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道既然称之为道，当有规范、法度等讲究，后人学之亦有规程可循。王羲之晚年为其子王献之等学字，亦仿前贤蔡邕、卫恒、索靖、卫夫人（铄）等著《九势》《四体书势》《草书势》《笔阵图》等，为后人留下了《笔势论十二章并序》等经验之谈。在文中，王羲之开篇即说：“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父不亲教，自古有之。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凡斯字势，犹有十二章，章有指归，定其模楷，详其舛（chuan）谬，撮其要实，录此使宜。或变体处多，罕斟其本，转笔处众，莫识其源。悬针垂露之踪，难为体制，扬波腾气之势，足可迷人。故辨其所由，堪愈膏肓之疾。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藏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知诸友。穷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专精，形彰而势显。存意学者，两月可见其功；无灵性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之笔论，可谓家宝家珍，学而秘之，世有名誉。笔削久矣，罕有奇者，始克有成，研精覃思，考诸规矩，存其要略，以为斯论。”尽管此文真伪在书界仍有争论，但与王羲之诸多教子传说相比对，仍有可信之处。在文中，作者坦率地指出儿子学书虽有灵性，但由于规矩不严、基础不深，最终会影响其发展，甚至还会被某些现象所迷而误入歧途。为此，他告诫王献之要注重传统之“本”，甚至从篆籀开始，体悟经典作品的质朴与魅力。如此，即便是“无灵性者”，百日亦可有所开悟，进而还可逐步达到“宜”的理想境界。
　　读了这篇书圣留给爱子的家传书道学习秘籍，其后十二章具体的论述暂且不论，仅这小序中两次特别强调了“规矩”的问题，已足以使我们引起重视。为了引起儿子的重视，王羲之强调了打好基础后能有事半功倍和形彰势显的突出效果，而其中也的确反映出在书道学习中传统和基础的重要作用，只有厚积才能薄发，古往今来的书道演变历史已有无数的例证说明了这一问题。
　　到唐朝也有一典型案例能补充说明这一问题。著名狂草大家张旭虽以草书见称，然亦精于楷书。其创作渊源虽得益于“二王”，但又能独创新意。其楷书《郎官石柱记》能取欧阳询、虞世南笔法，端庄严谨，不失规矩，展现出楷书的精妙。宋《宣和书谱》中评说：“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这说明，在书道上凡有成就者，其基础功力比在深且博，而不在虚且浮。有规矩自成方圆，无根基则难成气候。
　　
　　
　　图1 张旭善狂草，但楷书亦有很好的功力
　　由晋入唐，文治渐盛。三教争衡，均以规范入手①，自然也会影响到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在书道发展史上开始出现“法”的概念与意识，“书法”（此前，“书法”专指史家修史的写法，到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唐李百药撰《北齐书》方有今天意义上的说法②）“法书”（此概念成型更晚，主要是对古代名家墨迹的尊称，包含对某书道作品“楷模”的评价）等概念的形成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唐朝不仅在国子监“六学”中设有专门的“书学”，在科举考试中对人物的品评也将书道素养作为重要的参照,科举考试须从身(仪表体魄)、言(言语表达)、书(书写字体)、判(分析判断能力)四方面审视人才。而当时楷书大家辈出（唐一代能自立于书道历史者即有欧阳询、欧阳通、薛稷、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钟绍京等诸多）的兴盛、行草成就（行书以欧阳询、李世民、李邕、颜真卿、柳公权、冯承素等为代表，草书则有智永、孙过庭、贺知章等出类拔萃，而张旭、怀素等已达到顶峰）的辉煌灿烂，及书道理论的深入推进，都使人们感觉到了集大成的气象与定于一尊的自信。
　　到达了文化与疏导的高峰，未来的路如何走，唐人自己也有所思考。一方面，唐代的篆隶略显羸弱，与先秦汉魏的传统有所疏离；另一方面，创新的积淀又形成了专注结构、拘谨已甚的法度与风格，也使不少后来者望而生畏。对此，孙过庭在《书谱》中大呼：“贤者改观，愚夫继声”，努力推进书道的发展与创新，鼓励世人在书道上有所作为。他同时也指出，书道的学习与创作需要经历由“平（学习规范与传统）”入“险（力求创新和出奇）”，再复归于“平（达到形成新的规范的境地）”的基本过程，揭示了书道探索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其之后，学者韩愈一方面倡导儒学要确立道统直继先秦孔孟衣钵，同时兼容佛道之长欲继往开来，为宋明理学（新儒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作诗赞扬古代石鼓文的美妙，用“文以载道”的思想影响书道的进一步发展，使日益专门化的书学复归于思想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之中。
