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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农业增长依赖于以农业生产机械化为代表的工业装备技术路径，欧美发达国家依赖此路径完成了农业现代化，但产业融合已经作为一种新产业发展模式日益彰显其超强的创新能力，因此，需要重新界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本文以农业信贷作为农业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代表，从理论角度分析现代服务业对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农业现代服务业对发展现代农业有较强的显著影响，即改造传统农业作用显著。解释变量在逐步回归中通过了相关检验，但回归系数较小，可见，农业贷款在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农业现代服务业；农业增长；农业贷款；产业融合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24-06
一、相关文献回顾
现代服务业是依托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产业，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最初的现代服务业伴随着对工业即先进制造业的服务而快速成长，随后运用现代技术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和提升也逐渐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方向。目前。理论界往往忽视了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的服务，尤其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本文将另辟蹊径，从现代服务业改造与服务传统农业，从而影响农业增长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农业增长的新路径和新模式。
综合国内外与本选题的相关文献，目前学界分别从工农关系、制度变迁、三农政策、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和科技）和第三产业等领域和范畴研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或促进农业增长。
一是工业促进农业增长的研究。K.P.Kalira-jan&U.Sankar（2001）研究发现，印度的工业增长和农业增长互相促进，而非彼此发展的阻力。SalilBhandafi（2011）认为，工农业的融合会让农业获得可持续和繁荣的发展。在实施以工促农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前，中国的农业一直在补贴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工业，通过实施工农剪刀差来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发展。2003年减免农业税后，中国农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也获得与工业化等同的地位和重视。周阳敏、宋利真（2012）提出了农业“包容性增长环”概念。构建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函数，并从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中研究了两者的经济传递渠道，选取了代表性省份并对其工农业产值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省份、中等收入省份还是欠发达省份，都是工业增长带动了农业发展，并认为这是农业包容性增长环的最核心内容。
二是制度变迁与三农政策促进农业增长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不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都对农业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Mcmillan（1989）&Lin（1992）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得益于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营制度的改革。杨正林（2007）基于1978—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地区差异与农业增长进行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增长作用显著，土地产权制度、价格制度、财税制度变迁通过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经济利益来影响农业增长。高远东、花拥军（2011）分析了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对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省份农业经济增长与本省的农业资本投入、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邻接省份的农业资本投入及非部门事业费支出间存在全域协整以及空间误差修正机制。
三是科技等生产要素促进农业增长的研究。叶园胜等（2012）分析了科技资源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农业科技支持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水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经营的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率。全炯振（2009）首先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1978—2007年期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0.7%，其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技术进步。匡远凤（2012）运用随机前沿方法，将1988—2009年中国省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为农业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物质性要素投入变化和人力资本积累四个来源。分析了它们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自1988年以来，技术进步、物质性要素投入变化和人力资本积累在总体上都促进了中国省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技术效率变化却阻碍了大部分省份的增长，但总的来说，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的共同作用对增长的贡献还是最大的。
