新年文艺晚会是延大在文革中恢复招生后的第一次大型活动，演出被看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大家分头找到歌颂延安、歌颂毛主席的几首独唱和小合唱歌曲，刻印出来后准备教唱。然而，女声独唱和领唱没人敢承担。情急之下，敢作敢为的路遥毅然作出决定：“自己创作歌曲，全班同学集体演唱。”演唱进行了40分钟，效果很好。当时担任朗诵的许卫同学是北京知青，普通话很棒。中七三在元旦文艺晚会上的成功演出轰动了全校，得到了校党委的表扬。校园内一提中文系，必提路遥，路遥似乎成了中文系的一张名片。
根据张子刚和王志强的回忆，1976年元旦前夕，学校筹备文艺晚会，要求各系准备节目，中文系责成中七三负责。路遥精心策划组织，成立了中文系师生120人共同参与的《长征组歌》合唱团。经过一周的认真排练，全系三个年级的学生和几位有特长的老师，身着整齐的解放军服参加了演出，场面十分壮观。演出由刘育林老师担任指挥，许卫和陈泽顺担任朗诵，于瑞文老师和张子刚担任领唱。合唱再次轰动了全校，展示了路遥的领导和组织才能，扩大了路遥的校园知名度。
王志强说：“毕业分别前夕，在路遥和班干部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我们班在教室里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毕业联欢活动。我们将课桌摆放成四方形，同学们围坐四周，以唱歌、说笑话、讲故事、朗诵、口技等形式，轮流演出节目。我们用班费买了几斤散装酒，大碗喝酒;王双全同学在学生食堂炒了几个菜，用大笸箩抬进教室，摆上课桌。同学们边出节目边吃菜喝酒，最后同时举杯，路遥宣布：‘为全班同学胜利毕业干杯！’随后，发放了毕业分配派遣证、通讯录和毕业纪念品，即每人一个不带盖的大茶缸。茶缸上原计划印制‘延大中文系七三级毕业留念’的字样，但因时间紧，没来得及印刷。”
6. 诚挚友爱的同学
高其国说：“三年大学期间，我与路遥联系比较多，除学习在一个教室外，还住在一个宿舍，‘开门办学’和下乡下厂有时也在一起，几次实习也在一起……我比路遥大六七岁，我上大学时，已经有了工作、家室、孩子，虽然工资不高，30来元，但比路遥和其他同学强多了，加之我是在学校所在城市的新闻单位里，所以想了解延安情况的同学就爱和我交谈，路遥就是其中的一个。路遥初入学时，我们学习方面谈得多，到后来，因为他与北京知青有交往，所以能得到很多消息。路遥很关心政治，但不轻易传播小道消息，有时偶尔和我谈起，探讨这些消息的真伪。由于我原来所在的单位是延安报社印刷厂，也有一些来自新闻界的小道消息，我也和路遥交谈，我们是有点‘运动’经验的人，谈过以后就此不再扩散，等待历史的验证。
“我们在一个班上之所以能很好地相处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路遥对人诚恳，又比较简朴。无论是比他大的还是比他小的，他都很照顾，所以同学之间关系处得比较好。他在陕北能够成名，除了他的个人奋斗精神之外，包括他的家人和朋友，乐于无私地奉献和帮助路遥，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交朋友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待人很诚恳，别人总是很乐意帮他办事，不求回报，帮了以后觉得很舒坦。路遥对人诚恳，是他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坎坷重重，步步惊心，但都能化险为夷，成为他继续奔向目标的支点和动力，与那么多人在明里暗里无怨无悔地支持他、帮助他分不开。而大家之所以愿意帮助他，除了他精明强干、敢作敢当的英雄本色与陕北人崇拜英雄、学习英雄、支持英雄的文化基因特质相契合外，具体到他个人，他待人真诚是很重要的原因。年长的人把他当一个有出息的好孩子看，比他大的同辈人把他当一个可亲的兄弟看，同年龄的人想和他交朋友，比他小的则崇拜他为英雄好汉。从他和延安大学同学的关系来看，没有人和他闹得不可开交。路遥也会犯错误，但他不会犯第二次。路遥是一个识时务、能认清形势走向、会调整自己生活方向的人。路遥的磕磕绊绊比较多，但他得到的支持更多，方方面面的人都愿意支持他。”
高其国接着说：“路遥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陕北人说的那种两头齐的愣小伙子，身上带着一股虎气，言谈举止，比年龄差不多的人成熟得多。我在上大学以前，干过很累的体力活，因为年轻不会对付，落下了一些病症，从此一生中午不能睡觉，一躺下，胸部胀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只好起来干什么事。但大学期间是集体生活，特别是夏天的中午，是集体休息时间，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休息，我就在教室里、操场上和学校的其他地方转悠。大约是1974年夏天，有一天中午，我在宿舍靠近操場边的花椅上坐着，路遥也没午休，走过来和我拉话，聊我为什么不睡觉，聊我的病症。聊到中途，路遥诚恳地对我说：把我的血给你输上些，保管你以后身体就好了。我看了下他，他又说，医生说，我的血里有种特殊的成分，对身体特别好。我疑惑地说，人的血还不一样吗？路遥说这是医生说的，我也不很清楚，他接着说：‘有一年我妈大出血，一家人吓坏了，我带着弟妹站在公路中间哭喊着挡汽车，有一辆车停下后，司机下车骂着要打我们，我们几个孩子跪下求司机把我妈送到医院，司机见状，不仅没打我们，还帮着把我妈抬上车，送到医院，当时我妈要输血，弟妹们还少，就输我的血。’他接着说：‘我妈以前身体不好，常有病，自从输了我的血后，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比以前还好，再也没有生病。医生说，这是因为我的血液里有一种特殊的成分的原因。’路遥说得很自然，很真诚，叫我听了很感动，而且有些震惊，我看着路遥，一时不好说什么，心想只有危重病人没办法才输血，我只是一般的病，怎么好意思轻易输人家的血呢？于是我带着感激的心情说，不用，不用，我的病是明病，是劳动时落下的，以后慢慢就好了。我也给他说了我得病的情况，随后路遥又很遗憾地说，唉，当时很慌乱，那个司机也忙着哩，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连个名字也没记下，以后也再没看见过那个司机。” 高其国还说：“自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对路遥的印象有了很大的变化，关系更近了，他对人的真诚慷慨深深地打动了我，虽然我没有输他的血，但他要给我输血是真心的，我心存感激。特别是我感到一个农村小娃娃，在母亲生死关头，如此勇敢，作为家里的老大，在弟妹面前有如此的担当，实不简单，叫人心存敬意。”
同班同学常巍回忆道：“我与路遥是1974年下半年至1976年毕业期间一个宿舍的同学，白天形影相随，出操上课，劳动学习，晚上头对头睡觉。大学时期路遥刻苦攻读、孜孜不倦创作的精神，令我十分钦佩，他在关心同学和他人等方面，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乐于助人，对班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重要的事都很关心，希望大家都过得好。1974年6月至8月间，我们班上一部分同学参加建校劳动，在‘窑洞医院’背石头、烧砖，另一部分同学在南川河南桥以南砌筑河堤。一天上午10点多，我们在河道挖出一块重约一百三四十斤的石头，几个同学齐心协力将它抬到劳动干事刘庆富背上，不料他刚走了几步，却因河道凹凸不平，河水浑浊，看不清深浅，一脚踩空，大石头从背上砸向右腿踝关节，疼得他浑身发抖。我是我们班上个子最高的，情急之下一脊背把他背起，拼命往延安地区人民医院跑，只怕耽误了救治时间。当天，张边林同学在延大广播上报道了刘庆富吃苦耐劳、不惧危险、带领同学们吃大苦流大汗的先进事迹。当路遥得知是我背着刘庆富跑到医院的，就对我说：‘常大汉，你人大力大，危急时刻把咱愣汉刘四（刘庆富小名）那架身量，都背着跑到医院，实在太熬累了。’话音未落，他便掏出二斤饭票要给我补身子。那时定量供粮，多数男生吃不饱，加之路遥的朋友和客人多，待客是常事，饭票更是不够吃，我千说万说才谢绝了路遥的好意。路遥对我说：‘老同学，人和牲灵都一样，咱们都属牛，体量越大越费草料，不然就乏了。’同学之间，情同手足，自己都不够吃，还把仅有的那点儿饭票拿出来。记得是在1975年11月，路遥借调到《陕西文艺》当编辑，这回他非要把全部10多斤饭票留给我不行。怕我推辞，他约定一回到学校先吃我的饭票。过了一会儿，他又不放心地叮嘱我，以后熬了累了，就多吃点，添点力气，咱班出现什么危急事，还得你给咱们出大力。你又是校篮球队队员，还要为学校争光。”
许卫说：“路遥还给我介绍过对象呢，介绍了两三次，不过都被我推掉了，因为我当时铁了心要回北京，所以这件事也就没再提过。毕业实习的时候，我不大愿意去报社和中学，路遥出了一个主意，说让我、他和白正明，去延川采访一些被树立为典型的人。后来采访了其中一个，回来我就想写成散文式的报告文学，但是不知道怎么写。路遥就给我把开头的一段写了，并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写，逐渐地我就被他教会了。”
同学师刚强在《我与路逝二三事》中记叙了路遥与他及老师们的关系：“路遥进校半学期后被大家选为班长，他主持班务工作后和支部书记张子刚同学配合默契，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他从未整过哪位同学，评定困难补助费用等敏感的事情都是采用民主、透明的方法，大家公开投票，当场唱票。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助学金是每月4元，是班上最高的，都是大家民主评选的。他更没有借班长职务讨好女生，做一些让人讨厌的事情。除过伙食费，学校给生活困难的同学一点生活补助，补助费为每月最高4元，其次3元、2元不等，得到补助的同学也不多。路遥是班长，他坚持不拿补助。不仅吃不饱饭，当时的学校连澡堂也没有，大家就打些热水在宿舍里用脸盆洗澡。我记得董培华同学为路遥搓过背。”
1975年寒假前夕，为了利用寒假苦读、写作，路遥决定在学校度寒假，不回老家过年。得知这一情况后，师刚强也没有回老家，留下来和路遥一起度寒假。寒假期间留校的同学很少，除了延安城里的白正明、高其国外，路途远的只有师刚强和路遥两个。宿舍里没有暖气，生着燃煤的火炉子。生炉子十分麻烦，常常要拾柴火、生火、准备煤块、加煤、倒炉筒子，既不能让炉子熄灭，又担心煤气中毒。白天冷了就在火炉子上烤烤火，继续学习和工作;半夜冷醒后，尽管不想起来，但由于冷得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起来加煤。
师刚强说：“路遥不仅自己写作、读书，还辅导我。上学前，我对诗歌、写文章纯粹不懂，接触路遥后竟然也对诗歌、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寒假期间，我将诗歌习作让路遥修改，请他指导，路遥虽然惜时如命，可我请教时，他总是耐心指导，毫不厌烦。他讲，诗歌写作不同于文章，一是跳跃性大，比如《东方红》里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三句和第一、二句关联性很小，这就是跳跃性;二是诗歌要求押韵，像《东方红》里的‘红、升、东’都是押韵的，这样感到好听、有美感;另外，诗歌要求使用比、兴、夸张等手法，如《东方红》开头两句，就是比兴，将毛主席比喻成太阳，太阳照到植物上，植物长得很好;照到人身上，把人照得暖和和的。路遥还让我读有关诗歌写作的书籍。在他的指导下，我读了何其芳的《诗歌赏析》等许多有关诗歌写作方面的书……在他的指导下，我这个门外汉竟然也写出了詩歌。学校到吴堡县收集民歌，选了我写的4首。毕业后分到榆林报社当了记者，我将诗歌和新闻糅合在一起，作品先后发表在《光明日报》《农民日报》《陕西日报》，有的还被收入《榆林地方志》。这点小小的成绩，都与路遥的关怀密不可分。”
师刚强认为，路遥的成长除了自身主观因素外，中文系领导和老师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成长空间和环境。当时的系领导郭玉宝、宋靖宗、申培昌和班主任高才，对每位同学都非常关心，如同父母兄长。他们对路遥同样关心，对他的成长大开绿灯，大力支持。路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担任过造反派的头头，这一点中文系的领导和班主任老师都很清楚。可是半学期后，大家选路遥为班长时，系领导和班主任老师都一致同意。后来路遥组织了许多活动，如邀请知名作家给同学们讲课，系领导也鼎力相助。毕业前夕，《陕西文艺》借调路遥，系领导同样大力支持。路遥为了写作，会缺席有的课堂，这从学校纪律上讲，属于旷课行为，可是系领导和班主任老师从未追究。班上的党组织负责人张子刚和路遥团结得很好，配合默契，从未闹过意见。班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淳朴善良，没有给老师打小报告，没有和路遥过不去。这些，都为路遥的成长营造了很好的环境。 同学刘国芳说：“路遥当班长时候，对班上的同学关心很多。他虽然忙着创作，但是班上的班务工作都认真负责，啥事儿都管，没落下，是很称职的班长。他平易近人，跟每个人的关系都比较融洽。”
同学刘平安觉得路遥比较成熟，思想十分超前，性格比较孤傲——是那种文人式的孤傲。而同学齐义则说，路遥经常看书学习，看起来好像孤僻一点，和大家交流不太多，实际上是很喜欢说话的，只要和你聊起来，话多得很，谈政治呀，谈生活呀，是一个很活跃的人;路遥社交能力好，但对同学一视同仁，不小看谁，热心肠，善于帮助同学，毕业以后还给有些同学办过事，办事效率很高。
同宿舍的低年级同学牛世库回忆道：“我入校后插住在中文系七三级44号宿舍，正好与路遥床位紧挨着，都在下铺，我的床位在宿舍东北墙角处，路遥的床位紧挨东墙柜。路遥毕业后，在中文系七三级毕业生中是最后一个离校的。我与本班同学周喜存看见路遥离校时满头大汗地收拾行李，将自己的被褥、衣服和书籍满满地装了一架子车，说要拉到离学校五六里路远的延安东关，与约好的人见面。我们思量他一个人太辛苦，到地方后又不便照看，出于仰慕和同学友情，便主动帮他送行。他对我俩说：‘有劳二位’。一路上，周喜存在前面拉着架子车，我在后面推，路遥在车旁协助，半个多小时就到了预定地点。卸完行李后，我们与路遥告别，返回了学校。”
牛世库的同班同学张春生在《我所见到的大学生路遥》一文中写道：“中七三级的宿舍有一个空铺位，就把我们班的牛世库安排到了这个宿舍……我们进校不久，便听说七三级有一个同学叫王路遥，笔名叫路遥，‘文革’期间当过造反派头头，人称‘王军长’，名气很大，文才很了不起，经常请假出去改稿，经常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让人羡慕不已。但在我们入学时，路遥已被临时抽调到省城西安的《陕西文艺》当编辑去了。知道路遥回校以后，班上有的同学拿上自己的习作去请教，我也一块去过，但是好像没有说多少话，没有实质性的接触……那时候，中七三和中七四偶尔也会搞一些集体活动，两个年级的教室也会相互利用。有一次，不知道搞什么活动，正好在他们七三级教室进行，我恰巧坐在了路遥的座位上，无意中看到他课桌里有几页稿纸，上面写满了字。随手拿起来一看，是正在写作一篇散文或报告文学，描述某个清晨山村枣林人们劳作的景象。文章叙述清晰自然，引人入胜，一下就迷住了我，不由暗暗赞叹。路遥的钢笔字也非常漂亮，流利潇洒，正所谓字如其人，老道成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些文字后来出现在他和几个作家共同完成的纪实文学《吴堡行》中……80年代初，我写了几篇散文，感觉还可以拿得出手，就写了一封短信，附了两篇作品，其中一篇题目是《猎獾》，农村题材的，寄给路遥。过了不久，路遥就回信说稿件收到，他觉得写得还不错，已交给了《延河》编辑部散文诗歌组的晓雷，让我不要着急。《延河》杂志是月刊，出版周期长，过了几个月时间，《延河》寄来小样让我校对，不久即刊出了我的散文《猎獾》。其间，我认真阅读、与原稿对比，觉得编辑虽然改动不多，但却改得十分巧妙，增色不少，使我从中汲取不少教益，更增加了散文写作的自信心。这篇散文的发表，对我鼓励很大。”
中七四同学韩亨林说：“路遥给我的总印象是个子不高，一米七零左右，有点微胖，经常两个胳膊交叉着，歪着脖子，目不斜视，目空一切，好像经常在想什么心事儿。路遥性格很孤傲，表面上不可接近，但其实交往过后会发现这人还挺不错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建校劳动修操场时，当时我写了一首歌，自己谱了曲，名字叫《青春在斗争中放光芒》。我鼓起勇气找路遥帮助修改，他还夸我写得挺不错的。”
王志强说：“1988年9月22日建校50周年庆典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集体合影，路遥马上回到我们班参会的同学当中，先参加了集体照相，然后与中文系老师和同学一起合影，最后我们班9位同学单独合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下午的宴会，我们班同学和班主任高才组成了一桌。席间，疲惫的路遥不好好吃饭，我挨着他坐，就招呼他好好吃，他却很难为情地说：‘我不能吃肉。’我说：‘让给你炒一个素菜’。正好过来延大总务主任、上学时与我们同级的留校生刘昌，他忙问路遥吃什么素菜，路遥不好意思地说：‘不用了。’接着又说：‘要弄就弄个炒鸡蛋让大家吃。’”
在路遥的朋友中，有一部分是他上大学期间结识或“越走越熟”的。这些朋友中的一个群体，来自文学艺术界，他们的精神追求与职业理想，与路遥的心灵追求和职业向往基本接近，或者完全相同。因為这群人的存在，路遥有了深层次交流、交谈、倾诉、研讨、辩论的对象;因为这些人的引导、启迪、帮助和砥砺，路遥端正地走上了文学编辑和文学创作的道路，认识不断深化，水平不断提高，最终走向巅峰。
女作家张艳茜在《路遥传》里写道，路遥能走上文学道路，与他遇到的许多善良、公正、爱才的“伯乐”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这些伯乐可以形成一长串的名字，如曹谷溪、闻频、李小巴、申昜、申沛昌、董得理、贺抒玉、王丕祥等等，他们总是在路遥最关键的时候，站在路遥身边，给予他最有力的帮助和扶持，并给予他最及时、最正确的引导。路遥在这些作家和编辑那里，听到了许多陌生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在文学创作方面，甚至在非文学领域，这些作家和资深编辑以他们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知识，不仅激活了路遥的文学细胞，也在潜移默化地滋养和丰厚着路遥的内心世界。
当然，路遥能走上文学道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自己的天赋、阅历和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以及他超出常人的勤奋和毅力。
1. 由于贺抒玉和问彬的筹稿，路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优胜红旗》。贺抒玉即贺鸿钧，是李若冰的夫人，作家;问彬即张文彬，是杜鹏程的夫人，作家。在纪念文章《短暂辉煌的一生》中，贺抒玉介绍了她和问彬初识路遥并与路遥逐步熟悉的过程。70年代初期，贺抒玉正在为刚刚复刊的《延河》（即《陕西文艺》）筹稿，忽然听说延川县几位青年作者办了一张文学小报《山花》，异常活跃，贺抒玉便和编辑问彬一起去延川县看望这几位《山花》的编辑和撰稿人。在一孔土窑洞里，一位20多岁的青年穿着一身农民式的棉衣，坐在炕头憨厚地笑着，时而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文学创作问题，一听就知道是在隐射文化专制主义。贺抒玉注意到，这位青年的智商超过了他的年龄，黑黑的方脸盘上有一双聪慧机智的眼睛，他的善于思考和提问题的勇气，给贺抒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路遥。贺抒玉把路遥为《山花》写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带回编辑部，后来在1973年7月的《陕西文艺》上发表了。从此，贺抒玉就与路遥有了书信往来，期望他有更多的新作发表。路遥被延安大学中文系录取后，继续为《陕西文艺》写稿。当时，编辑部实行一条新的制度，从大学中文系或业余作者中请部分同志轮流帮助工作，一则可以缓解编辑部人少、看稿任务繁重的压力，再则，这样做对培养作者十分有利。事实证明，不少同志在《陕西文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欣赏和写作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路遥在延安大学学习期间，曾到编辑部实习了一段时间，他的工作效率、工作质量都是比较突出的。 1973年9月5日，在路遥被录取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半个月之后，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召开了全省文艺创作座谈会。这是 “文化大革命”以来陕西省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学活动，地市县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150多人出席了会议。路遥也从延安来到西安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路遥的朋友申晓回忆，会上开始讨论时，路遥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低着头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始终没有要说些什么的意思。这让主持会议的贺抒玉很是为他着急，便点名说：“路遥，你咋老不发言，你可以说说你咋写的《优胜红旗》。”路遥听到前辈作家贺抒玉点他的名了，急得抬起头嘟囔着：“我……我不会说！说甚哩嘛！”言罢，又低下头不作声了。贺抒玉和善地笑笑，说：“路遥是陕北人，陕北人的嘴都笨。不说也行，只要会写就行！”
1973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题为《重视群众文艺创作，牢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文章中表彰束鹿、延川蓬勃开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活动时，宣传介绍了路遥，并提到了《优胜红旗》：“陕西延川县刘家圪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王路遥，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动，他一边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出50多篇文艺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的精神风貌，他写的诗歌《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走进刘家峡》以及小说《优胜红旗》等，已在地方报纸和陕西省文艺刊物上发表。”
短篇小说《优胜红旗》的发表，标志着路遥正式进入当时中国文坛。尤其是被借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后，路遥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胡采等文学前辈和理论家的机会，并得到了他们的直接教诲和滋养。根据与柳青的交往，路遥后来写作并发表了《病危中的柳青》和《柳青的遗产》两篇重要作品。
贺抒玉回忆道：“1976年夏秋之际，路遥就要大学毕业了。编辑部几位领导同志都认为路遥在文学编辑和文学创作上蕴藏着较大的潜力，很想调他来《延河》工作。听说延安大学那届毕业生分配方案已定，全部就地消化。为了克服这个难题，我们先到省高教局去通融，得到支持后，我和当时《延河》的主编王丕祥同志亲自出马到延安。一到延安，我们立即去找延安教育局和延大的领导同志，记得有位负责同志幽默地说：‘哈，你们主编副主编都来了，一看这阵势就是非调路遥不可！’延安地委宣传部、教育局和延大的领导都十分支持我们的工作，同意了我们的要求，连想调路遥的延安地区文创室也做了让步。只是有一条，要我们等到应届毕业生全部分配完毕，最后再分路遥，这样做不影响其他同学的情绪。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按照学校的要求耐心地等待。就这样路遥走上了编辑岗位。由小说组初审、复审到小说组副组长，只有四五年的时间，这期间，我对路遥有了较多的了解。”
贺抒玉说：我们常常说黄土地是贫瘠的，其实黄土地也是深厚的辽阔的，作为文学园地更是肥沃的。我们尊敬的老作家柳青、杜鹏程，以及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路遥都是黄土地培育出来的文学英才，我们有理由为此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2. 老朋友曹谷溪在路遥上大学期间调到了延安，路遥与谷溪的交往变得更为方便。上大学期间，路遥因为参加批林批孔宣讲和学校放寒暑假，不止一次地回到故乡延川。尽管总是很忙，路遥依然免不了会与曹谷溪见面、交谈，内容涉及工作、学习与生活的方方面面。1975年，曹谷溪调到延安工作后，路遥同样成为曹谷溪家里的常客。
