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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拿到《全球左翼之崛起》一书的时候并未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意义，还以为该书只是描述性地介绍“世界社会论坛”是个怎样的组织（下文简称为“论坛”）。细读之后才发现自己原先的理解错了——法律社会学出身的葡萄牙左翼学者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在书中对聚集了世界各地社会运动者的“世界社会论坛”展开阐述，试图以“论坛”这一具体的实践形式回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萦绕全球左翼多年的重大问题：左翼为何？左翼何为？
作者从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开始，以“论坛”所构建的“南方认识论”为基础，提出在“复数”的左翼之间进行知识与实践的双重“翻译”。在从“世界社会论坛”这一具体的实践平台走向“全球左翼之崛起”这一宏大目标的过程中，“论坛”在认识论上试图做出的突破，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全球左翼重构是全书相互关联、互为支撑的两个核心。这两个核心都贯穿了“否定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立场，让人始终觉得有未尽之意。
批判的乌托邦与复数的左翼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左翼文化运动消散，苏联解体，而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左翼退化的事实似乎已不必多言。然而，在作者看来，左翼的退却除了体现在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时候，缺乏对非资本主义式的“可替代社会”[1]的整体构想，放弃了暴力革命之外，更为深刻的危机存在于认识论的层面。
桑托斯认为，建基于西方科学主义认识论的左翼批判理论受自身的局限，容易漠视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识系统。“学习某些种类的知识会导致遗忘其他种类的知识，最后，变为对这些知识一无所知。”[2]在确立西方批判理论权威地位的时候必然伴随着对其他地方性知识的排斥与遮蔽[3]。正因这样的认识论局限，左翼的批判理论体系与实践之间形成了“虚幻（Phantasmal）”的关联。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左翼理论既不屑于考察以非政党政治的形式出现的新兴社会运动，也无力对欧美经验以外的社会反抗进行理论诠释。另一方面，各类社会运动也缺乏充分的理论反思和理论提炼，往往随意拿来一些概念给自己套上了事。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性已不复存在[4]。
在这一历史判定上，桑托斯提出“（制造）缺席（absence）的社会学”，这不仅是对新自由主义认识论的全面颠覆，也是对欧美左翼理论霸权地位的反省。“缺席的社会学”就是要发现被排挤、所未见的知识。那些被排挤、所未见的知识应当构建出另一套价值系统与知识系统，形成“出现的社会学”。在“出现的社会学”中，缺席的转换为在场，不可能、不可见的转换为可能与可见，被贬抑的弘扬为有意义的[5]。
“论坛”正是按照“出现的社会学”的原则，建立“南方认识论”的实践工作。“南方认识论”中的“南方”是对在全球范围内遭受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之人、之地、之识的隐喻。然而，这一认识论的出现并不带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论坛”不再强调优先的工人阶级主体，甚至拒绝“论坛”本身成为历史主体。在最宽泛意义上的各类左翼知识之间围绕“缺席”与“出现”的持续运动绝非“敌我”斗争，而是左翼内部的理论互通，试图在互相丰富、互相看见的原则上进行理论建设。其理论建构的指向并非重建一元论的普遍主义，“论坛”一直避免成为新的“共产国际”。无论在左翼内部还是面对新自由主义，“论坛”都警惕任何“主义”独霸整个左翼阵营。按照“南方认识论”的原则，当某个“主义”占据左翼霸主地位之时，也就是其他南方批判性知识系统被压抑的时候。
在这一认识论基础上，桑托斯倡导21世纪的全球左翼应争取“去极化的多元性”，号召左翼运动之间承认、理解、尊重、包容彼此的差异，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平等与民主[6]。“去极化多元性”的“南方”/左翼又具体指谁呢？他们是世界各地反抗新自由主义的组织和运动，有基层运动、参与性民主试验、解放神学、反独裁斗争、新老西方左翼政治、性别运动、少数族裔的权利斗争、民族运动、公民社会运动、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倡议，等等。他们在“论坛”中搭建相互平等、彼此尊重差异的网络，共同扛起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旗帜，但在政治诉求、民主价值和行动路径上的差异则留出空间以保护民主的多样性。总而言之，无论是“社会解放”“另一种世界”“乌托邦”还是“民主”“论坛”都在复数的意义上接受这些终极目标。所以说，不仅全球左翼的历史主体宽泛多样且模糊，其历史目标也是半开放性的。
行文至此，对桑托斯和“世界社会论坛”的批判之声似乎也要呼之欲出了。难道这不是披着左翼外衣的“后马克思主义”？“多元民主”“工人阶级不再是历史主体”“政治上的优先”……这一类论调是多么熟悉的“后马”话语啊！不过，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论坛”的反本质主义似乎没有那么彻底。
桑托斯还称呼“论坛”为“批判的乌托邦”。这个名字读着有些别扭，作者并非从正面入手逐条地赋予“乌托邦”以含义，而是从反面指出，“论坛”的乌托邦是建立在激进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的乌托邦”之上，所以“论坛”的乌托邦不能脱离“批判的”这个定语而存在[7]。
由于更多地根植于对现实的拒绝而不是对未来的界定，这个乌托邦设计（“世界社会论坛”），更多地聚焦于运动中的交流过程而不是对运动的政治内涵的评估，因而构成了世界社会论坛凝聚力的主要成分[8]。
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批判的乌托邦”的别扭之处：既要破——对实存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又要立——无论如何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乌托邦”。“立”的同时还要警惕内部霸权的诞生，遵循“去极化多元性”的动态过程，让被压迫的知识得以“出现”——“更多地聚焦于运动中的交流过程而不是对运动的政治内涵的评估”，一旦涉及评估，就会产生以何种原则、主义、价值来评估的问题。