四是第三产业促进农业增长的研究。刘立仁、周启红等认为，作为有别于传统农业的现代农业，其发展必须要借助于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农业服务业对发展现代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将农业服务业具体分为九大类型。潘锦云等研究了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与实践效果，并实证研究了1978—2008年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路径。姜长云认为，迅速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引擎，也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二、现代服务业诱致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1.现代服务业在农业增长中的理论定位
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1945）在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他讨论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加强工业化问题，随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1956）、罗丹（1960）等强调资本积累对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舒尔茨（1964）强调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认为资本和对农民的教育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有重要作用。限于现代服务业发展较晚，发展经济学家多数没有将现代服务业引入到农业经济增长模型中来。
科斯（1937）、诺斯（1973）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把交易成本引入社会经济发展模型中，强调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非外在变量。国内外经济学家使用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等核心概念对农业增长进行了充分研究，佐证了科斯定理的正确性。二战以后，欧美农业增长对国民经济贡献很低，基本处于13%水平，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对农业研究的样本缺乏，兴趣和相关成果也锐减。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多数处于发展初期，基本是为先进制造业服务，还未将其服务领域拓展到传统农业领域。从经济学演变史来看，制度、工业化、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在农业增长中获得了更多的重视，而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现代服务业对落后产业的服务与改造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也必将被学者重视起来。 与此同时，新的产业结构演变将进一步提升或扩大现代服务业的改造功能与服务领域。产业结构随着分工的演进和技术的进步会出现阶段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不随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人类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基本可以归纳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服务业社会依次更替现象，如表1所示。对于要想完成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工业化后期的显著特征是进入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服务业社会，现代服务业即现代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仅要超过第二产业，而且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发挥着主导和引领作用。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为已经或即将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发展现代服务业指明了方向，即通过大力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强化其在第一、二产业中的服务与改造功能，为完成工业化提供技术和产业条件。
2.现代服务业影响农业增长的内在机理
一是农业增长内涵的再定位。传统的农业增长主要表现为农业总产出的增加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追求农业总产量的增长必然导致农业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而获得增长，而资源和环境可能被牺牲，这一缺憾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佐证。学界普遍认为，要放弃传统农业增长模式，实现以数量规模扩大为主要特征的外延型增长方式向以提高生产效率为主要特征的内涵型增长方式转变，走集约型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但依靠什么要素或者变量来实现农业增长模式发生质变，学界说法各异，未形成定论。本文在融合所有有利于农业增长的技术或要素基础上，为农业增长引入一种新型产业即农业现代服务业，来实现在新技术条件下农业增长模式获得最优的路径选择。这也是笔者对中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再定位。即从产业耦合和技术变迁等角度来系统思考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新路径。
二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源。要改变传统农业增长方式，就必须改变过去单纯依赖资本、技术、教育与政策等增长模式，克服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农业增长贡献低的偏见，从产业或市场视角寻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动力源。资本、技术、教育与政策等要素固然能够带来农业的增长。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要素缺乏服务的主动性，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帮助它们完成。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产业耦合的产物，是市场机制自发形成的，具有较强的服务市场的主动性，对政府和政策的依赖性较低。目前，农业现代服务业有良种服务、农资连锁经营、农产品现代流通、新型农技服务、农机跨区作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中介服务、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等九大类型，随着时间推移和市场需要、新技术和产业耦合的需要，农业现代服务业也必将涌现出更多更新的类型。因此，本文认为，除了传统的为农业增长提供动力要素之外，还应该加一个新的动力源即现代服务业，在引植农业现代服务业后，中国农业增长将实现三产融合式发展，而不再仅仅依靠农业自身或以工促农等发展路径。