曹谷溪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朋友和友谊是一种只有开头、永远不会有结尾的主题。从1969年认识路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代，路遥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一孔窑洞。有一年春节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只住一晚上，第二天吃饺子就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从郭家沟来到刘家沟我的家。按陕北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可是，路遥不管这些，而且，一来就不走了，一直住到春节收假，我们相跟着到县城上班。路遥病逝之后，我們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为了让路遥魂归故里，原省政法委书记、路遥生前好友霍世仁找我说这个事。他说，路遥的骨灰不能一直放在西安，这个事儿咱不管谁管？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正在西安，为了路遥的事，他打电话让我到止园见他。我说，霍世仁也对我讲过类似你的想法，他说，把霍世仁接过来一起说这事。那次是省政协开会，延安市政协主席冯文德，榆林市政协主席赵兴国，也都是路遥的生前好友。于是，我们五个人在止园的客房里，召开了一个民间小会。议定我们这个组织叫路遥纪念馆筹委会，我们五个人都是成员，推举延大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为筹委会主任。我向申沛昌通报霍世仁、张史杰、冯文德、赵兴国和我在止园开会的情况后，申沛昌说了两句话：办路遥的事儿，我热心;与这几个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3.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路遥”这个笔名，就是在闻频的要求下，由路遥自己想出来的。作家闻频和路遥相识于1970年早春，当时陕北还在奇寒之中，闻频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搞创作。一天早饭后，文学干事吴月光拿着一首题为《车过南京桥》的诗让闻频看，闻频不知为什么，总感到“缨依红”这个署名很别扭，就说：“笔名，一般要求独特，好念、好记……你另想个名字咋样？”
“好！”路遥接过诗稿，略加思索之后，断然写下了“路遥”二字。
闻频说：“好！这个名字好！路遥知马力。”
“路遥”，就这样诞生了。
署名“路遥”的《车过南京桥》在《延川文化》刊出不久，省群艺馆办的《群众艺术》选登发表了这首诗。这就是路遥的处女作。
根据闻频《回忆路遥》一文的记载，那时路遥不喜欢用桌子，他有他的“写字台”，即一块一尺见方、油漆过的五合板，顶头钉有一个铁夹子。他写东西，不择场合地点，山坡坡、墙角角，或坐或靠，五合板往膝盖上一支，便可进入状态。宣传队小院里有个干草垛（草是灶房生火用的），这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只要天气不是很冷，他常拉个烂席片，靠在草垛边读书或者写东西，经常读着读着就睡着了。身边练唱的、练琴的、背词的，乱成了一团，对他毫无影响，他依旧能打呼噜。路遥平时话不多，也不爱与人交谈。但他爱和北京知青交往，他在那里获益匪浅。他常向闻频讲述自己与张五爱、陶正、孙立哲等清华附中学生交往中的感想。 聞频说：“1971年年初，也就是路遥诗情正浓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歌词’有什么特点、要求，我三言两语，做了最简明的回答。没过几天，他拿了几首歌词给我看，果然是歌词，而且都合乎要求。同时，构思和用词还不落俗套。我对他的领悟能力感到吃惊。他这几首歌词中，就有《清格朗朗流水幸福渠里来），后来，被中央级的《革命歌曲》发表了……路遥令我又一次吃惊，是1975年。这时，他仍在延安大学上学，临时在《陕西文艺》帮忙，我已调回咸阳国棉一厂教书。那段时间，他常到咸阳找我。有一天，他和申晓一块来的，带来了一本《陕西文艺》，让我看了他写的一组渭北访问的散文。我高兴极了，我为他祝贺。真想不到没隔几年，他竟进步得这样快。他在延大时一心读书，我是知道的。那时，我在延安文工团做编剧，他星期天常到团里找我玩。他说他不打算写啥，想多读些书。据我所知，柳青的《创业史》，那几年他就翻烂了三本。但是，他的散文写得这样洒脱，我真是想不到。他说，他到《陕西文艺》这些日子，思想特别活跃，在和老一辈作家的交谈中，收获特别大。他谈到了柳青、王汶石、杜鹏程、胡采、贺鸿钧、李若冰、董得理、李小巴。言谈之中，对他们充满了敬慕和感激。当时，他给我的感觉是：路遥在老一辈作家的指点和教诲中，不知又悟到了多少神秘的东西……”
4. 剧作家白龙对路遥很赏识，他和妻子经常与路遥谈论剧本创作、舞台调度等问题。汪炎曾在《漫忆路遥》一文中回忆：“早在1973年前后，我便有幸与路遥结识了，结识的过程还颇有趣。那个时候，我还是《陕西文艺》编辑部的一名诗歌编辑，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曾去延安地区组过一次稿。我去了延川县，因为当时延川县的诗歌创作已经相当活跃。虽然当时因路遥外出我与他未能晤面，但在城南的一个院落里，我见到了他们创作组的头儿白龙。白龙很热情，谈起诗歌创作，他的话题竟自始至终凝聚在路遥身上。他给我介绍说路遥是延川这块土地上冒出来的一个年轻诗人，极有发展前途，比之于其他人，其未来将不可限量。白龙赏识路遥，谈路遥之际，几乎一直是眉飞色舞、如数家珍一般。从他那里，我不仅了解到路遥乃是延川县创作组的中坚力量，得知路遥与他的诗友们创办的诗歌报已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也了解到正是在这个时候，路遥已开始扎扎实实地阅读一本又一本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了。”
白龙的儿子白正明在《忆路遥和我父母的交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路遥的大学时代有校园生活的一方面，也有社会交往的一方面。在延安，他经常与文艺界的人来往，这些人有文化馆的，有曲艺馆的，有文工团的，有师范学校的，也有文学编创组的。当时，白正明的父亲白龙是延安地区文学编创组的组长，母亲是地区文化馆的馆长，路遥和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加之路遥和白正明是同班、同宿舍的同学，所以遇到星期日和其他节假日，白正明经常带着路遥来到延安城中心凤凰山下的家里做客。其实，当路遥还叫王卫国时，白正明的父母就曾到延川县指导开展群众文化和文学创作，早就与路遥相互很熟了。在白正明家里，有一次路遥同白正明的父母说起剧本创作的有关问题，白龙对路遥说：“戏剧是程式的艺术，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舞剧是舞蹈的艺术，歌剧是表演的艺术，电影是动作的艺术，各有各的创作规律。”白龙是歌剧创作人员，他谈起了自己与同事1953年至1955年去兴平和渭南体验生活、创作歌剧《白杨寨的早晨》，并于1956年由陕西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过程。那天，白龙就把这个剧本递到路遥手里，说：“你拿去看看。”白正明的母亲是歌剧演员，给路遥说起了舞台调度、舞美灯光、布景道具、唱腔道白、人物性格、矛盾冲突等等，路遥听得很专注，还不时点点头，表示有所领悟。路遥是白正明家的常客，连白正明的母亲都说：“我这里已经成了他的第三个家了。”路遥喜欢吃白龙做的揪片面，说面片搭配羊肉臊子可香哩。
路遥在《陕西文艺》编辑部实习的时候，还曾对办公室主任、白正明的三姨李秀娥说：“白龙伯伯是我的良师益友，三年来在你们家打扰不少，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将要在延大毕业，如有可能和白龙老师一起从事文学工作，也总算如愿以偿了。”爱才惜才的白龙很喜欢路遥，想把路遥留在自己身边工作，可是《陕西文艺》编辑部要人，白龙认为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对路遥的未来更好一些，只好忍痛割爱。
大学毕业时，路遥把白龙的剧本《白杨寨的早晨》还到了白正明手里，说：“这是你爸的巅峰之作。”白正明说：“你的巅峰在等你攀登！”《平凡的世界》出版发行之后，路遥专程来到西安市西七路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给白正明的母亲送了一套他签名的《平凡的世界》，并说：“谢谢您和白龙伯伯在延安时对我的照顾。”白正明的母亲多次提起这件事，并说：“路遥这娃有良心，是知道感恩的人。”
5. 作曲家贺艺与路遥成为好朋友不仅仅是因为音乐，还因为他们有共同的饮食习惯;贺艺的妻子李文艾，曾先后为路遥织过四件毛衣，路遥非常喜欢。据陕西省音乐家协会原主席、创作过著名歌舞剧《兰花花》、曾在延安歌舞剧团工作的国家一级作曲家贺艺回忆，他跟路遥相识，是从1972年去延川县观看路遥与闻频创作的歌剧《第九支队》开始的。那时的路遥，不仅写诗和剧本，而且上台演戏。由于路遥爱音乐，也有些唱歌的天分，路遥与他自然就交上了朋友，成了他的小兄弟。之后，路遥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更成为延安歌舞团和贺艺家的常客。路遥的饮食习惯与山西人贺艺相同，爱吃面食，尤其爱吃揪面片。而做面食又是贺艺的拿手戏，揪面片就更不用说了。路遥不吃大肉，羊肉稍吃一点，最喜欢洋芋丁丁、豆腐、白菜、油泼辣子、葱花、香菜，把面片一拌，往手里一端，一口气吃完，一顿总能吃个半斤八两的。1985年贺艺从延安调到省音协工作后，他和妻子李文艾与路遥父女的见面非常频繁。李文艾先后为路遥织了四件毛衣，路遥非常喜欢，访问联邦德国时，他穿的就是其中一件。
6. 晓雷和李天芳夫妇都是著名作家，路遥每次去他们家，谈论的主要话题都是文学。曾在延安地区文工团工作的晓雷，在《雪霏霏兮天垂——路遥离去的时刻》一文中回忆道：“从第一次在延安的窑洞里接待他，20年来，仿佛我们就没有中断过谈话。那时我是延安地区文工团的一名编剧，他是延川县文工队的一名编剧，在他的眼里我和天芳都是充满神秘感的人物，因此第一次见面，他像一个十足的中学生，这不仅仅因为他的年龄不过二十出头，更因为他的拘谨的神态和那一身褪了色的红卫装。他带来一部歌剧的初稿征询我的意见，我记不得我当时胡诌了些什么，但从此，我们就永远成为了谈友。他上延安大学了，把我的家就当作了他的家。有时星期日路遥来了，我们清贫得只能用口粮中百分之三十的白面做一顿揪面片，但关于文学和人生的谈话，却是我们最好的佐料。他说他和他的同学们在编关于延安的诗选，把我在各地所发表的歪诗都搜翻了出来，他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已成为大诗人了，而我那时却以为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已变成了大黑帮。他说他小时候吃不饱肚子，我谈我买不起八分邮票;他谈他在武斗时穿越林莽，眼看着与他同行的同学死在枪弹之下，我谈学生跟踪追来，把批判我只专不红成名成家的大字报敲锣打鼓地送到文工团的二楼上，那鼓槌仿佛就敲击在我的心上;他谈北京在延川县的插队知青为他打开的新视野和新知识，我谈我们团在下放劳动时从深沟里挑水，从远山中背柴;他谈基辛格的《外交几何学》，谈苏俄和欧美的浩如烟海的名著，那么，关于《红字》，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茹尔宾一家》，关于普希金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就更是我们永远说不完的共同话题，而关于文学、关于理想、关于追求和未来，自然也是一切话题中的最重要的主题……大学未毕业，路遥就调进《陕西文艺》杂志社，当我尽忠职守而陷入炮制三突出剧本的泥淖中的时候，他却开始了发表小说，而此时，他在我心目中又成为神秘人物。他每一次回延安，或者我们每一次回西安，他就把省城和京城传来的最新消息和他最新的感受讲给我们，几乎每次都使我们有顿开茅塞之感。” 根據李天芳回忆，路遥一向是谈话高手，他视野宽阔，兴趣广泛，思维十分活跃。特别在他投人时，时时会有精彩的议论和智慧的火花迸发出来，从来不会让你感到乏味。这一点无论过去同在延安生活，还是后来一起在作协大院朝夕相处，都给李天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谈话往往大至国际风云的变幻，小到田间地头的趣闻，包括飞碟的神秘出现，外星人的似有若无，也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
同学白正明说，有一个星期六在学校吃了下午饭后，他和路遥一块进城，去了延安地区文学创作组。然后白正明回了家，而路遥去了晓雷、李天芳家。他们谈话谈到非常晚，路遥没能回成延大，就和白正明的弟弟一颠一倒挤在一个单人床上睡了一晚上。白正明问路遥：“说得这么晚，都讨论了些什么内容？”路遥说：“我和晓雷讨论了诗歌创作，和天芳讨论了散文创作，也谈到了现当代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还谈到了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反正天南海北，国内国外，说到哪算哪……”
7. 从上大学时进入《陕西文艺》编辑部实习，到毕业后进入《延河》编辑部工作，董得理（董墨）一直在路遥的生活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在《灿烂而短促的闪耀——痛悼路遥》一文中，董墨曾详细描述了他与路遥的交往故事。董墨毕业于延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又进入中央文学讲习所深造，理论与创作皆通，是一位造诣很高的著名编辑家。“1974年10月下旬，编辑部召开了一次创作座谈会，路遥来参加了。一天晚上，在路遥住的房间里，和许多年轻作者一起闲谈，原来那些人陆续走了，最后只剩下我和路遥。由于《优胜红旗》那篇小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就不由得把坐在面前的它的作者路遥，仔细打量了一番。个头不高，敦敦实实，脸上一副淳朴憨实相，整个人给人一种黄土高原的厚重感，丝毫没有那种所谓的艺术气质和那种浮泛的才子气。说起话来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口齿伶俐的人，说话不急不慢，好像每句话都是经过思考后才说出的。我问他那篇小说是怎样想出来的？我想从他的叙述中摸摸他的文学底子，这可能是我多年来做编辑的一种积习吧，总喜欢了解一些作者多方面的底，以后打起交道来更容易沟通。他却不假思索地说，‘那是习作，随便写的……’他似乎对他这篇处女作并不怎么重视，不像有些作者对自己的处女作能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常有的那种欣喜和抑制不住的喜悦。‘我想和你谈谈我自己。’他沉吟了一忽儿，于是他从他的身世、家庭说起，后来着重说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我一边吸烟，一边认真听着。渐渐地我被他那真挚的语气和深沉的思考所吸引。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他的批判意识不止是从个人经受的磨难出发，而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着眼的……我心里不禁感到有点震惊！这个年轻人不简单！下放农村三年当中，我对‘文革’中发生的各种事情，进行过认真仔细的回忆和思考，我搞清了不少问题，但有不少问题还没有思索得很清，而他，一个年轻人，思想却这么锐敏而深刻。我清楚地感觉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陕北小伙子，在文学上蕴藏着某种潜力，一旦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他会做出成绩来的。
“那时他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我问他：愿不愿意到编辑部来帮忙工作一段？ ……路遥表示愿意来。大概是1974年冬天，他来到编辑部，在小说组协助看稿。直到1975年秋，学校来函要他返校，准备第二年毕业。在编辑部这一段时间，他生活非常艰苦，除每月编辑部给他一定的生活补贴，除去吃饭所剩无几，只能抽一些劣质烟，穿几件布衣裳，有时节假日我把他请到我家吃一顿便饭，但他精神上显得很愉快，工作得很认真。他对稿件的鉴赏能力比有些正式编辑还要强，对一篇稿子的优缺点往往会一针见血地指出。编辑部让他到关中和陕北去组稿，四年后，他还根据自己在各地的见闻，写了几篇散文。从几篇散文中，我发现他的观察力很敏锐，在篇幅不大的文章中，能传达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某种氛围，其中还不乏某种幽默感。这些散文先后都在刊物上发表了。
“1975年秋，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陕北的吴堡县被树为学大寨先进县。作家李小巴和我决定去吴堡进行一次采访。我给路遥写信约他和我们一起去。路遥回信说，10月份中文系同学要到吴堡去采风，搜集民歌，到时候会在那见面。我们到了吴堡，县上有关部门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两天后，我和小巴同志步行，对吴堡进行了一次马蹄形的巡回访问。一天，我们到了川口大队。这个大队坐落在黄河岸边，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大弯，由原来的南北流向变成东西流向。河北边属山西辖地。黄河在这里变得宽阔平缓，显得文静了不少，这里自古就是个重要渡口。1948年春夏，西北人民解放军在陕北击破了蒋介石军队的所谓重点进攻，毛泽东与党中央从川口渡过黄河去了华北。当年为党中央毛泽东摆渡的水手头儿，就是眼下川口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一天，路遥来了，我们为能在这里见面都感到十分高兴。他谈了谈他从西安回学校后的情况，最后我们建议他，把川口的历史与现状结合起来写一篇散文。当时那位当年的民兵英雄、当今的党支部书记，正领着村里的精壮劳力，在黄河滩里垒坝造田，规模不小，颇有点战争中的英勇气概。赶我和小巴同志回到县上，路遥和他的采风组也已回到县上，都住在招待所。路遥到我们的住处，我用从西安带去的牛油炒面款待大家，一人冲了一碗。我说：‘尽管是来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来时我还是带了点吃的东西。’我们多少年来一直生活在某些空洞的精神和崇高的号召之中，物质的东西总不那么丰裕。我们都会心地笑笑，一边吃炒面，一边闲谈。路遥说，他的稿子写成了，让我和小巴看看，不知行不行？他心里似乎没有太大的把握。我们看后，觉得基本上可以，只是觉得历史的氛围不够充分。我们把这种感觉告诉了他，并建议他在哪些地方加强。第二天下午，他就把修改好的稿子拿来了。我们看后，感到很满意。我十分欣喜，不由得又把他打量了一会儿。这个看上去有点笨拙的小伙子，悟性却很高！他不仅善于理解意见，而且还把别人的意见能很快化为自己的感受，很自然地融汇到文章中去！回到西安后，我和小巴同志分别写了些段落，连同路遥写的那部分，组合成一篇三万多字的访问记式的散文《吴堡行》，在《延河》月刊上发表了。后来这篇散文被北京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登载了。” 女作家张艳茜在《路遥传》里写道，在《陕西文艺》编辑部小说组协助做编辑的那段日子，对于路遥来说十分难得，不仅因为他可以近距离地与敬仰的文学前辈接触，得到文学氛围的熏陶，还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岁月，路遥可以看到和感受到文学前辈如何顶着种种风险和压力，为文学的复兴和陕西青年作家的成长倾洒心血与汗水，见证特殊环境下前辈老师的正义、坚韧和智慧，目睹他们的奉献、敬业和辛劳，熟知他们的快乐、幸福和烦恼。
1976年夏天，路遥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了，面临着职业的选择。按照当时省教育部门的规定，延大毕业的学生一律不向关中分配，只准分配到陕北各地县。而路遥的意愿是到省上的文学单位工作，以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编辑部几位负责同志也看准了路遥是棵好苗子，在文学上会有发展，决心把他和当年陕西师大中文系毕业的白描一齐调来。为此，董得理陪同机关一位领导同志，到省高教局跑了好多趟，终于打通关节，同意把路遥分配到《延河》编辑部。但听说延安地区几个单位想把路遥留下来不放，于是编辑部的两位主要负责人专程去延安做了一番工作。8月间，路遥终于来到《延河》编辑部上班了。从此，路遥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文学生涯。”1976年9月，路遥正式成为《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的一名编辑。他与董得理等人的故事，也得以不断延伸。
董得理说：“（在编辑部）我逐渐发现，路遥对那些处境困难的作者的稿子，给予更多的关注，想各种办法，使其稿件达到发表的水平。这可能与他自己曾经历过艰难处境的体验有关吧。他深知人在困难中多么需要得到别人真诚的帮助啊！苦难谁也不愿意去经受，但是经受过苦难的人，身上往往会具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比如意志坚强，容易理解人、同情人、肯帮人等等。而路遥身上这种品格就显得很明显。这和他童年和少年时贫困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8. 李小巴（李知）与路遥既谈文学创作，又谈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是路遥的重要交谈对象。多位当事人回忆，在陕西省作协，或者说在陕西文学界，李小巴是一位独特的作家，对路遥的创作影响很大。李小巴和许多作家不同是因为他既是作家，同时还是潜心研究中外文学作品和创作理论的学者。这种兼顾创作与理论的特殊身份，注定了李小巴的大脑里储存着不少别样的見解。
李小巴在《留在我记忆中的》一文中介绍了他与路遥的初识。1973年夏天，在路遥即将上大学前夕，陕西省文学创作研究室的作家李小巴刚好到延川采写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在延川县革委会宣传组办公室，曹谷溪将路遥引来与李小巴相识。接连几天，路遥都在傍晚的时候，到县革委会院内的一排窑洞前和李小巴闲谈。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他的家世、家境。在李小巴眼里，这个年轻人长得很老成，走起路来总是弓腰驼背。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和李小巴一起去学大寨先进典型新胜古大队时，路遥也陪着同去。
在李小巴逗留在延川县、住在常委院写《土窑洞里的赤脚医生》时，全国高校恢复招生考试，路遥决定考大学。他几次到县革委会院内找李小巴商量。他起初要报考北大，李小巴提醒他说：“你有把握竞争过北京知青吗？”他思考了半天，没有说话。李小巴劝路遥最好还是考延安大学，保险系数大一些。他设身处地地对路遥说，上大学只是个手段，是为了改变他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求得毕业分配后的职业和工作，求得社会身份和位置，由农村青年成为一名国家干部。用路遥当时自己的话说，就是变成一名“吃公家粮”的人。况且，路遥有志于文学创作，上不上名牌大学无所谓，读书写作还是要靠自己。
从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到《延河》工作，一直到1985年，将近10年时间，路遥几乎隔一两天就要到李小巴家里去，在李小巴的小书斋交谈。他们很少闲聊，谈的话题几乎全是文学话题。路遥每每有创作冲动，或是小说的最初构思，都要找到李小巴，对他讲一遍。李小巴给予的相关建议，让路遥获益匪浅。李小巴逐渐发现，路遥不仅有着出众的聪明和机智，而且有着陕北人特有的寓于稚拙的幽默感。路遥讲述的一些艺术细节，时常逗得李小巴发笑。
一天，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李小巴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之后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说，她读原稿时都哭了。隔了几天，路遥把原稿拿给李小巴看。李小巴看后，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中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说的最初标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说，这个题目不合适，旨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题目。李小巴用两天时间看完了这部作品，第三天他和路遥交换了意见。李小巴肯定了作品中乡村生活部分写得好，主人公进了县城后的生活，相对而言逊色一些，应加强主人公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与现代观念间的心理冲突，不要过分地缠套在爱情这一情节线索中。交谈中，路遥说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字时，笑着说，像个外国人的名字。接着，路遥又说，自己这部中篇里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9. 在著名女诗人梅绍静的印象中，路遥是一个真诚、礼貌而和善的人。梅绍静在《路遥归去》中写道：“他考上延大之前，我们就认识。你想想多早，算一个‘知根知底’的同行吧？只记得那阵子，老曹特自豪地告诉我，路遥的女朋友是我们北京人，家里还是个华侨。我对路遥更不敢小看了。女朋友的名字有点外国味儿，在那些‘红卫’之类的名字中独树一帜。我佩服人家，只认一个千里有缘。