既破又立，试图在“破立”之间拿捏分寸的对峙性始终内在于桑托斯“南方认识论”的观点与他所诠释的“论坛”之中。上文提到，“论坛”拒绝要求全球左翼运用同一种政治原则，推崇“去极多元”的认识论构建。然而，“论坛”也并不完全否定普遍主义，它在普遍主义或本质主义上的唯一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作为各种压迫的源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应拒绝被简化为奴仆状态的客体，“论坛”是世界各地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同盟，虽然这个同盟是去代表性且去官僚等级制的[9]。 树立新自由主义这个敌人，就是桑托斯所言“否定的普遍主义”[10]。这恐怕是与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激进的民主政治”最为不同的地方。加拿大左翼学者艾伦·伍德指出，在以“激进民主政治”为特征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将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偷换成了国家强权与人民联盟之间的矛盾对立。所谓“激进民主政治”的政治动力、政治目标与政治方向从何而来，其历史任务的肩负主体又从何产生，都成为随机性的问题。生产关系上的压迫与剥削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已经不再具有本质属性了。同理，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阶级这样的革命目标，被可以随意形成的结盟或敌对、随意产生的政治利益斗争所取代[11]。这样的“激进民主政治”正是汪晖所批判的“去政治化的政治”[12]。
就桑托斯与桑托斯诠释下的“论坛”都明确地以新自由主义为敌人这一点来说，起码还没有完全抛弃资本与劳动这一组根本矛盾。新自由主义作为晚近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对隐喻的“南方”形成压迫与剥削，这个敌人的树立是“论坛”在本质意义上的唯一承认。而没有树立的是，或者，只树立一半儿的是，与新自由主义这个敌人相对应的主体，“南方”仅仅在隐喻上勉勉强强做了对应，“复数意义上的左翼”可能是更恰当的能指，但显而易见，外延的扩展削弱了内涵的明晰。“世界社会论坛”在认识论上对传统左翼有突围也有保留，这之间的张力又继续带进了实践层面：通过“翻译”重构各地反抗运动之间的关系。
全球左翼间的翻译工作
如果说在认识论的理论层面上，还能较为容易地说通“论坛”不偏不倚的取向;那么在实践层面，尤其在组织层面上的实践，则更难做到既不承认普遍主义，又反抗本质上存在的敌人，既要构建乌托邦，又要防范凝结集体意志之官僚组织的建制。
从“世界社会论坛”的内部组织来看，“论坛”的两个核心机构“组织委员会/国际秘书处”和“国际理事会”分别负责“论坛”的具体组织工作和“论坛”的资源问题，形成在功能上的互补，力图创造新的组织文化和政治文化[13]。“论坛”兼顾对名人的邀请与对真正受压迫者参与的保障，积极处理政党、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这些互异的社会运动主体在“论坛”内的关系，并努力在每一届的“论坛”中做好规模的把握与讨论交流的深度，保证全世界的重要议题都能“不缺席”地展现在“论坛”之中。
桑托斯还对2003年和2005年两届的“论坛”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论坛”的确存在过于精英化、知识化的问题，参加者的学历和职业背景大多属于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底层受压迫者缺少进入“论坛”的途径。在这些问题上，“论坛”体现了自我解剖和自我改造的真诚性，这种真诚也是这本书字里行间透出的气息。比如，在印度举行的2002年“世界社会论坛”引入了多个小语种作为会议语言，降低了英语使用的要求，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语言霸权，保障了低种姓受压迫者的参会，也平衡了“论坛”过于向拉美参会者倾斜的问题。“论坛”的所有这些安排都力图践行“出现的社会学”，避免在反抗全球霸权的实践过程中，在左翼阵营内部出现新的霸权和压迫。作者甚至毫不避讳地谈到了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被人诟病的麦霸发言史[14]。
跳出几年一度的“论坛”本身，在全球左翼之间，更为日常性的组织方式又是什么？简而言之，桑托斯提出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此处不能将“翻译”理解为简单地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在“论坛”之外，全球左翼社会运动者创建了“社会运动的大众学校”，试图以“学校”为平台，为不同的左翼人士与左翼思想提供“接触区”[15]，通过“翻译”沟通不同的左翼实践。它的意义在于，替代普遍主义的位置，将普遍性转化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各类左翼之间相互了解、构建知识、寻求联合可能性的过程。
当社会变革没有不证自明的意义，也无法规划历史、社会和自然时，社会运动不得不借由翻译工作来创造部分的集体意义，使之联合起来进行最有成效的行动并实现他们认为最期待的社会变革。……翻译工作的目的是：在进步的社会运动和组织中培养构建共同知识和实践的意愿，使这些知识和实践成长壮大并提供可靠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案。[16]
由此，“翻译”工作就成为那个缓解“反本质”与“求本质”之间矛盾张力的实践过程。对“集体意义”的追求是必要的，但又是“部分的”，全球左翼所要争取的确实是“社会变革”，但被限定为是参加互译的几方“他们认为最期待的”社会变革，既非普遍性的，也非终极的;因为这个“社会变革”的意义并非不证自明的，当于“翻译”的过程中彰显，成长为共享的知识。至于“可靠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案”是否也是复数意义上的，全书没有再继续深入展开。可以确信的是，桑托斯的重点不落在这个问题上，而落在组织翻译的过程上。
那么，翻译什么呢？翻译工作有两个内容，首先是对不同地区的知识的翻译，包括对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翻译，达到彼此理解，互相补充，互相丰富的目的。这里依旧警惕一种关于“完满”的普遍主义观点，强调翻译的动态交互过程[17]。比如，“民主”“解放”等概念可能在不同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里有不同的意涵，翻译的目的在于让彼此充分理解对方所认同的含义的合理性，认识到自身社会语义里的缺憾，而非用自己的理解去说服对方，更不能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对方。这也印证了在复数的意义上接受这些终极目标的“南方认识论”原则。
翻译的第二个内容是，对于不同地区的左翼抗争实践的翻译。这个翻译过程的关键在于，需通过不同的实践形式，厘清背后支撑该反抗实践的现实条件、知识预设和理论基础。唯此，才能认清各类左翼实践之间结盟的可能性与障碍[18]。比如，有的社会运动以争取性别平等的权利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有的则以工人运动为己任，有的策略性地联合国家政权，有的则排斥。这些不同类型、不同议题的社会行动之间需要通过翻译工作，理解对方优先性抉择的原因和策略，才有探讨团结联合的基础。 那么，强调“翻译”胜过“集体行动”的“世界社会论坛”会不会沦为一个仅供左翼人士“清谈”的“开放空间”？是否应成为一个具备高度组织性、纪律性、行动性的社会运动？这点曾经引起过“论坛”不同参与者的争论。比如，萨米尔·阿明等著名左翼知识分子于2005年联署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十二条建议（阿雷格里港宣言）》就是一个更具集体意志的行动纲领。然而，有人认为《宣言》违背了《原则宪章》里的“双重不代表”原则，更有人指出，联署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西方白人男性知识精英，构成了对普通民众和女性的霸权[19]。