三是引植农业现代服务业后农业增长的新路径。就产业功能属性来说，农业现代服务业是属于现代服务业的一种类型，笔者曾依据现代服务业服务对象的差异，将其分为三大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工业现代服务业（学界多称之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先进制造业提供服务）、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引植农业现代服务业为农业增长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不仅要扬弃传统农业增长模式，而且更加鲜明地突出产业耦合对农业增长带来的变革，即更加突出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科技的贡献力。当然，制度变迁、以工促农、劳动力培训、资本投资和土地规模经营等传统农业增长模式所依赖的路径依然会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在获得农业现代服务业新的动力源后，其在现代农业增长中的作用应更加突出，具体路径见图1所示。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我们采用1978—2010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收入、粮食总产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贷款等变量从实证角度进行验证。本文选择中国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收入、粮食总产量代表农业增长绩效指标和因变量，以农业贷款为农业现代服务业的现有实践领域的产业代表和自变量。以农业机械总动力为控制变量，建立回归计量模型。
1.计量模型的构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InGAP（NSP，NMI）i=β0+β1lnTAV+β2lnAL+εi （1）
GAP为农业总产值，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总产值；NSP为粮食总产量；NMI为农民人均收入；TAV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包含农用大中小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柴油机、渔用机动船、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的动力：AL为农业贷款，即金融机构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贷款余额。
2.计量分析过程与结果
我们分两步来实证研究农业现代服务业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第一步，我们将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传统农业增长模式的代表，应用1978—2010年全国数据对农业总产出做回归分析：第二步，引入农业现代服务业，即用农业贷款代表新型农业增长要素，在第一步回归的基础上带入新变量即农业贷款，检验模型的变化。本文采用1978-2010年的全国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在做回归前需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首先，我们对因变量GAP进行原始数据水平下单位根检验，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5.114294，均大于1%（-3.653730）、5%（-2.957110）和10%（-2.617434）的数值，对GAP进行一阶差分检验后，发现结论和原始数据水平下单位根检验是一样的，即不能通过GAP的平稳性检验。二阶差分后，ADF的值为-7.246368，均小于1%（-3.679322）、5%（-2.967767）和10%（-2.622989）的数值，因此可以认为它在二阶时有99%的可能性是平稳的，即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对NSP和NMI因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同GAP结果一样，均在二阶差分后通过检验。 其次，对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TAV、AL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变量都无法通过水平和一阶差分下的单位根检验，在进行二阶差分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ADF值均大于1%、5%和10%所有的临界值，即通过平稳性检验。
最后，每个变量虽然在水平和一阶差分条件下无法获得平稳性检验，但在二阶差分后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因变量和自变量具有单阶同整特征，即通过了协整检验。因此，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是符合计量要求的。
从传统农业增长方式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来看，我们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代表传统农业所依赖的增长路径，建立如下模型：
InGAP（NSP，NMI）i=β0+β1lnTAV+εi （2）
为了减少因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产生影响，我们采用White（1980）的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另外，本文有33个样本观察值，契合了怀特检验对大样本的要求。
综合考虑各变量的经济意义与统计检验等因素，运用OLS法逐一求GAP、NSP和NMI。对控制变量TAV与解释变量AL做一元简单回归方程。并选出拟合效果好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在本文所有因变量对控制变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中，农业总产值（GAP）、农民人均收入（NMI）与农业机械总动力（TAV）的线性关系最强，拟合效果最好，而我们选取的粮食产量（NsP）与控制变量农业机械总动力（TAV）线性关系不强，R2=0.703458，拟合效果不好，结果见表2。
我们先列出拟合较好的两个一元线性方程，如下所示：InGAP=-6832.963+45.84020lnTAV （3）
（-9.262960） （29.49289）R2=0.965587 R20.964477 F=869.8307LnNMI=-1024.947+6.699801lnTAV （4）
（-10.27824） （31.88667）R20.970413 R2=0.969459 F=1016.760
从新型农业增长方式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来看。我们用农业贷款代表现代农业所依赖的增长路径，建立如下模型：
lnGAP（NSP）i=β0+β1lnTAV+β2lnAL+εi （5）
在模型（3）和模型（4）的基础上，将解释变量农业贷款（AL）逐一代入方程（5），做二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为了进一步考察粮食产量NSP与控制变量TAV和解释变量AL的关系，我们也做了类似的二元回归分析，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NSP与TAV、AL线性关系较弱和拟合效果不好的结论。影响。
3.结论
首先，控制变量农业机械总动力TAV与因变量农业总产值GAP、粮食总产量NSP、农民人均收入NMI呈正相关，但TAV与农业总产值GAP和农民人均收入NMI正相关性最为显著。可见，以农业机械总动力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农业增长路径中农业机械化作用巨大，这也是本文只选择了TAV作为控制变量的原因之一。