“路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他上延大的时候，因我厂只和延大隔一条河，散步碰上过。记得还在城里碰上过。他总是十分礼貌，特别和善地点头招呼，眼睛里闪烁着真诚柔和的光。每次他这样，我都在眼前幻觉出另一个人，那就是同是北京知青的他的女朋友，我认为自己也沾了她的光。路遥那仿佛在向所有北京知青致以问候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极深也极好的印象。这使我乐意看到听到他的成功，看他超过我又屡屡获奖而绝不嫉妒或‘文人相轻’……
“又过了好多年，路遥从西安回延安，也是来看他的同乡老曹吧，弯进我的窑，这时我也刚刚到了延安文创室。他坐在一张破藤椅上，很礼貌，很和善，似乎在向所有北京知青致以问候的表情又出现了。他问我正在写什么？‘没写什么呀。’谦虚和内向不分，我那时对所有人都是这么回答。 “‘你的那首《收留我吧，高原》我看得哭了。’他巴巴地就这么一句话，那句话说完，似乎就没有别的话了。他走了。
“真的？这个大熊猫似的大男人？当时我摇摇头，又笑了笑。
路遥你的这一句话胜过了所有人对我的恭维。因为你给我的正是我最缺少的自信啊。”
10. 作家莫伸认为，路遥只要想做，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莫伸在《永远无悔的牺牲》中写道：“路遥属于气质相当深沉的一类人，就一般而言，他不大喜欢交际。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虽然我们彼此认识并多有接触，但都属于泛泛的工作之交，了解不深。路遥外表粗犷，完全无愧被称为典型的高原汉子，内心却十分丰富和敏感。与不熟悉的人交往或攀谈，于他往往是一种十分尴尬又十分不自由的束缚。因此，在许多公众场合，他常常是一避了之。除此而外，路遥虽然出生于陕北普通农家，心性却极为高强。他非常重视自己的人格价值，以致有些时候使人难以理解。如果作家与编辑之间不存在了某种‘供求’关系，路遥无疑就会从容得多，坦然得多。而当这种‘供求’关系现实也存在着，他便不可能不对此产生出一种相当复杂也相当微妙的心理——他是那样一种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中，也无论是为什么事情，都从不允许自己低声下气，更不允许去‘求’人！何况，他一直隐埋得很深又酝酿得十分坚定的一个思想是：他绝不是一个只会欣赏他人作品的编辑，而是一个具有巨大力量的创造者。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当时，他要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振翅翱翔的念头就已经十分明确了！毫无疑问，他的这个想法注定能够实现，这不仅由于他有巨大的才华，而且在于他有那样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他认定了某种目标并为之奋争时，他身上迸发出来的意志力和毅力常常是惊人的、超常的！”
11. 女作家刘凤梅与路遥同村，她总是像姐姐一样关心着路遥。刘凤梅在《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缅怀路遥兄弟》中写道：“1972年春，我考入陕西师大政教系学习，由于一时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心情常常不好，路遥每次写信，总是开导我、鼓励我，他说：‘自己为自己折一束花来。’有时他到西安来，便来师大看我，开导我，后来他还专门为我写了一首诗，以此勉励我。1973年夏，路遥突然来信索要高考复习资料，他说：‘我准备考大学。’我便寄了一些资料给他，不久，他来信告诉我：已经被延安大学录取。1975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延安纪念馆工作，路遥还在上学，一次，他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穿一双很破的布鞋，脚趾都露了出来，腿上穿一条铁灰色的涤卡裤子，裤缝扯开有半尺长，我要为他缝，他有些不好意思，我說：‘我们不是姐弟吗？’他笑笑，说：‘那你缝吧！’……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协《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虽然分开了，我们的交往反倒更频繁些，无论我去西安，还是他来延安，我们总要在一起谈上一整天的话，如果还有朋友在场，他会显得十分活跃，他常常以朋友为素材，创作出许多笑话故事，那些笑话既编得幽默有趣，又符合人物的个性，常常让人笑得肚子痛，他却在那里继续搞他的‘创作’。”
12. 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在路遥上大学时就很看重路遥。他在《路遥记忆》一文中回忆道：“我下放在秦岭深处的汉中时，还在延安大学就读的路遥作为《陕西文艺》的实习生，翻过崇山峻岭来组稿，在三天时间里看了我的一部长篇初稿《居娣》，要选摘几章给杂志，说这几年里没有人写长篇，杂志刚办，挺需要。我说我是不能发表文章之人，写这部东西只是多年苍白乏味生活的一种自娱，从来没有想到要发表它。他为此说了很多仗义的话，很是激愤。我当时想，他到底还年轻，又写诗，才有这样可爱的纯真。后来才知道，二十刚出头的路遥已经见过大的风雨，为我说的许多话其实是他自己在坎坷中的人生体味，便生出几分敬重。”
13. 女作者张虹由于家庭政治原因而无法上大学，在贺抒玉和路遥等人的帮助下，这一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张虹在《微笑的遗失》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她与路遥长达15年的交往。1974年秋，在《陕西文艺》举办的创作会议上，张虹与路遥相识。“我认识路遥的时候，路遥是一个欢乐的生命。一口白牙，满脸青楂楂胡子，两只机警而英气勃发的眼睛闪闪有光，见到生人和善而腼腆地微笑着，于无言里透着狡黠和幽默。”报到那天，路遥问张虹为什么不上大学，张虹的眼睛倏地涌满泪水，说她的父亲历史复杂，政审过不了关。路遥问是什么问题，张虹摇摇头，不肯说。路遥急了，说：“你要告诉我，这样我们才能想办法帮助你。你还这么小，又有才华，你必须上大学。”张虹觉得，正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的路遥，认为一个人不受大学教育将是终生憾事。张虹就告诉路遥，自己的父亲是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外甥，幼年跟随董老，后来失散流落到汉水之滨，人们认为他安于当农民而不去北京投奔舅父，肯定是有背叛行为，不敢去，这就带给了她家政治上的牵连。路遥让张虹要求当地组织立案，调查落实，张虹说自己找过无数次了，可父亲是农民，谁为他落实？路遥让她别泄气，说他第二天就把张虹的事情告诉贺鸿钧，让她通过省上一位领导替张虹想想办法。王丕祥、董得理、路萌等《陕西文艺》的领导和编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也都关切地为张虹出主意想办法，后来大家决定让路遥帮助张虹写一份材料，由贺鸿钧送给那位省上领导。整整四天的会议结束后，每个人都对张虹说了鼓励的话，但张虹认为“路遥的话最为有力，他说，你必须奋斗，要有使命意识;一个有才华的人，他就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时代，因而也就没有权利消沉和怠惰。”
张虹认为，父亲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可能，因为那些事从她尚未出生的时候就纠缠着，是传说与怀疑的纠缠，又没有哪一级组织来定论，怎么去澄清？因此，当她回到汉水之滨的南沙河畔，就把在西安的一切抛到了九霄云外，依然在村子的小学里教她的加减乘除。然而就在那年冬天，有一天她正在操场上和学生跳橡皮筋的时候，路遥却风尘仆仆地穿着一双露出脚趾的布鞋，带着一脸欣然的微笑站在了她的面前。路遥说：“好难找呀，我坐火车到你们县城，这里的人可能听不懂我的陕北口音，我打问董家营，人家却指给我相反的方向。我走了半天，一问错了，又掉头往回走。瞧，鞋都走破了。”他从棉衣里层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你看，你的材料省上领导批了字，让你去找地委书记办理，贺鸿钧怕农村的信件不保险，让我借来汉中组稿的机会亲手交给你，这一下你上大学有希望了，高兴吧？他接着又说：“我借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了，等明年拿毕业证就到编辑部正式上班。”路遥在南沙河边的小村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张虹家的缝纫机台面上写出了两个近万字的短篇小说。临走时还一再叮嘱张虹的父亲，无论如何要设法送张虹去上大学。他还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希望张虹的父亲督促她读书。路遥走后，张虹的父亲常常握着那个书单发愣。显然，路遥的叮咛触动了他内心的某根神经，使他觉得他应该为雄心勃勃的二女儿做点什么。就在那一年更晚一点的时候，张虹的父亲决定去北京找垂危中的舅父。张虹说：“当然，父亲上北京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他只见到了国务院的一个熟人，并且享受了免费乘坐空军飞机返回汉中的待遇。但就这么一上京，地方上竟不再纠缠他的历史问题。我也在1975年10月，勉勉强强地进了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 当然，大学时期路遥交往的文学艺术界朋友岂止以上10余位！和谷、党永庵、叶咏梅、汪炎、李敬寅、吴祥锦、张弢、王作人、申晓、邢仪、朱合作等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朋友，在此期间也或多或少地与路遥有所接触和交流，他们与路遥的友情，一直保持到路遥去世。
路遥逝世后，延安大学怀着对路遥的深长情感，坚持不懈地传承和弘扬路遥精神，整体性、全方位、全时段地用路遥精神打造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让路遥成为校园文化的内涵之一。1995年11月17日，在路遥逝世三周年之际，延安大学将路遥的骨灰从西安迁至延安，安葬在校园里的文汇山上，路遥墓从此成为延安重要的旅游景点，成为延安大学校园旅游文化的一部分。2006年4月6日，中國作协等单位与延安大学通力合作，在延安大学兰蕙园草坪和路遥墓前分别安放了一大一小两尊路遥花岗岩雕像，由此，路遥雕像与延安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的铜像等众多雕像、塑像一起，成为校园雕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夏天，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建成，成为对师生进行励志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学校史馆文化和校友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延安大学还将早年修建的六角会议厅改建为路遥学术报告厅，作为对外培训和开展路遥作品、路遥精神研讨的场所。
延安大学还组织校内外研究路遥的专家学者，长期开展路遥作品和路遥精神研究，并在图书馆设立了路遥文学研究资料中心，搜集整理了大量路遥作品和国内外路遥研究资料，面向全校师生开放。这些成果，对青年学生有着很强的教育作用。每年清明节和路遥忌日，延安大学学生社团成员和其他部分师生，总是自发来到路遥墓园，开展祭扫和纪念活动。2010年4月，延安大学开办了路遥学术讲坛，2013年又开办了路遥青年论坛。延安大学还将学生文学社命名为路遥文学社，整修了路遥墓，丰富了路遥文学馆馆藏文物，通过校报、校园网、校园广播、微信、微博、宣传栏等平台，以专版、专栏、专题、横幅、征文等形式，在校内外持续宣传路遥精神，打造丰富多彩的路遥特色校园文化。
2019年6月5日，延安大学举办了“回忆路遥的大学时代”座谈会，38名路遥当年的同学相聚母校，回忆路遥，畅谈路遥精神。其后，延安大学师生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排演了原创话剧《路遥的世界》，该剧讲述了路遥创作百万字巨著《平凡的世界》的艰难历程。这些举措，推动了校园文化建设和路遥精神的传承，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了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向他们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了改革先锋奖章。40年，100人，路遥榜上有名，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2019年11月30日，由延安大学、新华出版社、延安市委市政府和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纪念路遥70周年诞辰座谈会，在延安大学新校区举行，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延安、榆林等地的60多名专家、学者和路遥大学时期的同学，以及延安大学师生代表，畅谈了路遥人生、路遥作品和路遥精神。申沛昌、晓雷、曹谷溪、白描、张子刚、高其国等路遥大学时期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那天清晨，在座谈会开始前，与会代表们冒着严寒，拾级而上，缓步来到位于延安大学文汇山半山腰的路遥陵园，瞻仰路遥墓。苍松凝立，翠柏无语，麻石砌筑的穹形墓体古朴而深沉，背墙上“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两行大字庄重而醒目。大家在路遥墓碑和雕像前鞠躬、默哀、敬献花篮，绕墓缓行一周，缅怀这位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改革先锋”荣誉称号和“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优秀作家。随后，代表们来到位于延安大学层叠式联体窑洞群一层的路遥文学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一本本书刊，重温了路遥生平和他的文学成就。
“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不知道当年，路遥是怀着怎样的深情，写下这短短的一句话，并刻意加上那道长长的省略号的。
责任编辑：阎 安
1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正式合并成立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在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合校、分校、迁址、更名之后，于1958年9月恢复重建。其后10余年，在大部分时间里，延安大学只有四五个专业招生，在校学生规模长期保持几百人，直至1977年高考恢复。
因此，尽管校园面积不足300亩，但对于一个仅有千把师生的学校来说，已经足够大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路遥的同班同学高其国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但还未报名期间，便迫不及待地沿着校园围墙内外转了一圈，他最强烈的感觉是——“一个大学占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大气，学校里有楼房，有那么多窑洞空着，有那么大的操场，还有花园和树林，路也那么宽，还有空地，这和延安拥挤的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相比，差别太大了。哎呀，大学就是大，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同班同学白正明在《路遥的大学生活》里具体描述了那个初秋的路遥：“1973年9月初，延安大学中文学系来了一名延川学员。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长制服，挎着一个当时北京知青普遍用的黄帆布背包，脚上是一双浅蓝色球鞋;他个子不高，身体胖乎乎的，头部稍向前倾，留着青年运动发型;他脸刮得青亮青亮（圈脸胡），单眼皮下两只深邃的目光，鼻子不大不小，厚嘴唇角带着丝丝微笑。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的王路遥同学。”
就这样，24岁的青年路遥阔步走入杨家岭，走入宿舍和教室，走入图书馆，也走入了班集体。这一走，走出了他绵延整个有生之年的母校情结和师生之情、同学之谊，走出了一段坚韧不拔的奋斗者人生。
一、“忘年之交”——选拔路遥上大学的两位“贵人”
路遥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常会在合适的时候遇见合适的人。在他进入高等学校深造的道路上，有两个“贵人”起了决定性的“推”“拉”作用。这两个“贵人”，一个是时任中共延川县委书记的申昜，比路遥大20多岁;一个是时任延安大学中文系负责行政工作的领导申沛昌，比路遥大10多岁。他们俩，与路遥是真正的忘年之交。没有申昜，就没有人在政治和历史问题上为路遥扫除障碍，也没有人强力地向延安大学推介路遥;没有申沛昌，就没有人接过申昜伸过来的“橄榄枝”，就没有人准备好“定心丸”，去游说系上和学校主要领导同意录取路遥。
1. 颇费周折的录取过程
《延安文学》原主编、路遥研究会副会长曹谷溪曾在《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关于路遥与申昜的回忆》中指出：“如果说，三年前申昜同志在县革委会核心小组会上，排除来自派性的干扰，秉公执法，免除了路遥有可能蒙受的冤狱之灾，那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作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他三次亲自去延安大学，力荐路遥，更见其革命的胆略和政治远见。”当时，郭玉宝是延安大学中文系主要领导，申沛昌是行政工作负责人。“在此之前，郭玉宝和申沛昌曾带着中文系‘试点班’的20多名学生，来延川‘开门办学’。他们对路遥的才华和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成绩都有所了解。延安大学负责全盘工作的王云风同志，又是申昜上边区师范学校时的老师。他坚信，自己的努力，一定会使路遥这个人才不会被埋没。申昜同志反复向延大中文系和学校领导解释：路遥在‘文革’中是初中学生，‘清队’时已做过审查结论，许多报刊对路遥的文学创作情况给予了肯定和好评……正是申昜代表县委保送路遥，终于成全了他进大学深造的愿望。
“1976年，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延河》杂志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鸿钧亲自来延安，想让路遥到《延河》杂志去当编辑，申昜和我陪着他俩去见延大领导张逊斌和中文系领导申沛昌，为其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构建他心中的文学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2年，也就是路遥病逝的那年4月，路遥和我在西安整整聊了三个通宵。那是我和路遥的交往中交谈时间最长、交谈内容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敞开心扉的倾诉。路遥几乎将他42年的生命历程，做了一次系统的回顾和梳理。第一天晚上，是在省作协路遥的办公室里;另外的两个晚上，他让航宇在雍村饭店登记了一个标准间。在那次漫长的交谈中，路遥给我讲述了许多曾给予他巨大支持和帮助的好领导、好朋友，申昜就是其中的一位。是的，申昜同志是路遥非常敬重的一位长者，他曾在一封给申昜的信中说，申易给了他‘父亲无法给予的支持，母亲无法给予的关爱’！”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何西来在《路遥纪念集》序言《追怀文学的献身者》中写道：“申沛昌先生就是当年力排众议，把路遥招进延安大学的伯乐，如果不是他慧眼识珠，坚定地起路遥于草野之中，让路遥走进高等学府，接受科班的文学教育，那么，路遥的人生就会是别样的。”
路遥的女儿路茗茗在2019年4月向延安大学捐赠百万元图书时说：“父亲路遥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的他，只是一位初中毕业、爱好文学的普通青年，延大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和平台……父亲在世时，每每提及延大时光和老校长申沛昌伯伯等前辈时都充满感激之情，让彼时年幼的我印象深刻，心生敬意。随着年龄见长，我也越来越了解到延大时光对于父亲一生所具有的不寻常的意义，愈发感受到他称呼延安大学为‘温暖的摇篮’时那背后的深情。”
关于招收路遥到延安大学上学，以及与路遥的最初交往，申沛昌在《十五年后忆路遥》一文中写道：“1972年，已经是‘文革’后期，全国性动荡的状态有所好转，各个大学都在数年‘停课闹革命’之后，开始着手筹备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延安大学为了慎重起见，在中文系招收了一个一年制的试点班。当时提倡‘开门办学’，要求学生接触实际，学工、学农、学军。学生到校后，中文系的领导和老师们，曾组织该班学员，专程到群众创作搞得比较好，并且编印了颇有名气的《延安山花》诗集和四开小报《山花》的诞生地延川县，同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及《山花》的编创人员进行座谈。在这次座谈中，我们知道了谷溪、军民、闻频等一批扎根延川的文艺创作骨干，同时也第一次知道了路遥其人其事，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是路遥喜爱文学，颇有才华，开始写诗，也写散文、小说，歌剧一类创作也有所涉猎。但这一次并未同路遥单独接触，也没有进行过交谈和深入了解。” “到了一九七三年暑期，延安大学中文系在招收试点班的基础上，在教学和管理几个方面都做了充分准备，开始招收正规的大学生。当时按照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的教导，最长的学制就是三年，后来被称作工农兵大学生。直到1977年招生制度改革，恢复了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按分数线录取学生的制度。我当时在中文系工作，领导让我负责当年的招生事项。有一天，我的堂兄、时任中共延川县委书记的申昜来延大找我，主要讲的是路遥上大学的事情。他说，本来县上把路遥推荐给西安某大学，但人家嫌路遥曾做过县上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而且有人告状，所以不想在政治上惹麻烦，最后决定不予录取。申昜知道我在延大中文系工作，就来找我联系。”
县委书记亲自找到学校，推荐路遥上大学，这可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申沛昌和申昜虽是弟兄，但他们办事情都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申沛昌作为招生负责人，仔细询问了路遥的全面情况，特别问到两个问题：一是告状的原因和内容，二是县委的看法和结论。申昜是个极其认真负责的人，他向申沛昌反复做了解释和说明。当申沛昌得知告状的是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人，告状的原因和内容是说“文革”期间路遥在武斗中打死了人，有命案在身，但延川县公检法机关经过认真调查，认为没有证据、不予认定，特别是延川县委正式做出结论，认为路遥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并竭力推荐路遥上大学深造后，申沛昌根据这些情况向系上和学校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建议录取路遥到中文系上学。申沛昌的意见，得到了系校两级领导的同意和支持。
经过延川县委和延安大学多方面的努力，1973年8月20日，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终于为路遥的《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盖上红印章并签署意见：同意上延安大学。
2. 申沛昌眼里大学时期的路遥
路遥的同学、朋友、著名作家陈泽顺，曾在《路遥的生平与创作》中写道：“1973年，路遥被推选到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这对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路遥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申沛昌认为，这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申沛昌说：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一个作家的角度看，路遥的创作，其生活素材、人物形象，包括一些故事情节，应该说主要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来源于他在社会生活中的体验和积累。而他的创作理念、写作技巧以及一些涉及到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等等，应该说得益于大学三年，是他三年间拼命攻读中外名著并从中学习、借鉴、创新的结果。当然，他本人对文学的酷爱和天赋也是不可否认和不容忽视的。路遥在上延安大学之前，是一位初中学历、具有文学天赋、文学才华的文学爱好者，还不是公认的诗人，更不是作家。路遙进入延安大学，在这个温暖的摇篮里，接受了三年科班的文学专业教育，这是路遥在走向文学巅峰的征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关键期和里程碑。延大给路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和平台，这一点十分重要。在当时那种社会复杂、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已经有北京和西安的两所高校不予录取的情况，延大如果也如法炮制，将路遥拒之校门之外，也不会有什么非议，但路遥的人生就会是别样的。
