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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堕距理论认为，当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速度不一致，或者非物质文化内部各个部分变迁的速度也不一致时，就会产生文化堕距。《江村经济》被称为社会学的经典，它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也揭示了农村工业发展存在的困境，即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要远远落后于物质生产技术的使用，这种“文化堕距”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在发展农村工业时，既要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同时也要对农民进行工业教育，让农民能够真正行使新权利，成为企业管理者，而当代农村企业发展要更加重视团体学习。
关键词 文化堕距 农村 发展
作者简介：黎家娴，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267-02
一、文化堕距
“文化堕距”（Culture lag）是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F.Ogburn）提出来的。他在1923年出版的《社會变迁》中首次提出“文化堕距”，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文化变迁的特征。威廉·奥格本认为，“文化堕距”也可以称作“文化滞后”“文化失调”或“文化落后”，是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由此呈现出来的现象。在文化堕距理论看来，文化是由具有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当文化出现变迁时，文化内部各个部分发生变迁的速度是不同的，有的部分变迁的速度较快，有的部分变迁的速度较慢，这使得文化内部各部分之间出现失调、不平衡，从而导致社会解组。
威廉·奥格本认为，大体而言，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其中，物质文化指的是那些经过人类加工并体现人类思想的客观存在的物品；而非物质文化指的是制度、规范、观念等。威廉·奥格本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变迁要早于非物质文化，并且前者发生变迁的速度也快于后者，由于两者变迁的速度不一致，就拉开了两者的差距。此外，构成非物质文化的各个部分变迁的速度也有快慢之分。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各组成部分变迁的顺序，首先是制度发生变迁，其次是各种规范发生变迁，最后才到观念发生变迁。
科学技术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其变迁速度往往是非常快的，而非物质文化中中制度和观念的变迁则相对较慢，物质技术的变迁早于非物质文化，两者之间产生一种延迟差距现象，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堕距”。马克思主义指出，非物质文化由物质文化决定，而非物质文化的形成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因而，文化变迁中出现文化堕距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堕距理论传承和发展了社会和文化功能整合理论的研究思路。整合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系统内部各部分、各分支的功能是互补的，对于整体而言，部分和分支都很重要，有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如果部分和分支的变化不同步，往往会导致社会的解组。
二、《江村经济》的合作工厂
（一）乡村工业改革理论
汪和建副教授曾在他的文章《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中评价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研究“新的发展”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种特殊视角，也就是社区经济社会学研究。费孝通在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开创了功能主义社会研究视角，在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引入社会人类学方法，发展出三个中程经济社会学理论，即乡村工业改革理论、城乡关系理论和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理论，这是他对经济社会学的一个特殊贡献。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曾经写道，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有关蚕丝业的章节是这本书中最成功的内容，费孝通详细阐述了江村中的家庭企业是怎样有计划地变革，发展成为合作工厂，从而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的。显而易见，与蚕丝业发展相应的是三个中程理论中的乡村工业改革理论。
（二）江村工业改革的过程
在《江村经济》中，通过实地考察江村村民参与合作工厂改革试验的过程，乡村工业改革理论描述了乡村工业改革过程的模式。乡村工业改革理论说明了江村蚕丝业改革的原因、动力、意图，改革的制度设计，遇到的困难以及改革带来的教训和影响。
江村对传统家庭蚕丝业进行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村民日常经济生活的贫困化。由于当时世界经济萧条，致使生丝的出口量急剧下降，价格下跌，此外，家庭蚕丝这一传统副业的生产技术、质量、成本也很难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传统家庭蚕丝业逐渐衰落，可用以补充收入减少，致使村民的经济生活得不到保障。改革传统家庭工业符合村民对日常经济生活开支的需要。村民对经济收入的需要使引致蚕丝业改革的内在力量，而由于知识有限，当时他们能够依靠以指导变革的外界力量无疑是江苏省女子蚕丝学校。显而易见，对传统家庭蚕丝业进行改革的主要意图就是要使企业属于村民，改善村民的经济生活。以合作原则组建乡村企业，采用股份合作制是使企业所有权掌握在村民手中的有效途径。改革初期，合作工厂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江苏省女子蚕丝学校提供的技术支持以及合作工厂引进的先进生产设备，促使生产率得以提高，此外被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的是合作工厂生产的出口生丝。但是，改革中业遇到了众多困难，比如借款付息，再如丝价的跌落致使合作工厂的收益逐年下降，入股的社员能够从中获得的利益下降，进而影响到社员与企业的合作。