另有参与者认为，“论坛”的意义在于，为世界各地的抵抗斗争提供介绍、交流、传播、讨论的平台，对赋予了不同政治策略以优先权的政治思想的争锋、交融、提升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论坛”进行的过程中，不同的组织和运动可以自行形成结合，成为更广泛、更高层面的集体，而不必以“世界社会论坛”为名义[20]。也即，经过充分的“翻译”之后，左翼人士可自行凝聚“部分的集体意志”，而重点仍落在“论坛”与“学校”交流培育的责任上。
作为“世界社会论坛”的常态化组织，“学校”的知识生产与体制内教育研究机构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知识生产是嵌入变革实践的情境中去的，也唯有在这样的方式下，“出现的社会学”才能真正出现。同时，“学校”里展开的“翻译”过程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运动与运动之间情感连带的增进和反思能力的加强[21]。也正是在这两点上，“批判的乌托邦”得以落脚。
总结来看，“翻译”汇聚了多个层面的工作内容，形成立体的、全面的推进方式。对知识和实践的理论性思考与辨析弥补了社会运动理论工作的不足，构成理论建设的维度。而突破象牙塔式的理论工作方式，将革新社会的实践情境囊括进来，创造理论工作与变革实践的叠交区域。并且，“翻译”工作不把理论做成一个超脱个人情感与经验的智力游戏，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经验连带。“翻译”工作所培育的集体性正诞生于理论、实践、情感的三重结合之中。
在“翻译”中重构左翼
那么，对于世界各地的左翼人士来说，果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左翼的全球联合吗？
“翻译”工作实为在实践的话语中对实践进行理论研究，这样的落脚点重新将理论、实践乃至情感有机地结合起来，部分地回应了佩里·安德森关于左翼越来越学院化、哲学化的批评，有助于打消一些左翼学者对于“不足以应对现实的概念和理论”的固执坚持[22]。“批判的乌托邦”借由“翻译”的当下可行性不再只存在于遥远的未来，而成为“对现在的重新构想”，对于历史任务时间感的调整又反过来增强翻译实践的合理性与紧迫性[23]。翻译工作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具有积极的意义。
正如我们所见，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将我们都纳于同一个资本运作的体系中，但不同地区被新自由主义裹挟的经历不同，在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由此生成的抗争内容和抗争目标也具有各自的历史特征。这个时候，翻译工作就变得异常重要了。比如，当我们在用后福特主义灵活积累、劳动时间的碎片化等理论来说明西欧各国自20世纪80年代快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后的特征时，不能不看到，中国、越南等身处于同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后发国家承担了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流水线工人依旧而社会主义国家（抑或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不再。于是，如果说华尔街占领运动打出的“我们是99%”的口号中也包含了后发国家中的劳工群体，那定然是假的，起码，其“代表性”是极其脆弱的。无论美国华尔街写字楼的白领多高级，其本质也与中国的工人一样，同属于劳动者，但是美国街头的失业者真的明白自己与中国工人之间的联系吗？中国工人理解美国失业者的切肤之痛吗？毕竟身处资本主义链条的不同层面，语言符号意义上的“统一战线”容易遮蔽掉背后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和情感问题（甚至民族国家问题），并不利于形成实质性的团结，翻译需要介入其中[24]。
其实，美国还是太远，就中国内部而言，东西部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地区差异，城乡二元结构制造的隔阂，以及以工业化拉动的城市化、后工业化与金融化齐头并举的历史特质，俨然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心”与“边缘”。在这样的结构之下，各类社会改良实践[25]也容易互不看见（mutual blind）。大多数以城市白领为主的环保主义活动并不深究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工业化农业之间的深层次问题[26]，性别平等议题也更趋小资化，成为时髦的代名词，看不到其中的城乡差异[27]，而新工人实践虽试图团结更广泛的社会力量[28]，但也存在被小资当作消费对象的可能，而非被其他社会群体真正理解。
隔膜，无处不在，“翻译”，势在必行。
同时，对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思想界来说，翻译工作还应再增加一个维度，即左翼思想与各类社会改良实践之间的对话翻译。对当下中国社会改良实践的几大门户网站的文章内容[29]做一个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实践的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理论预设，大多为新自由主义式的，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不在其视野关注之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者们[30]从未间断过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经验教训的梳理总结，然而，在面对2000年以来新兴的社会改良实践时[31]，历史的经验与当下的实践之间缺乏有机的对话与联系，今天不知昨天事。如今，社会改良实践领域中“言必称境外”，“做必仿效商业逻辑”[32]的趋势在近几年中渐渐冒了出来。比如，有关“社区建设”和“社区营造”的内容必然是从我国台湾、日本、欧美引进的[33]，而鲜有实践者从以下几方面切入反思：“社区”这个概念来自何方？中国大陆本土的，人与人之间的组织方式历经怎样的历史变迁，又以何为凝聚的基础？现如今，在房地产开发等现实的官僚资本运作之下，如何能脱离掉这样的“社区生产”背景来谈社区？再比如，“参与式发展”这个概念，在社会改良实践的领域也必然会追溯到西方发展学的脉络中去[34]。少有人追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优良作风，也难见提及晏阳初“十大信条”中的“与平民共同生活，向平民诚心学习”，“共同计划、共同工作”[35]。不得不说，社会改良实践中的这些“言必称西学”的做法也是一种知识的霸权，更是理论思想、中国历史与当下实践之间彼此盲视的结果。 换一个角度，如果因为当下的社会改良实践存在历史与理论的盲点，而以“你们不符合左翼思想和目标”，而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待之，也会犯下武断自大的错误。“当今左翼实践与经典左翼理论之间的裂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36]。这句话不仅适合“世界社会论坛”，也适合中国当下的情况。对于当下中国改良知识分子来说，最具挑战性的要求是，当面对繁杂、迂回的社会改良实践的时候，理解“行动的迫切性转过来反对理论的纯粹性”，暂且放下没有外部干扰的哲学思考的干净利落，深入实践的逻辑，再反过来审视理论的不顺畅，洞察不顺畅中知识生产与实践推进的关键空间[37]。而对于眼下各类社会改良活动中的实践者来说，应警醒自己对左翼理论和历史的漠视，认识到深层反思和理论提炼的意义。
