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两年的孤立，在那次谈话后神奇地结束了。
　　我趴在沙发上哭，爸爸一边安抚我，一边说：“找她谈谈吧，那个带头欺负你的女生。”
　　在羞耻和胆怯里徘徊了很久，最终我决定写一封信尝试拯救自己。我下笔很慎重，那封信的内容和语言，以及我倾注其间的情绪，是混杂着控诉、描述、自我反省和祈求她放下偏见的集合。
　　 信递出之后，我察觉到，她，那个领头的女孩，沉默了。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一个人走出校门，她突然从一旁出现。她两手交叉握着，五个指头的骨节被勒得发白，她说：“没想到之前的事让你那么难受，对不起。”我木木地愣在了原地，而她又很快回到了自信的样子：“其实我真的在开玩笑，但伤害到了你，我很抱歉。话说回来，你也有些太计较了，稍稍开得起玩笑一点，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说着竟然牵起了我的手。
　　 长达两年的孤立，在那次谈话以后神奇地结束了。也许是因为她们变了，也许是因为我变了，我开口说了话，把更深层次的想法表达给了所有人。但为什么当时看起来比天大的难题，实则一语便破？
　　 这个问题，直到我看到了挪威的青春剧《SKAM》中的一个片段后才意识到，当时怯懦无助的那个我，把所有的情绪都放大了。就像剧里的女孩Eva，在收到一份秘密的恐吓信以后，判定那是高二的一群女生想要排挤她。在消沉，甚至想转校的时候，又出于一些原因，鼓起勇气去找了那个领头的女生。领头的女生先是否认了寄出過那封恐吓信，然后告诉Eva，没有人那么清闲，会抓着一个人的狼狈不放。
　　 “事情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对于失语的你、我、他来说，开口或动笔交涉，试着去解决矛盾，确立自尊，或许就会给灰暗的生活带来意料之外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