其次，在TAV为唯一控制变量的二元回归方程中，我们将AL（农业贷款）带入计量方程后，比较前后模型的R2，发现回归的系数显著，R2显著提高，假设得证，即以农业贷款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对发展现代农业有较强的影响，即改造传统农业的作用显著。虽然农业贷款在逐步回归中通过了相关检验，但回归系数较小，可见，农业贷款对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也与当前农村存款用于农业贷款占比少、国有大银行对涉农服务不积极的现实相一致。同时我们发现，在多个因变量逐步回归分析中，控制变量农业机械总动力TAV总是因变量GAP和NMI的影响最显著，可见，农业生产机械化依然是目前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与中国小农经济模式未实现根本变革及其实现路径特性相一致。经比较后剔除拟合效果不佳的模型。最后确定如下模型：
InGAP=-2683.152+26.72364TAV+0.727285AL
（-2.673123）（6.639565）（4.964188）
R2=0.981107 R2=0.979847 F=778.9393
通过比较R2值（见表3），我们发现加入了解释变量农业贷款AL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明显增强，另外，F值依然以较大数值通过检验。我们也发现M9（NMI，TAV，AL）模型也有类似结论，说明用农业总产值（GAP）和农民人均收入（NMI）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效果是一样的，都能说明增加解释变量AL后，模型解释力得到了增强，即以农业贷款为代表的农业现代服务业对发展现代农业有较显著的
四、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
1.加快三产融合。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
随着现代信息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现代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二、三次产业独立发展的传统格局已经被打破，产业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产业融合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就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来说，产业融合已从农业内部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的融合发展到农业外部的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农业物流和农村金融等产业的融合，目前以良种引进、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物流、农资连锁经营、农业保险、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为代表的农业现代服务业，从现代服务业中孕育而生，服务于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升级，又离不开工业提供的物质装备技术。可见，农业现代服务业已经在实践领域践行三产融合发展理论。要实现三产真正的融合，一方面，必须摒弃传统的产业界限理论，打破人为界定的产业分工制约。自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威廉·配第关于收入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学说基础上验证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定律，将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即现在普遍认同的三次产业划分以来，产业理论虽在不同领域有了新发展，但理论界与实际工作部门关于产业的三次划分一直固守配第，克拉克定理，这对产业融合来说存在着理论上的教条和束缚，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已经彻底模糊三产界限。另一方面，要消除行政分割产业发展的部门障碍。目前，中国农业归农业部管理，工业和服务业归工业与信息化部和商务部管理，这种管理模式适应了传统的一、二、三产业分立发展的需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因此，应将农业部和工业与信息化部门合并成一个部门即产业部，通过一个部门来协调和促进三产融合发展，避免因部门利益而阻碍产业间的交流和融合。 2.突出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作用
本文认为，在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中应有先后秩序，优先发展对改造传统农业有战略意义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充分利用生产性服务业强大的科技和信息服务优势，发挥其产业融合具有便捷性的功能，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技术保障。当然，生活性服务业是解决农村经济长期以来缺乏活力的重要抓手，因为围绕新农村建设适应农民居住的小城镇是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就目前中国三农发展现状来说，要优先突出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作用。当前发展农业生产性现代服务业，首先要扩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农业资本积累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而长期以来受政府和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匮乏的，与发展现代农业对物质装备技术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政府必须在加大农村水利工程投资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涉农生产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3.激励信贷支农投放规模，创新农业信贷方式
长期以来，受二元经济体制的制约，农业信贷资金长期被非法占用、挪用等现象屡见不鲜。农业信贷投入量与农业企业对信贷的需求存在巨大缺口，农村金融被抽血现象严重，信贷资源配置极不合理。因此，激励各金融主体对支农信贷资金投放规模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设立农村吸收存款量与支农信贷资金规模的硬性比例。确保农村资金能够投放到三农领域；另一方面，要建立激励机制，给予那些中小银行更加灵活的优惠措施，鼓励它们多对农业生产投放信贷资金，比如在给中小银行监管等级上给予加分或者上浮等级等待遇。农业生产有自身的特点，相关金融主体需要创新农业信贷方式，创造新型农村金融产品，提高支农信贷额度，拓宽贷款范围。随着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政府要鼓励中小银行发挥比较优势，在广阔的农村市场寻找发展空间；鼓励转变支农信贷结构，以适应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需求，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注释：
①周阳敏、宋利真：《中国农业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农村技术经济》2012年第2期。
②Justin Yifu Lin，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1），pp.34-51.
