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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总理朱镕基亲自点他的名
1997年，我33岁，算是个老记者了。
山西交警乱罚款的新闻线索早在1996年就有了，当时河北有人写信反映。但由于联系不上，一直到1997年这个选题才重新开始。
采访乱罚款，我想最基本的是如何搭上交警，考虑老半天。当时有一个同事就说，你干脆做一个木箱子，藏在里面，上面盖上煤块，但我觉得不妥。
到了邯郸，得知马庄车队有150辆运输车，主要运输任务就是到山西运煤，路上经常遇到警察，三天两头罚款。可是，车队队长李书田很担心，他说：“我跟你们反应是希望你们能调查了解，但我不可能参与这个事情，希望你找个真正运煤的车。对方是警察，如果你们播出不了，我这车队就得解散，警察会收拾死我。”
结果考虑了一天，他还是非常犹豫，最后我说：“老李，你要是实在难为情，我们就撤了，往返路费不用你掏。”他说：“那我再想想。”过了一个晚上，他说：“好吧，我出车陪你们走，尽量不让我们暴露。”正义战胜了胆怯。
不肯给罚款翻倍
这是一次难得的暗访，不能有一点儿疏忽。我们用了大约30条创可贴，把摄像机线路固定在衣服里面，贴死，并反复试验。电池也让人担心，我带了三块电池，都充好电，就怕要的没录到，录到的又没法用，设想了种种可能和应对措施。
于是，我们乘坐一辆桑塔纳2000，跟在运煤车的后面上路了。潞城交警罚款地点相对固定，时间也大体固定。但是，出乎预料的是跑了两个来回，竟然没有看到一个警察罚款。我第一个反应是，对方知道了，就责备老李：“我们可能走露风声吗？只有你们。”
冷静下来后，我决定不管什么原因，只能再走。于是怀着绝望的心情走，也没刚才那么紧张了。那几天我们反复在长治和邯郸之间转，饿了就在路边吃碗面。老李说，“虽然看见罚款，但不像原来那样乱罚，再走一趟，不行就撤。”
这趟老李的车直接去执行运输任务，等我们在小车里发现罚款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调过头来往回走，拦住了一辆外地运煤的空车，就跟司机商量，说我的同事小白坐小车晕车，能不能搭一段你们的车，如果遇到罚款，小白来掏钱，司机犹豫了一下说：“行啊，反正罚款挺多的。”
于是，就拍到那个罚款的经典片段。交警一开始说：“20块！”小白说：“空车怎么还罚那么多钱？”不肯给，“40！”这一段令观众印象很深。拍到这样的细节，我们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假如说当初放弃了，或者那个司机不合作，都不行。
很少有司机敢跟警察讨价还价的，这时对面过来一个警察，拍着我们小车车门说：“走吧，不收你钱了。”我们这个车就先走了，走了一里左右，发现运煤车没过来。再等，车从远处开过来了，就剩司机一个人了。我问小白在哪呢，司机说被警察扣住了，我掉头就冲过去，看到警察正在跟小白撕扯，他不知道小白是记者，我一看这个情况，有必要亮出身份，我说我们是记者，现在我要跟你们去了解一下，你们为什么对空车也要按超载罚钱。
到了大队，我就请教大队长：“罚款单里面划了一笔，看不出来什么意思？”他说：“是违反了交通法规里二十五条三款。”我就问：“二十五条三款是什么内容？”大队长说：“不按规定超让车。”我立即问：“这就奇怪了，当时你们罚款的时候说是超载，现在又不按规定超让车，到底是什么规定？”大队长回答不上来，我们首战告捷。
但光有这么一个片断还不够，我们继续上路。但他们已经有所收敛。我们就回宾馆住下，等过一两天，他觉得我们已经走了，再亮相。
他们冲上来就要砸机器
晚上12点钟正准备睡觉，突然有人敲门，门缝里一看是陌生人，说是交警大队的，我问：“能看一下证件吗？”看了证件，果然不是坏人，结果他抬进来一个箱子，往那一放，说：“我们这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这是我派兄弟们下午在全市搜集到的所有中华烟。我们是小地方，就这么多，你别嫌少。”我说：“我们还要出差，要不这样，我们先去别处，回头路过长治，再取这个东西？”他们说：“行。”礼物终于拿回去了。
说情的都上门了，我们感觉更没戏，决定明天最后再走一趟。谁知道第二天却来了个出人意料的大逆转，真正的主角苗义河出场了。有人说我们当初如何努力，其实，根本的转折是在苗义河，没他，这个节目就没法往下做。
后来得知，头天晚上他们开会，苗义河在会上说：“越是记者来，我们越是要上路，体现我们公正执法，不能被记者吓跑。”实际上，乱罚款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变成了“公正”执法，苗义河还要亲自上路“严肃执法”。
第二天，果然在曼洛河村见到他，他亲自疏导车辆。实际上在那条路上，超载的车还真不少。我们装了一车煤，载重22吨，只装了13吨，也被警察拿下，按超载罚款。我说这个车没超，警察看了一下，说没超载这个车也有很多毛病，车尾部这个车号要放大，放大号不全，有的字看不清楚，也可以罚，灯光不全，也可以罚。
