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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撑起乡村演出市场的主要有两股力量：政府主导和民间经营。政府主导的演出下乡模式主要是招标文艺演出团体，采购其演出服务，让村民免费享受到高水平的文艺演出；而民营演出团体则利用表演进行营利性演出。这两者相辅相成，“两条腿”走路，构成了乡村文艺演出的全貌。
政府主导有利于把握乡村文化演出市场的方向和脉络，通过正确的主流价值观和有保证的精彩演出引导乡村文化的方向，但往往很难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乡村百姓的需求，甚至会流于形式。而民间文艺团体的演出，填补了相应的空白，演出内容贴近百姓、源于生活，但在内容和格调上缺乏把控，往往用低级庸俗的内容迎合受众。
在广阔的乡村演出领域，如何更好的发挥两种力量的作用，如何让两者顺畅衔接、互为补偿，成为当前乡村文化领域亟待破解的问题。
政府采购百姓享受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山西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夏平说到：“政府买单，百姓看戏，这是每一个公民都享有的文化权益。”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当下比较流行的政府主导文化下乡模式，也是将来会延续下去的趋势。
黄知才，现为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的顾问，曾有过多年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与咨询经验，参与过的项目包括：文化部“全国民营演艺机构调研与政策建议”、北京市文化局“北京演出市场调研”等，对演出业有较深的了解。他告诉记者，现在政府主导的下乡演出，一般采取“政府采购、免费服务”的模式，“即地方文化主管部门（如文化局）事先通过招标，确定文艺表演团体名单并与其签订长期合同，中标团体按照约定为指定地区提供免费文艺演出服务，政府根据团体等级和演出场次支付补贴。”
在山西省，政府主导的文化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某段时间内集中的文化下乡演出和常规演出。
集中文化下乡活动，在今年共有两次，总时长达到了3个月。一次是两节期间（春节和元宵节），由省文化厅艺术处主导的“百团千场送下乡”活动；另一次是今年8月，山西省举行的“文化惠民送戏到乡”的活动。
在两节期间举办的“百团千场送下乡”活动中，两个月内，全省各地市共107个艺术表演团体将1900多场演出送下乡。每一家接到表演任务的艺术团体都可以自行选择演出地点，可以是平时演出的台口，也可以是没有去过的乡村。
而在8月举办的“文化惠民送戏到乡”活动中，表演团体则专门选择人均年收入低于3000元的乡村进行演出，在全省7市17县32村同时开展。
山西省文化厅艺术处副处长谢玉辉介绍：“8月的演出地点，很多是近10年都没有演过戏的乡村，村里不具备演出的舞台条件，我们就开‘大篷车’（流动舞台车）进村，在篷车里演出。还有一位五保户，因为身体原因没法来看演出，拿过梅花奖的演员就亲自到他家专门为他唱一场戏。”每场演出，政府会给剧团1万元当做补助。
在常规演出中，“政策上，每年每个剧团都有一定的演出任务，超出的部分政府会按场次发放补贴。”这样的保证机制和激励机制确保了乡村演出的数量，也平衡了各个时间段的演出频率。
夏平认为，配套政策也是十分必要的：“场次多的剧团，政府给补贴；优秀的剧目创作，政府给奖励。”
提高水平下乡驻乡
长久以来，政府主导的演出下乡不时面临尴尬，最主要的问题集中在“流于形式，质量不高”和“下乡不驻乡”两个方面。
面对“流于形式，质量不高”的说法，谢玉辉表示：“有形式总比没有好。我们也在努力促进剧团提高节目质量。比如两年一度的“杏花奖”戏曲评选规定，二度申报“杏花奖”的表演艺术家必须有新创剧目的经历，为的就是促进优秀表演艺术家继续创作好节目。”此外，和大多数省份一样，山西省也给予资金支持剧目的创新。“创新剧目可以申请立项，由专家组成审读组进行讨论，充分论证剧本的艺术价值，符合要求的，予以立项和资金发放。”
“以政府采购模式提供公益演出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一种办法，这种模式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演出质量难以保证，存在滥竽充数等情况，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等。”黄知才说道。
黄知才在分析“流于形式”的原因时，指出了三个机制上的因素：一是政府监督缺位，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公益演出跟踪监测和评估机制，为部分团体浑水摸鱼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政府对国有团体和民营团体施行差别化待遇，民营团体的补贴标准低于国有团体，挫伤了民营团体的积极性，而国有团体的服务意识又有待提高；三是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导致文艺团体在剧目的创作等方面缺乏积极性。
