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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生舒（1991-），女，汉族，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韩彦超（1988-），男，汉族，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
摘要：消费社会的到来使得大众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享乐主义、商业化影响这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当代中国到处一片盛世狂欢的景象，连处于深闺的学者也借助诸如《百家讲坛》这类的造星梦工厂而走进大众。于丹、易中天、纪连海等纷纷走红，引领了一阵庸俗文化的狂潮。更加重了中国的泛娱乐化。这种泛娱乐化，究其深层次原因，乃是当前中国社会分层条件下弱势群体的无奈，更是现代技术结构和商业结构所导演的一场虚幻的游戏，也是大众信仰缺失的表现。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重塑大众坚定的信仰。
关键词：学者；明星化；娱乐至死
谈到学者明星化，人们无法回避《百家讲坛》，作为打造学者明星的梦工厂，《百家讲坛》打造了于丹、易中天、纪连海等一系列的文化名人，在他们的引领之下，全社会一度掀起了一股国学热，使无数国人深深陶醉于其中。大众的喜爱甚至痴迷，使得各种学者讲坛类节目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不仅使学者名利双收，也使得节目收视率节节攀高。然而，这类节目也饱受争议。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就在其《论电视》中怒斥那些丧失了职业良心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称为媒介的寄生虫， “电视不利于专业思想的表达，电视的运作有其独特的商业逻辑，这一逻辑不利于文化的表达，一些无良知识分子借助电视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大众对专业领域了解的缺乏，赢得他们难以在专业领域得到的认可”。现实生活中一再验证着布迪厄的预言，明星化的学者并没有带来中国经典文化的复兴，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让自己得到了大众的认可，而这种认可的代价是带来了文化经典的垃圾化。他们对经典文化的讲解俨然成了一场说书运动。刘心武在评《红楼梦》时以小说家身份，将《红楼梦》演绎得如同侦探小说一般妙趣横生；于丹讲《论语》更是断章取义，把高雅文化庸俗处理以博观众一笑；而纪连海更是一个合格的说书人，摒弃经典的深刻思想，以一些趣闻轶事来解说经典。在这场说书运动颠覆了经典，使得经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娱乐的工具。而人们在娱乐之中失去了对真正经典的兴趣，对身边的一切失去了批判意识而沦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正如巴特勒.谢弗教授所言一种被动的意识在我们娱乐的过程中被培养，在娱乐过程中，我们悬置了自己心中的怀疑，在满足的过程中又将注意力从现实转向了虚幻，我们的情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调动，被一些娱乐秀节目所操纵而不自知。
一、 社会分层条件下弱者的无奈
社会分层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的成员、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被划分为高低不同的各种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出于不同阶层的群体由于其经济状况的不同，往往拥有与其他阶层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和文化品位。布迪厄把文化资本看作是一种特有阶层的趣味、消费方式、兴趣爱好。文化资本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标准，反映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等级。
通过以往的实证研究和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仍然是金字塔形的，底层社会成员在整个结构中的比重最大。而处于社会结构中下层的是占据了全国人口大部分的工人、农民工等，他们的文化水平往往比较低，他们的文化资本十分匮乏，文化资本的匮乏决定了他们只能的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注定会是庸俗的。