　　宋以后，思想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解放，以及书写材料与技术的进一步改善，都继续推进书道的规范与创新。特别是宋元佛道思想及儒家“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影响，使个性的张扬和自我的尊重意识在书道发展中又有了新的增长。一方面，宋人开始编辑“阁帖”（如《淳化阁帖》《汝帖》《泉州帖》《绛州帖》等），集“三代而下迄于五季字书百家”刻成，金文、篆、隶、楷、行、草诸体兼备，是古代碑帖之集成，为便时人及后世效法；另一方面，宋代书道有了更加文人化的倾向，将书史推向了一个个性鲜明的高峰。苏东坡以豪放气质入字，倡导“天真烂漫是吾师”，“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为书坛带来了“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的超逸与激情，形成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特色，且不忘强调规范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米芾则勇于挑战前贤，认为“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倡导“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唱响了宋人“尚意”及书风纵情放达的进行曲；黄山谷则悟道开示，批评“凡书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轻佻是其大病”，并能援篆法、参禅意，在学、思、实践并行③的基础上形成“神闲意秾”（康有为语）的崭新气象，使宋一代书风强力突破了唐末宋初“应规入矩”的藩篱，积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道作品与思想。
　　而在这方面值得提及的，还有作出过重要和多方面贡献的那位“爱艺术不爱江山”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赵佶。他不仅注重传统书画经典的集成，为朝野学书提供了丰厚的学习资源，还亲历亲为、体验感悟，创造了在中国书道史上具有革命性、突破性意义的“瘦金”书体，为宋以后书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本体和专业的指导与启发。
　　宋以后，书道与文化均偏重普及，元明两代虽有赵孟頫、康里巎巎、鲜于枢、饶介、宋克、杜环、李东阳、沈周、祝允明、陈献章、文徵明、王宠、徐渭、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赵宦光、宋珏等大家迭出，也有人推崇赵、鲜二人为元代书坛巨臂（明陆深语），赞董其昌于明朝“开一代书风”，但从总体上看，还是继承者居多、创新者尤少，唯以“二王”为圭臬的“帖学”影响与科举“馆阁”束缚的仕途诱惑使得当时书风仍难跳出唐宋窠臼。
　　清代初起，无有定式，既倡文治，便有乾嘉学派的恢弘气象。在朴（汉）学复兴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学术繁荣，直承前秦遗绪，历代经典得到挖掘与整理，书道发展亦有了多方面新的突破。清初各帝不仅喜好书道，且耗资集成《三希堂法帖》，石印传播，推进了书道经典的普及；同时，注意推进书道方面的学术研究，支持“碑学”对“帖学”的挑战和补充，使书道渊源得以丰富和开拓，并对历代书论加以梳理和品评，还使“扬州八怪”④在书画领域能有所突破和施展，使终身布衣身份的经学宿儒邓石如在当世书坛能鹤立鸡群，开风气之先，为清代书坛注入了久违的清新空气。
　　
　　
　　 图2 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所创之漆书
　　邓石如之所以能篆、隶、真、草、行五体皆精，被誉为“国朝第一”，是因其一生淡漠仕途，故有充沛的精力从事汲古和创新。对于各种书体的经典，邓石如均能悉心探索、刻骨摹写、兼收并蓄碑（包括彝器款识、石鼓、封泥、瓦当、摩崖石刻等）、帖各自之长；在此基础上还能突破程式、开门立派，使其作品结字紧密、踔厉风发、迟涩飘逸、貌丰骨劲、气象开阔、意境苍茫、刚健婀娜、雄浑古朴，将统治书坛数百年的“馆阁”时俗远远地抛在身后，也为众多致力于书道发展和创新的探索者树立了榜样和信心，使清季书坛在经历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惑之后，又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和活力。
　　有了扬州八怪和邓石如的成功实践在先，阮元、包世臣、何绍基、刘熙载、赵之谦、周星莲、康有为等便奋起响应，或阐发惊世之论，或别有新奇之作，学古法经典全为“以立我法”（清宋曹《书法约言》语）服务，提倡博学自得，逐渐成为书坛追捧的时尚。继乾嘉兴盛之后，随着甲骨文的发现，随着敦煌学等研究的兴起，在帖学与碑学之外，人们又看到了简牍、帛书等更多、更新奇的书道资源，“源远流长”的理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蕴含了更为丰富、深刻的内涵，也为书家的继承与创新打开了更为开阔的眼界。
　　在清代诸多的书论中，康有为的“革命”思想比起他在政治上的“改良”梦想走得更为极端。这也许是他在“维新”受挫后将变革的激情注入到书道发展的思考所致，然其中亦不乏精辟的见解，较之包世臣所论有更为开阔的视野与抱负。其文虽通篇倡“变”，抨击泥古潮流，但并不盲目弃古，较好地论述了汲古与创新、道与技相得益彰的关系，并在梳理历代书道时尚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体变”“分变”“本汉”“卑唐”“碑品”“述学”等有著名的书学概念和论题，尽管其中有一些试图矫枉过正的偏颇，对“帖学”传统的贬抑有失公允，但对中国书道的继承与发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按照中国的文化、思维与学习的传统，继承与发展、规范与创新、“破旧”与“立新”犹如中国文化中对转互动的阴阳，也犹如水上航船所用的双楫，相反相生、相辅相成，失去其一便难以远航、难有整体的发展与前行，而此至于书道的继承与弘扬亦是可资借鉴的辩证通理。
　　近代以来，于右任先生一方面着手规范草书，另一方面又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独到的作品风格，亦是领悟了书道发展、创新的真谛。正如《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