由此可见，江村蚕丝工业改革的主体是村民，以合作原则组建、采用股份合作制是希望使企业的所有权掌握在村民手中。可以看到，村民在改革中需要做的只是入股以及学习新的生产技术，而生产观念、生产管理以及进一步的文化学习是没有涉及的。然而村民对合作工厂建立的支持是建立在直观的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当合作工厂能够分给他们的利益逐渐减少时，他们便对改革产生质疑，进而社员退社，最后合作工厂无法运转。
三、“文化堕距”与合作工厂 费孝通指出，社员只看家庭的具体收入，如果工厂所发的报酬多了，那么他们就会继续认购、交纳股金，但他们却很少关心或知道工厂的盈利来自何处；同时，他们有权查看工厂的账目，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懂看，看不明白，而需要经理向他们解释。由此可以看到利益的错位——合作工厂名义上是村民的，所得利益由村民共享，但是真正懂得生产技术、生产管理的却不是村民。由此他指出：在工业改革中，如果教育工作跟不上改革的步伐，那么可以说合作工厂是为人民开设，部分属于人民，但是人民却没有成为合作工厂的管理者。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文化堕距”的一个表现。工业改革指的是器物层面，而教育工作则是意识层面，是非物质适应性文化的一部分。书中指出合作工厂引进了生产蚕丝的设备，同时聘请女子蚕业学校进行技术指导，引进银行人员管理账目，同时还有当地领导充当管理人员。这些都是物质设备。但是，正如费孝通所说，整个工厂的运作是在改革者的指导下进行，农民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文盲率高，他们对开办工厂并没有太多了解，没有足够的知识。他们只关心以利润形式分给他们的实际利益，只知道拥有所有权意味着可以分到一份利润，除此之外他们对工的其他工作是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的。因而可以说，他们在合作工厂里只是接触了新的生产工具，学会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能，然而他们却不能意识到自己也是工厂的主人，工厂也需要他们一同进行管理。他们的生产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基本生产技术的学习，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需求。然而对技能学习的过渡强调会引起人们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忽视。当人们认为拥有一门技术便可以维持生存而不追求思想观念的更新以及提高和学习新技能，就会只从外界提供的薪酬来评判，而不是从自身与时俱进的角度来看问题。由于村民接触了新的事物，但只是学习了生产技艺，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没有发生变化，他们对企业的运作模式和原理并不理解，这就导致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错位。
威廉·奥格本指出，物质文化或物质技术变迁的速度通常要比非物质文化快很多，并且在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中，制度要比规范快，而观念是最慢的。费孝通强调，“在蚕丝工业中工厂代替家庭工业是一个普遍过程，并不限于这个村庄”。实行企业制度进行蚕丝生产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在企业制度中的各种规范也是很容易习得的，比如生产产品的规范，职位安排与职责，生产作息时间安排等等，这些规范性的东西一经确定和实施，只要不违背企业发展规律，损害到社员的利益，在一定时期内是很容易被接受和执行的。
但是观念很难改变。受传统观念影响，村民的技术知识、整体素质、思想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年内得以提高和改变。各文化成分之间变化、发展不同步，特别是作为合作工厂的主体——村民的思想观念没有变化和更新，合作工厂是难以维持和发展下去的。因而，合作工厂的社员逐渐减少，以致于解组，都是必然的。
四、讨论
《江村经济》向我们呈现的是二三十年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面貌。然而，时间过去将近半个多世纪，在当代中国的很多农村地区仍然可以看到“江村”的影子。其描述与剖析揭示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江村经济》是一个经典，同时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中国农村工业或者乡镇企业改革很早就已经开始，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太大进展。
事实上，现在很多大型企业、工厂仍然处于江村工业改革受到“文化堕距”影响而处于发展困境的状态。在当代中国，很多技术学校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对技能学习的过渡强调会引起人们对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思想观念转变的忽视，以致于出现诸如富士康连跳自杀等现象，从而发展为社会问题。因而，国人也在呼吁重视综合素质的教育，而技术学校也强调技工终身学习的重要性。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学习型组织中各项修炼的团队学习和共同愿景。首先，组织中团队学习会使每个成员成长得更快，同时能够作出非凡的成绩；其次，组织中成员对组织的未来图景有一个共识，则成员间的共同的身份的身份及命运归属感能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成员对个职位间的相互联系及产生的结果可以使他们更有责任感。因而强调教育、强调学习的同时，也强调团队学习、组织学习，并且是终身学习。
因此，合作工厂仅由领导者引导，而村民只是作为机械劳作的一种工具，必定不能使生產更有效率。只有把村民当作变革的一部分，让他们真正理解变革，同时也是合作工厂的管理成员之一，合作工厂才能更有生产动力和生机。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班宝申、颜宪源、王冠.农村青少年越轨行为的成因与调控——基于“文化堕距”的视角.学术交流.2011（2）.
[3]汪和建.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江苏社会科学.1994.