只有那些文化资本较为丰富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康德美学所说的那种纯粹审美，文化资本越丰富，越有可能获得与日常目光决裂的纯粹审美目光。对于社会资源普遍缺乏的中国普通大众而言，那些经过专门训练才能理解、欣赏的古典艺术、严肃艺术和先锋艺术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本身对其自然也没什么兴趣，动辄就要成百上千的高雅艺术殿堂的入场券也非普通大众所能承受。因而，当今中国社会中大众大多通过看电视来消遣工作之外的时间。然而，由于电视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市场化的影响，电视不可避免的把所有与它联姻的东西都打上了娱乐化的烙印。因而，当今庸俗文化盛行，一方面因为以电视为主导的媒介在推波助澜，同时，这也反映了中国广大底层群体的消费文化品味。媒介专家波兹曼层预言，电视本身是为娱乐而生的，不应该赋予它过于高尚的使命，更不能把它当做文化的载体，如果电视成了文化对话的平台，灾难将不可避免。然而，讽刺的是，文化的灾难却因为一些无良知识分子的自私而不断上演。
底层群众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水平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庸俗的文化，而他们对庸俗文化的支持，则成就了一个个的学术明星。学术明星的成功，使得其他处在象牙塔中的学者也日趋功利、浮躁，为了成名而变得媚俗化，逐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使得高雅文化逐渐边缘化而庸俗文化大行其道。
二、 技术结构与商业逻辑所建构出来的游戏幻影
工业社会电视的普及给人带来了一场智力上的灾难，使人的思想变得懒惰，而庸俗文化则因其通俗易懂而被大众广泛接受。而电视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不得不接受商业逻辑，追求市场，为了吸引大众而推广庸俗文化。这样，电视与市场合谋，造就了今天文化的媚俗，娱乐文化盛行。
1、 电视——智力的灾难
电视作为一个商业载体，首要考虑的受众的接受性，受众的平民化使得电视倾向于使用一种对个人素养没什么要求的平白预言和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形象，而排斥逻辑性较强的语言。《百家讲坛》就是这方面一个鲜明的例子。对一门学科的深入了解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其中的历程甚至充满了痛苦。因而，现实中很少有人会对传统的宗教学、历史学、国学真正感兴趣。一些知识分子则借助电视这一平台以类似说评书的方式稀释经典，断章取义以牺牲学术严谨性为代价来取悦观众。他们所扮演的是一个类似于精神奶妈的角色。将这些晦涩难懂却学术价值极高的馒头咀嚼一遍，用上娱乐的唾液，变成了简单直白丧失了深度的面团，然后反刍出来，喂养那些不愿自己读书、思考的人。”这种精神喂养，会给被喂养着一种有所收获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只是一种虚假的幻想，一时的视觉冲击无法改变人们精神上遇到的种种困境。正如马克思所言，音乐很好，听的人也懂，那么消费这种音乐比斥巨资消费香槟还要高尚。然而高尚有两个前提，首先音乐很好，然后是听的人懂。满足这两个前提，才构成高尚的消费。如果音乐未必很好，而听音乐的人又不大懂音乐，必然导致消费文化发生畸变，成为一种偏于感官满足的文化现象。 2、 市场化——庸俗文化盛行的经济背景
文化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就必须走向市场，然而，市场从不为任何人服务，它只会为利益服务。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原本只生活在象牙塔中的文化、思想也开始走向市场，变得与可以买卖的商品一般无二。市场隶属于经济场域，其运作逻辑不同于文化场域，市场讲究利润，普通人的需求才是最高标准。在市场中，产品的生产是为了出售，必须要迎合消费者。而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倾向于庸俗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为金钱的交易关系。而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的本性，为了迎合大众庸俗的娱乐品味，各种庸俗文化大行其道，而真正的高雅文化则黯淡无光。泛娱乐化现象的出现，是经济场域对文化场域的侵蚀，也是庸俗文化驱赶高尚文化的结果，布迪厄所预言的“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以通俗、娱乐为核心的趣味标准）战胜了有限的文化生产场（以崇高、深刻、神圣为核心的趣味标准）”在不断成为现实。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文化的娱乐化、庸俗化。
三、 信仰缺失的娱乐乌托邦
郁闷、烦躁之类的词汇称为了当代社会大众的口头语。社会阶层的固化、流动渠道的减少、生存压力的加大，使得人们体验不到生活中的快乐。学者理查.戴尔曾经说过刻意的娱乐是为了逃避和幻想的满足，二者构成了娱乐的核心要以——乌托邦。换言之，娱乐是为了梦想中的乌托邦。晦涩难懂的经典文化只能增加人的痛苦，自然会被大众所排斥而日益边缘化，而媚俗文化给人们带来了
很多欢声笑语和一时的满足。此消彼长，庸俗文化驱赶了高尚文化。但这种笑声却代表着文化的危机。即使在文化素质较高的大学校园里，受欢迎的老师是那些能给学生带来欢笑的老师。而那些致力于学术而显得比较呆板的老师则不被接受。学生关注的是幽默的话语，新奇的形式，而知识的传播反倒无足轻重。这种娱乐的焦虑正是庸俗文化侵蚀校园的体现。充满笑声的课堂并没有带来理想的传播知识的效果，课堂上充满了笑声，笑过之后却没了记忆。比如，武汉某大学的老师因在课堂上劈砖而走红，他走红后，听他课的学生大增，但大多是为看他劈砖而去。这与他当初表演劈砖的初衷大相径庭。