正好苗义河在，那就找领导吧。苗义河相对来说，感觉更像警察。正好他背后有一个牌子，写着标语：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我就采访他：“你们对这个（指标语内容）执行的怎么样？”苗义河说：“这不是我们的，是煤站的，跟我们没关系。”他第一次面对镜头，比较紧张，老颠脚，一会儿就往上蹿一下。采访很成功，没有废话，完了我们就撤，不一会就出了山西，到了河北黎城。
刚进县城，后面警车鸣着笛，呼啸而至，一下横在了我的面前，气势汹汹下来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苗义河。我一看警车横在前面，赶紧跟摄像说：“开机!”当时，要是不开机，这个故事的结尾就不同了。
其中一个很蛮横，嚷着说刚才你们采访我们，我们要看你们有没有手续，我把记者证、介绍信全拿出来，苗义河最凶，厉声问：“为什么要采访我们？”我说：“在我们采访期间，你们非常典型。” 苗气急败坏，冲上来就抢夺带子，砸机器，我们拼命护住，他才没有得逞。临走的时候，他大声说：“我们警察上路罚款和你们记者采访是一样的，都是合法，你们是共产党领导，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万岁！”
惊动国务院
我们赶紧回邯郸，然后启程回京，开始制作。在大机房里，编到精彩处，其他人全放下手里的工作，冲过来看。素材编完还得有评论，马上找主持人，给方宏进打电话，他来了看了一遍稿子就上去录，节目是一气呵成。
但是快到播出时间了，当时就怕赶不出来，结果我忙中出错，把节目压缩的太狠，反而短了，最后领导果断说，没关系，播！通常节目播完后是广告，这回播完后的字幕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节目播出当晚，公安部交管局、国务院交通办联合成立调查组直奔长治。节目播出一年后，在一个会上，我坐在朱镕基对面，他直接点着我的名说：“知道吗，你这个节目，促使了一个政策出台，这个节目有一个片断，司机说：能不能少罚点啊，警察一哼：40！很触动我，我下决心费改税。”
人物链接
再军，《焦点访谈》制片人。1985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后被保送本校经济所硕士研究生。1995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他制作的《“罚”要依法》、《逃不掉的罪责》等反响很大。曾获中国新闻奖和“韬奋奖”。
1997年，我33岁，算是个老记者了。
山西交警乱罚款的新闻线索早在1996年就有了，当时河北有人写信反映。但由于联系不上，一直到1997年这个选题才重新开始。
采访乱罚款，我想最基本的是如何搭上交警，考虑老半天。当时有一个同事就说，你干脆做一个木箱子，藏在里面，上面盖上煤块，但我觉得不妥。
到了邯郸，得知马庄车队有150辆运输车，主要运输任务就是到山西运煤，路上经常遇到警察，三天两头罚款。可是，车队队长李书田很担心，他说：“我跟你们反应是希望你们能调查了解，但我不可能参与这个事情，希望你找个真正运煤的车。对方是警察，如果你们播出不了，我这车队就得解散，警察会收拾死我。”
结果考虑了一天，他还是非常犹豫，最后我说：“老李，你要是实在难为情，我们就撤了，往返路费不用你掏。”他说：“那我再想想。”过了一个晚上，他说：“好吧，我出车陪你们走，尽量不让我们暴露。”正义战胜了胆怯。
不肯给罚款翻倍
这是一次难得的暗访，不能有一点儿疏忽。我们用了大约30条创可贴，把摄像机线路固定在衣服里面，贴死，并反复试验。电池也让人担心，我带了三块电池，都充好电，就怕要的没录到，录到的又没法用，设想了种种可能和应对措施。
于是，我们乘坐一辆桑塔纳2000，跟在运煤车的后面上路了。潞城交警罚款地点相对固定，时间也大体固定。但是，出乎预料的是跑了两个来回，竟然没有看到一个警察罚款。我第一个反应是，对方知道了，就责备老李：“我们可能走露风声吗？只有你们。”
冷静下来后，我决定不管什么原因，只能再走。于是怀着绝望的心情走，也没刚才那么紧张了。那几天我们反复在长治和邯郸之间转，饿了就在路边吃碗面。老李说，“虽然看见罚款，但不像原来那样乱罚，再走一趟，不行就撤。”
这趟老李的车直接去执行运输任务，等我们在小车里发现罚款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调过头来往回走，拦住了一辆外地运煤的空车，就跟司机商量，说我的同事小白坐小车晕车，能不能搭一段你们的车，如果遇到罚款，小白来掏钱，司机犹豫了一下说：“行啊，反正罚款挺多的。”
于是，就拍到那个罚款的经典片段。交警一开始说：“20块！”小白说：“空车怎么还罚那么多钱？”不肯给，“40！”这一段令观众印象很深。拍到这样的细节，我们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假如说当初放弃了，或者那个司机不合作，都不行。