除了“流于形式”之外，在演出下乡领域，还有一个难题没有得到解决：下乡容易驻乡难。对于一个村落来说，政府主导的演出下乡，一般都是一年一次或几年一次，这个供应并不能解决乡村人民观看演出、感受艺术的需求。
黄知才认为，解决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下乡演出常态化，即加大下乡演出的频率，比如每月一场甚至每周一场，保证人民群众能够持续不断地观看文艺演出，但这需要政府投入较大的财力。二是培养本土的文艺表演团体，为其提供注册等方面的便利及资金支持，鼓励其创作符合地方特色的剧目或节目，深入群众开展演出活动。
山西省政府提出了“送文化、种文化、育文化”的口号，“希望不仅能将文艺演出送到乡村，还能在乡村扎根、生长。”谢玉辉说。但是，具体的模式和方案，山西省还在探索之中。
民营团体百花齐放
民营演出团体，可以说是活跃在乡村的一支最积极的队伍。他们给村民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新鲜的氧气，也为自己的队伍带来了市场竞争力。“民间演出团体，特别是乡村文艺表演团体，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黄知才说道。
那么，和政府主导的演出下乡相比，民营演出团体的优势在哪里？
黄知才认为，由于它们立足本土，带有很浓厚的地方特色，而且能够贴近百姓生活，所以很受百姓欢迎。“据我所知，浙江农村地区活跃着一大批的民间文艺表演团体，它们为村民提供名目繁多的演出服务，如生日戏、周岁戏、乔迁戏、庙会戏等。同时，由于它们完全依靠市场，演出时间相对比较灵活，比如农忙的时候干农活或休息，农闲的时候进行演出。”地方特色浓、贴近百姓生活、多元化演出形式和时间灵活，都是民营演出团体的优势。
同时，黄知才也指出，规模普遍较小、专业人才缺乏、原创不足等是民营团体的弱势。“很多团体都是采用‘拿来主义‘，且多以搞笑、娱乐为主，缺乏原创经典剧目。”他进一步说道。
有些民营演出团体为了生存，频频“踩红线”，在演出中强调黄色、暴力等不健康内容。由于民间文艺表演团体比较分散，而农村又往往是执法的盲点，因此对于“踩红线”的民间演出团体难以做到有效监管。
黄知才告诉记者，针对“踩红线”问题，目前部分地区出台了义务监督员制度，即由乡镇文化机构（如文化站、电视站等）工作人员组成义务监督员队伍，对乡村文艺演出进行监督，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是，光靠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该创造宽松的文艺演出环境，加大、优化政府投入，引导民间文艺表演团体提供积极向上的演出服务。”黄知才说道。
政府主导有利于把握乡村文化演出市场的方向和脉络，通过正确的主流价值观和有保证的精彩演出引导乡村文化的方向，但往往很难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乡村百姓的需求，甚至会流于形式。而民间文艺团体的演出，填补了相应的空白，演出内容贴近百姓、源于生活，但在内容和格调上缺乏把控，往往用低级庸俗的内容迎合受众。
在广阔的乡村演出领域，如何更好的发挥两种力量的作用，如何让两者顺畅衔接、互为补偿，成为当前乡村文化领域亟待破解的问题。
政府采购百姓享受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山西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夏平说到：“政府买单，百姓看戏，这是每一个公民都享有的文化权益。”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当下比较流行的政府主导文化下乡模式，也是将来会延续下去的趋势。
黄知才，现为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公司的顾问，曾有过多年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与咨询经验，参与过的项目包括：文化部“全国民营演艺机构调研与政策建议”、北京市文化局“北京演出市场调研”等，对演出业有较深的了解。他告诉记者，现在政府主导的下乡演出，一般采取“政府采购、免费服务”的模式，“即地方文化主管部门（如文化局）事先通过招标，确定文艺表演团体名单并与其签订长期合同，中标团体按照约定为指定地区提供免费文艺演出服务，政府根据团体等级和演出场次支付补贴。”
在山西省，政府主导的文化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某段时间内集中的文化下乡演出和常规演出。
集中文化下乡活动，在今年共有两次，总时长达到了3个月。一次是两节期间（春节和元宵节），由省文化厅艺术处主导的“百团千场送下乡”活动；另一次是今年8月，山西省举行的“文化惠民送戏到乡”的活动。
在两节期间举办的“百团千场送下乡”活动中，两个月内，全省各地市共107个艺术表演团体将1900多场演出送下乡。每一家接到表演任务的艺术团体都可以自行选择演出地点，可以是平时演出的台口，也可以是没有去过的乡村。