而电视等媒介很巧妙的把握住了人们的这种心态，大肆宣扬在娱乐中寻找快乐。为了博得观众一笑，电视节目把各种媚俗文化搬上镜头，各种情色、暴力画面充斥荧屏。使的人们沉迷于电视而无法自拔。电视让人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电视节目具有片段性和跳跃性，不需要观众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更不要求知识储备。电视要求节目能让观众迅速沉浸其中而不是去思考。学者韦伯认为越是不用观众动脑筋、越刺激的节目，越容易被观众欣赏和接受。这几乎是电视收视率的一项铁律。收视率的压力必然使得电视节目内容倾向于庸俗和肤浅。由于长期暴露在这种营养稀薄的娱乐大餐中越来越多的大众成为了电视土豆。正如当红节目《爸爸去哪儿》，给人们带来了足够的欢声笑语，然而笑过之后是否获得了什么呢，或许只是更加的空虚。电视节目只是在不停的复制和粘贴各种娱乐元素，构造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它取消了历史视角，于玩笑中掩盖了社会矛盾和生存压力，在缺乏安全感、人情冷漠的现代语境中建构了一个乌托邦。媒介专家波兹曼将这一画面称为伪语境。伪语境可以让人逃避现实、使得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了一种表面的用处。文化丧失了活力，而伪语境成了最后的避难所。沉浸在伪语境中，即便是堕落、迷茫，也会被察觉。泛娱乐的危险性就在于让人们忽略了自己为何发笑，为什么笑声代替了思考。
娱乐本无错，但需有度。不能在娱乐中寻找失去的快乐。更不能把快乐等同于感官刺激的满足。日常生活的泛娱乐化，使人们反而体验不到真正的快乐。庄子说至乐无乐。就连最倡导快乐至上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认为真正的快乐在于内心的平和，而不是感官的满足。如果只追求感官的一次有一次满足，人就会变为只懂得娱乐却不懂真正快乐的动物。所以，娱乐至死的担忧不无道理，放任泛娱乐现象席卷一切绝不可取。许多学者叹息，在笛卡尔时代我思故我在，变成了传媒时代的我上电视故我在，而在如今这个泛娱乐时代，则是我快乐故我在。而着这种“快乐”却是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的前提下的。所谓的快乐，失去了理性的光芒，缺少了诗意的缠绵，有的只是大众文化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如果孤独追求感官娱乐的满足，缺乏信仰与精神寄托，逃避现实的矛盾，只要感性不要理性、只要娱乐不要深刻，那么文化多元论的背后，玩世不恭、金钱至上等错误价值观念将会沉渣泛起，蚕食人的社会性，动摇人们对永恒价值与信仰的追求。最终，沦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只会接受却不懂批判的单面人。（作者单位：中南大学）
韩彦超（1988-），男，汉族，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
摘要：消费社会的到来使得大众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享乐主义、商业化影响这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当代中国到处一片盛世狂欢的景象，连处于深闺的学者也借助诸如《百家讲坛》这类的造星梦工厂而走进大众。于丹、易中天、纪连海等纷纷走红，引领了一阵庸俗文化的狂潮。更加重了中国的泛娱乐化。这种泛娱乐化，究其深层次原因，乃是当前中国社会分层条件下弱势群体的无奈，更是现代技术结构和商业结构所导演的一场虚幻的游戏，也是大众信仰缺失的表现。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重塑大众坚定的信仰。
关键词：学者；明星化；娱乐至死
谈到学者明星化，人们无法回避《百家讲坛》，作为打造学者明星的梦工厂，《百家讲坛》打造了于丹、易中天、纪连海等一系列的文化名人，在他们的引领之下，全社会一度掀起了一股国学热，使无数国人深深陶醉于其中。大众的喜爱甚至痴迷，使得各种学者讲坛类节目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不仅使学者名利双收，也使得节目收视率节节攀高。然而，这类节目也饱受争议。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就在其《论电视》中怒斥那些丧失了职业良心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称为媒介的寄生虫， “电视不利于专业思想的表达，电视的运作有其独特的商业逻辑，这一逻辑不利于文化的表达，一些无良知识分子借助电视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大众对专业领域了解的缺乏，赢得他们难以在专业领域得到的认可”。现实生活中一再验证着布迪厄的预言，明星化的学者并没有带来中国经典文化的复兴，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让自己得到了大众的认可，而这种认可的代价是带来了文化经典的垃圾化。他们对经典文化的讲解俨然成了一场说书运动。刘心武在评《红楼梦》时以小说家身份，将《红楼梦》演绎得如同侦探小说一般妙趣横生；于丹讲《论语》更是断章取义，把高雅文化庸俗处理以博观众一笑；而纪连海更是一个合格的说书人，摒弃经典的深刻思想，以一些趣闻轶事来解说经典。在这场说书运动颠覆了经典，使得经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娱乐的工具。而人们在娱乐之中失去了对真正经典的兴趣，对身边的一切失去了批判意识而沦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正如巴特勒.谢弗教授所言一种被动的意识在我们娱乐的过程中被培养，在娱乐过程中，我们悬置了自己心中的怀疑，在满足的过程中又将注意力从现实转向了虚幻，我们的情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调动，被一些娱乐秀节目所操纵而不自知。