③高远东、花拥军：《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对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作用研究》，《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④叶园胜等：《科技资源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浙江省案例》，《科技管理研究》2012年第2期。
⑤全炯振：《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1978-2007年》，《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9期。
⑥匡远凤：《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要素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基于SFA的经验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⑦周启红等：《基于现代农业视角的我国农业服务业研究》，《调研世界》2010年第2期。
⑧潘锦云、李晏墅：《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经济学家》2009年第9期。
⑨潘锦云、汪时珍、杨国才：《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学家》2011年第12期。
⑩姜长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模式、机制与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1年第51期。
⑾高静、张应良、贺昌政：《基于分工理论的农民创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探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⑿彭锻炼、左武：《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⒀祝国平、刘吉舫：《基于现金流支持的农户信贷模式研究——以吉林省农户“直补资金担保贷款”为例》，《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农业现代服务业；农业增长；农业贷款；产业融合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24-06
一、相关文献回顾
现代服务业是依托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产业，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最初的现代服务业伴随着对工业即先进制造业的服务而快速成长，随后运用现代技术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和提升也逐渐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方向。目前。理论界往往忽视了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的服务，尤其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本文将另辟蹊径，从现代服务业改造与服务传统农业，从而影响农业增长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农业增长的新路径和新模式。
综合国内外与本选题的相关文献，目前学界分别从工农关系、制度变迁、三农政策、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和科技）和第三产业等领域和范畴研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或促进农业增长。
一是工业促进农业增长的研究。K.P.Kalira-jan&U.Sankar（2001）研究发现，印度的工业增长和农业增长互相促进，而非彼此发展的阻力。SalilBhandafi（2011）认为，工农业的融合会让农业获得可持续和繁荣的发展。在实施以工促农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前，中国的农业一直在补贴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工业，通过实施工农剪刀差来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发展。2003年减免农业税后，中国农业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也获得与工业化等同的地位和重视。周阳敏、宋利真（2012）提出了农业“包容性增长环”概念。构建了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函数，并从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中研究了两者的经济传递渠道，选取了代表性省份并对其工农业产值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省份、中等收入省份还是欠发达省份，都是工业增长带动了农业发展，并认为这是农业包容性增长环的最核心内容。
二是制度变迁与三农政策促进农业增长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不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都对农业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Mcmillan（1989）&Lin（1992）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得益于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营制度的改革。杨正林（2007）基于1978—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地区差异与农业增长进行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增长作用显著，土地产权制度、价格制度、财税制度变迁通过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经济利益来影响农业增长。高远东、花拥军（2011）分析了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对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省份农业经济增长与本省的农业资本投入、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邻接省份的农业资本投入及非部门事业费支出间存在全域协整以及空间误差修正机制。
三是科技等生产要素促进农业增长的研究。叶园胜等（2012）分析了科技资源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农业科技支持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水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经营的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率。全炯振（2009）首先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1978—2007年期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0.7%，其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技术进步。匡远凤（2012）运用随机前沿方法，将1988—2009年中国省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分解为农业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物质性要素投入变化和人力资本积累四个来源。分析了它们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自1988年以来，技术进步、物质性要素投入变化和人力资本积累在总体上都促进了中国省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技术效率变化却阻碍了大部分省份的增长，但总的来说，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的共同作用对增长的贡献还是最大的。