申沛昌指出，在延安大学中文系，路遥全面系统地学习了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古代文学史，以及现当代文学史和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外国文学史及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理论、现代汉语、写作、逻辑学等科班的、专业的高等文学教育方面的课程，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路遥上学时中文系的老师们，大都由西北大学、陕西师大、复旦大学等高校选调而来，出身名门，各有专长，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精通专业知识，而且对于待人接物和处世之道，也能做到通情达理。路遥上学期间有偏科问题，他重点关注的是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名著，与此距离较远的古典文学、古代汉语，他就不那么热心，时有请假缺课现象，任课教师有些意见也是正常的。后经坦诚沟通，说明情况，用“因材施教”的理由加以解释，老师们都表示理解，采取了宽容开明的态度，并没有为难路遥，准其顺利毕业，并到当时的《陕西文艺》编辑部当编辑。
因此，申沛昌说：“没有社会大学给他的生活积累以及诸多苦难、挫折、沉浮的经历;没有延安大学三年苦读，使他从文学大师们的创作中汲取营养，借鉴经验，并从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创作技巧等方面得到提高和升华;没有他对文学的酷爱、文学的天赋以及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顽强毅力，他要成长为一个著名作家，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路遥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里所说的三条应当是他登上文学巅峰的三要素。”
由于申沛昌在中文系分管行政和学生工作，他对路遥的情况比较了解，与路遥交往也多。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交谈，渐渐有了一种信任和默契。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政治环境中，路遥仍然在同申沛昌的交谈中，明确而坚定地表示了他对政治、形势、国是的看法和见解。在1974年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申沛昌带领路遥等数十名同学，到延川县等地开展批林批孔宣讲活动。其他同学分到各公社和各乡村宣讲，申沛昌和路遥留在县上，负责与各地联络和协调。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多时间朝夕相处、接触交流。路遥上大学前同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有着广泛的联系，结交了不少朋友，甚至还同北京知青林达建立了恋爱关系，因此他的信息渠道不仅通畅快捷，而且内容丰富，题材重大，他所知道和传播的信息都十分敏感又惊天动地。路遥曾对申沛昌说过，什么批林批孔，那只是个幌子，实际上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判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总理的，只不过现在不能公开说明罢了。在同路遥的交谈中，申沛昌第一次听到了“四人帮”这一特定名词。同时，路遥还讲了一些从北京传来的“小道消息”。从这些谈吐中，申沛昌强烈地感受到，路遥这个人是敢恨敢爱、爱憎分明的。这时的路遥，已经完全没有了文质彬彬、激情如火的诗人气质，有的只是叱咤风云、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政治家气魄。1975年夏，路遥利用暑假同林达一起去了一趟林达的老家福建，他在回校前给申沛昌写了一封长信，细说了他在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人心民意和国家面临的形势、未来发展的走向，通篇用的都是文学家的激情，写的却是政治家关注的事情。 1975年，申沛昌带领路遥等同学到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吴堡采风，搜集整理《吴堡民歌》。一开始还是申沛昌和路遥两个人留在县上负责联络与协调，后来中文系七四级的樊高林也加入了审稿改稿行列。分赴各地采风的同学将搜集到的诗歌初稿送到县上，由申沛昌把政治关，路遥把艺术关，一锤定音，决定取舍。在看稿过程中，路遥把那些纯属政治口号、政治标签之类的所谓“诗歌”一律砍掉，对于有些构思不错、具有乡土气息的顺口溜之类，他和樊高林又不辞辛劳，修改加工，甚至进行再创作，直到满意为止。最后，这本诗稿送交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渴望摆脱贫困、过上美好生活的追求。
3. 友情延续二十年
申沛昌说：“路遥是一个朴实本分、极重友情的普通人。路遥工作以后，我们人各两地，接触不多，但他对曾经接触不多、有过交往，特别是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有过共鸣和互为知己的人，保持着一种纯洁、高尚的感情，常记在心，永不忘怀，并且特别珍惜和看重，绝不让其受到名利和物欲的玷污。”1983年11月30日，路遥给申沛昌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沛昌老师：
您好！
来信收读，一片深情厚意，使人热泪盈眶。世界广大，但知音不多，學校三年，我们虽然是师生关系，但精神上一直是朋友。您是我生活中少数几个深刻在心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您的智慧和理解力我是深知的。我们常常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来对话和谈论的，相隔两地，接触不多，但我相信我们在精神和感情上的交流一直是稠密的。我知道您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我的一切，我自己也是一直关注着您的，并且将我的工作成果献给您和其他一些令人温暖的朋友的。
您目前的处境我理解，请您开阔一些，人间之事，天轮地转，正如李太白诗曰：长风破浪会有时……
我目前得应付诸种复杂局面，就不写长信了。感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致崇高的敬意
路遥
1983.11.30
申沛昌深情地说：“路遥写这封信的时候，已是成就斐然，誉满文坛。1982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困难的日子里》荣获1982年度《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1983年《人生》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时的路遥，其声望和影响如日中天，已属全国名人。同时，他正在忙着执笔将小说《人生》改编成电影，特别是要全力以赴进行工程浩大的《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准备工作，还要‘应付诸多复杂局面’，其时间之紧张，任务之繁重，自不待说。但他还是在百忙中，抽暇给我写了这一封发自肺腑、饱含激情的信。他用文学大家的手笔，用最简洁凝练的文字，把我们之间互为知己、互相关注的深情厚谊写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时隔二十多年，至今每读此信，总令我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在这封信的非正文位置，路遥还特别写了一句，让申沛昌“最近有机会（的话）和申昜同志谈谈我的情况”。
成名后的路遥对于10年前申昜给予的帮助念念不忘，十分难能可贵。
师生之情，在岁月的长河里汩汩绵延。1988年7月，申沛昌正在忙着筹备延安大学成立50周年校庆活动，路遥也在三卷、百万字巨著《平凡的世界》全部完稿后来到延安，他们在延安宾馆进行了一次亲切而坦率的交谈。两人主要谈了各自工作和事业方面的情况。交谈中申沛昌直率地问路遥：“我听到有些人说你现在成名了，不愿承认自己曾是延大中文系学生。我是不相信，但这一说法社会上一直在流传着，到底是怎么回事？”路遥听后很激动地说：“申老师，你应该知道，我从上大学前开始直到现在，一直有人告状、诬陷，这十几年，我就是在一些奸佞小人的诽谤和攻击中走过来的，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毁人名誉实在是无耻之极，好在我已习惯。说我不认延大，这只是个小谣言而已，绝无此事。我们不是一直在来往联系吗？”听完路遥有点愤慨的解释，申沛昌确认路遥是一个珍重友情、知恩图报的人，他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好，就用“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嫉妒之心，人皆有之，嫉妒可以产生仇恨”“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把诬陷攻击变成一种前进的动力”之类的话安慰路遥。随后，申沛昌说：“现在学校马上要举行首届校庆，你给学校题个词，到时候回来参加校庆活动，并给中文系师生做一场文学创作的专题报告。”路遥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1988年7月27日，路遥给延安大学题词：“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
路遥同样参加了延安大学50周年校庆活动。2018年12月3日，路遥大学时期的同班同学王志强发表于《榆林日报》的回忆文章《路遥的大学生活》，从侧面印证了申沛昌对路遥的重视，以及路遥对申沛昌的承诺。文章写道：“1988年9月22日是延安大学50华诞，母校举行了隆重的庆典。路遥是当时的特邀代表，我是以榆林地区校友分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受邀参加了庆祝活动。我于9月21日按时报到，路遥因故于22日当天从西安匆匆往回赶。当时，眼看庆祝大会就要开始，主席台上坐满了嘉宾，然而，路遥的位子还空着，急得大会主持人、我们的老师、校党委书记申沛昌团团转……就在即将宣布大会开始的一刹那，路遥坐着呼三的小车赶到会场，不等与众人打招呼，申老师就径直将他迎上主席台，宣布大会开始。”晚宴上，路遥解释了他迟到的原因：“原计划昨天回校报到，但接到延安地区专员呼三的电话，说他当天西安的会完不了，等第二天会完了后坐他的车早点回延安，一起参加校庆，所以有些迟。”事实上他们还是拼命往回赶，最终没有耽误参会。
至于“给中文系师生做一场文学创作的专题报告”，路遥当然也没有食言。1988年10月8日的《延安大学报》第七版，曾发表了杨毛毛采写的通讯《“我感谢延大”——路遥与母校同学对话》。通讯写道：“9月24日下午，教工餐厅一楼里传出一阵阵笑声和掌声。这是著名作家、我校76届校友路遥同志正在与中文系的同学们进行文学对话。他朴实而风趣的话不时地引起全场轰动。首先，路遥同志谈了他对陕北和母校的看法，他说：我认为真正的思想出于僻静之处，在太嘈杂的社会环境里，人不得不用极大的精力去应付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而延大地处陕北，既离生活近，又不嘈杂，是治疗青年狂妄症的好地方，在母校学习的三年，是我生活的转折点，我感谢延大！他告诫同学们：有抱负的人，应该先看看别人的成果，这样就会少走弯路。基础知识很重要，应该扎扎实实学好吃透。在经历了枯燥之后才会进入诗的意境，不要异想天开，想入非非。”通讯最后写道：“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到了。但大家都觉得还有很多话要谈。走出会场，路遥又和一些同学合影留念，依依话别。他告诉大家：‘这次能回母校参加校庆，我非常高兴’。” 作为“生活中少数几个深刻在心的人”，申沛昌也是路遥在某些事情上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时，认为可以依赖的人。1992年8月，路遥抱病回到延安，但并不是求医治病，而是筹款出书。根据高其国《延大为路遥筹款出书——路遥抱病回延安的真实原因》一文介绍，路遥来延安前，正忙着在西安装修家里的房子，其时他已经病了，只是硬撑着要忙完这件事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责任编辑陈泽顺告诉路遥，五卷本的《路遥文集》编排、校对、征订全部完成了，但因征订数不够出版社的要求数量，还差5万元，开印不了。路遥和陈泽顺再三商量也没找到解决办法，就想到了母校延大，想到了延大党委书记兼校长——他们敬爱的申沛昌老师。于是，路遥于8月6日带了几份征订单、征订广告和简单的行李，匆匆坐上火车赶往延安。路遥对延大和申老师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他知道这件事对延大和申老师都是个大难题，所以他必须和申老师当面商量具体解决办法，谁知一到延安却躺进了医院。这样，路遥就委托高其国到延大找申老师，看看延大能否征订一些书或预付一点款。
高其国按照路遥的意思直接来到他们的申老师家里，师母常春说申老师去日本出差了，可能早了回不来。高其国就把路遥写的信和征订单、征订广告交给常春，常春看后立即给申沛昌打电话说了路遥的情况，并把电话递给高其国。申老师询问了路遥的病情后安顿道：“你给路遥说，叫他不要着急，先好好看病，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回到医院，高其国把情况向路遥简单说了一下，路遥说：“申老师只要答应了，肯定有办法，没有申老师办不成的事。我能上延大，毕业分配到省作协，都是申老师从中协调的。上次去榆林看病，也是申老师带我去的，先见了李焕政，又见了霍世仁，联系好老中医张鹏举。申老师在陕北人很熟，许多领导和申老师是朋友关系，所以上次看病很顺利，方方面面都有人照顾，病也好得快。这次我本来不好意思再找申老师了，但没办法，想来想去，这么大的数字就看延大和申老师有没有办法。”
对于延大的情况，路遥和高其国都是比较了解的。由于底子薄、用钱的地方太多，延大的经费很困难。对于申老师，他俩也是熟悉的，上大学时他们就和申老师联系比较多，后来除了工作上的事，其他方面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也找申老师，不知不觉好像成了习惯。高其国去过延大后不久，申老师的爱人常春和中文系的教师代表就到医院看望了路遥，安慰路遥好好看病，说出书的事申老师会想办法的，路遥很高兴。
路遥在延安看病看了20多天，却不见好转。省上领导知道后，指示路遥回西安到省内最好的医院治疗。临走前，路遥对高其国说：“申老师一回来，你就去一趟，把交谈的情况告诉我。”申沛昌从日本回校后，高其国去了延大。一见面，申沛昌就询问了路遥的病情。随后，申沛昌主持召开校党政领导会，决定从学校的图书购置费中拿出5万元，用以购买《路遥文集》，帮助路遥尽快出书。这些书出版并运回延大之后，大部分留在学校图书馆，供广大师生借阅;一部分留给中文系资料室;再留一部分给学校办公室，作为礼品赠送嘉宾，同时也可以宣传延大。与会领导一致同意这一建议，财务部门立即向出版社汇了款。陈泽顺办妥了《路遥文集》开印的相关手续，带着已落实的好消息看望了路遥。
申沛昌说：“帮助路遥出书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乘去西安开会之机，急匆匆地去西京医院看望路遥。那时的路遥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当我告诉他5万元出书经费已经解决时，他蜡黄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用他干枯的大手费力地紧握著我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看到他的病容和虚弱的身体，我像触电一样，浑身发软，热泪盈眶。一个多么自信坚强、志存高远的陕北硬汉，竟然病成这样！我只说了‘应该，应该’，就无法再说下去了。我们坐下之后，他给我说，省委已经内定，省作协换届时，让他担任主席;说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病好之后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说他特别想吃母亲做的‘和和饭’;说他现在主要是黄疸控制不住，希望能吃些中药，但西医大夫不赞成。从他那有气无力、表情严肃的言谈中，我深深感到他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对自己的疾病一方面觉得焦虑和无奈，另一方面还抱有病愈的希望。特别是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工作，还想着要干一番事业，正像别林斯基所说，是‘直到最后一息都忠于神圣天职的人’。他的这种崇高境界和博大胸怀，使我深感震撼并肃然起敬。”
路遥出书的心愿达到了，但精装本的五卷《路遥文集》在路遥逝世两个月后，才被陈泽顺放在了桌子上路遥的遗像前，说：“路遥，你看，这是你的文集……”
路遥逝世后，1994年春天，路遥的生前好友曹谷溪、赵兴国、冯文德、张史杰、霍世仁等倡议成立路遥纪念馆筹委会，并推选申沛昌为筹委会主任。筹委会先后召开三次会议，勘定了馆址，研究了设计方案，并筹措资金20多万元，日本路遥研究专家安本实等个人也捐款数万元。1994年9月11日初步勘定的这个路遥纪念馆馆址，位于延安大学校园后山半坡，后来成为路遥墓园。当时参与勘址的6名人员由申沛昌带领，成员除曹谷溪外，还包括延安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高才、基建处处长方占武、基建处副处长张兴广，以及当时担任校报摄影与文字记者的本文作者。
1995年，在路遥逝世三周年前夕，他的骨灰还被保存在西安三兆公墓。为了让路遥遗骨入土为安，在亲友们的倡议和支持下，延安大学在前一年初步勘定的路遥纪念馆馆址修建了路遥墓，请中国作协党组原副书记王巨才题写了“路遥之墓”几个大字。此前，经袁广斌提示、曹谷溪建议、申沛昌确定，这座曾被当地群众和早期延大师生非正式地称作“南山峁”的无名山，被正式命名为“文汇山”。从此，每年都有很多中外文学爱好者登山凭吊路遥。2000年11月，在路遥逝世8周年之际，申沛昌先生大笔一挥，潇洒地题写了“文滙山”三个繁体大字，勒于山腰一块半人多高的拇指状石头上。
2002年11月，路遥研究会依托延安大学成立，申沛昌担任首任会长。路遥研究会先后编印了超过8期的会刊《路遥研究》，与延安大学有关领导和教师申沛昌、宋学成、马一夫、厚夫、袁广斌等共同出版了《路遥与延安大学》《路遥纪念集》《路遥研究资料汇编》《路遥再解读》等书籍，举办了路遥逝世10周年、15周年、20周年、25周年纪念活动与学术研讨，以及路遥诞辰70周年纪念座谈会等。 另外，申沛昌还同清涧县商定，由延安大学文学院、路遥研究会、清涧县委宣传部，联合举办了面向全国的“路遥文学讲习所”，通过参观、旅游、讲习三结合方式，请北京、西安、延安的知名作家、评论家授课，培养青年文学爱好者，传承路遥的文学事业和路遥的精神。
谈到自己的学生路遥，申沛昌自豪地说：“延安大学为路遥的成功成名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付出了诸多的努力，做出了无私的奉献，而路遥也为延安大学树立了一面旗帜，争得了巨大的荣耀，证明了延安的窑洞里不但能出马列，也能出文豪;山沟里可以飞出金凤凰，小学校可以培养出大名人，路遥就是典范。”
二、“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同窗友谊地久天长
路遥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关注各种人物和校内外活动。大学时期是路遥人生道路的转折时期，也是他在文学创作上洞察生活、丰富阅历、积累情感的重要阶段。他为《延安颂》编选稿件，参加全省文学创作会议，带队到外地开展教学实习和时事政治宣讲，赴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编选民歌，组织班级编排大型文艺节目“我们生活在杨家岭”和《长征组歌》等。班级、学校和社会活动提高了路遥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使他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认识了社会，也使他胸中的浩然之气进一步养成，更使他的思想理论和文学创作水平得到了锻炼与提高。
42年的人生中，路遥结识、交往了数不胜数的朋友，这些朋友在路遥成长、成熟、成才、成名、成家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巨大的、无法替代的作用。朋友如此之多，最主要的原因是路遥与人为善、对人真诚、办事认真。除此之外，路遥的才华与荣誉、选择与机遇、奋斗与追求，也是他吸纳朋友、拥有朋友的重要原因。因为朋友，路遥的“路”，才并不总是“遥”。
1. 才华出众的同学
据路遥的大学同学王志强回忆：“1973年8月，刚刚接到录取通知书不久，中文系七三级的同学们又接到了学校的电报：因有紧急任务，中文系学生提前报到。中文系只有我们一个班，30位同学，急匆匆地提前来到学校，领到的紧急任务便是选编诗集《延安颂》。报到后的我们，被老师直接领入图书馆、阅览室，开始紧张地翻阅报纸、杂志，为编辑《延安颂》搜集整理资料。迟报到一周的王路遥，刚进校就同我们一道投入到资料搜集工作之中。我们翻江倒海地将校图书馆和阅览室所收藏的解放前后的报刊，统统拿出来阅读、搜集，凡是有歌颂延安、歌颂毛主席的诗词都在被选的范围。路遥很有眼光，他翻阅快、选择准，除了筛选出名家作品外，他精选出的本土诗人曹谷溪的诗歌《书记的‘胃口’》顺利入选，同时受到师生的关注。
“1974年夏，复刊不久的《陕西文艺》因编辑人员短缺，决定借调路遥去做杂志的编辑工作，学校也很支持。一到编辑部，他就受到老编辑和领导的器重。他一边工作，一边创作，是年8月在渭北平原实地采访后创作的长篇散文《银花灿灿》发表于《陕西文艺》第五期，署名‘路遥’;此后，他再次深入渭河水电站建筑工地，与建设大军同吃同住同劳动，创作出第二篇散文《灯火闪闪》，发表于《陕西文艺》1975年第一期。作品的发表在我们班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同学们争相传阅，纷纷要求征订《陕西文艺》。在《陕西文艺》借调的半年时间里，我们班的班务工作由高其国同学协助党支部书记张子刚代行，生活干事乔文英每月按时寄给路遥19.5元的助学金和生活费。1975年年初，路遥圆满完成了编辑工作返回学校，继续和我们一同上课。一天，我好奇地问他当编辑的感受，他习惯性地弹弹烟灰，显示出自豪的样子，微微一笑：‘我在编辑部半年的工作比咱在校三年都学得多！那里才是真正学習和锻炼人的地方。’”
路遥逝世18年后，同学陈行之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1974年，我到延安大学读书的时候，听说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这个人著名因为两个原因：其一，在众多的中文系学生中，他是唯一把文学作品变为铅字的人;其二，这个人曾经是延安地区延川县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还当过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自然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好奇。这个人就是路遥。”当时，在延安大学师生眼里，能将作品变为铅字，简直是了不得的大事，路遥理所当然地成为备受师生瞩目的人物。
陈行之亦即陈泽顺，当年他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是《路遥文集》的责任编辑。他曾在《一个点燃精神之火的人》一文中写道，1973年7月，《陕西文艺》发表了路遥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以这篇小说为标记，路遥向中国文坛走来了。这一年10月，路遥到西安，参加了《陕西文艺》编辑部召集的创作座谈会。从这个时候开始，路遥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著名作家的机会，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教诲。在这些老作家中，柳青的人格气质和艺术风格，对路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路遥在延川县在为创作做生活准备的话，他在延安大学的读书生活，就是在为创作做理论和实践的准备。这期间，路遥相继发表了《姐姐》《雪中红梅》《月夜》等一批出色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关注农村青年的人生际遇，写出了他们的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在路遥上大学的年代，开展教学实习、参加社会实践和参与社会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王志强说：“1974年冬，中文系组织七三级同学赴铜川矿务局三里洞煤矿学工实习。实习期间，同学们为三里洞煤矿写了很多宣传报道稿件，三个星期里30多篇稿件被矿办小报和广播室采用。虽然稿件均署名为延安大学工农兵学员，但路遥、张子刚、张边林、许卫、冯继承等同学的稿件被采用最多。”