而在8月举办的“文化惠民送戏到乡”活动中，表演团体则专门选择人均年收入低于3000元的乡村进行演出，在全省7市17县32村同时开展。
山西省文化厅艺术处副处长谢玉辉介绍：“8月的演出地点，很多是近10年都没有演过戏的乡村，村里不具备演出的舞台条件，我们就开‘大篷车’（流动舞台车）进村，在篷车里演出。还有一位五保户，因为身体原因没法来看演出，拿过梅花奖的演员就亲自到他家专门为他唱一场戏。”每场演出，政府会给剧团1万元当做补助。
在常规演出中，“政策上，每年每个剧团都有一定的演出任务，超出的部分政府会按场次发放补贴。”这样的保证机制和激励机制确保了乡村演出的数量，也平衡了各个时间段的演出频率。
夏平认为，配套政策也是十分必要的：“场次多的剧团，政府给补贴；优秀的剧目创作，政府给奖励。”
提高水平下乡驻乡
长久以来，政府主导的演出下乡不时面临尴尬，最主要的问题集中在“流于形式，质量不高”和“下乡不驻乡”两个方面。
面对“流于形式，质量不高”的说法，谢玉辉表示：“有形式总比没有好。我们也在努力促进剧团提高节目质量。比如两年一度的“杏花奖”戏曲评选规定，二度申报“杏花奖”的表演艺术家必须有新创剧目的经历，为的就是促进优秀表演艺术家继续创作好节目。”此外，和大多数省份一样，山西省也给予资金支持剧目的创新。“创新剧目可以申请立项，由专家组成审读组进行讨论，充分论证剧本的艺术价值，符合要求的，予以立项和资金发放。”
“以政府采购模式提供公益演出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一种办法，这种模式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演出质量难以保证，存在滥竽充数等情况，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等。”黄知才说道。
黄知才在分析“流于形式”的原因时，指出了三个机制上的因素：一是政府监督缺位，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公益演出跟踪监测和评估机制，为部分团体浑水摸鱼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政府对国有团体和民营团体施行差别化待遇，民营团体的补贴标准低于国有团体，挫伤了民营团体的积极性，而国有团体的服务意识又有待提高；三是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导致文艺团体在剧目的创作等方面缺乏积极性。
除了“流于形式”之外，在演出下乡领域，还有一个难题没有得到解决：下乡容易驻乡难。对于一个村落来说，政府主导的演出下乡，一般都是一年一次或几年一次，这个供应并不能解决乡村人民观看演出、感受艺术的需求。
黄知才认为，解决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下乡演出常态化，即加大下乡演出的频率，比如每月一场甚至每周一场，保证人民群众能够持续不断地观看文艺演出，但这需要政府投入较大的财力。二是培养本土的文艺表演团体，为其提供注册等方面的便利及资金支持，鼓励其创作符合地方特色的剧目或节目，深入群众开展演出活动。
山西省政府提出了“送文化、种文化、育文化”的口号，“希望不仅能将文艺演出送到乡村，还能在乡村扎根、生长。”谢玉辉说。但是，具体的模式和方案，山西省还在探索之中。
民营团体百花齐放
民营演出团体，可以说是活跃在乡村的一支最积极的队伍。他们给村民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新鲜的氧气，也为自己的队伍带来了市场竞争力。“民间演出团体，特别是乡村文艺表演团体，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做出了积极贡献。”黄知才说道。
那么，和政府主导的演出下乡相比，民营演出团体的优势在哪里？
黄知才认为，由于它们立足本土，带有很浓厚的地方特色，而且能够贴近百姓生活，所以很受百姓欢迎。“据我所知，浙江农村地区活跃着一大批的民间文艺表演团体，它们为村民提供名目繁多的演出服务，如生日戏、周岁戏、乔迁戏、庙会戏等。同时，由于它们完全依靠市场，演出时间相对比较灵活，比如农忙的时候干农活或休息，农闲的时候进行演出。”地方特色浓、贴近百姓生活、多元化演出形式和时间灵活，都是民营演出团体的优势。
同时，黄知才也指出，规模普遍较小、专业人才缺乏、原创不足等是民营团体的弱势。“很多团体都是采用‘拿来主义‘，且多以搞笑、娱乐为主，缺乏原创经典剧目。”他进一步说道。
有些民营演出团体为了生存，频频“踩红线”，在演出中强调黄色、暴力等不健康内容。由于民间文艺表演团体比较分散，而农村又往往是执法的盲点，因此对于“踩红线”的民间演出团体难以做到有效监管。
黄知才告诉记者，针对“踩红线”问题，目前部分地区出台了义务监督员制度，即由乡镇文化机构（如文化站、电视站等）工作人员组成义务监督员队伍，对乡村文艺演出进行监督，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是，光靠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该创造宽松的文艺演出环境，加大、优化政府投入，引导民间文艺表演团体提供积极向上的演出服务。”黄知才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