一、 社会分层条件下弱者的无奈
社会分层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的成员、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被划分为高低不同的各种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出于不同阶层的群体由于其经济状况的不同，往往拥有与其他阶层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和文化品位。布迪厄把文化资本看作是一种特有阶层的趣味、消费方式、兴趣爱好。文化资本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标准，反映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等级。
通过以往的实证研究和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仍然是金字塔形的，底层社会成员在整个结构中的比重最大。而处于社会结构中下层的是占据了全国人口大部分的工人、农民工等，他们的文化水平往往比较低，他们的文化资本十分匮乏，文化资本的匮乏决定了他们只能的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注定会是庸俗的。
只有那些文化资本较为丰富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康德美学所说的那种纯粹审美，文化资本越丰富，越有可能获得与日常目光决裂的纯粹审美目光。对于社会资源普遍缺乏的中国普通大众而言，那些经过专门训练才能理解、欣赏的古典艺术、严肃艺术和先锋艺术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本身对其自然也没什么兴趣，动辄就要成百上千的高雅艺术殿堂的入场券也非普通大众所能承受。因而，当今中国社会中大众大多通过看电视来消遣工作之外的时间。然而，由于电视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市场化的影响，电视不可避免的把所有与它联姻的东西都打上了娱乐化的烙印。因而，当今庸俗文化盛行，一方面因为以电视为主导的媒介在推波助澜，同时，这也反映了中国广大底层群体的消费文化品味。媒介专家波兹曼层预言，电视本身是为娱乐而生的，不应该赋予它过于高尚的使命，更不能把它当做文化的载体，如果电视成了文化对话的平台，灾难将不可避免。然而，讽刺的是，文化的灾难却因为一些无良知识分子的自私而不断上演。
底层群众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水平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庸俗的文化，而他们对庸俗文化的支持，则成就了一个个的学术明星。学术明星的成功，使得其他处在象牙塔中的学者也日趋功利、浮躁，为了成名而变得媚俗化，逐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使得高雅文化逐渐边缘化而庸俗文化大行其道。
二、 技术结构与商业逻辑所建构出来的游戏幻影
工业社会电视的普及给人带来了一场智力上的灾难，使人的思想变得懒惰，而庸俗文化则因其通俗易懂而被大众广泛接受。而电视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不得不接受商业逻辑，追求市场，为了吸引大众而推广庸俗文化。这样，电视与市场合谋，造就了今天文化的媚俗，娱乐文化盛行。
1、 电视——智力的灾难
电视作为一个商业载体，首要考虑的受众的接受性，受众的平民化使得电视倾向于使用一种对个人素养没什么要求的平白预言和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形象，而排斥逻辑性较强的语言。《百家讲坛》就是这方面一个鲜明的例子。对一门学科的深入了解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其中的历程甚至充满了痛苦。因而，现实中很少有人会对传统的宗教学、历史学、国学真正感兴趣。一些知识分子则借助电视这一平台以类似说评书的方式稀释经典，断章取义以牺牲学术严谨性为代价来取悦观众。他们所扮演的是一个类似于精神奶妈的角色。将这些晦涩难懂却学术价值极高的馒头咀嚼一遍，用上娱乐的唾液，变成了简单直白丧失了深度的面团，然后反刍出来，喂养那些不愿自己读书、思考的人。”这种精神喂养，会给被喂养着一种有所收获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只是一种虚假的幻想，一时的视觉冲击无法改变人们精神上遇到的种种困境。正如马克思所言，音乐很好，听的人也懂，那么消费这种音乐比斥巨资消费香槟还要高尚。然而高尚有两个前提，首先音乐很好，然后是听的人懂。满足这两个前提，才构成高尚的消费。如果音乐未必很好，而听音乐的人又不大懂音乐，必然导致消费文化发生畸变，成为一种偏于感官满足的文化现象。 2、 市场化——庸俗文化盛行的经济背景