据路遥大学时期班上的党组织负责人张子刚和同学王志强回忆，1974年初，中央发出一号文件，要求参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开展批林和批孔。为了做好地方宣讲工作，申沛昌、张子刚和班长路遥带领中七三全体同学，于4月份前往延川、延长两县开展宣讲并取得了成功。在宣讲期间及宣讲结束回校后，全班同学写了好多诗歌，出了几期诗歌墙报，在路遥的倡导下，大家还将这些诗歌里的42首选编成《批林批孔诗选——烈火熊熊》，打印装订，散发并邮寄给校内师生和全国一些高等院校。集子选取每位同学至少一首诗，少数写得好的同学选了两首。路遥亲自写了序，他的一首诗的题目是《爆破手》。为了使这本诗集有一定分量，路遥、许卫、白正明，后来还包括张子刚，合写了一首题为《烈火熊熊》的压卷长诗，由路遥主笔。写那首长诗的时候，几个人整整奋战了一个通宵。尽管大家的眼睛都熬红了，可心里却很舒畅。由于路遥的带动，全班同学写了各种题材的诗歌，得到了路遥的热情指点。 王志强说：“1975年秋，延大中文系七三级和七四级50多人去吴堡采风，搜吴堡新民歌。我们组六七个同学先行下到丁家湾公社大枣湾大队，半个月后转移到了毛主席东渡黄河的川口大队。不久，路遥和张子刚来到川口，当天就和我们一起参加在黄河畔上的垒石造田劳动。路遥个子小劲大，背着百十斤重的大石头稳步前行。傍晚，我们在一起聆听给毛主席扳船的老艄公薛海玉老人讲他给毛主席扳船的革命故事。那次采风是搜集民歌，但实际上我们也创作了大量民歌，署上农民的名字，编辑出版了《吴堡民歌选》。路遥不仅创作了不少民歌，他还和《陕西文艺》编辑部的李知、董墨共同创作完成了3万字的访问式散文《吴堡行》，刊发于《陕西文艺》1976年第一期，后来被北京外文出版社译为英文，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登载。另一篇《黄河老水手》也发表于《陕西文艺》1976年第一期。”
张子刚说：“1975年上半年，我们全班同学外出开展写作实习，30个人兵分两路，一路南下去宝鸡秦川机床厂，一路北上到榆林报社。南下的人比较多，由老师带队;北上的只有路遥、高其国、王双全、白凤武、白正明、师刚强和我7位同学，没有老师带队。当时，榆林报社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派专人给我们以具体指导。我们分小组去采访，写出初稿后回到报社，先由我们几个人一块儿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分头修改，然后再送交报社的编辑去审阅。我记得每次讨论稿子的时候，路遥提出的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好多稿子是按照他提出的意见修改的。在实习期间，我们7位同学在《榆林报》上发表了几十篇稿件。”王志强说：“回校后他们7人小组还排练了文艺节目汇报演出，以男声小合唱形式演唱《游击队之歌》《大刀歌》《毕业歌》等革命历史歌曲。”
张子刚回忆说：“路遥在体育活动方面，最爱打的是羽毛球，其他像篮球、排球、乒乓球什么的都不爱打。我们经常和他在一起打羽毛球，在校内打，‘开门办学’出去也打。路遥还是一个天真活泼的人。记得1975年上半年在榆林报社实习的时候，有一天，晚饭过后，我们几个同学在报社的院子里活动时，路遥主动组织大家排成一行，带领大家像孩子一般天真地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等儿歌。”而对于路遥究竟喜爱哪些体育活动，王志强与张子刚的记忆则有所不同：“路遥喜爱篮球和足球，他和班上的男生经常在篮球场上打球。路遥个小人胖，弹跳力不强，但较灵活，三大步投篮很规范。他经常和北京知青里的男同学一块踢足球并收听国内外足球比赛的广播转播，很喜欢宋世雄老师的解說。”
比路遥低一个年级的中文系同学周喜存回忆：“路遥并不只是读书，他爱好也很广泛，和我也比较熟。在我的印象中，再没遇到过抽烟那么凶的校友了，只要有烟就一直抽。我记得1975年冬，有一天我坐亲戚的货车从城里回学校，车上拉了一车的鸡。晚上九点多，早没有公交车了，我看见路遥站在马路边，抽着烟，穿着大衣。我就叫亲戚停下车捎上路遥。那天驾驶室已经坐了我们三个人，我让路遥进来挤一挤，路遥怎么都不进来，他把玻璃摇下来，手抓在车里面，人就在车外的脚踏板上站着，从东关一直站到学校，然后我们俩一起走回了宿舍。路遥爱打篮球，有一次中午正睡着觉呢，他就把我叫起来，到操场上打篮球，就我们两个人，我上篮，他防我，或者我防守，他进攻。”另一位中七四同学樊高林说：“路遥不光对俄罗斯文学感兴趣，对俄罗斯歌曲也很欣赏，爱哼俄罗斯民歌。上大学时我不懂俄罗斯歌曲，有一次问他哼的是什么，他说是苏联歌曲。他喜欢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有时候记不住词，只是觉得这个歌好听。他也爱唱陕北民歌。”中七四级女同学曹国英也说：“我与路遥不是同班，也不是同级，但政治课经常在一块儿上，他总是在政治课上写他的东西，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我与他的交集主要是一起在教学楼前的树下，老师拉手风琴，同学拉二胡，我们唱歌，有时也讨论人生理想。在我眼中，路遥是一个豪爽的陕北男子，有啥说啥，毫无保留。路遥生活简朴，爱吃羊肉、饸饹和洋芋擦擦。路遥经常有的一个动作是穿着筒子棉袄，裹着身体，筒着袖子。我那时在班里和年级中算比较小的，路遥经常叫我小曹。路遥还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爱激动。”
王志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路遥的业余爱好广泛，文艺、体育都有所爱……他推荐我进入校乐队，吹笛子兼拉小提琴。最让我难忘的是教路遥吹笛子。他来到我的宿舍和我拉话，聊到音乐，他说：‘我想跟你学乐器，就教我吹笛子吧！我现在还能吹些简单的调调，复杂的我不会，颤音、吐音、变调都有难度，你教我。’我说：‘你这家伙现在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文学家了，还跟我学吹笛子干甚！’他说：‘你不知道，我也喜欢音乐，最喜欢民歌、民乐这些我们民族的东西，这个你比我在行。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聪明，就用一根空心竹子，随便钻几个眼儿，就吹得吱哇哇响，而且那么动听。’他停了停又说：‘你看咱们陕北的唢呐，声音厚重洪亮、粗犷豪放，结婚过事情没有吹鼓手就不红火、没气氛。’我说：‘就是嘛，你看西洋乐器里的长笛、短笛，就是根据中国的竹笛原理而用铜管仿制的，小号、长号、圆号等管乐器都是根据我们的唢呐原理加工制作的。古文里说的丝竹就指现在所说的弦乐和管乐，都是中国的发明。’他又说：‘对的哩，我看交响乐团里演奏的乐器，多数是来自我们民族的东西。’他说他还喜欢交响乐，并连连点出世界音乐大师的名字。我说：‘那你能当我的音乐老师了，你还要我教你吹笛子？’他说：‘理论上一知半解，实践上离你差远了！我想学一门乐器，业余娱乐，有利于健康。小提琴太难，吹笛子我有基础……’于是我将校乐队发给我的较高级的12支套笛递给他一支，当起了他的老师。
“路遥的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白天上课，晚上看书写作，他总是在晚饭后练习一会儿吹奏，有时还要我做示范。他很有悟性，运气均匀，指法能跟上节奏，一曲慢板的启蒙调《东方红》吹得很流畅。我又教他‘吐音’，给了他一本《笛子吹奏法》让他参考。路遥学习很投入，不时地向我请教，进步很快，信天游吹得有声有色。半年后，他把书交给我说：‘志强，我不能跟你学了，笛子这么简单的乐器还那么复杂，有那么深的学问，我是学不好了，会吹个调调就行了，我不为演出为消遣。’后来很少听到他的笛子声，倒是常能听到他走路时哼着的陕北小调，他哼得最多的是《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电影《人生》一上演，我就听到了我非常熟悉、路遥非常喜欢的这支曲子，它正是贯穿于《人生》全剧的主旋律，歌名被路遥改为《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董培华说：“1974年元旦，路遥组织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我们生活在杨家岭》组歌，找延安师范学校音乐教师丁永光谱曲，到姚店延安钢厂借工人的工作服，先后两次派我去延安军分区大砭沟部队驻地借军服30套，在学校元旦文艺晚会上进行了演出，受到普遍赞誉……路遥给人的感觉是和凡人不搭话，难以接近。其实并非如此，只要你和他谈论文学话题，他就像装满了水的瓶子往外倒一样，滔滔不绝。有一次，我和路遥谈到中文系的专业时，他说中文系全称‘中国语言文学系'，涵盖内容确实较广，它是综合性的，包括语言、艺术、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一项巨大而艰苦的系统工程，要想在文学上获得成功，就必须按文学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不断提高自己，精读世界古今中外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代表作，充实自己的头脑。要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多学习，多观察，了解体验群众生活，哪怕一个群体、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动作或者一句话都要注意观察，细细品味，把它记下来，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灵感。你不了解群众生活，不掌握素材，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写？”
王志强说：“1988年建校50周年庆典结束后，同学们参观了我们当年的宿舍。得知就在他们宿舍里住过的学长路遥来了，学弟们热烈鼓掌并纷纷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和路遥所著的《人生》，要他签字，签毕后与我们合影留念。我们陪着路遥，第一次享受到了作为名人同学的荣耀，心情很激动……夜晚，大雨倾盆，庆祝晚会被迫中断，我们就和路遥在中文系办公楼上打牌。其间，几位学生闻讯赶来，拿出笔记本要路遥签字，路遥不假思索，在几个笔记本上题了同样的字：‘有耕耘，就有收获！路遥。88年9月22日。’”
2. 刻苦上进的同学
张子刚描述道：“路遥读书是分秒必争的，每天晚上都读到很晚才睡觉，有时候一边吃饭还一边读书。有一次我和包括他在内的几位同学去西安收集诗集《延安颂》的编写资料，在铜川到西安的火车上，他一直在读书，直到火车进站……路遥特别注重体验生活。记得有一个学期我们到吴堡县的川口采集民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去黄河边散步，看到黄河边有一队纤夫拉着船逆流而上，路遥就主动去帮纤夫拉纤，拉了好长一段路程，有意识地去感受和体验纤夫拉纤的艰辛。”
同班同学王双全在《我们的班长》一文中回忆：“路遥的床头经常放着两本书，一本是艾思奇的哲学名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本是柳青的《创业史》（第一卷）。他把这两本书啃得烂熟，不知翻了多少遍，还说他可以全部将它们背出来。我曾和他开玩笑说：‘你是不是要在那兩本书里掏出金来？’他笑着说：‘金子倒没有，哲理却不少呀！’在党员生活会上，他总是侃侃而谈，见解精辟独到，令大家折服。”王双全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和路遥在同班三年期间，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我们经常聊关于社会的话题。路遥劳动的时候比较卖力，他经常说我们干快一点，早点回去还能看一会儿书。1975年4月份，我和路遥在延安报社实习，有一次到黄陵县采访北京第五医疗队赴延的情况。在一周的采访过程中，我和路遥住一个宿舍，每天晚上都会聊聊天。他热爱祖国，热爱党，讴歌伟大领袖，紧跟时代脚步，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回报党、回报人民和自己的父母。”
王志强回忆道：“路遥对理论课的学习很认真，是非常尊重老师的学生。大二以后，他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很频繁，活动圈子不仅是文化界、文学界，而且有北京知青和政界领导，他还给我们讲过孙立哲为农民看病的故事。尽管社会活动多，但对他喜爱的专业课却很少缺漏。为了便于学习讨论，我们班划分了3个学习小组，我和路遥同在第二组，许卫同学是组长。组织讨论时，路遥的发言大胆、谦虚、准确，讨论起来有理有据;不仅是文学课，政治课、哲学课他都很清楚，这让其他同学刮目相看;《矛盾论》《实践论》他学得很深，而且能理论联系实际，以自己的生活事例阐明观点。”
同学刘国芳说：“他那时候爱收集农村的方言土语，有一次闲聊时我说了一句‘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绥德的婆姨米脂的汉’，路遥兴奋地说，‘哎呀，这话说得好。’”同学刘茂芳也说：“路遥为文学创作倾注了很多心血，包括平时闲聊或者开玩笑，他创作的弦都绷得紧紧的，随时随地积累创作素材，收集创作需要的东西。”
课外活动路遥也参加，但很有节制，无论是玩扑克牌、打羽毛球还是打篮球，只是玩上二三十分钟或者更短一会就不玩了。比如打篮球，他不考虑时间到了没到，也不管场上人员的多少，只要想起了什么事，把球一扔转身就走了。午休时，他有时候会猛然坐起来，拿起笔就写，写一会儿又躺下。在他的床头或小木柜里，经常放着书、纸、笔和笔记本。晚上他怕影响其他同学休息，从教室回米很晚，有时刚睡下又突然坐起来穿上衣服，拿起纸笔就去了教室。
董培华说：“上大学前，路遥写诗歌（包括信天游）、散文较多，小说只是偶尔写一点。当他流露出要写长篇小说时，文艺圈里有人说：‘路遥就不是写小说的料’，刺疼了路遥，伤了他的自尊心，路遥曾说他‘听后很生气’。流言蜚语并没有打击路遥的积极性，反而激励了路遥写小说的坚定信念。路遥以此为动力，下定了决心：‘说我不是写小说的料，范进五十多岁中了举人，尹枢七十一岁考上了状元，我就不信，我一定要写，而且还要写好……’宿舍离饭堂有一段距离，大约二三百米远，到吃饭时间向饭堂走或者买饭排队时，路遥总是低着头思考问题，一手端着碗，一手拿着筷子，用筷子不紧不慢地敲着碗，其他同学有说有笑，有时同学向路遥问话，他只是礼节性地回应几句，又低下头。一开始同学们还不大习惯，后来就慢慢地习以为常了。”
根据同班同学董培华在《路遥的大学生活》一文中的记叙，路遥的原名叫王卫国，进校时许多同学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都以路遥相称，时间长了，笔名路遥自然就成了他的名字。路遥不闲聊、不贪玩、不闲逛，上课时有目的、有重点地选学课程，轻易不逃课，对感兴趣的课听得十分认真，做笔记也很仔细;遇到不爱听的课，就低着头拔胡子，刺激神经，拔下来又在嘴唇上扎一下，说凉凉的很爽，要么他就趴在桌子上写作，写错了就把纸揉成团塞进桌斗。有时，一堂课或一个上午，不光把自己的桌斗都塞满，连同桌的桌斗也塞得满满的，被同学戏称为“团长”先生。自习时，路遥是学校阅览室和图书馆的常客。按照借书制度，图书馆可以向每个学生借一两本书，但对中文系学生特别宽松，对中七三学生尤为照顾，因为中文系教师包永新和政教系教师仵学元的爱人都在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工作人员看到路遥酷爱学习，更是分外关照。图书馆书库规定“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但却允许路遥入库翻阅任何一种资料，包括禁书，还可以借阅更多的图书与资料，并带回宿舍。 同学徐来见也在《炽烈年华展雄才》一文中写道：“讲义发下来了，我给他放进抽屉，他不仅不整理不阅读，急用时，抓出来捏成一团，就进了厕所。”
同学刘平安说：“他看书经常看到半夜。那时候电灯的开关还是拽绳的，熄灯后他就拿个手电筒，把被子撑起来用手电在被子里照着看书。第二天上午睡起来洗过脸，就把高其国的自行车推上到城里吃饭去了。城里当时只有延河饭店卖粉汤、饸饹、馍馍，举牌牌卖呢。高其国那个自行车，有个脚踏板都掉了。路遥烟瘾很大，有时抽烟一根接一根。有一次上现代文学课，他抽完一根烟，就在桌斗里把火往熄按，想用胸脯遮挡，但烟还是从侧面飘出来了。代课的张老师就从讲台上走下来说，‘不要把衣服烧着了’，大家就都笑了。他爱拿圆珠笔写字，两根圆珠笔一反一正用胶布缠起来写，写东西时爱揪胡茬，手稿都撂在桌斗里。”
中文系七四级同学雷景发，在《于细微处知未来——我记忆中的路遥》一文中，毫不掩饰他对路遥的钦佩之情：“1974年秋，入校时间不长，我便被七三级的一位男同学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个头不高，敦敦实实，虎头虎脑，衣着朴素简单，平时似乎不修边幅，满脸络腮胡茬黑乎乎的，浑身透出陕北小伙特有的虎劲，走起路来低着头，仿佛心有所思。总见他在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支香烟，还时不时地吸上一两口。他，一意前行，目不斜视，旁若无人，总是低着头走路。随着时日的流逝，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多，印象越来越深。上课了，他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在队伍中间低头走进教室;上厕所，也是低头去低头回，仿佛还在思索着什么;到饭厅，仍旧低头走路，从未见过他有着急的样子。出入宿舍，他依然是老样子。在图书馆、阅览室，我也会常常看到他那熟悉的身影，不是在阅览室低头记录着什么，就是从图书馆抱着厚厚一摞子图书，低头往回走……我们是一窑之隔的近邻，见面多了，接触频繁了，就了解丰富了，印象深刻了。王路遥——好名字！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地区文化馆访问创作室的白龙同志，从他口中得知路遥常常跟人合作，已经陆续发表了数量不小的散文、诗歌，偶尔也会有短篇小说和小小说，也算是文艺圈内小有名气的人了。我禁不住内心激动，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意。有一次班长让我们晚自习在教室里听路遥谈‘素材与积累’，我早早地来到教室，在自己的座位上做好听讲的准备。他不很健谈，但讲得是如此得通俗易懂，那么得深入浅出，简直听得我入迷了。我五体投地，心悦诚服，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回想起我们已有的所见所闻，我怎么也按捺不住了，我悄悄地握起手中的笔。此后，我的名字也就常常出现在班级的墙报、专栏上了。
“我们那排窑洞宿舍前面有块土质的篮球场，球场前面有片不小的杨树林，杨树已有小碗粗细了，树林西边有好几棵脸盆粗细的柳树，我记得特别清楚，从北往南数第三棵柳树，是棵歪脖子树。树林不算小，在靠南的林中竟然夹杂着四五棵大碗口粗细的核桃树，这可是我们的秘密去处，因为知道的人少之又少，甚至根本没人会去那里。每当到了夏秋之季，树上就会挂满繁硕的核桃，树枝也会被压得很低很低。在这里既能消遣纳凉，又能吃到可口的家乡美味，真可谓一举两得。每年一进入阴历六月中旬，这儿便成了我们宿舍同伴的乐园了，我和蔡建平等人就会成为这里的常客。午饭后，趁着同学们休息的时间，我们几个就会悄悄地来到这里，吃着核桃，谝着闲传，谈着理想，快乐极了。我们每次回去，总会时不时地遇到路遥，起初我们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擦肩而过，后来我就留心了，并且做了细致的观察。他要么和我们前后脚走向那里，要么先我们一步到达，早早地坐在那里。他总是肩挎‘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小黄包，里面装着沉重的书籍，左手也抱几本书，右手拿盒香烟。他嘴角叼烟，不紧不慢地来到那棵歪脖子柳树下，从书包中掏出图书、笔和笔记本，连同手中的书和烟先放在地上，再将书包铺在树下，就势坐上去，依靠在倾斜的柳树树身上，犹如靠在了椅子的靠背上那样自然、顺畅。接下来，他不是木讷地吸烟、低头沉思，就是低下头，手握笔杆，一刻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偶尔，他也会停下笔来，打开书看上一会，然后又埋头在笔记本上写着写着。只要开春天气热了，这位歪脖子树下的常客就会如约而至，从不缺席，星期天也很少例外。我发现，他常常静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低头出神般地注视着眼前，一坐就是好长一段时间，但烟却少不了要抽的。偶尔，他也会悠闲地吐上几个烟圈，然后再狠狠地吸上几口。有时，他会下意识地在下巴的刚劲胡茬处揪着、揪着，仿佛还会做出将揪下的胡茬放在嘴边吹落的举动，然后接着又去揪着、揪着。这会给人一种百思不得其解但却又仿佛心有所悟的感觉。这是个奇人，是个怪人，是个值得我反复琢磨的人，我常常在心底这么地想着、想着。我记得非常清晰，时间一长，柳树下他坐过的地方，竟也留下兩个清晰的屁股蛋印痕。他就是那么执着，他就是那么入迷，如醉如痴，让人不得不佩服。”
在中七四同学何登亮的印象中，路遥不怕苦不怕累。那时候，学校经常在农忙季节组织师生帮助临近的生产队劳动，中文系就参加过莫家湾植树造林、枣园收麦子等。收麦子时生产队管饭吃。虽说夏天收麦子又热又累，很辛苦，但对农村出身的学员来说算不了什么，起码能吃馒头、吃大烩菜或水萝卜凉菜、喝红豆稀饭，能落个饭饱肚圆。这在学校是给不了的，所以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更重要的是还能省两斤饭票。路遥在割麦子时有一股蛮劲。平地上的麦子长得有半人高，路遥总是低头弯腰，用力挥着镰刀。他不是一手抓麦一手割，而是整个左胳膊一挥一个圆圈，用左膝盖一顶，当镰刀过后，就是一簇麦子到手，三下五除二，一捆麦子割完。然后他挺起腰，右手擦擦汗又一头钻进麦海里不顾一切地割起来。他的这一举动，不仅表现出一个工农兵学员的本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说明他无论干什么，都有一股钻劲、认真劲，是一个能打能拼、做事一定要做成做好、干出大事业的人。
3. 禀赋不凡的同学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第九节里写道：“在大学里时，我除过在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名著外，就是钻进阅览室，将中国建国以来的几乎全部重要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文革开始后的终刊号，阅读完这些杂志，实际上也就等于检阅了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 路遥的大学同班同学高其国说：“人人都有理想、梦想，但能不能达到理想、梦想，差别就在于达到理想和梦想的措施上。我与路遥相处20年，我特别惊异于路遥达到目的措施，是那么的精准，那么的恰到好处，那么的简单明了，那么的好操作，那么的举重若轻。老实说这种实践的智慧才能，不是靠读书学习就能获得的，他是个别人的一种特殊禀赋。路遥成长为一个英雄人物，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坎，跟他接触的人里面有很多是高层次的人关系很大。他交接的人物大都是一把手，都是有实权的人。”“大约在毕业离校后不久，路遥到单位来找我，手里拿着至少十几本的一套《陕西文艺》说，你把这给我保存一下，我過些时候来取，不要给别人看得丢了，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齐了，包括我丢了的创刊号。我看他这么重视，当面就锁进我的柜子里。路遥是个忙人，他浑身带着一身的事，这时候是他毕业以后的安排问题，虽然大体上有眉目了，但还没有成为现实。路遥是一个最识时务、最善于把握时机的聪明人，但他又是一个脚踏实地、不打无准备和无把握之仗的人，干什么就务什么。他要进入陕西文艺界，他要掌握陕西文艺界的创作状况，没有比《陕西文艺》更直接、更全面、更重要的资料了。路遥总能找到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和关系。”在榆林实习期间，路遥曾一个人前往榆林以北200公里之外的成吉思汗陵。站在这位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陵前，路遥对这位蒙古帝国可汗的传奇壮举钦佩不已。回到榆林后，路遥激动地对高其国说，今后，我要写一部小说——《成吉思汗》。
张子刚说：“我看他平时像专门学习柳青，有点儿想赶上柳青、超过柳青的意味。”
同学许卫说：“路遥特别崇拜柳青，大段地背柳青的作品，张嘴就来，影响得我们班同学都看《创业史》，也把书中精彩的段落摘抄在笔记本里。他是一个话少、做事实、行重于言的人，所以他的写作风格实际上体现了他的为人风格，也是他的性格，所以他走的也是一条艰难的创作之路。”