四是第三产业促进农业增长的研究。刘立仁、周启红等认为，作为有别于传统农业的现代农业，其发展必须要借助于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农业服务业对发展现代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将农业服务业具体分为九大类型。潘锦云等研究了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与实践效果，并实证研究了1978—2008年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路径。姜长云认为，迅速发展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引擎，也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二、现代服务业诱致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1.现代服务业在农业增长中的理论定位
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1945）在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他讨论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加强工业化问题，随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1956）、罗丹（1960）等强调资本积累对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舒尔茨（1964）强调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认为资本和对农民的教育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有重要作用。限于现代服务业发展较晚，发展经济学家多数没有将现代服务业引入到农业经济增长模型中来。
科斯（1937）、诺斯（1973）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把交易成本引入社会经济发展模型中，强调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非外在变量。国内外经济学家使用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等核心概念对农业增长进行了充分研究，佐证了科斯定理的正确性。二战以后，欧美农业增长对国民经济贡献很低，基本处于13%水平，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对农业研究的样本缺乏，兴趣和相关成果也锐减。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多数处于发展初期，基本是为先进制造业服务，还未将其服务领域拓展到传统农业领域。从经济学演变史来看，制度、工业化、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在农业增长中获得了更多的重视，而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现代服务业对落后产业的服务与改造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也必将被学者重视起来。 与此同时，新的产业结构演变将进一步提升或扩大现代服务业的改造功能与服务领域。产业结构随着分工的演进和技术的进步会出现阶段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不随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人类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基本可以归纳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服务业社会依次更替现象，如表1所示。对于要想完成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工业化后期的显著特征是进入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服务业社会，现代服务业即现代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仅要超过第二产业，而且第三产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发挥着主导和引领作用。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为已经或即将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发展现代服务业指明了方向，即通过大力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强化其在第一、二产业中的服务与改造功能，为完成工业化提供技术和产业条件。
2.现代服务业影响农业增长的内在机理
一是农业增长内涵的再定位。传统的农业增长主要表现为农业总产出的增加及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追求农业总产量的增长必然导致农业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而获得增长，而资源和环境可能被牺牲，这一缺憾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佐证。学界普遍认为，要放弃传统农业增长模式，实现以数量规模扩大为主要特征的外延型增长方式向以提高生产效率为主要特征的内涵型增长方式转变，走集约型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但依靠什么要素或者变量来实现农业增长模式发生质变，学界说法各异，未形成定论。本文在融合所有有利于农业增长的技术或要素基础上，为农业增长引入一种新型产业即农业现代服务业，来实现在新技术条件下农业增长模式获得最优的路径选择。这也是笔者对中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再定位。即从产业耦合和技术变迁等角度来系统思考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新路径。
二是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源。要改变传统农业增长方式，就必须改变过去单纯依赖资本、技术、教育与政策等增长模式，克服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农业增长贡献低的偏见，从产业或市场视角寻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动力源。资本、技术、教育与政策等要素固然能够带来农业的增长。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要素缺乏服务的主动性，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帮助它们完成。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产业耦合的产物，是市场机制自发形成的，具有较强的服务市场的主动性，对政府和政策的依赖性较低。目前，农业现代服务业有良种服务、农资连锁经营、农产品现代流通、新型农技服务、农机跨区作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中介服务、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等九大类型，随着时间推移和市场需要、新技术和产业耦合的需要，农业现代服务业也必将涌现出更多更新的类型。因此，本文认为，除了传统的为农业增长提供动力要素之外，还应该加一个新的动力源即现代服务业，在引植农业现代服务业后，中国农业增长将实现三产融合式发展，而不再仅仅依靠农业自身或以工促农等发展路径。