最后，桑托斯在对“翻译”的阐释中还遗留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回答。如果将各种变革社会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是否会迎来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决战的时刻？是否足以产生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性反抗？还是说，未来的全球左翼将永远处于不断的、局部的运动状态，没有所谓的终极胜利？与终极胜利相关的是，“否定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的分寸是如此地难以拿捏，最后是否会带来虚无主义的指向？
笔者认为，翻译工作还有一个可能尚未言明的重要意义。如果能够真正落实对于不同实践的理解、提炼和翻译，那么必然会触及不同地区反抗实践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共同的敌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一直成立，承认阶段性主要矛盾存在差异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能将共同面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抹杀掉。深入的翻译工作必然会回归唯物主义的视角，这是笔者所坚信的。
最后以安德森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革命的理论工作是可以在相对孤立的条件下进行的……但理论只有同工人阶级自己的集体斗争相结合，才能获得正确的和最后的形式。”[38]
注释
[1]作者桑托斯用的是“可替代社会”一词，英语为alternative society，俨然有替代“共产主义”作为那个未来美好社会的势头。这一表述的采用也与后文将要提到的“否定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立场相关。
[2]鲍温图拉·德·苏撒·桑托斯：《全球左翼之崛起》，彭学农等译，闵冬潮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3]同[2]，第57页。
[4]同[2]，第1—9页、第170—176页;Santos， Boaventura de Sousa， 2012， “Public Sphere and Epistemology of the South”， Africa Development， Vol.XXXVII， p.46—51。桑托斯对左翼认识论的批判既有洞见也有遗憾。即他敏锐地发现，西方科学主义的认识论范式不仅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也是西方左翼理论的根基。但是，他并未对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建构与西方左翼理论霸权地位的建构分别展开分析，以至于两者含混在一起，不加区分。事实上，左翼理论阵营的路线斗争与新自由主义霸权地位的建构有着不同的逻辑与脉络，不能等同视之。这一点有待深入的剖析。
[5]同[2]，第17页。
[6]同[2]，第36—48页、第176—177页。
[7]这句话有点绕，通俗地来说，既然“论坛”所要建构的“批判的乌托邦”是正解，那么新自由主义所描绘的乌托邦，就其实质而言，就必然是“反乌托邦”的了，这就像真假孙悟空一样。
[8]同[2]，第12页。
[9]同[2]，第2页、第38—40页。
[10]同[2]，第38—39页、第141页。
[11]伍德·艾伦：《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0页、第60页、第210页。
[12]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
[13]同[2]，第52—57页。
[14]同[2]，第58页。
[15]“接触区”一词来源于人类学中的“contact zone”。美国人类学家Mary louise Pratt， 1991，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no.91. p.33—40. 她用“接触区”这个概念指称某些“社会空间”，在那些社会空间中，也即在诸如殖民、奴隶制等权力不平等的语境中或在它们的余波中，不同的文化相互遭遇、碰撞、格斗。（I use this term to refer to social spaces where cultures meet， clash， and grapple with each other， often in contexts of highly asymmetrical relations to power， such as colonialism， slavery， or their aftermaths as they are lived out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oday.） [16]同[2]，第155页。
[17]同[2]，第143—148页;同[4]，Santos，第59—60页。
[18]同[2]，第148—150页;同[4]，Santos，第60页。
[19]同[2]，第133—134页。“双重不代表”意为“论坛”不代表任何人或组织，任何人或组织也不能代表“论坛”。
[20]Teivainen，2004，转引自桑托斯等，2013：131—132，原书未给出Teivainen的明确出处。
[21]同[2]，第153页。
[22]详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马奥尼·约瑟夫：《迷茫的西方左派》，思想市场（网刊）2014;同[2]，第159页。
[23]同[2]，第155页。
[24]近年来，劳工权益的跨境行动开始成为新的社会运动模式，体现了不同地区反抗者的联合;具体可参见许怡：《跨境行动主义：劳工权益倡议运动的传导与策略重塑》，《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25]对于社会改良实践，有一套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NGO、NPO、公益组织、社区组织、社工组织、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公民社会。笔者认为这些词语都无法很好地描述出中国当下社会改良实践的特征，暂且用“社会改良实践”这个词来指称相关社会现象，以突出其从某一价值理念出发，避免被贴上“运动”标签的同时，试图对社会进行改造，而非仅仅提供公共管理意义上的“服务”这一性质。需另外撰文分析内中差异。
[26]城市白领的环保运动更多地被称为“邻避运动”，既有社会改良性，又有其保守性。具体可见何艳玲：《“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白红义：《环境抗争报道的新闻范式研究》，《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45—50页;陈宝胜：《邻避冲突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等。
[27]参见惘随、小窗：《游走在城市与身份的边缘：四位来自农村的同性恋故事》，《蝉歌》2014年第3期，责任编辑：吴畅畅、石力月，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7401807/.
[28]具体可关注北京工友之家暨新工人艺术团的工人文化实践。另外，也可参考对于社会工作精英化、脱离底层的争论：告也，2014，《社工与劳工，从未在一起过》，NGOCN，http：//www.ngocn.net/home/column/article/id/361479.