据同学董培华回忆，路遥从学生时代就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做事有宏观运筹，能顾全大局。进入大学初期，路遥不是班干部，因编辑诗集《延安颂》等活动表现突出，有同学提议让路遥当班长。他说：“系上已经指定了班长，我即使不当班长，照样可以协助班干部工作。平白无故将班长换下来，有损同学的自尊心。”可是让路遥当班长的提议得到了全班同学的一致赞同，最后经系上批准，不到一学期路遥就被选成了班长。他当班长后，班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一些重大而敏感的政治原则问题，如“教育路线回潮”等问题，路遥召集班上的党员干部研究，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他不仅自己埋头学习，还积极带头，组织全班同学写诗歌和学习体会等。路遥通过种种办法，极大地调动了同学们的诗歌创作积极性，使全班形成了阅读、写作的学习风气，提高了同学们的写作能力。
与路遥住在同一宿舍的高其国爱看《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连环画，路遥说：“其国这个方法很好，可以省好多时间。多读书，读好书，勤动手，对我们将来走向社会有好处。但要有侧重点，三年的时间短暂，要把专业学精学通是不可能的。但在写作方面，采访搜集素材上、逻辑思维上还是要重视一点，不读书或者少读书就很难写出好文章。要多看世界名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以后都能用得上。写作首先要从诗歌入手，因为写诗可以激发想象力，锻炼思维能力，开阔视野，而且诗歌长短不受限制，很灵活;然后再写散文，因为写散文能打好文字功底，散文文体内涵很深，但很有节奏感，像俄语读起来就很有节奏感。”路遥说得津津有味，而且说着说着就讲起了俄语。董培华虽然对文学创作和俄语不懂，但对路遥说的道理很赞同，因为俄语听起来的确节奏很明显，很好听。路遥说：“我们这个中文专业虽然包括的内容很多，但你要像了解诗歌和俄语的节奏感一样，从中掌握它的特点规律，选学你所要的东西。但多学点没有坏处。”
董培华说，路遥的星期天也很忙。别的同学上街、看书或者洗衣服，而路遥有时连早饭都不吃就去到城里、文化馆、报社找文学创作爱好者和知名人士交流，常常回来很晚，从不坐车。那时，延河上还没有王家坪大桥，都是蹚水过河，夏季河水不深，只能达到膝盖，也不凉。有一次，路遥从城里返校时，天色已经很晚，他从延安中学向对岸的王家坪走，要绾起裤腿蹚河而过。河床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非常垫脚，当路遥穿着塑料凉鞋过河时，没想到被石头挂掉了一只凉鞋，他就弯下腰在河里摸着找。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值班人员以为路遥是坏人，打着手电下到河边喊叫。但当弄清原因后，值班人员也绾起裤腿，下到河里帮着路遥找鞋。
董培华还回忆道，上大学时，路遥通过谷溪、晓雷的介绍，认识了甘泉县文化馆馆长张弢。路遥大学毕业后，张弢升为甘泉县文化局局长，路遥到甘泉县找张弢时结识了一批人。有一次，在甘泉县道镇乡党委书记高应才的陪同下，路遥到清泉沟体验生活，看见一个年轻小媳妇圪蹴在硷畔上刷牙，路遥对这一情景很感兴趣，常常念叨此事，后来把这一细节写进了《人生》（但据同学白正明回忆，农村女人刷牙的情景，路遥在上大学时就写到了——作者注）。路遥在甘泉县创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当时的甘泉县委领导对路遥的创作非常重视，要求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配合路遥，并指示要把政府招待所的套间免费提供给路遥搞创作。这套客房，当时是甘泉县仅有的最高规格客房，石窑结构，两孔相连，是专供地区和上级领导检查工作时的接待房。路遥入住后，县委还让宣传部安排专门人员每天给路遥送《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各一份，同时要求县招待所安排专人送饭、送水等，搞好服务工作。
4. 简朴独特的同学
张子刚说：“路遥在大学期间生活很简朴，无论是穿衣还是吃饭，都不怎么讲究。临毕业的那个学期，就是1976年的上半年，我们的学习不怎么紧张。一次，高其国从家里带来半袋面粉。我们便和路遥三个人一起开起了小灶，由我扮‘厨师’的角色。我们每天中午吃一顿揪面片。那时候虽然没有多少调味品和好的菜肴，但是我们都吃得很香、很开心。 “路遥的烟瘾比较大，特别是当他写东西的时候，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间或有这样的情况：当他身上带的烟抽光了而又烟瘾大发的时候，就来向我要烟抽。我那时候经济上比他还要困难，基本上不抽烟，可是我的箱子里经常放着一两盒价值几毛钱的烟，那是为了应付突然而来的客人而准备的。他来要烟，我就给他抽上一两支，让他过过烟瘾。
“路遥比较深沉，善于动脑筋思考问题，闲坐的时候好像脑子里老想着什么事情。他有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老是用两个指头揪一下胡茬，放在嘴边一吹，如此反复不止。”
根据张子刚的解释，路遙并不是拔下胡茬，而是对着没拔下胡茬的手指空吹一下（这与前文雷景发等同学的回忆有所不同——作者注）。
高其国说：“在我的印象里，路遥的生活不很规律，有游侠的一面。就拿大学集体生活中的作息时间和地点来说，他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他一般睡得较晚，起得较迟，还有打呼噜的毛病，常有夜不归宿的情况。特别是在节假日，爱和他熟悉的人长谈，时间晚了，只要有个睡的地方就行，随遇而安，毫不讲究，倒头就睡得很实，不一会就打鼾。路遥的鼾声虽然响动不小，但比较匀称，起先睡觉比较浅的舍友还受些影响，后来就习惯了，加之他一般开始睡觉的时候，其他人都睡实了，所以对其他人的影响也不大。在校时，他有时不在自己宿舍睡，而是在其他宿舍，外系熟人的宿舍里也睡。在我的印象中，路遥睡觉的时间比较短，但只要醒过来，就很精神，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睡眠不足、萎靡不振的样子。
“路遥在领导能力上和文学创作上像个英雄，但生活能力却很差……路遥胃口好、不挑食，粗粮细粮、肉菜素菜都能行，从来没听说过他对饭食的议论，说他特别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从不挑剔饭淡了、咸了，好像他对吃饭毫不在意，只是因为饿了才要吃饭。记得大学放假期间，有时我们几个同学自己做饭吃，每当这时，子刚是主要的干活人，和面、炒菜;我打下手，提水、生火、扫地;路遥坐在一边想心事、拔胡子，饭熟了也不管做得好不好，吃饱了碗也不洗就走了……路遥很穷，但他好像对钱麻木不仁，没感情，我没见他身上带什么钱，也没见他有多珍惜钱，钱对于路遥来说就和饭票、粮票、车票一样，只在用的时候有价值，用过了就完事……路遥一生多次为钱所困，但钱还是未成为路遥的追求目标。路遥在穿戴上也不讲究，甚至有些不修边幅。虽然上大学前，路遥已经有了对象林达，林达出身于知识分子、干部家庭，经济情况也好，路遥的衣服都是由林达操办的，质量不错，款式颜色也很讲究，大小肥瘦也很合体，但路遥坐卧行走的生活方式很随便，他从来不说哪件衣服好、哪件衣服不好，他爱穿什么、不爱穿什么，他感到热的时候就把外衣脱下米，顺领子一提，搭在肩膀上，走路时也掉不下来，很老练，像个农民、工人、运动员的样子，回到宿舍也是随便往床上一扔了事，不叠整齐，也不挂起来，乱作一团。”
女同学乔文英说：“王路遥进校时很朴实、很土，跟女生话更少，但他点子多。他很少和我们开玩笑，但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乔老爷帮我办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帮我把衣服补补——他不是常读书创作嘛，右胳膊那块儿都磨破了。”
王志强说：“有一次，校学生会生活部部长王双全从食堂买回一颗猪头，用我们宿舍的水桶在火炉子上煮着吃，路遥和我们一起吃得很香。遇上过节，路遥就买来几毛钱一斤的散装酒，白正明从家里拿来香肠，和宿舍里的同学一起喝酒。延安城里的小东门食堂，是我们上大学时经常改善伙食的地方。每逢星期天，同学们就三三两两结伴去解馋，排队买八分钱一碗的素白面和一毛五分钱一碗的肉臊子白面。路遥爱吃白面，经常和我们一起去。”
同学刘茂芳说：“上学期间，路遥的社会活动是很多的，有一次要去外边参加一个研讨性的活动，走之前他就把班上同学都召集起来，让大家谈一谈看对当前的文艺创作有些什么看法，或者是有些什么建议，或者有些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有些什么困惑。当时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好多。其中许卫说她有个问题想提出来，问路遥能不能带上去。路遥说什么问题？许卫说以后文学作品里面还能不能反映婚姻家庭生活？结果路遥说，这还像是个问题。路遥每做一件事，都要做到最好，他既然参加这个活动，就要带上有价值的东西，要给参加会议的人提出一些有启迪的东西，他也要在里面汲取一些东西。”
5. 尽职尽责的同学
王志强在《路遥的大学生活》一文中写道：“迟报到一周的路遥，刚进校就同我们一道投入到资料搜集工作之中。二十多天的选编工作结束后，开始了正常学科课程的学习……进校之初，我们的班干部由班主任临时指定。两个月之后，班上进行了正式选举，路遥全票当选为班长。”
谈到刚刚入学并选编《延安颂》那段日子，同学许卫回忆说：“我们几个女生比较统一，来得比较早，7月下旬就到校做这件事情了，有的同学9月份才来学校，王路遥就来得特别晚。当时座位也不多了，他就坐在我前面了。他挺愿意跟大家接近的，但平时话不多。他和北京知青谈恋爱，所以跟北京知青还爱说一点。私下里，他也是很幽默的，会讲一些小故事。有时候他也会串门到女生宿舍这边。他当班长以后很有作为，这个主意那个主意，多得很，老是搞些大的活动，搞得很好，他的能力呀、才华呀都是非常好的。写《我们生活在杨家岭》时，因为都是工农兵学员，就按工、农、兵分角色写不同的朗诵内容，都是经过几次改稿才定下来的……主要是路遥在执笔起草。”
王志强回忆说：“1974年全国开始教育整顿，班长路遥作出计划，邀请部分文学名家陆续在班上开讲座，以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写作水平。他邀请的第一位老师是延安的诗人曹谷溪。此后，他在延安陆续请来了白龙、梅绍静、晓雷、李天芳、韩起祥等，分别讲授诗歌、散文和曲艺创作。他还从西安请来陈忠实、董墨、李知等老师，分别讲授新闻、散文和小说创作……讲座是在两年内分期进行的。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能在自己的教室里聆听那么多名家、名师的讲课，如果没有路遥的组织和邀请，是根本不可能的。” 张子刚说：“路遥上大学期间，对班集体工作非常热心，也非常认真负责。记得进校的第一个学期末，也就是1974年元旦，全校要进行歌咏比赛。当时，演唱什么我们心中没底。路遥提出由我们班自己编写组歌进行演唱。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最后确定组歌的题目是《我们生活在杨家岭》。歌词是路遥、许卫、白正明和我四个人分工写的，最后由路遥统一修改定稿。组歌由《我们生活在杨家岭》《抗大的旗帜永鲜红》《延水朗朗星满天》《批林批孔当闯将》和《青春的火焰多灿烂》五首歌组成，全班同学进行了精心排练。为达到演出效果，路遥通过关系从位于姚店的延安钢厂借来工人服装，从延安军分区借来军装。这次演出，指挥是白正明，领唱是我，朗诵是许卫和张边林。演出的效果非常好，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据参加创作的许卫回忆：“有一次，路遥整整一夜没睡觉，大家都陪着他。他在那儿不停地写，我们在一边帮着抄写、整理。有时他停下来抽烟，和我们说笑一会儿就继续写。”
王志强说，1974年迎新年文艺晚会是延大在文革中恢复招生后的第一次大型活动，演出被看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大家分头找到歌颂延安、歌颂毛主席的几首独唱和小合唱歌曲，刻印出来后准备教唱。然而，女声独唱和领唱没人敢承担。情急之下，敢作敢为的路遥毅然作出决定：“自己创作歌曲，全班同学集体演唱。”演唱进行了40分钟，效果很好。当时担任朗诵的许卫同学是北京知青，普通话很棒。中七三在元旦文艺晚会上的成功演出轰动了全校，得到了校党委的表扬。校园内一提中文系，必提路遥，路遥似乎成了中文系的一张名片。
根据张子刚和王志强的回忆，1976年元旦前夕，学校筹备文艺晚会，要求各系准备节目，中文系责成中七三负责。路遥精心策划组织，成立了中文系师生120人共同参与的《长征组歌》合唱团。经过一周的认真排练，全系三个年级的学生和几位有特长的老师，身着整齐的解放军服参加了演出，场面十分壮观。演出由刘育林老师担任指挥，许卫和陈泽顺担任朗诵，于瑞文老师和张子刚担任领唱。合唱再次轰动了全校，展示了路遥的领导和组织才能，扩大了路遥的校园知名度。
王志强说：“毕业分别前夕，在路遥和班干部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我们班在教室里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毕业联欢活动。我们将课桌摆放成四方形，同学们围坐四周，以唱歌、说笑话、讲故事、朗诵、口技等形式，轮流演出节目。我们用班费买了几斤散装酒，大碗喝酒;王双全同学在学生食堂炒了几个菜，用大笸箩抬进教室，摆上课桌。同学们边出节目边吃菜喝酒，最后同时举杯，路遥宣布：‘为全班同学胜利毕业干杯！’随后，发放了毕业分配派遣证、通讯录和毕业纪念品，即每人一个不带盖的大茶缸。茶缸上原计划印制‘延大中文系七三级毕业留念’的字样，但因时间紧，没来得及印刷。”
6. 诚挚友爱的同学
高其国说：“三年大学期间，我与路遥联系比较多，除学习在一个教室外，还住在一个宿舍，‘开门办学’和下乡下厂有时也在一起，几次实习也在一起……我比路遥大六七岁，我上大学时，已经有了工作、家室、孩子，虽然工资不高，30来元，但比路遥和其他同学强多了，加之我是在学校所在城市的新闻单位里，所以想了解延安情况的同学就爱和我交谈，路遥就是其中的一个。路遥初入学时，我们学习方面谈得多，到后来，因为他与北京知青有交往，所以能得到很多消息。路遥很关心政治，但不轻易传播小道消息，有时偶尔和我谈起，探讨这些消息的真伪。由于我原来所在的单位是延安报社印刷厂，也有一些来自新闻界的小道消息，我也和路遥交谈，我们是有点‘运动’经验的人，谈过以后就此不再扩散，等待历史的验证。
“我们在一个班上之所以能很好地相处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路遥对人诚恳，又比较简朴。无论是比他大的还是比他小的，他都很照顾，所以同学之间关系处得比较好。他在陕北能够成名，除了他的个人奋斗精神之外，包括他的家人和朋友，乐于无私地奉献和帮助路遥，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交朋友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待人很诚恳，别人总是很乐意帮他办事，不求回报，帮了以后觉得很舒坦。路遥对人诚恳，是他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坎坷重重，步步惊心，但都能化险为夷，成为他继续奔向目标的支点和动力，与那么多人在明里暗里无怨无悔地支持他、帮助他分不开。而大家之所以愿意帮助他，除了他精明强干、敢作敢当的英雄本色与陕北人崇拜英雄、学习英雄、支持英雄的文化基因特质相契合外，具体到他个人，他待人真诚是很重要的原因。年长的人把他当一个有出息的好孩子看，比他大的同辈人把他当一个可亲的兄弟看，同年龄的人想和他交朋友，比他小的则崇拜他为英雄好汉。从他和延安大学同学的关系来看，没有人和他闹得不可开交。路遥也会犯错误，但他不会犯第二次。路遥是一个识时务、能认清形势走向、会调整自己生活方向的人。路遥的磕磕绊绊比较多，但他得到的支持更多，方方面面的人都愿意支持他。”
高其国接着说：“路遥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陕北人说的那种两头齐的愣小伙子，身上带着一股虎气，言谈举止，比年龄差不多的人成熟得多。我在上大学以前，干过很累的体力活，因为年轻不会对付，落下了一些病症，从此一生中午不能睡觉，一躺下，胸部胀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只好起来干什么事。但大学期间是集体生活，特别是夏天的中午，是集体休息时间，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休息，我就在教室里、操场上和学校的其他地方转悠。大约是1974年夏天，有一天中午，我在宿舍靠近操場边的花椅上坐着，路遥也没午休，走过来和我拉话，聊我为什么不睡觉，聊我的病症。聊到中途，路遥诚恳地对我说：把我的血给你输上些，保管你以后身体就好了。我看了下他，他又说，医生说，我的血里有种特殊的成分，对身体特别好。我疑惑地说，人的血还不一样吗？路遥说这是医生说的，我也不很清楚，他接着说：‘有一年我妈大出血，一家人吓坏了，我带着弟妹站在公路中间哭喊着挡汽车，有一辆车停下后，司机下车骂着要打我们，我们几个孩子跪下求司机把我妈送到医院，司机见状，不仅没打我们，还帮着把我妈抬上车，送到医院，当时我妈要输血，弟妹们还少，就输我的血。’他接着说：‘我妈以前身体不好，常有病，自从输了我的血后，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比以前还好，再也没有生病。医生说，这是因为我的血液里有一种特殊的成分的原因。’路遥说得很自然，很真诚，叫我听了很感动，而且有些震惊，我看着路遥，一时不好说什么，心想只有危重病人没办法才输血，我只是一般的病，怎么好意思轻易输人家的血呢？于是我带着感激的心情说，不用，不用，我的病是明病，是劳动时落下的，以后慢慢就好了。我也给他说了我得病的情况，随后路遥又很遗憾地说，唉，当时很慌乱，那个司机也忙着哩，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连个名字也没记下，以后也再没看见过那个司机。” 高其国还说：“自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对路遥的印象有了很大的变化，关系更近了，他对人的真诚慷慨深深地打动了我，虽然我没有输他的血，但他要给我输血是真心的，我心存感激。特别是我感到一个农村小娃娃，在母亲生死关头，如此勇敢，作为家里的老大，在弟妹面前有如此的担当，实不简单，叫人心存敬意。”
同班同学常巍回忆道：“我与路遥是1974年下半年至1976年毕业期间一个宿舍的同学，白天形影相随，出操上课，劳动学习，晚上头对头睡觉。大学时期路遥刻苦攻读、孜孜不倦创作的精神，令我十分钦佩，他在关心同学和他人等方面，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乐于助人，对班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重要的事都很关心，希望大家都过得好。1974年6月至8月间，我们班上一部分同学参加建校劳动，在‘窑洞医院’背石头、烧砖，另一部分同学在南川河南桥以南砌筑河堤。一天上午10点多，我们在河道挖出一块重约一百三四十斤的石头，几个同学齐心协力将它抬到劳动干事刘庆富背上，不料他刚走了几步，却因河道凹凸不平，河水浑浊，看不清深浅，一脚踩空，大石头从背上砸向右腿踝关节，疼得他浑身发抖。我是我们班上个子最高的，情急之下一脊背把他背起，拼命往延安地区人民医院跑，只怕耽误了救治时间。当天，张边林同学在延大广播上报道了刘庆富吃苦耐劳、不惧危险、带领同学们吃大苦流大汗的先进事迹。当路遥得知是我背着刘庆富跑到医院的，就对我说：‘常大汉，你人大力大，危急时刻把咱愣汉刘四（刘庆富小名）那架身量，都背着跑到医院，实在太熬累了。’话音未落，他便掏出二斤饭票要给我补身子。那时定量供粮，多数男生吃不饱，加之路遥的朋友和客人多，待客是常事，饭票更是不够吃，我千说万说才谢绝了路遥的好意。路遥对我说：‘老同学，人和牲灵都一样，咱们都属牛，体量越大越费草料，不然就乏了。’同学之间，情同手足，自己都不够吃，还把仅有的那点儿饭票拿出来。记得是在1975年11月，路遥借调到《陕西文艺》当编辑，这回他非要把全部10多斤饭票留给我不行。怕我推辞，他约定一回到学校先吃我的饭票。过了一会儿，他又不放心地叮嘱我，以后熬了累了，就多吃点，添点力气，咱班出现什么危急事，还得你给咱们出大力。你又是校篮球队队员，还要为学校争光。”
许卫说：“路遥还给我介绍过对象呢，介绍了两三次，不过都被我推掉了，因为我当时铁了心要回北京，所以这件事也就没再提过。毕业实习的时候，我不大愿意去报社和中学，路遥出了一个主意，说让我、他和白正明，去延川采访一些被树立为典型的人。后来采访了其中一个，回来我就想写成散文式的报告文学，但是不知道怎么写。路遥就给我把开头的一段写了，并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写，逐渐地我就被他教会了。”
同学师刚强在《我与路逝二三事》中记叙了路遥与他及老师们的关系：“路遥进校半学期后被大家选为班长，他主持班务工作后和支部书记张子刚同学配合默契，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他从未整过哪位同学，评定困难补助费用等敏感的事情都是采用民主、透明的方法，大家公开投票，当场唱票。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助学金是每月4元，是班上最高的，都是大家民主评选的。他更没有借班长职务讨好女生，做一些让人讨厌的事情。除过伙食费，学校给生活困难的同学一点生活补助，补助费为每月最高4元，其次3元、2元不等，得到补助的同学也不多。路遥是班长，他坚持不拿补助。不仅吃不饱饭，当时的学校连澡堂也没有，大家就打些热水在宿舍里用脸盆洗澡。我记得董培华同学为路遥搓过背。”
1975年寒假前夕，为了利用寒假苦读、写作，路遥决定在学校度寒假，不回老家过年。得知这一情况后，师刚强也没有回老家，留下来和路遥一起度寒假。寒假期间留校的同学很少，除了延安城里的白正明、高其国外，路途远的只有师刚强和路遥两个。宿舍里没有暖气，生着燃煤的火炉子。生炉子十分麻烦，常常要拾柴火、生火、准备煤块、加煤、倒炉筒子，既不能让炉子熄灭，又担心煤气中毒。白天冷了就在火炉子上烤烤火，继续学习和工作;半夜冷醒后，尽管不想起来，但由于冷得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起来加煤。
师刚强说：“路遥不仅自己写作、读书，还辅导我。上学前，我对诗歌、写文章纯粹不懂，接触路遥后竟然也对诗歌、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寒假期间，我将诗歌习作让路遥修改，请他指导，路遥虽然惜时如命，可我请教时，他总是耐心指导，毫不厌烦。他讲，诗歌写作不同于文章，一是跳跃性大，比如《东方红》里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三句和第一、二句关联性很小，这就是跳跃性;二是诗歌要求押韵，像《东方红》里的‘红、升、东’都是押韵的，这样感到好听、有美感;另外，诗歌要求使用比、兴、夸张等手法，如《东方红》开头两句，就是比兴，将毛主席比喻成太阳，太阳照到植物上，植物长得很好;照到人身上，把人照得暖和和的。路遥还让我读有关诗歌写作的书籍。在他的指导下，我读了何其芳的《诗歌赏析》等许多有关诗歌写作方面的书……在他的指导下，我这个门外汉竟然也写出了詩歌。学校到吴堡县收集民歌，选了我写的4首。毕业后分到榆林报社当了记者，我将诗歌和新闻糅合在一起，作品先后发表在《光明日报》《农民日报》《陕西日报》，有的还被收入《榆林地方志》。这点小小的成绩，都与路遥的关怀密不可分。”
师刚强认为，路遥的成长除了自身主观因素外，中文系领导和老师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成长空间和环境。当时的系领导郭玉宝、宋靖宗、申培昌和班主任高才，对每位同学都非常关心，如同父母兄长。他们对路遥同样关心，对他的成长大开绿灯，大力支持。路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担任过造反派的头头，这一点中文系的领导和班主任老师都很清楚。可是半学期后，大家选路遥为班长时，系领导和班主任老师都一致同意。后来路遥组织了许多活动，如邀请知名作家给同学们讲课，系领导也鼎力相助。毕业前夕，《陕西文艺》借调路遥，系领导同样大力支持。路遥为了写作，会缺席有的课堂，这从学校纪律上讲，属于旷课行为，可是系领导和班主任老师从未追究。班上的党组织负责人张子刚和路遥团结得很好，配合默契，从未闹过意见。班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淳朴善良，没有给老师打小报告，没有和路遥过不去。这些，都为路遥的成长营造了很好的环境。 同学刘国芳说：“路遥当班长时候，对班上的同学关心很多。他虽然忙着创作，但是班上的班务工作都认真负责，啥事儿都管，没落下，是很称职的班长。他平易近人，跟每个人的关系都比较融洽。”
同学刘平安觉得路遥比较成熟，思想十分超前，性格比较孤傲——是那种文人式的孤傲。而同学齐义则说，路遥经常看书学习，看起来好像孤僻一点，和大家交流不太多，实际上是很喜欢说话的，只要和你聊起来，话多得很，谈政治呀，谈生活呀，是一个很活跃的人;路遥社交能力好，但对同学一视同仁，不小看谁，热心肠，善于帮助同学，毕业以后还给有些同学办过事，办事效率很高。
同宿舍的低年级同学牛世库回忆道：“我入校后插住在中文系七三级44号宿舍，正好与路遥床位紧挨着，都在下铺，我的床位在宿舍东北墙角处，路遥的床位紧挨东墙柜。路遥毕业后，在中文系七三级毕业生中是最后一个离校的。我与本班同学周喜存看见路遥离校时满头大汗地收拾行李，将自己的被褥、衣服和书籍满满地装了一架子车，说要拉到离学校五六里路远的延安东关，与约好的人见面。我们思量他一个人太辛苦，到地方后又不便照看，出于仰慕和同学友情，便主动帮他送行。他对我俩说：‘有劳二位’。一路上，周喜存在前面拉着架子车，我在后面推，路遥在车旁协助，半个多小时就到了预定地点。卸完行李后，我们与路遥告别，返回了学校。”