三是引植农业现代服务业后农业增长的新路径。就产业功能属性来说，农业现代服务业是属于现代服务业的一种类型，笔者曾依据现代服务业服务对象的差异，将其分为三大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工业现代服务业（学界多称之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先进制造业提供服务）、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引植农业现代服务业为农业增长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不仅要扬弃传统农业增长模式，而且更加鲜明地突出产业耦合对农业增长带来的变革，即更加突出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科技的贡献力。当然，制度变迁、以工促农、劳动力培训、资本投资和土地规模经营等传统农业增长模式所依赖的路径依然会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在获得农业现代服务业新的动力源后，其在现代农业增长中的作用应更加突出，具体路径见图1所示。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我们采用1978—2010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收入、粮食总产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贷款等变量从实证角度进行验证。本文选择中国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收入、粮食总产量代表农业增长绩效指标和因变量，以农业贷款为农业现代服务业的现有实践领域的产业代表和自变量。以农业机械总动力为控制变量，建立回归计量模型。
1.计量模型的构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InGAP（NSP，NMI）i=β0+β1lnTAV+β2lnAL+εi （1）
GAP为农业总产值，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总产值；NSP为粮食总产量；NMI为农民人均收入；TAV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包含农用大中小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柴油机、渔用机动船、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的动力：AL为农业贷款，即金融机构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贷款余额。
2.计量分析过程与结果
我们分两步来实证研究农业现代服务业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第一步，我们将农业机械总动力作为传统农业增长模式的代表，应用1978—2010年全国数据对农业总产出做回归分析：第二步，引入农业现代服务业，即用农业贷款代表新型农业增长要素，在第一步回归的基础上带入新变量即农业贷款，检验模型的变化。本文采用1978-2010年的全国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在做回归前需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首先，我们对因变量GAP进行原始数据水平下单位根检验，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5.114294，均大于1%（-3.653730）、5%（-2.957110）和10%（-2.617434）的数值，对GAP进行一阶差分检验后，发现结论和原始数据水平下单位根检验是一样的，即不能通过GAP的平稳性检验。二阶差分后，ADF的值为-7.246368，均小于1%（-3.679322）、5%（-2.967767）和10%（-2.622989）的数值，因此可以认为它在二阶时有99%的可能性是平稳的，即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对NSP和NMI因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同GAP结果一样，均在二阶差分后通过检验。 其次，对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TAV、AL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变量都无法通过水平和一阶差分下的单位根检验，在进行二阶差分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ADF值均大于1%、5%和10%所有的临界值，即通过平稳性检验。
最后，每个变量虽然在水平和一阶差分条件下无法获得平稳性检验，但在二阶差分后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因变量和自变量具有单阶同整特征，即通过了协整检验。因此，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是符合计量要求的。
从传统农业增长方式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来看，我们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代表传统农业所依赖的增长路径，建立如下模型：
InGAP（NSP，NMI）i=β0+β1lnTAV+εi （2）
为了减少因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产生影响，我们采用White（1980）的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另外，本文有33个样本观察值，契合了怀特检验对大样本的要求。
综合考虑各变量的经济意义与统计检验等因素，运用OLS法逐一求GAP、NSP和NMI。对控制变量TAV与解释变量AL做一元简单回归方程。并选出拟合效果好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在本文所有因变量对控制变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中，农业总产值（GAP）、农民人均收入（NMI）与农业机械总动力（TAV）的线性关系最强，拟合效果最好，而我们选取的粮食产量（NsP）与控制变量农业机械总动力（TAV）线性关系不强，R2=0.703458，拟合效果不好，结果见表2。
我们先列出拟合较好的两个一元线性方程，如下所示：InGAP=-6832.963+45.84020lnTAV （3）
（-9.262960） （29.49289）R2=0.965587 R20.964477 F=869.8307LnNMI=-1024.947+6.699801lnTAV （4）
（-10.27824） （31.88667）R20.970413 R2=0.969459 F=1016.760
从新型农业增长方式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来看。我们用农业贷款代表现代农业所依赖的增长路径，建立如下模型：
lnGAP（NSP）i=β0+β1lnTAV+β2lnAL+εi （5）
在模型（3）和模型（4）的基础上，将解释变量农业贷款（AL）逐一代入方程（5），做二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为了进一步考察粮食产量NSP与控制变量TAV和解释变量AL的关系，我们也做了类似的二元回归分析，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NSP与TAV、AL线性关系较弱和拟合效果不好的结论。影响。
3.结论
首先，控制变量农业机械总动力TAV与因变量农业总产值GAP、粮食总产量NSP、农民人均收入NMI呈正相关，但TAV与农业总产值GAP和农民人均收入NMI正相关性最为显著。可见，以农业机械总动力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农业增长路径中农业机械化作用巨大，这也是本文只选择了TAV作为控制变量的原因之一。
其次，在TAV为唯一控制变量的二元回归方程中，我们将AL（农业贷款）带入计量方程后，比较前后模型的R2，发现回归的系数显著，R2显著提高，假设得证，即以农业贷款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对发展现代农业有较强的影响，即改造传统农业的作用显著。虽然农业贷款在逐步回归中通过了相关检验，但回归系数较小，可见，农业贷款对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也与当前农村存款用于农业贷款占比少、国有大银行对涉农服务不积极的现实相一致。同时我们发现，在多个因变量逐步回归分析中，控制变量农业机械总动力TAV总是因变量GAP和NMI的影响最显著，可见，农业生产机械化依然是目前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与中国小农经济模式未实现根本变革及其实现路径特性相一致。经比较后剔除拟合效果不佳的模型。最后确定如下模型：
InGAP=-2683.152+26.72364TAV+0.727285AL
（-2.673123）（6.639565）（4.964188）
R2=0.981107 R2=0.979847 F=778.9393
通过比较R2值（见表3），我们发现加入了解释变量农业贷款AL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明显增强，另外，F值依然以较大数值通过检验。我们也发现M9（NMI，TAV，AL）模型也有类似结论，说明用农业总产值（GAP）和农民人均收入（NMI）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效果是一样的，都能说明增加解释变量AL后，模型解释力得到了增强，即以农业贷款为代表的农业现代服务业对发展现代农业有较显著的