[29]比如，NGO发展交流网www.ngocn.net，中国发展简报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
[30]本文对于中国大陆左右之分的复杂情势不做展开，暂且借用桑托斯对于左翼的宽泛定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31]知识界似普遍将2008年定义为中国的“公益元年”，因为在汶川地震、雪灾等现代性自然灾害中孕育出了一批全民性的，具有公共承担的志愿者。然而，笔者更愿意将时间前推至2000年前后，以大学生支农下乡、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作为普通民众投身社会改良的开端。
[32]参见徐永光：《公益市场化刍议》，2014，http：//gongyi.qq.com/a/20140414/010221.htm;刘韬：《警惕公益市场化》，2014，http：//www.ngocn.net/home/news/article/id/90132.刘韬一文虽反驳了公益市场化的取向，但并未进一步揭示市场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联。
[33]可参见《思明区邀请台湾专家谈社区营造》，http：//news.xmnn.cn/a/xxlb/201412/t20141203_4230382.htm;陈涛：《社区发展：历史、理论和模式》，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GDKGF41&xpos=8;与此同时，各类“乡村营造”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与之相应的是各种线下沙龙活动。如“乡愁经济学”就有台湾的背景。
[34]郭占锋对于“参与式发展”脉络的梳理;郭占锋：《走出参与式发展的“表象”》，《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35]晏阳初：《晏阳初全集2》，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56—569页。
[36]同[2]，第170页。
[37]对于“理论的不顺畅”的相关论述可见桑托斯等，2013：176，171，见注释2;以及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孟登迎译，载《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第48—62页。
[38]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责任编辑 郎静）
作者从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开始，以“论坛”所构建的“南方认识论”为基础，提出在“复数”的左翼之间进行知识与实践的双重“翻译”。在从“世界社会论坛”这一具体的实践平台走向“全球左翼之崛起”这一宏大目标的过程中，“论坛”在认识论上试图做出的突破，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全球左翼重构是全书相互关联、互为支撑的两个核心。这两个核心都贯穿了“否定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立场，让人始终觉得有未尽之意。
批判的乌托邦与复数的左翼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左翼文化运动消散，苏联解体，而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左翼退化的事实似乎已不必多言。然而，在作者看来，左翼的退却除了体现在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时候，缺乏对非资本主义式的“可替代社会”[1]的整体构想，放弃了暴力革命之外，更为深刻的危机存在于认识论的层面。
桑托斯认为，建基于西方科学主义认识论的左翼批判理论受自身的局限，容易漠视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识系统。“学习某些种类的知识会导致遗忘其他种类的知识，最后，变为对这些知识一无所知。”[2]在确立西方批判理论权威地位的时候必然伴随着对其他地方性知识的排斥与遮蔽[3]。正因这样的认识论局限，左翼的批判理论体系与实践之间形成了“虚幻（Phantasmal）”的关联。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左翼理论既不屑于考察以非政党政治的形式出现的新兴社会运动，也无力对欧美经验以外的社会反抗进行理论诠释。另一方面，各类社会运动也缺乏充分的理论反思和理论提炼，往往随意拿来一些概念给自己套上了事。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性已不复存在[4]。
在这一历史判定上，桑托斯提出“（制造）缺席（absence）的社会学”，这不仅是对新自由主义认识论的全面颠覆，也是对欧美左翼理论霸权地位的反省。“缺席的社会学”就是要发现被排挤、所未见的知识。那些被排挤、所未见的知识应当构建出另一套价值系统与知识系统，形成“出现的社会学”。在“出现的社会学”中，缺席的转换为在场，不可能、不可见的转换为可能与可见，被贬抑的弘扬为有意义的[5]。
“论坛”正是按照“出现的社会学”的原则，建立“南方认识论”的实践工作。“南方认识论”中的“南方”是对在全球范围内遭受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之人、之地、之识的隐喻。然而，这一认识论的出现并不带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论坛”不再强调优先的工人阶级主体，甚至拒绝“论坛”本身成为历史主体。在最宽泛意义上的各类左翼知识之间围绕“缺席”与“出现”的持续运动绝非“敌我”斗争，而是左翼内部的理论互通，试图在互相丰富、互相看见的原则上进行理论建设。其理论建构的指向并非重建一元论的普遍主义，“论坛”一直避免成为新的“共产国际”。无论在左翼内部还是面对新自由主义，“论坛”都警惕任何“主义”独霸整个左翼阵营。按照“南方认识论”的原则，当某个“主义”占据左翼霸主地位之时，也就是其他南方批判性知识系统被压抑的时候。
在这一认识论基础上，桑托斯倡导21世纪的全球左翼应争取“去极化的多元性”，号召左翼运动之间承认、理解、尊重、包容彼此的差异，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平等与民主[6]。“去极化多元性”的“南方”/左翼又具体指谁呢？他们是世界各地反抗新自由主义的组织和运动，有基层运动、参与性民主试验、解放神学、反独裁斗争、新老西方左翼政治、性别运动、少数族裔的权利斗争、民族运动、公民社会运动、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倡议，等等。他们在“论坛”中搭建相互平等、彼此尊重差异的网络，共同扛起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旗帜，但在政治诉求、民主价值和行动路径上的差异则留出空间以保护民主的多样性。总而言之，无论是“社会解放”“另一种世界”“乌托邦”还是“民主”“论坛”都在复数的意义上接受这些终极目标。所以说，不仅全球左翼的历史主体宽泛多样且模糊，其历史目标也是半开放性的。
行文至此，对桑托斯和“世界社会论坛”的批判之声似乎也要呼之欲出了。难道这不是披着左翼外衣的“后马克思主义”？“多元民主”“工人阶级不再是历史主体”“政治上的优先”……这一类论调是多么熟悉的“后马”话语啊！不过，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论坛”的反本质主义似乎没有那么彻底。
桑托斯还称呼“论坛”为“批判的乌托邦”。这个名字读着有些别扭，作者并非从正面入手逐条地赋予“乌托邦”以含义，而是从反面指出，“论坛”的乌托邦是建立在激进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反乌托邦的乌托邦”之上，所以“论坛”的乌托邦不能脱离“批判的”这个定语而存在[7]。
由于更多地根植于对现实的拒绝而不是对未来的界定，这个乌托邦设计（“世界社会论坛”），更多地聚焦于运动中的交流过程而不是对运动的政治内涵的评估，因而构成了世界社会论坛凝聚力的主要成分[8]。
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批判的乌托邦”的别扭之处：既要破——对实存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又要立——无论如何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乌托邦”。“立”的同时还要警惕内部霸权的诞生，遵循“去极化多元性”的动态过程，让被压迫的知识得以“出现”——“更多地聚焦于运动中的交流过程而不是对运动的政治内涵的评估”，一旦涉及评估，就会产生以何种原则、主义、价值来评估的问题。