牛世库的同班同学张春生在《我所见到的大学生路遥》一文中写道：“中七三级的宿舍有一个空铺位，就把我们班的牛世库安排到了这个宿舍……我们进校不久，便听说七三级有一个同学叫王路遥，笔名叫路遥，‘文革’期间当过造反派头头，人称‘王军长’，名气很大，文才很了不起，经常请假出去改稿，经常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让人羡慕不已。但在我们入学时，路遥已被临时抽调到省城西安的《陕西文艺》当编辑去了。知道路遥回校以后，班上有的同学拿上自己的习作去请教，我也一块去过，但是好像没有说多少话，没有实质性的接触……那时候，中七三和中七四偶尔也会搞一些集体活动，两个年级的教室也会相互利用。有一次，不知道搞什么活动，正好在他们七三级教室进行，我恰巧坐在了路遥的座位上，无意中看到他课桌里有几页稿纸，上面写满了字。随手拿起来一看，是正在写作一篇散文或报告文学，描述某个清晨山村枣林人们劳作的景象。文章叙述清晰自然，引人入胜，一下就迷住了我，不由暗暗赞叹。路遥的钢笔字也非常漂亮，流利潇洒，正所谓字如其人，老道成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些文字后来出现在他和几个作家共同完成的纪实文学《吴堡行》中……80年代初，我写了几篇散文，感觉还可以拿得出手，就写了一封短信，附了两篇作品，其中一篇题目是《猎獾》，农村题材的，寄给路遥。过了不久，路遥就回信说稿件收到，他觉得写得还不错，已交给了《延河》编辑部散文诗歌组的晓雷，让我不要着急。《延河》杂志是月刊，出版周期长，过了几个月时间，《延河》寄来小样让我校对，不久即刊出了我的散文《猎獾》。其间，我认真阅读、与原稿对比，觉得编辑虽然改动不多，但却改得十分巧妙，增色不少，使我从中汲取不少教益，更增加了散文写作的自信心。这篇散文的发表，对我鼓励很大。”
中七四同学韩亨林说：“路遥给我的总印象是个子不高，一米七零左右，有点微胖，经常两个胳膊交叉着，歪着脖子，目不斜视，目空一切，好像经常在想什么心事儿。路遥性格很孤傲，表面上不可接近，但其实交往过后会发现这人还挺不错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建校劳动修操场时，当时我写了一首歌，自己谱了曲，名字叫《青春在斗争中放光芒》。我鼓起勇气找路遥帮助修改，他还夸我写得挺不错的。”
王志强说：“1988年9月22日建校50周年庆典结束后，全体与会人员集体合影，路遥马上回到我们班参会的同学当中，先参加了集体照相，然后与中文系老师和同学一起合影，最后我们班9位同学单独合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下午的宴会，我们班同学和班主任高才组成了一桌。席间，疲惫的路遥不好好吃饭，我挨着他坐，就招呼他好好吃，他却很难为情地说：‘我不能吃肉。’我说：‘让给你炒一个素菜’。正好过来延大总务主任、上学时与我们同级的留校生刘昌，他忙问路遥吃什么素菜，路遥不好意思地说：‘不用了。’接着又说：‘要弄就弄个炒鸡蛋让大家吃。’”
三、心灵的沟通——路遥与文学艺术界朋友的交往
在路遥的朋友中，有一部分是他上大学期间结识或“越走越熟”的。这些朋友中的一个群体，来自文学艺术界，他们的精神追求与职业理想，与路遥的心灵追求和职业向往基本接近，或者完全相同。因為这群人的存在，路遥有了深层次交流、交谈、倾诉、研讨、辩论的对象;因为这些人的引导、启迪、帮助和砥砺，路遥端正地走上了文学编辑和文学创作的道路，认识不断深化，水平不断提高，最终走向巅峰。
女作家张艳茜在《路遥传》里写道，路遥能走上文学道路，与他遇到的许多善良、公正、爱才的“伯乐”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这些伯乐可以形成一长串的名字，如曹谷溪、闻频、李小巴、申昜、申沛昌、董得理、贺抒玉、王丕祥等等，他们总是在路遥最关键的时候，站在路遥身边，给予他最有力的帮助和扶持，并给予他最及时、最正确的引导。路遥在这些作家和编辑那里，听到了许多陌生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在文学创作方面，甚至在非文学领域，这些作家和资深编辑以他们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知识，不仅激活了路遥的文学细胞，也在潜移默化地滋养和丰厚着路遥的内心世界。
当然，路遥能走上文学道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自己的天赋、阅历和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以及他超出常人的勤奋和毅力。
1. 由于贺抒玉和问彬的筹稿，路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优胜红旗》。贺抒玉即贺鸿钧，是李若冰的夫人，作家;问彬即张文彬，是杜鹏程的夫人，作家。在纪念文章《短暂辉煌的一生》中，贺抒玉介绍了她和问彬初识路遥并与路遥逐步熟悉的过程。70年代初期，贺抒玉正在为刚刚复刊的《延河》（即《陕西文艺》）筹稿，忽然听说延川县几位青年作者办了一张文学小报《山花》，异常活跃，贺抒玉便和编辑问彬一起去延川县看望这几位《山花》的编辑和撰稿人。在一孔土窑洞里，一位20多岁的青年穿着一身农民式的棉衣，坐在炕头憨厚地笑着，时而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文学创作问题，一听就知道是在隐射文化专制主义。贺抒玉注意到，这位青年的智商超过了他的年龄，黑黑的方脸盘上有一双聪慧机智的眼睛，他的善于思考和提问题的勇气，给贺抒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路遥。贺抒玉把路遥为《山花》写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带回编辑部，后来在1973年7月的《陕西文艺》上发表了。从此，贺抒玉就与路遥有了书信往来，期望他有更多的新作发表。路遥被延安大学中文系录取后，继续为《陕西文艺》写稿。当时，编辑部实行一条新的制度，从大学中文系或业余作者中请部分同志轮流帮助工作，一则可以缓解编辑部人少、看稿任务繁重的压力，再则，这样做对培养作者十分有利。事实证明，不少同志在《陕西文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欣赏和写作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路遥在延安大学学习期间，曾到编辑部实习了一段时间，他的工作效率、工作质量都是比较突出的。 1973年9月5日，在路遥被录取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半个月之后，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召开了全省文艺创作座谈会。这是 “文化大革命”以来陕西省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学活动，地市县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150多人出席了会议。路遥也从延安来到西安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路遥的朋友申晓回忆，会上开始讨论时，路遥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低着头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始终没有要说些什么的意思。这让主持会议的贺抒玉很是为他着急，便点名说：“路遥，你咋老不发言，你可以说说你咋写的《优胜红旗》。”路遥听到前辈作家贺抒玉点他的名了，急得抬起头嘟囔着：“我……我不会说！说甚哩嘛！”言罢，又低下头不作声了。贺抒玉和善地笑笑，说：“路遥是陕北人，陕北人的嘴都笨。不说也行，只要会写就行！”
1973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题为《重视群众文艺创作，牢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文章中表彰束鹿、延川蓬勃开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活动时，宣传介绍了路遥，并提到了《优胜红旗》：“陕西延川县刘家圪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王路遥，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动，他一边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出50多篇文艺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的精神风貌，他写的诗歌《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走进刘家峡》以及小说《优胜红旗》等，已在地方报纸和陕西省文艺刊物上发表。”
短篇小说《优胜红旗》的发表，标志着路遥正式进入当时中国文坛。尤其是被借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后，路遥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胡采等文学前辈和理论家的机会，并得到了他们的直接教诲和滋养。根据与柳青的交往，路遥后来写作并发表了《病危中的柳青》和《柳青的遗产》两篇重要作品。
贺抒玉回忆道：“1976年夏秋之际，路遥就要大学毕业了。编辑部几位领导同志都认为路遥在文学编辑和文学创作上蕴藏着较大的潜力，很想调他来《延河》工作。听说延安大学那届毕业生分配方案已定，全部就地消化。为了克服这个难题，我们先到省高教局去通融，得到支持后，我和当时《延河》的主编王丕祥同志亲自出马到延安。一到延安，我们立即去找延安教育局和延大的领导同志，记得有位负责同志幽默地说：‘哈，你们主编副主编都来了，一看这阵势就是非调路遥不可！’延安地委宣传部、教育局和延大的领导都十分支持我们的工作，同意了我们的要求，连想调路遥的延安地区文创室也做了让步。只是有一条，要我们等到应届毕业生全部分配完毕，最后再分路遥，这样做不影响其他同学的情绪。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按照学校的要求耐心地等待。就这样路遥走上了编辑岗位。由小说组初审、复审到小说组副组长，只有四五年的时间，这期间，我对路遥有了较多的了解。”
贺抒玉说：我们常常说黄土地是贫瘠的，其实黄土地也是深厚的辽阔的，作为文学园地更是肥沃的。我们尊敬的老作家柳青、杜鹏程，以及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路遥都是黄土地培育出来的文学英才，我们有理由为此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2. 老朋友曹谷溪在路遥上大学期间调到了延安，路遥与谷溪的交往变得更为方便。上大学期间，路遥因为参加批林批孔宣讲和学校放寒暑假，不止一次地回到故乡延川。尽管总是很忙，路遥依然免不了会与曹谷溪见面、交谈，内容涉及工作、学习与生活的方方面面。1975年，曹谷溪调到延安工作后，路遥同样成为曹谷溪家里的常客。
曹谷溪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朋友和友谊是一种只有开头、永远不会有结尾的主题。从1969年认识路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代，路遥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一孔窑洞。有一年春节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只住一晚上，第二天吃饺子就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从郭家沟来到刘家沟我的家。按陕北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可是，路遥不管这些，而且，一来就不走了，一直住到春节收假，我们相跟着到县城上班。路遥病逝之后，我們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为了让路遥魂归故里，原省政法委书记、路遥生前好友霍世仁找我说这个事。他说，路遥的骨灰不能一直放在西安，这个事儿咱不管谁管？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正在西安，为了路遥的事，他打电话让我到止园见他。我说，霍世仁也对我讲过类似你的想法，他说，把霍世仁接过来一起说这事。那次是省政协开会，延安市政协主席冯文德，榆林市政协主席赵兴国，也都是路遥的生前好友。于是，我们五个人在止园的客房里，召开了一个民间小会。议定我们这个组织叫路遥纪念馆筹委会，我们五个人都是成员，推举延大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为筹委会主任。我向申沛昌通报霍世仁、张史杰、冯文德、赵兴国和我在止园开会的情况后，申沛昌说了两句话：办路遥的事儿，我热心;与这几个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3.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路遥”这个笔名，就是在闻频的要求下，由路遥自己想出来的。作家闻频和路遥相识于1970年早春，当时陕北还在奇寒之中，闻频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搞创作。一天早饭后，文学干事吴月光拿着一首题为《车过南京桥》的诗让闻频看，闻频不知为什么，总感到“缨依红”这个署名很别扭，就说：“笔名，一般要求独特，好念、好记……你另想个名字咋样？”
“好！”路遥接过诗稿，略加思索之后，断然写下了“路遥”二字。
闻频说：“好！这个名字好！路遥知马力。”
“路遥”，就这样诞生了。
署名“路遥”的《车过南京桥》在《延川文化》刊出不久，省群艺馆办的《群众艺术》选登发表了这首诗。这就是路遥的处女作。
根据闻频《回忆路遥》一文的记载，那时路遥不喜欢用桌子，他有他的“写字台”，即一块一尺见方、油漆过的五合板，顶头钉有一个铁夹子。他写东西，不择场合地点，山坡坡、墙角角，或坐或靠，五合板往膝盖上一支，便可进入状态。宣传队小院里有个干草垛（草是灶房生火用的），这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只要天气不是很冷，他常拉个烂席片，靠在草垛边读书或者写东西，经常读着读着就睡着了。身边练唱的、练琴的、背词的，乱成了一团，对他毫无影响，他依旧能打呼噜。路遥平时话不多，也不爱与人交谈。但他爱和北京知青交往，他在那里获益匪浅。他常向闻频讲述自己与张五爱、陶正、孙立哲等清华附中学生交往中的感想。 聞频说：“1971年年初，也就是路遥诗情正浓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歌词’有什么特点、要求，我三言两语，做了最简明的回答。没过几天，他拿了几首歌词给我看，果然是歌词，而且都合乎要求。同时，构思和用词还不落俗套。我对他的领悟能力感到吃惊。他这几首歌词中，就有《清格朗朗流水幸福渠里来），后来，被中央级的《革命歌曲》发表了……路遥令我又一次吃惊，是1975年。这时，他仍在延安大学上学，临时在《陕西文艺》帮忙，我已调回咸阳国棉一厂教书。那段时间，他常到咸阳找我。有一天，他和申晓一块来的，带来了一本《陕西文艺》，让我看了他写的一组渭北访问的散文。我高兴极了，我为他祝贺。真想不到没隔几年，他竟进步得这样快。他在延大时一心读书，我是知道的。那时，我在延安文工团做编剧，他星期天常到团里找我玩。他说他不打算写啥，想多读些书。据我所知，柳青的《创业史》，那几年他就翻烂了三本。但是，他的散文写得这样洒脱，我真是想不到。他说，他到《陕西文艺》这些日子，思想特别活跃，在和老一辈作家的交谈中，收获特别大。他谈到了柳青、王汶石、杜鹏程、胡采、贺鸿钧、李若冰、董得理、李小巴。言谈之中，对他们充满了敬慕和感激。当时，他给我的感觉是：路遥在老一辈作家的指点和教诲中，不知又悟到了多少神秘的东西……”
4. 剧作家白龙对路遥很赏识，他和妻子经常与路遥谈论剧本创作、舞台调度等问题。汪炎曾在《漫忆路遥》一文中回忆：“早在1973年前后，我便有幸与路遥结识了，结识的过程还颇有趣。那个时候，我还是《陕西文艺》编辑部的一名诗歌编辑，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曾去延安地区组过一次稿。我去了延川县，因为当时延川县的诗歌创作已经相当活跃。虽然当时因路遥外出我与他未能晤面，但在城南的一个院落里，我见到了他们创作组的头儿白龙。白龙很热情，谈起诗歌创作，他的话题竟自始至终凝聚在路遥身上。他给我介绍说路遥是延川这块土地上冒出来的一个年轻诗人，极有发展前途，比之于其他人，其未来将不可限量。白龙赏识路遥，谈路遥之际，几乎一直是眉飞色舞、如数家珍一般。从他那里，我不仅了解到路遥乃是延川县创作组的中坚力量，得知路遥与他的诗友们创办的诗歌报已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也了解到正是在这个时候，路遥已开始扎扎实实地阅读一本又一本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了。”
白龙的儿子白正明在《忆路遥和我父母的交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路遥的大学时代有校园生活的一方面，也有社会交往的一方面。在延安，他经常与文艺界的人来往，这些人有文化馆的，有曲艺馆的，有文工团的，有师范学校的，也有文学编创组的。当时，白正明的父亲白龙是延安地区文学编创组的组长，母亲是地区文化馆的馆长，路遥和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加之路遥和白正明是同班、同宿舍的同学，所以遇到星期日和其他节假日，白正明经常带着路遥来到延安城中心凤凰山下的家里做客。其实，当路遥还叫王卫国时，白正明的父母就曾到延川县指导开展群众文化和文学创作，早就与路遥相互很熟了。在白正明家里，有一次路遥同白正明的父母说起剧本创作的有关问题，白龙对路遥说：“戏剧是程式的艺术，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舞剧是舞蹈的艺术，歌剧是表演的艺术，电影是动作的艺术，各有各的创作规律。”白龙是歌剧创作人员，他谈起了自己与同事1953年至1955年去兴平和渭南体验生活、创作歌剧《白杨寨的早晨》，并于1956年由陕西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过程。那天，白龙就把这个剧本递到路遥手里，说：“你拿去看看。”白正明的母亲是歌剧演员，给路遥说起了舞台调度、舞美灯光、布景道具、唱腔道白、人物性格、矛盾冲突等等，路遥听得很专注，还不时点点头，表示有所领悟。路遥是白正明家的常客，连白正明的母亲都说：“我这里已经成了他的第三个家了。”路遥喜欢吃白龙做的揪片面，说面片搭配羊肉臊子可香哩。
路遥在《陕西文艺》编辑部实习的时候，还曾对办公室主任、白正明的三姨李秀娥说：“白龙伯伯是我的良师益友，三年来在你们家打扰不少，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将要在延大毕业，如有可能和白龙老师一起从事文学工作，也总算如愿以偿了。”爱才惜才的白龙很喜欢路遥，想把路遥留在自己身边工作，可是《陕西文艺》编辑部要人，白龙认为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对路遥的未来更好一些，只好忍痛割爱。
大学毕业时，路遥把白龙的剧本《白杨寨的早晨》还到了白正明手里，说：“这是你爸的巅峰之作。”白正明说：“你的巅峰在等你攀登！”《平凡的世界》出版发行之后，路遥专程来到西安市西七路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给白正明的母亲送了一套他签名的《平凡的世界》，并说：“谢谢您和白龙伯伯在延安时对我的照顾。”白正明的母亲多次提起这件事，并说：“路遥这娃有良心，是知道感恩的人。”
5. 作曲家贺艺与路遥成为好朋友不仅仅是因为音乐，还因为他们有共同的饮食习惯;贺艺的妻子李文艾，曾先后为路遥织过四件毛衣，路遥非常喜欢。据陕西省音乐家协会原主席、创作过著名歌舞剧《兰花花》、曾在延安歌舞剧团工作的国家一级作曲家贺艺回忆，他跟路遥相识，是从1972年去延川县观看路遥与闻频创作的歌剧《第九支队》开始的。那时的路遥，不仅写诗和剧本，而且上台演戏。由于路遥爱音乐，也有些唱歌的天分，路遥与他自然就交上了朋友，成了他的小兄弟。之后，路遥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更成为延安歌舞团和贺艺家的常客。路遥的饮食习惯与山西人贺艺相同，爱吃面食，尤其爱吃揪面片。而做面食又是贺艺的拿手戏，揪面片就更不用说了。路遥不吃大肉，羊肉稍吃一点，最喜欢洋芋丁丁、豆腐、白菜、油泼辣子、葱花、香菜，把面片一拌，往手里一端，一口气吃完，一顿总能吃个半斤八两的。1985年贺艺从延安调到省音协工作后，他和妻子李文艾与路遥父女的见面非常频繁。李文艾先后为路遥织了四件毛衣，路遥非常喜欢，访问联邦德国时，他穿的就是其中一件。
6. 晓雷和李天芳夫妇都是著名作家，路遥每次去他们家，谈论的主要话题都是文学。曾在延安地区文工团工作的晓雷，在《雪霏霏兮天垂——路遥离去的时刻》一文中回忆道：“从第一次在延安的窑洞里接待他，20年来，仿佛我们就没有中断过谈话。那时我是延安地区文工团的一名编剧，他是延川县文工队的一名编剧，在他的眼里我和天芳都是充满神秘感的人物，因此第一次见面，他像一个十足的中学生，这不仅仅因为他的年龄不过二十出头，更因为他的拘谨的神态和那一身褪了色的红卫装。他带来一部歌剧的初稿征询我的意见，我记不得我当时胡诌了些什么，但从此，我们就永远成为了谈友。他上延安大学了，把我的家就当作了他的家。有时星期日路遥来了，我们清贫得只能用口粮中百分之三十的白面做一顿揪面片，但关于文学和人生的谈话，却是我们最好的佐料。他说他和他的同学们在编关于延安的诗选，把我在各地所发表的歪诗都搜翻了出来，他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已成为大诗人了，而我那时却以为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已变成了大黑帮。他说他小时候吃不饱肚子，我谈我买不起八分邮票;他谈他在武斗时穿越林莽，眼看着与他同行的同学死在枪弹之下，我谈学生跟踪追来，把批判我只专不红成名成家的大字报敲锣打鼓地送到文工团的二楼上，那鼓槌仿佛就敲击在我的心上;他谈北京在延川县的插队知青为他打开的新视野和新知识，我谈我们团在下放劳动时从深沟里挑水，从远山中背柴;他谈基辛格的《外交几何学》，谈苏俄和欧美的浩如烟海的名著，那么，关于《红字》，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茹尔宾一家》，关于普希金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就更是我们永远说不完的共同话题，而关于文学、关于理想、关于追求和未来，自然也是一切话题中的最重要的主题……大学未毕业，路遥就调进《陕西文艺》杂志社，当我尽忠职守而陷入炮制三突出剧本的泥淖中的时候，他却开始了发表小说，而此时，他在我心目中又成为神秘人物。他每一次回延安，或者我们每一次回西安，他就把省城和京城传来的最新消息和他最新的感受讲给我们，几乎每次都使我们有顿开茅塞之感。” 根據李天芳回忆，路遥一向是谈话高手，他视野宽阔，兴趣广泛，思维十分活跃。特别在他投人时，时时会有精彩的议论和智慧的火花迸发出来，从来不会让你感到乏味。这一点无论过去同在延安生活，还是后来一起在作协大院朝夕相处，都给李天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谈话往往大至国际风云的变幻，小到田间地头的趣闻，包括飞碟的神秘出现，外星人的似有若无，也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
同学白正明说，有一个星期六在学校吃了下午饭后，他和路遥一块进城，去了延安地区文学创作组。然后白正明回了家，而路遥去了晓雷、李天芳家。他们谈话谈到非常晚，路遥没能回成延大，就和白正明的弟弟一颠一倒挤在一个单人床上睡了一晚上。白正明问路遥：“说得这么晚，都讨论了些什么内容？”路遥说：“我和晓雷讨论了诗歌创作，和天芳讨论了散文创作，也谈到了现当代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还谈到了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反正天南海北，国内国外，说到哪算哪……”
7. 从上大学时进入《陕西文艺》编辑部实习，到毕业后进入《延河》编辑部工作，董得理（董墨）一直在路遥的生活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在《灿烂而短促的闪耀——痛悼路遥》一文中，董墨曾详细描述了他与路遥的交往故事。董墨毕业于延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又进入中央文学讲习所深造，理论与创作皆通，是一位造诣很高的著名编辑家。“1974年10月下旬，编辑部召开了一次创作座谈会，路遥来参加了。一天晚上，在路遥住的房间里，和许多年轻作者一起闲谈，原来那些人陆续走了，最后只剩下我和路遥。由于《优胜红旗》那篇小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就不由得把坐在面前的它的作者路遥，仔细打量了一番。个头不高，敦敦实实，脸上一副淳朴憨实相，整个人给人一种黄土高原的厚重感，丝毫没有那种所谓的艺术气质和那种浮泛的才子气。说起话来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口齿伶俐的人，说话不急不慢，好像每句话都是经过思考后才说出的。我问他那篇小说是怎样想出来的？我想从他的叙述中摸摸他的文学底子，这可能是我多年来做编辑的一种积习吧，总喜欢了解一些作者多方面的底，以后打起交道来更容易沟通。他却不假思索地说，‘那是习作，随便写的……’他似乎对他这篇处女作并不怎么重视，不像有些作者对自己的处女作能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常有的那种欣喜和抑制不住的喜悦。‘我想和你谈谈我自己。’他沉吟了一忽儿，于是他从他的身世、家庭说起，后来着重说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我一边吸烟，一边认真听着。渐渐地我被他那真挚的语气和深沉的思考所吸引。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他的批判意识不止是从个人经受的磨难出发，而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着眼的……我心里不禁感到有点震惊！这个年轻人不简单！下放农村三年当中，我对‘文革’中发生的各种事情，进行过认真仔细的回忆和思考，我搞清了不少问题，但有不少问题还没有思索得很清，而他，一个年轻人，思想却这么锐敏而深刻。我清楚地感觉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陕北小伙子，在文学上蕴藏着某种潜力，一旦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他会做出成绩来的。