[4]费孝通著.戴可景译.江村经济.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0（2013.5重印）.
[5]彼得·圣吉著.张成林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0.
[6]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7]潘守永.“一个中国的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关键词 文化堕距 农村 发展
作者简介：黎家娴，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5-267-02
一、文化堕距
“文化堕距”（Culture lag）是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F.Ogburn）提出来的。他在1923年出版的《社會变迁》中首次提出“文化堕距”，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文化变迁的特征。威廉·奥格本认为，“文化堕距”也可以称作“文化滞后”“文化失调”或“文化落后”，是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由此呈现出来的现象。在文化堕距理论看来，文化是由具有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当文化出现变迁时，文化内部各个部分发生变迁的速度是不同的，有的部分变迁的速度较快，有的部分变迁的速度较慢，这使得文化内部各部分之间出现失调、不平衡，从而导致社会解组。
威廉·奥格本认为，大体而言，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其中，物质文化指的是那些经过人类加工并体现人类思想的客观存在的物品；而非物质文化指的是制度、规范、观念等。威廉·奥格本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变迁要早于非物质文化，并且前者发生变迁的速度也快于后者，由于两者变迁的速度不一致，就拉开了两者的差距。此外，构成非物质文化的各个部分变迁的速度也有快慢之分。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各组成部分变迁的顺序，首先是制度发生变迁，其次是各种规范发生变迁，最后才到观念发生变迁。
科学技术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其变迁速度往往是非常快的，而非物质文化中中制度和观念的变迁则相对较慢，物质技术的变迁早于非物质文化，两者之间产生一种延迟差距现象，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堕距”。马克思主义指出，非物质文化由物质文化决定，而非物质文化的形成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因而，文化变迁中出现文化堕距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堕距理论传承和发展了社会和文化功能整合理论的研究思路。整合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系统内部各部分、各分支的功能是互补的，对于整体而言，部分和分支都很重要，有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如果部分和分支的变化不同步，往往会导致社会的解组。
二、《江村经济》的合作工厂
（一）乡村工业改革理论
汪和建副教授曾在他的文章《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中评价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人类学实地研究“新的发展”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种特殊视角，也就是社区经济社会学研究。费孝通在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开创了功能主义社会研究视角，在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引入社会人类学方法，发展出三个中程经济社会学理论，即乡村工业改革理论、城乡关系理论和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理论，这是他对经济社会学的一个特殊贡献。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曾经写道，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有关蚕丝业的章节是这本书中最成功的内容，费孝通详细阐述了江村中的家庭企业是怎样有计划地变革，发展成为合作工厂，从而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的。显而易见，与蚕丝业发展相应的是三个中程理论中的乡村工业改革理论。
（二）江村工业改革的过程
在《江村经济》中，通过实地考察江村村民参与合作工厂改革试验的过程，乡村工业改革理论描述了乡村工业改革过程的模式。乡村工业改革理论说明了江村蚕丝业改革的原因、动力、意图，改革的制度设计，遇到的困难以及改革带来的教训和影响。
江村对传统家庭蚕丝业进行改革的根本原因是村民日常经济生活的贫困化。由于当时世界经济萧条，致使生丝的出口量急剧下降，价格下跌，此外，家庭蚕丝这一传统副业的生产技术、质量、成本也很难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传统家庭蚕丝业逐渐衰落，可用以补充收入减少，致使村民的经济生活得不到保障。改革传统家庭工业符合村民对日常经济生活开支的需要。村民对经济收入的需要使引致蚕丝业改革的内在力量，而由于知识有限，当时他们能够依靠以指导变革的外界力量无疑是江苏省女子蚕丝学校。显而易见，对传统家庭蚕丝业进行改革的主要意图就是要使企业属于村民，改善村民的经济生活。以合作原则组建乡村企业，采用股份合作制是使企业所有权掌握在村民手中的有效途径。改革初期，合作工厂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江苏省女子蚕丝学校提供的技术支持以及合作工厂引进的先进生产设备，促使生产率得以提高，此外被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的是合作工厂生产的出口生丝。但是，改革中业遇到了众多困难，比如借款付息，再如丝价的跌落致使合作工厂的收益逐年下降，入股的社员能够从中获得的利益下降，进而影响到社员与企业的合作。