既破又立，试图在“破立”之间拿捏分寸的对峙性始终内在于桑托斯“南方认识论”的观点与他所诠释的“论坛”之中。上文提到，“论坛”拒绝要求全球左翼运用同一种政治原则，推崇“去极多元”的认识论构建。然而，“论坛”也并不完全否定普遍主义，它在普遍主义或本质主义上的唯一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作为各种压迫的源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应拒绝被简化为奴仆状态的客体，“论坛”是世界各地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同盟，虽然这个同盟是去代表性且去官僚等级制的[9]。 树立新自由主义这个敌人，就是桑托斯所言“否定的普遍主义”[10]。这恐怕是与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激进的民主政治”最为不同的地方。加拿大左翼学者艾伦·伍德指出，在以“激进民主政治”为特征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将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偷换成了国家强权与人民联盟之间的矛盾对立。所谓“激进民主政治”的政治动力、政治目标与政治方向从何而来，其历史任务的肩负主体又从何产生，都成为随机性的问题。生产关系上的压迫与剥削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已经不再具有本质属性了。同理，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阶级这样的革命目标，被可以随意形成的结盟或敌对、随意产生的政治利益斗争所取代[11]。这样的“激进民主政治”正是汪晖所批判的“去政治化的政治”[12]。
就桑托斯与桑托斯诠释下的“论坛”都明确地以新自由主义为敌人这一点来说，起码还没有完全抛弃资本与劳动这一组根本矛盾。新自由主义作为晚近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对隐喻的“南方”形成压迫与剥削，这个敌人的树立是“论坛”在本质意义上的唯一承认。而没有树立的是，或者，只树立一半儿的是，与新自由主义这个敌人相对应的主体，“南方”仅仅在隐喻上勉勉强强做了对应，“复数意义上的左翼”可能是更恰当的能指，但显而易见，外延的扩展削弱了内涵的明晰。“世界社会论坛”在认识论上对传统左翼有突围也有保留，这之间的张力又继续带进了实践层面：通过“翻译”重构各地反抗运动之间的关系。
全球左翼间的翻译工作
如果说在认识论的理论层面上，还能较为容易地说通“论坛”不偏不倚的取向;那么在实践层面，尤其在组织层面上的实践，则更难做到既不承认普遍主义，又反抗本质上存在的敌人，既要构建乌托邦，又要防范凝结集体意志之官僚组织的建制。
从“世界社会论坛”的内部组织来看，“论坛”的两个核心机构“组织委员会/国际秘书处”和“国际理事会”分别负责“论坛”的具体组织工作和“论坛”的资源问题，形成在功能上的互补，力图创造新的组织文化和政治文化[13]。“论坛”兼顾对名人的邀请与对真正受压迫者参与的保障，积极处理政党、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这些互异的社会运动主体在“论坛”内的关系，并努力在每一届的“论坛”中做好规模的把握与讨论交流的深度，保证全世界的重要议题都能“不缺席”地展现在“论坛”之中。
桑托斯还对2003年和2005年两届的“论坛”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论坛”的确存在过于精英化、知识化的问题，参加者的学历和职业背景大多属于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底层受压迫者缺少进入“论坛”的途径。在这些问题上，“论坛”体现了自我解剖和自我改造的真诚性，这种真诚也是这本书字里行间透出的气息。比如，在印度举行的2002年“世界社会论坛”引入了多个小语种作为会议语言，降低了英语使用的要求，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语言霸权，保障了低种姓受压迫者的参会，也平衡了“论坛”过于向拉美参会者倾斜的问题。“论坛”的所有这些安排都力图践行“出现的社会学”，避免在反抗全球霸权的实践过程中，在左翼阵营内部出现新的霸权和压迫。作者甚至毫不避讳地谈到了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被人诟病的麦霸发言史[14]。
跳出几年一度的“论坛”本身，在全球左翼之间，更为日常性的组织方式又是什么？简而言之，桑托斯提出了“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此处不能将“翻译”理解为简单地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在“论坛”之外，全球左翼社会运动者创建了“社会运动的大众学校”，试图以“学校”为平台，为不同的左翼人士与左翼思想提供“接触区”[15]，通过“翻译”沟通不同的左翼实践。它的意义在于，替代普遍主义的位置，将普遍性转化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各类左翼之间相互了解、构建知识、寻求联合可能性的过程。
当社会变革没有不证自明的意义，也无法规划历史、社会和自然时，社会运动不得不借由翻译工作来创造部分的集体意义，使之联合起来进行最有成效的行动并实现他们认为最期待的社会变革。……翻译工作的目的是：在进步的社会运动和组织中培养构建共同知识和实践的意愿，使这些知识和实践成长壮大并提供可靠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案。[16]
由此，“翻译”工作就成为那个缓解“反本质”与“求本质”之间矛盾张力的实践过程。对“集体意义”的追求是必要的，但又是“部分的”，全球左翼所要争取的确实是“社会变革”，但被限定为是参加互译的几方“他们认为最期待的”社会变革，既非普遍性的，也非终极的;因为这个“社会变革”的意义并非不证自明的，当于“翻译”的过程中彰显，成长为共享的知识。至于“可靠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方案”是否也是复数意义上的，全书没有再继续深入展开。可以确信的是，桑托斯的重点不落在这个问题上，而落在组织翻译的过程上。
那么，翻译什么呢？翻译工作有两个内容，首先是对不同地区的知识的翻译，包括对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翻译，达到彼此理解，互相补充，互相丰富的目的。这里依旧警惕一种关于“完满”的普遍主义观点，强调翻译的动态交互过程[17]。比如，“民主”“解放”等概念可能在不同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里有不同的意涵，翻译的目的在于让彼此充分理解对方所认同的含义的合理性，认识到自身社会语义里的缺憾，而非用自己的理解去说服对方，更不能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对方。这也印证了在复数的意义上接受这些终极目标的“南方认识论”原则。
翻译的第二个内容是，对于不同地区的左翼抗争实践的翻译。这个翻译过程的关键在于，需通过不同的实践形式，厘清背后支撑该反抗实践的现实条件、知识预设和理论基础。唯此，才能认清各类左翼实践之间结盟的可能性与障碍[18]。比如，有的社会运动以争取性别平等的权利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有的则以工人运动为己任，有的策略性地联合国家政权，有的则排斥。这些不同类型、不同议题的社会行动之间需要通过翻译工作，理解对方优先性抉择的原因和策略，才有探讨团结联合的基础。 那么，强调“翻译”胜过“集体行动”的“世界社会论坛”会不会沦为一个仅供左翼人士“清谈”的“开放空间”？是否应成为一个具备高度组织性、纪律性、行动性的社会运动？这点曾经引起过“论坛”不同参与者的争论。比如，萨米尔·阿明等著名左翼知识分子于2005年联署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十二条建议（阿雷格里港宣言）》就是一个更具集体意志的行动纲领。然而，有人认为《宣言》违背了《原则宪章》里的“双重不代表”原则，更有人指出，联署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西方白人男性知识精英，构成了对普通民众和女性的霸权[19]。
另有参与者认为，“论坛”的意义在于，为世界各地的抵抗斗争提供介绍、交流、传播、讨论的平台，对赋予了不同政治策略以优先权的政治思想的争锋、交融、提升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论坛”进行的过程中，不同的组织和运动可以自行形成结合，成为更广泛、更高层面的集体，而不必以“世界社会论坛”为名义[20]。也即，经过充分的“翻译”之后，左翼人士可自行凝聚“部分的集体意志”，而重点仍落在“论坛”与“学校”交流培育的责任上。