很少有司机敢跟警察讨价还价的，这时对面过来一个警察，拍着我们小车车门说：“走吧，不收你钱了。”我们这个车就先走了，走了一里左右，发现运煤车没过来。再等，车从远处开过来了，就剩司机一个人了。我问小白在哪呢，司机说被警察扣住了，我掉头就冲过去，看到警察正在跟小白撕扯，他不知道小白是记者，我一看这个情况，有必要亮出身份，我说我们是记者，现在我要跟你们去了解一下，你们为什么对空车也要按超载罚钱。
到了大队，我就请教大队长：“罚款单里面划了一笔，看不出来什么意思？”他说：“是违反了交通法规里二十五条三款。”我就问：“二十五条三款是什么内容？”大队长说：“不按规定超让车。”我立即问：“这就奇怪了，当时你们罚款的时候说是超载，现在又不按规定超让车，到底是什么规定？”大队长回答不上来，我们首战告捷。
但光有这么一个片断还不够，我们继续上路。但他们已经有所收敛。我们就回宾馆住下，等过一两天，他觉得我们已经走了，再亮相。
他们冲上来就要砸机器
晚上12点钟正准备睡觉，突然有人敲门，门缝里一看是陌生人，说是交警大队的，我问：“能看一下证件吗？”看了证件，果然不是坏人，结果他抬进来一个箱子，往那一放，说：“我们这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这是我派兄弟们下午在全市搜集到的所有中华烟。我们是小地方，就这么多，你别嫌少。”我说：“我们还要出差，要不这样，我们先去别处，回头路过长治，再取这个东西？”他们说：“行。”礼物终于拿回去了。
说情的都上门了，我们感觉更没戏，决定明天最后再走一趟。谁知道第二天却来了个出人意料的大逆转，真正的主角苗义河出场了。有人说我们当初如何努力，其实，根本的转折是在苗义河，没他，这个节目就没法往下做。
后来得知，头天晚上他们开会，苗义河在会上说：“越是记者来，我们越是要上路，体现我们公正执法，不能被记者吓跑。”实际上，乱罚款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变成了“公正”执法，苗义河还要亲自上路“严肃执法”。
第二天，果然在曼洛河村见到他，他亲自疏导车辆。实际上在那条路上，超载的车还真不少。我们装了一车煤，载重22吨，只装了13吨，也被警察拿下，按超载罚款。我说这个车没超，警察看了一下，说没超载这个车也有很多毛病，车尾部这个车号要放大，放大号不全，有的字看不清楚，也可以罚，灯光不全，也可以罚。
正好苗义河在，那就找领导吧。苗义河相对来说，感觉更像警察。正好他背后有一个牌子，写着标语：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我就采访他：“你们对这个（指标语内容）执行的怎么样？”苗义河说：“这不是我们的，是煤站的，跟我们没关系。”他第一次面对镜头，比较紧张，老颠脚，一会儿就往上蹿一下。采访很成功，没有废话，完了我们就撤，不一会就出了山西，到了河北黎城。
刚进县城，后面警车鸣着笛，呼啸而至，一下横在了我的面前，气势汹汹下来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苗义河。我一看警车横在前面，赶紧跟摄像说：“开机!”当时，要是不开机，这个故事的结尾就不同了。
其中一个很蛮横，嚷着说刚才你们采访我们，我们要看你们有没有手续，我把记者证、介绍信全拿出来，苗义河最凶，厉声问：“为什么要采访我们？”我说：“在我们采访期间，你们非常典型。” 苗气急败坏，冲上来就抢夺带子，砸机器，我们拼命护住，他才没有得逞。临走的时候，他大声说：“我们警察上路罚款和你们记者采访是一样的，都是合法，你们是共产党领导，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万岁！”
惊动国务院
我们赶紧回邯郸，然后启程回京，开始制作。在大机房里，编到精彩处，其他人全放下手里的工作，冲过来看。素材编完还得有评论，马上找主持人，给方宏进打电话，他来了看了一遍稿子就上去录，节目是一气呵成。
但是快到播出时间了，当时就怕赶不出来，结果我忙中出错，把节目压缩的太狠，反而短了，最后领导果断说，没关系，播！通常节目播完后是广告，这回播完后的字幕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节目播出当晚，公安部交管局、国务院交通办联合成立调查组直奔长治。节目播出一年后，在一个会上，我坐在朱镕基对面，他直接点着我的名说：“知道吗，你这个节目，促使了一个政策出台，这个节目有一个片断，司机说：能不能少罚点啊，警察一哼：40！很触动我，我下决心费改税。”
人物链接
再军，《焦点访谈》制片人。1985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专业，后被保送本校经济所硕士研究生。1995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他制作的《“罚”要依法》、《逃不掉的罪责》等反响很大。曾获中国新闻奖和“韬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