由此可见，江村蚕丝工业改革的主体是村民，以合作原则组建、采用股份合作制是希望使企业的所有权掌握在村民手中。可以看到，村民在改革中需要做的只是入股以及学习新的生产技术，而生产观念、生产管理以及进一步的文化学习是没有涉及的。然而村民对合作工厂建立的支持是建立在直观的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当合作工厂能够分给他们的利益逐渐减少时，他们便对改革产生质疑，进而社员退社，最后合作工厂无法运转。
三、“文化堕距”与合作工厂 费孝通指出，社员只看家庭的具体收入，如果工厂所发的报酬多了，那么他们就会继续认购、交纳股金，但他们却很少关心或知道工厂的盈利来自何处；同时，他们有权查看工厂的账目，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懂看，看不明白，而需要经理向他们解释。由此可以看到利益的错位——合作工厂名义上是村民的，所得利益由村民共享，但是真正懂得生产技术、生产管理的却不是村民。由此他指出：在工业改革中，如果教育工作跟不上改革的步伐，那么可以说合作工厂是为人民开设，部分属于人民，但是人民却没有成为合作工厂的管理者。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文化堕距”的一个表现。工业改革指的是器物层面，而教育工作则是意识层面，是非物质适应性文化的一部分。书中指出合作工厂引进了生产蚕丝的设备，同时聘请女子蚕业学校进行技术指导，引进银行人员管理账目，同时还有当地领导充当管理人员。这些都是物质设备。但是，正如费孝通所说，整个工厂的运作是在改革者的指导下进行，农民缺乏受教育的机会，文盲率高，他们对开办工厂并没有太多了解，没有足够的知识。他们只关心以利润形式分给他们的实际利益，只知道拥有所有权意味着可以分到一份利润，除此之外他们对工的其他工作是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的。因而可以说，他们在合作工厂里只是接触了新的生产工具，学会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能，然而他们却不能意识到自己也是工厂的主人，工厂也需要他们一同进行管理。他们的生产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基本生产技术的学习，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需求。然而对技能学习的过渡强调会引起人们对科学文化知识的忽视。当人们认为拥有一门技术便可以维持生存而不追求思想观念的更新以及提高和学习新技能，就会只从外界提供的薪酬来评判，而不是从自身与时俱进的角度来看问题。由于村民接触了新的事物，但只是学习了生产技艺，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没有发生变化，他们对企业的运作模式和原理并不理解，这就导致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错位。
威廉·奥格本指出，物质文化或物质技术变迁的速度通常要比非物质文化快很多，并且在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中，制度要比规范快，而观念是最慢的。费孝通强调，“在蚕丝工业中工厂代替家庭工业是一个普遍过程，并不限于这个村庄”。实行企业制度进行蚕丝生产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在企业制度中的各种规范也是很容易习得的，比如生产产品的规范，职位安排与职责，生产作息时间安排等等，这些规范性的东西一经确定和实施，只要不违背企业发展规律，损害到社员的利益，在一定时期内是很容易被接受和执行的。
但是观念很难改变。受传统观念影响，村民的技术知识、整体素质、思想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年内得以提高和改变。各文化成分之间变化、发展不同步，特别是作为合作工厂的主体——村民的思想观念没有变化和更新，合作工厂是难以维持和发展下去的。因而，合作工厂的社员逐渐减少，以致于解组，都是必然的。
四、讨论
《江村经济》向我们呈现的是二三十年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面貌。然而，时间过去将近半个多世纪，在当代中国的很多农村地区仍然可以看到“江村”的影子。其描述与剖析揭示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江村经济》是一个经典，同时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中国农村工业或者乡镇企业改革很早就已经开始，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太大进展。
事实上，现在很多大型企业、工厂仍然处于江村工业改革受到“文化堕距”影响而处于发展困境的状态。在当代中国，很多技术学校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对技能学习的过渡强调会引起人们对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思想观念转变的忽视，以致于出现诸如富士康连跳自杀等现象，从而发展为社会问题。因而，国人也在呼吁重视综合素质的教育，而技术学校也强调技工终身学习的重要性。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学习型组织中各项修炼的团队学习和共同愿景。首先，组织中团队学习会使每个成员成长得更快，同时能够作出非凡的成绩；其次，组织中成员对组织的未来图景有一个共识，则成员间的共同的身份的身份及命运归属感能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成员对个职位间的相互联系及产生的结果可以使他们更有责任感。因而强调教育、强调学习的同时，也强调团队学习、组织学习，并且是终身学习。
因此，合作工厂仅由领导者引导，而村民只是作为机械劳作的一种工具，必定不能使生產更有效率。只有把村民当作变革的一部分，让他们真正理解变革，同时也是合作工厂的管理成员之一，合作工厂才能更有生产动力和生机。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班宝申、颜宪源、王冠.农村青少年越轨行为的成因与调控——基于“文化堕距”的视角.学术交流.2011（2）.
[3]汪和建.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江苏社会科学.1994.
[4]费孝通著.戴可景译.江村经济.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0（2013.5重印）.
[5]彼得·圣吉著.张成林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0.
[6]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7]潘守永.“一个中国的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