作为“世界社会论坛”的常态化组织，“学校”的知识生产与体制内教育研究机构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知识生产是嵌入变革实践的情境中去的，也唯有在这样的方式下，“出现的社会学”才能真正出现。同时，“学校”里展开的“翻译”过程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运动与运动之间情感连带的增进和反思能力的加强[21]。也正是在这两点上，“批判的乌托邦”得以落脚。
总结来看，“翻译”汇聚了多个层面的工作内容，形成立体的、全面的推进方式。对知识和实践的理论性思考与辨析弥补了社会运动理论工作的不足，构成理论建设的维度。而突破象牙塔式的理论工作方式，将革新社会的实践情境囊括进来，创造理论工作与变革实践的叠交区域。并且，“翻译”工作不把理论做成一个超脱个人情感与经验的智力游戏，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经验连带。“翻译”工作所培育的集体性正诞生于理论、实践、情感的三重结合之中。
在“翻译”中重构左翼
那么，对于世界各地的左翼人士来说，果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左翼的全球联合吗？
“翻译”工作实为在实践的话语中对实践进行理论研究，这样的落脚点重新将理论、实践乃至情感有机地结合起来，部分地回应了佩里·安德森关于左翼越来越学院化、哲学化的批评，有助于打消一些左翼学者对于“不足以应对现实的概念和理论”的固执坚持[22]。“批判的乌托邦”借由“翻译”的当下可行性不再只存在于遥远的未来，而成为“对现在的重新构想”，对于历史任务时间感的调整又反过来增强翻译实践的合理性与紧迫性[23]。翻译工作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具有积极的意义。
正如我们所见，虽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将我们都纳于同一个资本运作的体系中，但不同地区被新自由主义裹挟的经历不同，在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由此生成的抗争内容和抗争目标也具有各自的历史特征。这个时候，翻译工作就变得异常重要了。比如，当我们在用后福特主义灵活积累、劳动时间的碎片化等理论来说明西欧各国自20世纪80年代快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后的特征时，不能不看到，中国、越南等身处于同一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后发国家承担了全球制造业的转移，流水线工人依旧而社会主义国家（抑或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不再。于是，如果说华尔街占领运动打出的“我们是99%”的口号中也包含了后发国家中的劳工群体，那定然是假的，起码，其“代表性”是极其脆弱的。无论美国华尔街写字楼的白领多高级，其本质也与中国的工人一样，同属于劳动者，但是美国街头的失业者真的明白自己与中国工人之间的联系吗？中国工人理解美国失业者的切肤之痛吗？毕竟身处资本主义链条的不同层面，语言符号意义上的“统一战线”容易遮蔽掉背后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和情感问题（甚至民族国家问题），并不利于形成实质性的团结，翻译需要介入其中[24]。
其实，美国还是太远，就中国内部而言，东西部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地区差异，城乡二元结构制造的隔阂，以及以工业化拉动的城市化、后工业化与金融化齐头并举的历史特质，俨然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心”与“边缘”。在这样的结构之下，各类社会改良实践[25]也容易互不看见（mutual blind）。大多数以城市白领为主的环保主义活动并不深究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工业化农业之间的深层次问题[26]，性别平等议题也更趋小资化，成为时髦的代名词，看不到其中的城乡差异[27]，而新工人实践虽试图团结更广泛的社会力量[28]，但也存在被小资当作消费对象的可能，而非被其他社会群体真正理解。
隔膜，无处不在，“翻译”，势在必行。
同时，对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思想界来说，翻译工作还应再增加一个维度，即左翼思想与各类社会改良实践之间的对话翻译。对当下中国社会改良实践的几大门户网站的文章内容[29]做一个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实践的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理论预设，大多为新自由主义式的，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不在其视野关注之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者们[30]从未间断过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经验教训的梳理总结，然而，在面对2000年以来新兴的社会改良实践时[31]，历史的经验与当下的实践之间缺乏有机的对话与联系，今天不知昨天事。如今，社会改良实践领域中“言必称境外”，“做必仿效商业逻辑”[32]的趋势在近几年中渐渐冒了出来。比如，有关“社区建设”和“社区营造”的内容必然是从我国台湾、日本、欧美引进的[33]，而鲜有实践者从以下几方面切入反思：“社区”这个概念来自何方？中国大陆本土的，人与人之间的组织方式历经怎样的历史变迁，又以何为凝聚的基础？现如今，在房地产开发等现实的官僚资本运作之下，如何能脱离掉这样的“社区生产”背景来谈社区？再比如，“参与式发展”这个概念，在社会改良实践的领域也必然会追溯到西方发展学的脉络中去[34]。少有人追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优良作风，也难见提及晏阳初“十大信条”中的“与平民共同生活，向平民诚心学习”，“共同计划、共同工作”[35]。不得不说，社会改良实践中的这些“言必称西学”的做法也是一种知识的霸权，更是理论思想、中国历史与当下实践之间彼此盲视的结果。 换一个角度，如果因为当下的社会改良实践存在历史与理论的盲点，而以“你们不符合左翼思想和目标”，而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待之，也会犯下武断自大的错误。“当今左翼实践与经典左翼理论之间的裂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36]。这句话不仅适合“世界社会论坛”，也适合中国当下的情况。对于当下中国改良知识分子来说，最具挑战性的要求是，当面对繁杂、迂回的社会改良实践的时候，理解“行动的迫切性转过来反对理论的纯粹性”，暂且放下没有外部干扰的哲学思考的干净利落，深入实践的逻辑，再反过来审视理论的不顺畅，洞察不顺畅中知识生产与实践推进的关键空间[37]。而对于眼下各类社会改良活动中的实践者来说，应警醒自己对左翼理论和历史的漠视，认识到深层反思和理论提炼的意义。
最后，桑托斯在对“翻译”的阐释中还遗留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回答。如果将各种变革社会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是否会迎来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决战的时刻？是否足以产生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性反抗？还是说，未来的全球左翼将永远处于不断的、局部的运动状态，没有所谓的终极胜利？与终极胜利相关的是，“否定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的分寸是如此地难以拿捏，最后是否会带来虚无主义的指向？
笔者认为，翻译工作还有一个可能尚未言明的重要意义。如果能够真正落实对于不同实践的理解、提炼和翻译，那么必然会触及不同地区反抗实践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共同的敌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一直成立，承认阶段性主要矛盾存在差异性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能将共同面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抹杀掉。深入的翻译工作必然会回归唯物主义的视角，这是笔者所坚信的。