“那时他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我问他：愿不愿意到编辑部来帮忙工作一段？ ……路遥表示愿意来。大概是1974年冬天，他来到编辑部，在小说组协助看稿。直到1975年秋，学校来函要他返校，准备第二年毕业。在编辑部这一段时间，他生活非常艰苦，除每月编辑部给他一定的生活补贴，除去吃饭所剩无几，只能抽一些劣质烟，穿几件布衣裳，有时节假日我把他请到我家吃一顿便饭，但他精神上显得很愉快，工作得很认真。他对稿件的鉴赏能力比有些正式编辑还要强，对一篇稿子的优缺点往往会一针见血地指出。编辑部让他到关中和陕北去组稿，四年后，他还根据自己在各地的见闻，写了几篇散文。从几篇散文中，我发现他的观察力很敏锐，在篇幅不大的文章中，能传达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某种氛围，其中还不乏某种幽默感。这些散文先后都在刊物上发表了。
“1975年秋，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陕北的吴堡县被树为学大寨先进县。作家李小巴和我决定去吴堡进行一次采访。我给路遥写信约他和我们一起去。路遥回信说，10月份中文系同学要到吴堡去采风，搜集民歌，到时候会在那见面。我们到了吴堡，县上有关部门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两天后，我和小巴同志步行，对吴堡进行了一次马蹄形的巡回访问。一天，我们到了川口大队。这个大队坐落在黄河岸边，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大弯，由原来的南北流向变成东西流向。河北边属山西辖地。黄河在这里变得宽阔平缓，显得文静了不少，这里自古就是个重要渡口。1948年春夏，西北人民解放军在陕北击破了蒋介石军队的所谓重点进攻，毛泽东与党中央从川口渡过黄河去了华北。当年为党中央毛泽东摆渡的水手头儿，就是眼下川口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一天，路遥来了，我们为能在这里见面都感到十分高兴。他谈了谈他从西安回学校后的情况，最后我们建议他，把川口的历史与现状结合起来写一篇散文。当时那位当年的民兵英雄、当今的党支部书记，正领着村里的精壮劳力，在黄河滩里垒坝造田，规模不小，颇有点战争中的英勇气概。赶我和小巴同志回到县上，路遥和他的采风组也已回到县上，都住在招待所。路遥到我们的住处，我用从西安带去的牛油炒面款待大家，一人冲了一碗。我说：‘尽管是来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来时我还是带了点吃的东西。’我们多少年来一直生活在某些空洞的精神和崇高的号召之中，物质的东西总不那么丰裕。我们都会心地笑笑，一边吃炒面，一边闲谈。路遥说，他的稿子写成了，让我和小巴看看，不知行不行？他心里似乎没有太大的把握。我们看后，觉得基本上可以，只是觉得历史的氛围不够充分。我们把这种感觉告诉了他，并建议他在哪些地方加强。第二天下午，他就把修改好的稿子拿来了。我们看后，感到很满意。我十分欣喜，不由得又把他打量了一会儿。这个看上去有点笨拙的小伙子，悟性却很高！他不仅善于理解意见，而且还把别人的意见能很快化为自己的感受，很自然地融汇到文章中去！回到西安后，我和小巴同志分别写了些段落，连同路遥写的那部分，组合成一篇三万多字的访问记式的散文《吴堡行》，在《延河》月刊上发表了。后来这篇散文被北京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登载了。” 女作家张艳茜在《路遥传》里写道，在《陕西文艺》编辑部小说组协助做编辑的那段日子，对于路遥来说十分难得，不仅因为他可以近距离地与敬仰的文学前辈接触，得到文学氛围的熏陶，还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岁月，路遥可以看到和感受到文学前辈如何顶着种种风险和压力，为文学的复兴和陕西青年作家的成长倾洒心血与汗水，见证特殊环境下前辈老师的正义、坚韧和智慧，目睹他们的奉献、敬业和辛劳，熟知他们的快乐、幸福和烦恼。
1976年夏天，路遥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了，面临着职业的选择。按照当时省教育部门的规定，延大毕业的学生一律不向关中分配，只准分配到陕北各地县。而路遥的意愿是到省上的文学单位工作，以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编辑部几位负责同志也看准了路遥是棵好苗子，在文学上会有发展，决心把他和当年陕西师大中文系毕业的白描一齐调来。为此，董得理陪同机关一位领导同志，到省高教局跑了好多趟，终于打通关节，同意把路遥分配到《延河》编辑部。但听说延安地区几个单位想把路遥留下来不放，于是编辑部的两位主要负责人专程去延安做了一番工作。8月间，路遥终于来到《延河》编辑部上班了。从此，路遥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文学生涯。”1976年9月，路遥正式成为《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的一名编辑。他与董得理等人的故事，也得以不断延伸。
董得理说：“（在编辑部）我逐渐发现，路遥对那些处境困难的作者的稿子，给予更多的关注，想各种办法，使其稿件达到发表的水平。这可能与他自己曾经历过艰难处境的体验有关吧。他深知人在困难中多么需要得到别人真诚的帮助啊！苦难谁也不愿意去经受，但是经受过苦难的人，身上往往会具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比如意志坚强，容易理解人、同情人、肯帮人等等。而路遥身上这种品格就显得很明显。这和他童年和少年时贫困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8. 李小巴（李知）与路遥既谈文学创作，又谈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是路遥的重要交谈对象。多位当事人回忆，在陕西省作协，或者说在陕西文学界，李小巴是一位独特的作家，对路遥的创作影响很大。李小巴和许多作家不同是因为他既是作家，同时还是潜心研究中外文学作品和创作理论的学者。这种兼顾创作与理论的特殊身份，注定了李小巴的大脑里储存着不少别样的見解。
李小巴在《留在我记忆中的》一文中介绍了他与路遥的初识。1973年夏天，在路遥即将上大学前夕，陕西省文学创作研究室的作家李小巴刚好到延川采写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在延川县革委会宣传组办公室，曹谷溪将路遥引来与李小巴相识。接连几天，路遥都在傍晚的时候，到县革委会院内的一排窑洞前和李小巴闲谈。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他的家世、家境。在李小巴眼里，这个年轻人长得很老成，走起路来总是弓腰驼背。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和李小巴一起去学大寨先进典型新胜古大队时，路遥也陪着同去。
在李小巴逗留在延川县、住在常委院写《土窑洞里的赤脚医生》时，全国高校恢复招生考试，路遥决定考大学。他几次到县革委会院内找李小巴商量。他起初要报考北大，李小巴提醒他说：“你有把握竞争过北京知青吗？”他思考了半天，没有说话。李小巴劝路遥最好还是考延安大学，保险系数大一些。他设身处地地对路遥说，上大学只是个手段，是为了改变他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求得毕业分配后的职业和工作，求得社会身份和位置，由农村青年成为一名国家干部。用路遥当时自己的话说，就是变成一名“吃公家粮”的人。况且，路遥有志于文学创作，上不上名牌大学无所谓，读书写作还是要靠自己。
从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到《延河》工作，一直到1985年，将近10年时间，路遥几乎隔一两天就要到李小巴家里去，在李小巴的小书斋交谈。他们很少闲聊，谈的话题几乎全是文学话题。路遥每每有创作冲动，或是小说的最初构思，都要找到李小巴，对他讲一遍。李小巴给予的相关建议，让路遥获益匪浅。李小巴逐渐发现，路遥不仅有着出众的聪明和机智，而且有着陕北人特有的寓于稚拙的幽默感。路遥讲述的一些艺术细节，时常逗得李小巴发笑。
一天，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李小巴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之后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说，她读原稿时都哭了。隔了几天，路遥把原稿拿给李小巴看。李小巴看后，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中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说的最初标题是《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说，这个题目不合适，旨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题目。李小巴用两天时间看完了这部作品，第三天他和路遥交换了意见。李小巴肯定了作品中乡村生活部分写得好，主人公进了县城后的生活，相对而言逊色一些，应加强主人公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与现代观念间的心理冲突，不要过分地缠套在爱情这一情节线索中。交谈中，路遥说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字时，笑着说，像个外国人的名字。接着，路遥又说，自己这部中篇里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9. 在著名女诗人梅绍静的印象中，路遥是一个真诚、礼貌而和善的人。梅绍静在《路遥归去》中写道：“他考上延大之前，我们就认识。你想想多早，算一个‘知根知底’的同行吧？只记得那阵子，老曹特自豪地告诉我，路遥的女朋友是我们北京人，家里还是个华侨。我对路遥更不敢小看了。女朋友的名字有点外国味儿，在那些‘红卫’之类的名字中独树一帜。我佩服人家，只认一个千里有缘。
“路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他上延大的时候，因我厂只和延大隔一条河，散步碰上过。记得还在城里碰上过。他总是十分礼貌，特别和善地点头招呼，眼睛里闪烁着真诚柔和的光。每次他这样，我都在眼前幻觉出另一个人，那就是同是北京知青的他的女朋友，我认为自己也沾了她的光。路遥那仿佛在向所有北京知青致以问候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极深也极好的印象。这使我乐意看到听到他的成功，看他超过我又屡屡获奖而绝不嫉妒或‘文人相轻’……
“又过了好多年，路遥从西安回延安，也是来看他的同乡老曹吧，弯进我的窑，这时我也刚刚到了延安文创室。他坐在一张破藤椅上，很礼貌，很和善，似乎在向所有北京知青致以问候的表情又出现了。他问我正在写什么？‘没写什么呀。’谦虚和内向不分，我那时对所有人都是这么回答。 “‘你的那首《收留我吧，高原》我看得哭了。’他巴巴地就这么一句话，那句话说完，似乎就没有别的话了。他走了。
“真的？这个大熊猫似的大男人？当时我摇摇头，又笑了笑。
路遥你的这一句话胜过了所有人对我的恭维。因为你给我的正是我最缺少的自信啊。”
10. 作家莫伸认为，路遥只要想做，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莫伸在《永远无悔的牺牲》中写道：“路遥属于气质相当深沉的一类人，就一般而言，他不大喜欢交际。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虽然我们彼此认识并多有接触，但都属于泛泛的工作之交，了解不深。路遥外表粗犷，完全无愧被称为典型的高原汉子，内心却十分丰富和敏感。与不熟悉的人交往或攀谈，于他往往是一种十分尴尬又十分不自由的束缚。因此，在许多公众场合，他常常是一避了之。除此而外，路遥虽然出生于陕北普通农家，心性却极为高强。他非常重视自己的人格价值，以致有些时候使人难以理解。如果作家与编辑之间不存在了某种‘供求’关系，路遥无疑就会从容得多，坦然得多。而当这种‘供求’关系现实也存在着，他便不可能不对此产生出一种相当复杂也相当微妙的心理——他是那样一种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中，也无论是为什么事情，都从不允许自己低声下气，更不允许去‘求’人！何况，他一直隐埋得很深又酝酿得十分坚定的一个思想是：他绝不是一个只会欣赏他人作品的编辑，而是一个具有巨大力量的创造者。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当时，他要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振翅翱翔的念头就已经十分明确了！毫无疑问，他的这个想法注定能够实现，这不仅由于他有巨大的才华，而且在于他有那样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他认定了某种目标并为之奋争时，他身上迸发出来的意志力和毅力常常是惊人的、超常的！”
11. 女作家刘凤梅与路遥同村，她总是像姐姐一样关心着路遥。刘凤梅在《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缅怀路遥兄弟》中写道：“1972年春，我考入陕西师大政教系学习，由于一时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心情常常不好，路遥每次写信，总是开导我、鼓励我，他说：‘自己为自己折一束花来。’有时他到西安来，便来师大看我，开导我，后来他还专门为我写了一首诗，以此勉励我。1973年夏，路遥突然来信索要高考复习资料，他说：‘我准备考大学。’我便寄了一些资料给他，不久，他来信告诉我：已经被延安大学录取。1975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延安纪念馆工作，路遥还在上学，一次，他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穿一双很破的布鞋，脚趾都露了出来，腿上穿一条铁灰色的涤卡裤子，裤缝扯开有半尺长，我要为他缝，他有些不好意思，我說：‘我们不是姐弟吗？’他笑笑，说：‘那你缝吧！’……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协《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虽然分开了，我们的交往反倒更频繁些，无论我去西安，还是他来延安，我们总要在一起谈上一整天的话，如果还有朋友在场，他会显得十分活跃，他常常以朋友为素材，创作出许多笑话故事，那些笑话既编得幽默有趣，又符合人物的个性，常常让人笑得肚子痛，他却在那里继续搞他的‘创作’。”
12. 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在路遥上大学时就很看重路遥。他在《路遥记忆》一文中回忆道：“我下放在秦岭深处的汉中时，还在延安大学就读的路遥作为《陕西文艺》的实习生，翻过崇山峻岭来组稿，在三天时间里看了我的一部长篇初稿《居娣》，要选摘几章给杂志，说这几年里没有人写长篇，杂志刚办，挺需要。我说我是不能发表文章之人，写这部东西只是多年苍白乏味生活的一种自娱，从来没有想到要发表它。他为此说了很多仗义的话，很是激愤。我当时想，他到底还年轻，又写诗，才有这样可爱的纯真。后来才知道，二十刚出头的路遥已经见过大的风雨，为我说的许多话其实是他自己在坎坷中的人生体味，便生出几分敬重。”
13. 女作者张虹由于家庭政治原因而无法上大学，在贺抒玉和路遥等人的帮助下，这一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张虹在《微笑的遗失》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她与路遥长达15年的交往。1974年秋，在《陕西文艺》举办的创作会议上，张虹与路遥相识。“我认识路遥的时候，路遥是一个欢乐的生命。一口白牙，满脸青楂楂胡子，两只机警而英气勃发的眼睛闪闪有光，见到生人和善而腼腆地微笑着，于无言里透着狡黠和幽默。”报到那天，路遥问张虹为什么不上大学，张虹的眼睛倏地涌满泪水，说她的父亲历史复杂，政审过不了关。路遥问是什么问题，张虹摇摇头，不肯说。路遥急了，说：“你要告诉我，这样我们才能想办法帮助你。你还这么小，又有才华，你必须上大学。”张虹觉得，正在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的路遥，认为一个人不受大学教育将是终生憾事。张虹就告诉路遥，自己的父亲是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外甥，幼年跟随董老，后来失散流落到汉水之滨，人们认为他安于当农民而不去北京投奔舅父，肯定是有背叛行为，不敢去，这就带给了她家政治上的牵连。路遥让张虹要求当地组织立案，调查落实，张虹说自己找过无数次了，可父亲是农民，谁为他落实？路遥让她别泄气，说他第二天就把张虹的事情告诉贺鸿钧，让她通过省上一位领导替张虹想想办法。王丕祥、董得理、路萌等《陕西文艺》的领导和编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也都关切地为张虹出主意想办法，后来大家决定让路遥帮助张虹写一份材料，由贺鸿钧送给那位省上领导。整整四天的会议结束后，每个人都对张虹说了鼓励的话，但张虹认为“路遥的话最为有力，他说，你必须奋斗，要有使命意识;一个有才华的人，他就不属于自己而属于时代，因而也就没有权利消沉和怠惰。”
张虹认为，父亲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可能，因为那些事从她尚未出生的时候就纠缠着，是传说与怀疑的纠缠，又没有哪一级组织来定论，怎么去澄清？因此，当她回到汉水之滨的南沙河畔，就把在西安的一切抛到了九霄云外，依然在村子的小学里教她的加减乘除。然而就在那年冬天，有一天她正在操场上和学生跳橡皮筋的时候，路遥却风尘仆仆地穿着一双露出脚趾的布鞋，带着一脸欣然的微笑站在了她的面前。路遥说：“好难找呀，我坐火车到你们县城，这里的人可能听不懂我的陕北口音，我打问董家营，人家却指给我相反的方向。我走了半天，一问错了，又掉头往回走。瞧，鞋都走破了。”他从棉衣里层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你看，你的材料省上领导批了字，让你去找地委书记办理，贺鸿钧怕农村的信件不保险，让我借来汉中组稿的机会亲手交给你，这一下你上大学有希望了，高兴吧？他接着又说：“我借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了，等明年拿毕业证就到编辑部正式上班。”路遥在南沙河边的小村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张虹家的缝纫机台面上写出了两个近万字的短篇小说。临走时还一再叮嘱张虹的父亲，无论如何要设法送张虹去上大学。他还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希望张虹的父亲督促她读书。路遥走后，张虹的父亲常常握着那个书单发愣。显然，路遥的叮咛触动了他内心的某根神经，使他觉得他应该为雄心勃勃的二女儿做点什么。就在那一年更晚一点的时候，张虹的父亲决定去北京找垂危中的舅父。张虹说：“当然，父亲上北京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他只见到了国务院的一个熟人，并且享受了免费乘坐空军飞机返回汉中的待遇。但就这么一上京，地方上竟不再纠缠他的历史问题。我也在1975年10月，勉勉强强地进了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 当然，大学时期路遥交往的文学艺术界朋友岂止以上10余位！和谷、党永庵、叶咏梅、汪炎、李敬寅、吴祥锦、张弢、王作人、申晓、邢仪、朱合作等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朋友，在此期间也或多或少地与路遥有所接触和交流，他们与路遥的友情，一直保持到路遥去世。
四、“温暖”，在“摇篮”里永存
路遥逝世后，延安大学怀着对路遥的深长情感，坚持不懈地传承和弘扬路遥精神，整体性、全方位、全时段地用路遥精神打造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让路遥成为校园文化的内涵之一。1995年11月17日，在路遥逝世三周年之际，延安大学将路遥的骨灰从西安迁至延安，安葬在校园里的文汇山上，路遥墓从此成为延安重要的旅游景点，成为延安大学校园旅游文化的一部分。2006年4月6日，中國作协等单位与延安大学通力合作，在延安大学兰蕙园草坪和路遥墓前分别安放了一大一小两尊路遥花岗岩雕像，由此，路遥雕像与延安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的铜像等众多雕像、塑像一起，成为校园雕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夏天，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建成，成为对师生进行励志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学校史馆文化和校友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延安大学还将早年修建的六角会议厅改建为路遥学术报告厅，作为对外培训和开展路遥作品、路遥精神研讨的场所。
延安大学还组织校内外研究路遥的专家学者，长期开展路遥作品和路遥精神研究，并在图书馆设立了路遥文学研究资料中心，搜集整理了大量路遥作品和国内外路遥研究资料，面向全校师生开放。这些成果，对青年学生有着很强的教育作用。每年清明节和路遥忌日，延安大学学生社团成员和其他部分师生，总是自发来到路遥墓园，开展祭扫和纪念活动。2010年4月，延安大学开办了路遥学术讲坛，2013年又开办了路遥青年论坛。延安大学还将学生文学社命名为路遥文学社，整修了路遥墓，丰富了路遥文学馆馆藏文物，通过校报、校园网、校园广播、微信、微博、宣传栏等平台，以专版、专栏、专题、横幅、征文等形式，在校内外持续宣传路遥精神，打造丰富多彩的路遥特色校园文化。
2019年6月5日，延安大学举办了“回忆路遥的大学时代”座谈会，38名路遥当年的同学相聚母校，回忆路遥，畅谈路遥精神。其后，延安大学师生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排演了原创话剧《路遥的世界》，该剧讲述了路遥创作百万字巨著《平凡的世界》的艰难历程。这些举措，推动了校园文化建设和路遥精神的传承，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了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向他们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了改革先锋奖章。40年，100人，路遥榜上有名，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2019年11月30日，由延安大学、新华出版社、延安市委市政府和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纪念路遥70周年诞辰座谈会，在延安大学新校区举行，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延安、榆林等地的60多名专家、学者和路遥大学时期的同学，以及延安大学师生代表，畅谈了路遥人生、路遥作品和路遥精神。申沛昌、晓雷、曹谷溪、白描、张子刚、高其国等路遥大学时期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那天清晨，在座谈会开始前，与会代表们冒着严寒，拾级而上，缓步来到位于延安大学文汇山半山腰的路遥陵园，瞻仰路遥墓。苍松凝立，翠柏无语，麻石砌筑的穹形墓体古朴而深沉，背墙上“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两行大字庄重而醒目。大家在路遥墓碑和雕像前鞠躬、默哀、敬献花篮，绕墓缓行一周，缅怀这位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改革先锋”荣誉称号和“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优秀作家。随后，代表们来到位于延安大学层叠式联体窑洞群一层的路遥文学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一本本书刊，重温了路遥生平和他的文学成就。
“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不知道当年，路遥是怀着怎样的深情，写下这短短的一句话，并刻意加上那道长长的省略号的。
责任编辑：阎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