四、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
1.加快三产融合。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
随着现代信息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现代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二、三次产业独立发展的传统格局已经被打破，产业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产业融合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就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来说，产业融合已从农业内部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的融合发展到农业外部的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农业物流和农村金融等产业的融合，目前以良种引进、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物流、农资连锁经营、农业保险、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为代表的农业现代服务业，从现代服务业中孕育而生，服务于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升级，又离不开工业提供的物质装备技术。可见，农业现代服务业已经在实践领域践行三产融合发展理论。要实现三产真正的融合，一方面，必须摒弃传统的产业界限理论，打破人为界定的产业分工制约。自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威廉·配第关于收入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学说基础上验证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定律，将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即现在普遍认同的三次产业划分以来，产业理论虽在不同领域有了新发展，但理论界与实际工作部门关于产业的三次划分一直固守配第，克拉克定理，这对产业融合来说存在着理论上的教条和束缚，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已经彻底模糊三产界限。另一方面，要消除行政分割产业发展的部门障碍。目前，中国农业归农业部管理，工业和服务业归工业与信息化部和商务部管理，这种管理模式适应了传统的一、二、三产业分立发展的需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因此，应将农业部和工业与信息化部门合并成一个部门即产业部，通过一个部门来协调和促进三产融合发展，避免因部门利益而阻碍产业间的交流和融合。 2.突出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作用
本文认为，在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中应有先后秩序，优先发展对改造传统农业有战略意义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充分利用生产性服务业强大的科技和信息服务优势，发挥其产业融合具有便捷性的功能，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技术保障。当然，生活性服务业是解决农村经济长期以来缺乏活力的重要抓手，因为围绕新农村建设适应农民居住的小城镇是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就目前中国三农发展现状来说，要优先突出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作用。当前发展农业生产性现代服务业，首先要扩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农业资本积累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而长期以来受政府和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匮乏的，与发展现代农业对物质装备技术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政府必须在加大农村水利工程投资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涉农生产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3.激励信贷支农投放规模，创新农业信贷方式
长期以来，受二元经济体制的制约，农业信贷资金长期被非法占用、挪用等现象屡见不鲜。农业信贷投入量与农业企业对信贷的需求存在巨大缺口，农村金融被抽血现象严重，信贷资源配置极不合理。因此，激励各金融主体对支农信贷资金投放规模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设立农村吸收存款量与支农信贷资金规模的硬性比例。确保农村资金能够投放到三农领域；另一方面，要建立激励机制，给予那些中小银行更加灵活的优惠措施，鼓励它们多对农业生产投放信贷资金，比如在给中小银行监管等级上给予加分或者上浮等级等待遇。农业生产有自身的特点，相关金融主体需要创新农业信贷方式，创造新型农村金融产品，提高支农信贷额度，拓宽贷款范围。随着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政府要鼓励中小银行发挥比较优势，在广阔的农村市场寻找发展空间；鼓励转变支农信贷结构，以适应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需求，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注释：
①周阳敏、宋利真：《中国农业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农村技术经济》2012年第2期。
②Justin Yifu Lin，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1），pp.34-51.
③高远东、花拥军：《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对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作用研究》，《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④叶园胜等：《科技资源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浙江省案例》，《科技管理研究》2012年第2期。
⑤全炯振：《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1978-2007年》，《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9期。
⑥匡远凤：《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要素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基于SFA的经验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⑦周启红等：《基于现代农业视角的我国农业服务业研究》，《调研世界》2010年第2期。
⑧潘锦云、李晏墅：《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经济学家》2009年第9期。
⑨潘锦云、汪时珍、杨国才：《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学家》2011年第12期。
⑩姜长云：《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模式、机制与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1年第51期。
⑾高静、张应良、贺昌政：《基于分工理论的农民创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探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⑿彭锻炼、左武：《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⒀祝国平、刘吉舫：《基于现金流支持的农户信贷模式研究——以吉林省农户“直补资金担保贷款”为例》，《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