最后以安德森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革命的理论工作是可以在相对孤立的条件下进行的……但理论只有同工人阶级自己的集体斗争相结合，才能获得正确的和最后的形式。”[38]
注释
[1]作者桑托斯用的是“可替代社会”一词，英语为alternative society，俨然有替代“共产主义”作为那个未来美好社会的势头。这一表述的采用也与后文将要提到的“否定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立场相关。
[2]鲍温图拉·德·苏撒·桑托斯：《全球左翼之崛起》，彭学农等译，闵冬潮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3]同[2]，第57页。
[4]同[2]，第1—9页、第170—176页;Santos， Boaventura de Sousa， 2012， “Public Sphere and Epistemology of the South”， Africa Development， Vol.XXXVII， p.46—51。桑托斯对左翼认识论的批判既有洞见也有遗憾。即他敏锐地发现，西方科学主义的认识论范式不仅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也是西方左翼理论的根基。但是，他并未对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建构与西方左翼理论霸权地位的建构分别展开分析，以至于两者含混在一起，不加区分。事实上，左翼理论阵营的路线斗争与新自由主义霸权地位的建构有着不同的逻辑与脉络，不能等同视之。这一点有待深入的剖析。
[5]同[2]，第17页。
[6]同[2]，第36—48页、第176—177页。
[7]这句话有点绕，通俗地来说，既然“论坛”所要建构的“批判的乌托邦”是正解，那么新自由主义所描绘的乌托邦，就其实质而言，就必然是“反乌托邦”的了，这就像真假孙悟空一样。
[8]同[2]，第12页。
[9]同[2]，第2页、第38—40页。
[10]同[2]，第38—39页、第141页。
[11]伍德·艾伦：《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0页、第60页、第210页。
[12]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版。
[13]同[2]，第52—57页。
[14]同[2]，第58页。
[15]“接触区”一词来源于人类学中的“contact zone”。美国人类学家Mary louise Pratt， 1991，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no.91. p.33—40. 她用“接触区”这个概念指称某些“社会空间”，在那些社会空间中，也即在诸如殖民、奴隶制等权力不平等的语境中或在它们的余波中，不同的文化相互遭遇、碰撞、格斗。（I use this term to refer to social spaces where cultures meet， clash， and grapple with each other， often in contexts of highly asymmetrical relations to power， such as colonialism， slavery， or their aftermaths as they are lived out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oday.） [16]同[2]，第155页。
[17]同[2]，第143—148页;同[4]，Santos，第59—60页。
[18]同[2]，第148—150页;同[4]，Santos，第60页。
[19]同[2]，第133—134页。“双重不代表”意为“论坛”不代表任何人或组织，任何人或组织也不能代表“论坛”。
[20]Teivainen，2004，转引自桑托斯等，2013：131—132，原书未给出Teivainen的明确出处。
[21]同[2]，第153页。
[22]详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马奥尼·约瑟夫：《迷茫的西方左派》，思想市场（网刊）2014;同[2]，第159页。
[23]同[2]，第155页。
[24]近年来，劳工权益的跨境行动开始成为新的社会运动模式，体现了不同地区反抗者的联合;具体可参见许怡：《跨境行动主义：劳工权益倡议运动的传导与策略重塑》，《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25]对于社会改良实践，有一套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NGO、NPO、公益组织、社区组织、社工组织、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公民社会。笔者认为这些词语都无法很好地描述出中国当下社会改良实践的特征，暂且用“社会改良实践”这个词来指称相关社会现象，以突出其从某一价值理念出发，避免被贴上“运动”标签的同时，试图对社会进行改造，而非仅仅提供公共管理意义上的“服务”这一性质。需另外撰文分析内中差异。
[26]城市白领的环保运动更多地被称为“邻避运动”，既有社会改良性，又有其保守性。具体可见何艳玲：《“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白红义：《环境抗争报道的新闻范式研究》，《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45—50页;陈宝胜：《邻避冲突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等。
[27]参见惘随、小窗：《游走在城市与身份的边缘：四位来自农村的同性恋故事》，《蝉歌》2014年第3期，责任编辑：吴畅畅、石力月，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7401807/.
[28]具体可关注北京工友之家暨新工人艺术团的工人文化实践。另外，也可参考对于社会工作精英化、脱离底层的争论：告也，2014，《社工与劳工，从未在一起过》，NGOCN，http：//www.ngocn.net/home/column/article/id/361479.
[29]比如，NGO发展交流网www.ngocn.net，中国发展简报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
[30]本文对于中国大陆左右之分的复杂情势不做展开，暂且借用桑托斯对于左翼的宽泛定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31]知识界似普遍将2008年定义为中国的“公益元年”，因为在汶川地震、雪灾等现代性自然灾害中孕育出了一批全民性的，具有公共承担的志愿者。然而，笔者更愿意将时间前推至2000年前后，以大学生支农下乡、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作为普通民众投身社会改良的开端。
[32]参见徐永光：《公益市场化刍议》，2014，http：//gongyi.qq.com/a/20140414/010221.htm;刘韬：《警惕公益市场化》，2014，http：//www.ngocn.net/home/news/article/id/90132.刘韬一文虽反驳了公益市场化的取向，但并未进一步揭示市场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联。
[33]可参见《思明区邀请台湾专家谈社区营造》，http：//news.xmnn.cn/a/xxlb/201412/t20141203_4230382.htm;陈涛：《社区发展：历史、理论和模式》，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GDKGF41&xpos=8;与此同时，各类“乡村营造”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与之相应的是各种线下沙龙活动。如“乡愁经济学”就有台湾的背景。
[34]郭占锋对于“参与式发展”脉络的梳理;郭占锋：《走出参与式发展的“表象”》，《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35]晏阳初：《晏阳初全集2》，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56—569页。
[36]同[2]，第170页。
[37]对于“理论的不顺畅”的相关论述可见桑托斯等，2013：176，171，见注释2;以及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孟登迎译，载《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第48—62页。
[38]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责任编辑 郎静）