文化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就必须走向市场，然而，市场从不为任何人服务，它只会为利益服务。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原本只生活在象牙塔中的文化、思想也开始走向市场，变得与可以买卖的商品一般无二。市场隶属于经济场域，其运作逻辑不同于文化场域，市场讲究利润，普通人的需求才是最高标准。在市场中，产品的生产是为了出售，必须要迎合消费者。而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倾向于庸俗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为金钱的交易关系。而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的本性，为了迎合大众庸俗的娱乐品味，各种庸俗文化大行其道，而真正的高雅文化则黯淡无光。泛娱乐化现象的出现，是经济场域对文化场域的侵蚀，也是庸俗文化驱赶高尚文化的结果，布迪厄所预言的“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以通俗、娱乐为核心的趣味标准）战胜了有限的文化生产场（以崇高、深刻、神圣为核心的趣味标准）”在不断成为现实。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文化的娱乐化、庸俗化。
三、 信仰缺失的娱乐乌托邦
郁闷、烦躁之类的词汇称为了当代社会大众的口头语。社会阶层的固化、流动渠道的减少、生存压力的加大，使得人们体验不到生活中的快乐。学者理查.戴尔曾经说过刻意的娱乐是为了逃避和幻想的满足，二者构成了娱乐的核心要以——乌托邦。换言之，娱乐是为了梦想中的乌托邦。晦涩难懂的经典文化只能增加人的痛苦，自然会被大众所排斥而日益边缘化，而媚俗文化给人们带来了
很多欢声笑语和一时的满足。此消彼长，庸俗文化驱赶了高尚文化。但这种笑声却代表着文化的危机。即使在文化素质较高的大学校园里，受欢迎的老师是那些能给学生带来欢笑的老师。而那些致力于学术而显得比较呆板的老师则不被接受。学生关注的是幽默的话语，新奇的形式，而知识的传播反倒无足轻重。这种娱乐的焦虑正是庸俗文化侵蚀校园的体现。充满笑声的课堂并没有带来理想的传播知识的效果，课堂上充满了笑声，笑过之后却没了记忆。比如，武汉某大学的老师因在课堂上劈砖而走红，他走红后，听他课的学生大增，但大多是为看他劈砖而去。这与他当初表演劈砖的初衷大相径庭。
而电视等媒介很巧妙的把握住了人们的这种心态，大肆宣扬在娱乐中寻找快乐。为了博得观众一笑，电视节目把各种媚俗文化搬上镜头，各种情色、暴力画面充斥荧屏。使的人们沉迷于电视而无法自拔。电视让人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电视节目具有片段性和跳跃性，不需要观众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更不要求知识储备。电视要求节目能让观众迅速沉浸其中而不是去思考。学者韦伯认为越是不用观众动脑筋、越刺激的节目，越容易被观众欣赏和接受。这几乎是电视收视率的一项铁律。收视率的压力必然使得电视节目内容倾向于庸俗和肤浅。由于长期暴露在这种营养稀薄的娱乐大餐中越来越多的大众成为了电视土豆。正如当红节目《爸爸去哪儿》，给人们带来了足够的欢声笑语，然而笑过之后是否获得了什么呢，或许只是更加的空虚。电视节目只是在不停的复制和粘贴各种娱乐元素，构造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它取消了历史视角，于玩笑中掩盖了社会矛盾和生存压力，在缺乏安全感、人情冷漠的现代语境中建构了一个乌托邦。媒介专家波兹曼将这一画面称为伪语境。伪语境可以让人逃避现实、使得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了一种表面的用处。文化丧失了活力，而伪语境成了最后的避难所。沉浸在伪语境中，即便是堕落、迷茫，也会被察觉。泛娱乐的危险性就在于让人们忽略了自己为何发笑，为什么笑声代替了思考。
娱乐本无错，但需有度。不能在娱乐中寻找失去的快乐。更不能把快乐等同于感官刺激的满足。日常生活的泛娱乐化，使人们反而体验不到真正的快乐。庄子说至乐无乐。就连最倡导快乐至上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认为真正的快乐在于内心的平和，而不是感官的满足。如果只追求感官的一次有一次满足，人就会变为只懂得娱乐却不懂真正快乐的动物。所以，娱乐至死的担忧不无道理，放任泛娱乐现象席卷一切绝不可取。许多学者叹息，在笛卡尔时代我思故我在，变成了传媒时代的我上电视故我在，而在如今这个泛娱乐时代，则是我快乐故我在。而着这种“快乐”却是建立在放弃意义追问和现实思考的前提下的。所谓的快乐，失去了理性的光芒，缺少了诗意的缠绵，有的只是大众文化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如果孤独追求感官娱乐的满足，缺乏信仰与精神寄托，逃避现实的矛盾，只要感性不要理性、只要娱乐不要深刻，那么文化多元论的背后，玩世不恭、金钱至上等错误价值观念将会沉渣泛起，蚕食人的社会性，动摇人们对永恒价值与信仰的追求。最终，沦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只会接受却不懂批判的单面人。（作者单位：中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